北京之春---假如道家文化占主流/余东海

答：有先例可供参考。汉朝儒道并重，虽比法家的暴秦好很多，但问题也很严重，而且越来越大，让贾谊为之痛哭流涕长叹息者六。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才渐上正道。南北朝玄学泛滥，佛道旺盛，南北瓦裂，战乱相继。后来北朝逐渐尊儒，才重新统一中国。

在政治上，能够开出宪政的文化才是好文化。至今为止，能够开出宪政的文化系统有二：一是儒家，为仁本主义系统；一是自由主义，为人本主义系统。不言而喻，西方宪政都属于人本主义。清末康有为集团的君主立宪追求，就是儒家可以开出宪政的最好证明。东海《中华宪政纲要》和《儒家特区构想》中的制度架构，都是儒家宪制。此外，古今中西所有文化，包括马学神学，都不可能开出宪政来。

也就是说，只有仁本位或人本位的文化才能宪政，其它物本位、神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本位、民族本位等等文化都无能为力。

民族本位就是三民主义一大误区，民族民生民权都是政治要关爱尊重的对象，本身不能主义化，否则就是本末颠倒，就会负面化而有违民本原则。故三民主义文化品质甚低，虽然主张宪政，其实无力实行。台湾实行宪政，并非国民党主动所为和三民主义本身所能。或者说，台湾行宪是国民党迫不得已而对社会的顺应，而且全靠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左右夹辅。蒋介石先生晚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高度有限又半途夭折，却给国民党顺应社会、实行宪政提供了相当的文化道德内力。自由主义则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推崇，与三民主义贯穿始终。2019-4-4

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都不对，汉族主义同样非政治正道。汉族的伟大不在于汉族主义，而在于儒家文化。汉族政权是否中华，也须依文化信仰和文明实践而判。汉族而信奉外道，便非中华；汉族而信奉邪道，便沦为中华之乱臣、民族之贼子，不是夷狄，坏于夷狄。

长毛集团虽是汉族，但信奉拜上帝教，反过来反孔灭儒，遂沦为乱臣贼子，比一般夷狄更坏。孙氏基于汉族主义立场，对长毛集团不吝赞美，严重伤害了国民党的政治品质。仅此一点，就让孙氏自绝于儒家，使民国不配为中华。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为“诬文武者”歌功颂德，其罪如何？长毛之罪又岂止诬文武哉。

或谓儒家与民族主义可以兼容，或谓儒家在政治上就是民族主义。皆非。儒家王道政治是民本位，不是民族本位。民族主义则是民族本位，与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的范畴。民本位与人本位比较接近，然亦有所不同。人本位的人是个体的人，是个人主义哲学，民本位的民则兼具个体性和集体性。

或谓：“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确立现代国家的一个逻辑前提，这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它是有逻辑可循的”云云，非也。多数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思想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哲学范畴，自由主义是立足于人本主义的政治学。自由主义、人本主义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2019-4-4

或谓圣贤罕见，一个时代能出一个就不错了，所以既肯定某某有资格传承道统，又说看好自己和其它几位儒友，有自相矛盾或过度乐观之嫌。殊不知，一个时代的圣贤和道统传人没有人数限制，尧舜时代和西周初期，圣君贤臣并世而立，都是道统传人。孔子颜回师徒，孔子子思祖孙，二程朱熹同代，都是道统传人。

现时代儒家受到的打击摧残空前严重。一旦来复，复兴的高度广度和圣贤君子的人数也可能空前，我就发现好几个年轻人不愧为君子，充满希圣希天的希望。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时代，却可能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对于未来，我是极短期内颇为悲观，略微长远就非常乐观。这里的短期，指几年、十几年间黎明前的黑暗。邪恶将灭未灭，正善力量薄弱，天灾人祸将会比较集中地爆发。期间，那些大奸大恶之徒也会遭到各种方式的清算，包括天灾人祸、法律惩罚、官杀仇杀和自己人自相残杀。

此后天怒人怨逐渐平复。儒家复兴速度加快，到一定时候还会产生爆炸性效应和质变性进展。数十年间，师生圣贤、父子圣贤、祖孙圣贤、夫妻圣贤将会陆续出现，直到出现君臣圣贤，即政治性圣贤集团。

君臣圣贤出现，意味着儒家成为立国思想，中华文明正式重启。东海个人可能无缘看到那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了，但我相信很多儒生和我的子孙能看到并参与其中。此生能够为之努力奋斗奉献，为之流汗流泪流血，吾愿足矣。

现在是马杂时代，但杂时代未必姓马。在儒家文明正式重启之前，马杂时代应该早就结束了。继之而起的应是另一种无马的杂时代，是各门各派争雄、儒家和自由主义相持的杂时代，也可能是自由时代或准儒家时代。2019-4-4

或谓东林党“蛮夷化、邪教化、极端化”云云，无知悖谬。东林党是儒家群体。就个体而言，儒家难免有奸恶之徒伪君子；就群体而言，绝不可能蛮夷化邪教化极端化。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儒家群体，文化道德水平会有差别，但最差也有底线，不会堕落为野蛮邪恶势力。

很多年来，对东林党的诬毁批判，成了学界和江湖不谋而合的共识。东海早想深入历史、利用史实为之一辩，奈何时间精力有限，一直拖延了下来。谌旭彬先生的文章：《“痛骂东林党”这股歪风，毫无史实依据可言》，很及时，很有必要，特此推荐。2019-3-25

头痛足痛，正确的办法是查究疼痛的原因，对症下药予以根治。对于中国来说，所有道德性、政治性、社会性剧痛，无不根源于马学马制。马学不去，马制不改，其它一切改良的努力，即使有效，无非是头痛治头，足痛治足。

其实，头痛治头足痛治足还算好的，毕竟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有助于缓解人民和国家的疼痛。更多的是头痛治脸足痛治脸，只顾装饰脸面，相当于李宗吾所说的锯箭疗法。其实，还有更简单的马帮习惯法，头痛治嘴足痛治嘴。防民之口也防官之口，把喊痛的声音的封住。就像一句江湖名言所说：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法子比锯箭法更无耻更简单，连锯箭的功夫都省略，连基本脸面也不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极权主义就是以人民疼痛、国家疼痛为基座的。人民和国家的疼痛消失之日，就是极权主义灭亡之时，特权阶级巨大的权力和利益就将烟消云散，其中罪恶深重者还会遭到人民的清算。所以特权阶级必须坚持极权主义道路，维护极权主义稳定。所谓维稳，实质上就是维持人民和国家的疼痛。2019-4-5

一个人有没有得道，是否圣贤，怎样判断？办法无非是听其言观其行。言是言论，包括知识、思想、理论、观念、学术、意识形态；行指行为，行动，即践履功夫生命实践，包括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

得道者允执厥中，言行中正，仁智勇俱大。其言论经得起批评和实践的检验，其道德实践符合中道原则，政治实践符合王道原则。

孔子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上》）

这里的君子指德位相称者，包括圣贤和大人。言行决定荣辱。言论发表出来，行为构成事实，一个人是荣是辱就由它们决定了。也可以说，言行体现品德，一个人得道与否，也是由它们决定的。

知行合一，知在行前。学习学习，学在习前。言行言行，言在行前。行是否正确，取决于言，即知见学问观念方法。上面这段话中，孔子特别强调其言善不善的重要。如果其言善，就进一步观察其人能否行其言。如果其言不善，欲求行之善；说话不靠谱不着调，欲求行为靠谱着调，不可能也。

《荀子·大略》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真正得道，必是国宝级的人物。口不能言身能行、口能言身不能行两种人，虽有可取，非得道者也。

同时，人的其它表象，诸如身体脸色眼睛精神神态等等，也可以作为参考。圣贤君子，自有其气象，非世俗所能察，是君子必有觉。

儒佛道三家道不同，故得道表现因之而异。佛教得道者言行必归本于涅槃空寂，道家得道者言行必归本于虚静自然。这是两家不可移易的基本立场观点，万法归一，万派归宗，终归于此。如果改变了，就非佛道了。儒家得道者必归本于生生不息、至诚无息、自强不息。

佛教喜欢讲，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句话也可释之以儒理。归元者，归于乾元、归于仁也。乾元，天道之仁；仁，生命之天。仁与乾元，即性与天道，异名同指。无二即唯一。一条什么路？义路耳。故仁义是基本标准。

儒家得道者，必然言行仁义。仁义才能中正，中正必然仁义。何谓仁义，标准何在？一在圣经，二在良知。关此，东海曾有《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一文详论，兹不赘。2019-4-6

常听有人说儒家是天下主义，孔子、王船山都被称为“为世界立法的天下主义者”。皆非。儒家并非天下主义，而是天主义或者天道主义。一字之差，性质截然不同。天下主义是无本生意，虽比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广阔些，但同样无本。天主义才抓住了根本。

天，指天道天理，即仁性良知。天是本质，乾父坤母；天下是现象，万象皆儿孙。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仁。这是本，宇宙生命万象之本体，道德政治万事之本质。天主义即仁主义，即仁本主义，也可称良知主义、天理主义、中道主义等等，异名同指。

执大象天下往。仁就是这头大象，抓住了这头大象的文化人就是圣贤，抓住了这头大象的领导人就是王者，都是为天下立法的人。圣贤替天传道，是从道德层面立法，可以师表万世；王者替天行道，是从政治层面立法，可以天下归往。2019-4-5

或问：你常常批判马克思主义，假设有一个你心目中的圣贤来当党的领导人，你怎么看待？答：这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个假设不符合道德逻辑。圣贤根本不可能当马党的领导人，原因有三：

一、圣贤根本不会信奉马学认同马制，不入马党，何谈领导；二、马党逆淘汰，根本没有圣贤上升的空间和机会。或许个别擅于韬光养晦的好人，可能侥幸升到高处。而圣贤君子连枉尺直寻都不屑于，遑论韬光养晦以求上升。

假设这个假设成立，圣贤当上了党的领导人，当务之急必是致力于文化、制度的全方位改革，彻底去马，全面归儒，实践儒家宪政，重建中华文明。2019-4-6

一些已经落马的马家高官被称为国妖，其实也是抬举。荀子说：“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善言必须具备一定的正确性正义性，而马官之言立足于马学之立场观点方法，根本邪谬，何善之有。

马官大多“口言邪，身行恶。”满腹满口都是女娼男盗，或强盗逻辑，或娼妓巧言。马学作为现代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之集大成，其中充满赤裸裸宣扬暴力和欺诈的恶言，也颇多似是而非、似正实邪、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的巧言，最富有煽动性欺骗性。在一个反孔反儒的社会里，具有至高无上的诱惑力。

国妖虽然行为丑恶、邪恶，但能“口言善”，属于伪君子，在马官群体凤毛麟角也，因为伪君子能儒言儒语，有君子之言。而绝大多数马官马言马语，言行俱恶，小人盗贼赤裸裸，比国妖更不堪，遑论伪君子。不知称什么才合适，借此机会向方家请教。2019-4-6

哲学的尽头是宗教之说，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可以成立。西方哲学对于宇宙生命本质问题，对于性与天道和形而上问题，要么缺乏思考，要么离题万里。但如果把儒学看成中国特色的哲学，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了。科学的尽头，西哲的尽头，宗教的尽头，佛道的尽头，都有儒学在等着。

佛道于道有得，而得之不全，佛教耽空滞寂而不明本性以阳刚为主，道家耽虚滞静而不明天道以健动为本。唯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抓住乾元、明乎太极而允执厥中。只不过那样一来，佛道与儒家无异，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019-4-6

个人主义之哲学品质，远高于各种集体主义和神本主义，更高于物本主义，唯远逊于仁本主义。它贵在抓住了人，知道人权自由的重要性；憾在不识人之本性，不识仁，不知道道德良知更加根本。

仁者人之本，不识仁，对人的认识就非常有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不识仁，好人恶人、善善恶恶的能力就非常有限。不识仁的学术，道德上无法培养仁者，政治上无法建设王道，是必然之理。我多次指出个人主义道德资源不足，原因在此。

个人主义者不识仁，也是必然之理。如果识仁，就会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就会归于仁本，归依儒门。东海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年从自由主义归儒，是水到渠成的勃勃不容已。

西方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无不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上。个人主义与上帝主义构成西方学术两大系统。西方现代文明是个人主义超越、取代上帝主义的结果。西方现代文明的辉煌，又是马家物本主义和伊家神本主义的野蛮黑暗衬托出来的。对于西方，马伊二家排斥、批判最力，又最没有资格批判。就像非人没有资格批判小人一样。2019-4-6

人们常说幸福靠自己努力，靠自己去追求和创造。没错，但不准确。追求的方向、创造的内容如果错误，努力的结果难免与幸福失之交臂或背道而驰。

其实，幸福度取决于道德度。一切追求和创造，都应该围绕着道德转。这是幸福的基础和前提。例如，有故人母慈子孝，幸福感溢于言表，溢于朋友圈。慈孝就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两大要素。

只有在有道有德的前提下，财富权力地位名望等等才能为幸福锦上添花。如果缺乏基本道德支持，即使大富大贵，也无幸福可言。而且，富贵与幸福成反比。例如，无数马家高官，夫妻相憎，父子相争，手足相残，而且它们的富贵，大多昙花一现而代价惨重，有何幸福可言。

论幸福，这种家庭远不如那些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贫穷人家。这种诗礼之家，古来无数无量，在马邦也罕见罕闻。马邦弱势群体，道德败坏者众。在中西国民中，最不幸的是马邦人民；在古今官员群体中，最不幸的是马官群体。

缺德最不幸，有德必有福。道德高到圣贤境界，无入不自得，所谓孔颜之乐，快乐幸福无所倚，完全与外境外物无关。老庄有得乎道，其道虽与孔孟之道异中有同，有些理义颇为一致。《庄子让王篇》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於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这段话就说得颇好。2019-4-7

张三一言，铁杆民主派也，常出没于海纳百川和独立评论两个论坛。二十年前初落网便读过其一些文章，开始颇为欣赏，后来发现他也是铁杆反儒派，对儒学充满误解和敌视，也分不清楚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的本质区别。

对于归儒之后的东海，深恶痛绝，常予以严批厉斥。视儒家为极权文化大本营，视东海为马家恶政小帮凶。一般不予回应，就像面对幼稚园的小朋友，不知从何说起也。

此君二十年如一日地宣传民主反对儒学，二十年来反儒立场没有丝毫改变，固然可悲，可笑；然二十年来民主立场没有丝毫改变，却也难得，可敬。最近两个月没有看到他出现了，特此想念一下。2019-4-7

某微信群看到一则消息，说一个前往响水救灾者，介绍众多救灾人士受到当地人各种刁难、勒索的情况。如果属实，简直比盗贼更坏。传统盗贼不至于偷盗、抢劫和刁难有恩于自己、或前来帮助自己的人。

传统盗贼往往有某些底线，所谓次道德。古代山东、东北马贼就有内部帮规，规定七不劫八不抢，对老弱妇孺和穷苦人高抬贼手。而马邦人坏起来往往没底线，马官最善于算计压榨弱势群体，马民相互坑蒙拐骗无底线。

其实那个救灾者所严情况是否属实，已经不重要。无数证据、事例，包括东海大半辈子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已足以证明，官德民德全体崩溃，上上下下普遍无底线。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东海补充曰，以人民为镜，可以明政治好坏。人民堕落若此，政治无道极矣！

消息中的救灾者感叹，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导致民德败坏不是山水，而是极权主义文化和制度。这是吾国吾族最大的灾难源，它不仅导致政治社会全面腐烂，也导致山水自然环境深度败坏。2019-4-7余东海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反过来也可以成立：有恒心者有恒产，无恒心者无恒产。

看到一则资料：“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而在明年将又有4850家将满150岁生日”云。这就是“有恒心者有恒产”最好的证明。

无恒心者无恒产，特权阶级的殷鉴近在眼前，例子层出不穷。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特权之虎和依附在它们身上的苍蝇，无不大富特富，不少人一夜暴富。然富不过三代成了普遍现象，大多数一代二代即返贫或毁灭。

为什么无恒心者无恒产？原因就在孟子的话里：“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肆意作恶，胡作非为，无所不为，纵然富贵，焉能持久。

注意，恒心指常存的善心。《孟子·梁惠王上》赵岐注：“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唯有仁心最为恒久。一般善心未必有恒，居心不善必然无恒。苟且之心，怙恶之心，放僻邪侈之心，虽然恒久，非恒心也。2019-4-11

“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篇》）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王；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都是大贤之臣。孔子为集大成之圣人和素王。唐朝韩愈提出的传道谱系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列入了孟子，但将孟子谱系中孔子以前的贤臣排除了，只列圣王。其中孟子为亚圣。

朱熹承继了孟子韩愈的传道谱系而加以检择，《中庸章句序》中，道统始于“上古圣神”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诸君和皋陶、伊、傅、周、召诸臣传之，然后是孔子、颜子、子思子、孟子、二程。

这是朱熹认定的道统谱系，最为妥当。其中，皋陶在尧和舜时期任士师、大理官，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伊即伊尹，商汤之相；傅即傅说，商王武丁之相；周即周公，召即召公，皆周初之相，周公曾经摄政。

综上所述，中华道统谱系顺序如左：伏羲，神农，黄帝，尧帝，舜帝，皋陶，禹帝，汤王，伊尹，傅说，文王，武王，孔子，颜子，子思子，孟子，二程。

团结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怎么团结，团结的宗旨、目的、基础是什么，团结什么人。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了一句名言：“远小人，近贤臣，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贤臣者，君子也。亲即亲近，团结。远即疏远，不团结。对于小人，有权位则教导、提升之，无能力则避让、疏远之。只有小人才喜欢团结小人，只有盗贼才喜欢团结盗贼。不过小人盗贼所谓的团结，只是相互利用和勾结。

士君子是君和君子应该团结的对象。君者，群也。君子有机会为君，必擅于团结正人君子，凝聚官心民心。如果天下无道，既不适宜从政，更无机会为君，君子也乐于独立独乐，独来独往，勇于不团结。为了坚持真理正义，甚至不妨以一人之力与整个社会唱反调，与一大黑帮对着干。如孟子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2019-4-11余东海

徐圣选先生《浅谈中国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一文，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作的方式或者说制度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将中国社会主义的资本运作方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认为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发展到“权贵资本主义经济”，都很中肯。

“现在还是很难界定，比如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的国家。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现在的中国、朝鲜、古巴、委内瑞拉、越南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无论是别人如此称它们、或者它们如此自称，欧洲各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现在的中国、朝鲜、古巴、委内瑞拉、越南等等，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希特勒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亦名副其实。

当代各国政治道路各异，归总起来不外乎两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道路性质截然相反，根本区别有三：政治哲学、道德标准和制度模式。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哲学，人本主义标准、民主制私有制；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哲学，集体主义标准、党主制公有制。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东海曰，社会主义必然贫穷。社会主义必然极权主义和按权分配，必然贫富悬殊，必无人权保障！2019-4-11余东海

百年浩劫，内忧外患深重，天灾人祸不断，潘多拉魔盒由五四开启。五四运动包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既反中华文化之常，亦逆西方文明而行。五四最大的作用，是为马学泛滥成灾扫清了障碍。

五四作为反儒反华反文明的民粹主义运动，在任何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都百无一利、一无可取。注意，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平等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与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皆背道而驰，与极权主义相反相成，一拍即合。对五四进行全面反思、彻底否定和深入批判，是复兴儒家重建中华的思想前提。特附上东海《清算五四》一文供参考。2019-4-12

有文章介绍，英国智库专家马丁雅克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有3大根本原因。首先，中国广袤的疆土丰富的资源，为再度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国土基础。其次，中国人民拥有勤劳的特质；再者，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马丁没有抓住根本。中华文明长盛的根本因在于中华文化，即中道文化，即儒家。这是中华文明的思想背景、价值依据和道德根基，可称为中华之根，民族之魂。资源的丰富属于助因，疆土的广袤和人民的勤劳团结，则是文化和文明的成果。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五常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是这种价值观的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清朝灭亡，中华文明戛然而止。之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有中华之名，已无中华之实。民国去儒家化，去中华化，去文明化，共和国非人化，与中华和文明彻底绝缘。2019-4-12

宋朝衰亡并非理学之过，明朝衰亡并非心学之过，清朝衰亡也非儒家之过，而是各个王朝晚期严重偏离儒家之过。同样道理，蒋介石的失败并非王阳明之过，而是学王不足之过。蒋介石既推崇王阳明曾国藩，又信仰三民主义和耶稣，似儒非儒似耶非耶，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是个杂家，虽是个大善人，不配为领导人。

其人虽然尊儒，不明春秋大义；虽然尊孔，不明仁本真理；虽然正义，常常偏离中道；虽然正派，常常发不中节；虽有学问，往往似是而非；虽有修养，往往成事不足；虽能尚贤，实则三心两意；虽能攘夷，未能安内聚力；貌似头头是道，其实头头无道；仿佛精明强干，其实平庸颟顸；也知善善恶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

杂家有良性恶性之别。蒋介石属于良性杂家。不是坏，是不够好。因为学问驳杂，思想杂乱，精神矛盾，价值冲突，办起事来必然缚手缚脚，混乱不堪，也让部属无所措手足。这种杂家，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面对孤儿寡母，勉强可操胜算，面对盗贼，必败无疑。蒋介石做个将军或许勉强，做个元帅肯定不行，遑论元首。

蒋介石白白推崇了王曾，却不能行儒家正道。他若有王曾一半的学问、智慧和本事，民国和他自己何至于如此下场。呜呼！2019-4-12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并未如世界预期的那样给某些国家带去想象中的和平繁荣，反而造成了更广大深远的灾难，或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内战，或导致恐怖主义愈演愈烈，蔓延全球。这足以说明民主的有限性。

民主化不适用于过度愚昧邪恶的地区和社会。邪恶社会，单纯的民主化，效果非常有限，甚至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因为民主化无助于民德民智的提升，反而容易造成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泛滥，更加激化社会内部矛盾，深化人道主义灾难。

邪恶社会必然矛盾深重、罪孽深重和灾难深重。对这种社会，去邪恶化才是至关重要的，而去邪恶化有赖于优秀的文化。西方人本主义文化优秀，但又不够优秀，面对自成体系或历史悠久的邪说，往往无能为力。唯有仁本主义文化和文明，才能有效地为之疗愚驱邪，促其改恶从善。

仁本主义疗愚驱邪的方式是多层次、综合性、全方位的，其手段包括文化教育、文明引导、道德教化、礼仪示范、法律制裁、军事打击等等，不一而足。仁本主义文化的复兴和文明的重建，不仅是中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幸，是那些邪恶国家和地区脱离苦海最大的希望所在。2019-4-13

仅仅读经是不够的，但读经是学儒的基础和上达的阶梯。一些人有志于儒，有志于自立自达成德成圣，又不愿下功夫读经，试图另寻一超直入的秘法和一步登天的捷径。这是门外汉的想当然，或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王夫之有过提醒：

“语学而有云秘传密语者，不必更问而即知其为邪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待可教而后教耳。及其言之，则亦与众昌言，如呼曾子而告一以贯之，则门人共闻，而曾子亦不难以忠恕注破，固夫子之所雅言也。”（《俟解》）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中道文化之大成而成圣经。内圣外王，统归于圣经圣言，别无捷径可寻也。老老实实学习，学习从读经开始，这是希圣希天的不二法门。

孔子自己也是从“有志于学”开始的。他曾自叙一生的进学次第、心路历程、道德轨迹和修养境界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顾宪成说：“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2019-4-13

“自古君子与小人斗，君子没有胜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小人嗜利，利之所在就都团结；君子重义，可是何为大义却难说，各有意见、各生坚持，于是彼此争鬨，竞责对方为小人，内部就要先打成一团。何况，文人相轻、知识人不能合作，已成传统；大家都号称要学圣贤，可是又都还不是圣贤，乃竟是斗得越发厉害。今天，我们自己这种习气若还不能稍事洗刷，国学怎么可能有发展？”

“自古君子与小人斗，君子没有胜的。”这个观点很流行，大错特错。如果这个观点成立，意味着小人永远占上风，据上流，社会、政治永远逆淘汰，人类历史永远开倒车，文明正义永远不可能，历代儒家王朝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君子与小人斗，孰胜孰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尚书泰誓上》所说：“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双方力量相同，德高者胜；双方道德水准相同，合义者胜。义，包括正义性和适宜性，也属于道德范畴。《泰誓》是武王伐纣的誓词。武王灭纣，就是圣贤君子胜过盗贼小人的历史证明。

根据同力度德的原则，君子与小人斗，如果双方力量、条件差不多，君子的赢面、即胜利的概率特别大。君子三达德，智勇双全，岂有斗不过小人之理。圣贤与盗贼、真善与假恶、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无不如此。

君子斗不过小人，有两种情况：一、处于逆淘汰环境中，君子得不到支持拥护，双方实力悬殊。不过，这种情况下，君子自有明哲保身的功夫；二、所谓君子，实非君子。双方德性相当，力大者胜。同力度德，反过来也成立：同德度力。

常与小人斗，好与小人斗的人，往往也是小人。君子无所争，一般不会与小人斗，甚至不与小人结缘，所谓亲君子远小人，小人想找君子斗一下都没有机会。明儒吕坤说得好：“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两个动气，一对小人，一般受祸。”（《呻吟语》）

所以，就个体而言，君子与小人其实不容易斗起来。如果天下有道，君子得势得位，自可对小人进行启蒙、教化和导良；如果双方力量悬殊，环境逆淘汰，君子无道则隐，自己早已主动躲开。

作者认为，“利之所在就都团结”，道义反而不利于团结，君子重义反而不团结。这个观点也是错误而颠倒的。事实恰恰相反。王通说得好：“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文中子·礼乐》）

只有道义相交，才能真正团结。势利小人只会为了利益相互勾结，但这种勾结脆而不坚、坚而不久，不仅利尽则散而已，还很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导致内斗不断。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君子与小人之别，就是有道与无道、得道与失道之别。

文人相轻，君子相敬；小人勾心斗角，君子同心同德。君子之间也可能会“各有意见各生坚持”，但有底线，有分寸，否则不配为君子、自外于君子矣。作者说：“彼此争鬨，竞责对方为小人，内部就要先打成一团。”这种状况，非君子也。2019-4-11余东海

极权社会，极权主义受益者虽然只是极少数人，但极权主义阵营非常庞大，涵盖全社会方方面面，大量弱势群体同样具有极权主义人格，为极权主义的成功、稳定和延续作出了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种种贡献。

极权主义阵营，根据权力大小可分为恐龙、老虎、苍蝇、蚊子四大营，也可分为统帅、虎贲、炮灰、候补四大营。根据势力强弱可分为超强势、强势、中产、弱势四大营，根据领域不同可分为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四大营。根据性质重轻可分为凶手、帮凶、帮忙、帮闲四大营。

根据表现区别可分为公开、潜在、不定三营，根据态度差异可分为积极、消极、无意识三营。根据利益分配可分为有利、无利两营。

所有极权分子中，最可悲的是无利和无意识两种阵营的人。长远来看，极权社会所有人都是极权主义受害者；短期而言，可分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两大类。无利，无一点眼前利益可图，极权主义没有给他带来丝毫暂时性的利益，包括权力、荣誉和物质享受，广大自干五就是兼具积极营、无利营双重身份的极权主义营员。

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帮凶帮忙帮闲、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极权分子的极权分子，属于无意识营营员。经过极权主义文化洗脑，很容易进入无意识营。甚至一些不合作的正人和反极权的志士，客观上也在为极权主义添砖加瓦。例如那些歌颂五四、赞美鲁迅、信仰唯物主义、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蒙启派。2019-4-13余东海

文化的败坏是最根本的败坏，必然导致道德、政治、社会之全方位败坏。故一个社会中，文化群体责任最为重大，比政治群体更加重要。

五四开始，社会全面愚昧化，其中文化群体最愚。鼓吹民粹主义，谄媚煽动暴民，都是愚昧的表现，其中最大的愚昧是反儒。隐士反儒，情有可原；民众反儒，恶果有限。文化群体反儒，不可原谅，不可救药，罪孽特别深重！

反儒意味着反常反华反人道反文明，亦即反文化。依据中道标准，这些“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知识分子，百分之百小人也。与其说是文化人，不如称为反文化人。

一个个无知无畏的小人居然以启蒙派自居，又居然饱受推崇，俨然大师。一个社会欲不堕落，欲不堕入极权主义地狱，不可能也。好在蒙启派虽极愚蠢，居心不是太坏，除了其中的马列分子，多数人命运还算过得去。

愚昧最容易滑向邪恶。四九之后，社会全面邪恶化，其中文化群体最为邪恶。不仅愚昧不堪，心地逐渐坏透，上逢暴君之恶，下逢暴民之恶，中逢酷吏之恶，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马学毛思是比古往今来所有邪教都邪的邪说，信仰马学毛思就是大邪，宣传马学毛思就是大恶，就积累了大妄语业。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信仰宣传之，便自外于人类矣，必有天谴天灭！

毛时代知识分子几乎被群体灭绝，良有以也。让极权主义知识分子饱受极权迫害，成群结队死于极权的铁拳之下，令人对因果的公正和天道的狡狯充满敬畏。化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话说：毛家知识群体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五四以来功勋最大的群体，毫无疑问是儒群。这是君子群体，真正的文化群体。尽管这个群体人数寡少，力量薄弱，却是百年间最伟大光荣的群体，维护中华文化命脉一线不绝，厥功伟哉！2019-4-13余东海

【答客】或说，也有很多马知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牺牲了生命，无论如何值得敬佩。没错，这些人比那些一味谄媚的马屁精强，值得同情，但也不值得过于抬举。知识分子仅仅说真话是不够的，还必须说真理，包括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而它们信奉极权主义邪说，道德政治双重邪，本质已坏，纵能说点真话，也是局部性表层性的真话，并无太大意义。它们被迫害，属于极权阵营内斗。

【君子】马帮无君子，其中极少数人，早年有一些正气，晚年能说点真话，被称为“两头真”现象。这应该是马帮中最好的好人了，但距离君子境界仍然天悬地殊。真正的君子，必须坚持儒家文化、政治立场，任何时候都必须说真话，说真理，辟邪说，反极权，尤其是在位的时候，有权有势有影响的时候。2019-4-13

完全认同张扣扣案辩护律师的观点：“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否则，私力复仇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正义性。

张扣扣为母复仇，合情合理，合乎人伦天理。判处张扣扣死刑，并对他污名化，将为母复仇的义举诬蔑为报复社会的恶行，暴露了司法惩善扬恶的野蛮和法官背天逆理的无知无畏无耻！

中西文化和文明，品质虽有高低之异，却非正邪之别，虽有冲突，不难调和。若是立足于儒家中道，完全可以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超越之。故张扣扣案暴露的并非中华文化理念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而是中华文化、现代司法理念与马家司法的冲突。马家司法，从理论到实践，都违反正义原则，成了维护极权主义的工具。2019-4-14

杀人是重罪大罪死罪，杀人者死，百王之法。为什么对张扣扣杀人案应该从轻、从宽处理？因为事出有因，是为母复仇。

为母复仇就天然正义，就可以大开杀戒吗？当然不是。张扣扣之母无罪而被邻居杀害，而司法对凶手重罪轻判。老母冤死在前，司法庇恶在后，这才让张扣扣的杀人具有必要性和正义性。这个正义性，是司法不公、政治无道赋予张扣扣的。

君父之仇必复，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这是圣经圣训。张扣扣杀人，合乎天理人情，春秋大义，值得同情和敬佩，虽然有罪，然情有可原，罪不至死，理应从轻判决，并且追究先后两案中相关司法人员枉法之罪。

据说法庭试图将张扣扣杀人案与其母被杀案脱钩，诬陷他报复社会滥杀无辜。这就更加下流龌龊了，天人共愤，理所当然。2019-4-14

或说：“张杀王三人，造成其父白发人送黑发人，予父遗终身心灵苦痛和心灵煎熬，亦有违孝道。其实张之护母行孝，渠道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唯杀人一途不可取。”

非也。张父对于妻之冤死，不可能无怨无恨心平气和，只是无力复仇耳。张扣扣为母复仇，让父亲不至于赍恨而没，就是对父亲最好的尽孝方式。张父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种无奈，但大仇得报，应感欣慰。张扣扣不愧为中华大孝子，好男儿！英灵永在，光耀万代！判死张扣扣的法官法庭，大不吉祥，后患无穷！

一个人时间精力能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穷尽一切伸冤复仇方式。设身处地为张扣扣想，我想不出还有比这以血还血更适宜更正义的方式。至于王家人，杀人之母而仅受薄惩，二十多年来毫无愧悔之意，反出侮辱之言，既恶且愚，善根断绝。从天理人情角度讲，死得一点不冤！2019-4-14

如何对待父母之仇，孔子有明确的训示。《礼记·檀弓》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睡于草苫，枕着盾牌，表示父母之仇，时刻不忘，不出仕，不与仇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如果在街上遇到仇人，别回家拿兵器，赤手空拳冲上去！

在政治无道、司法黑暗的情况下，个体复仇是追求自然公正、恢复社会正义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实施自然正义，不可能精确把握尺度，“过度”是难免的，一不小心就会收取高额利息，伍子胥就是典型。

子胥为父复仇，协同吴王阖闾和孙武统帅吴军进攻楚国，几乎灭了自己的祖国，并将楚平王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够过分了，然《春秋》大之，大书特书。待出版的《中国故事》一书中有《伍子胥复仇》一篇，特录出来寄《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发表。《春秋》大复仇，儒家大复仇，历代圣贤君子大复仇。今时今世，政治无道之至，正义极端稀缺，国民奴性深重，血性消泯，更有必要弘扬大复仇之春秋大义和道德精神。2019-4-15

西人往往不明白，对于罪恶的宽容，就是对善良的刻薄和对正义的亵渎。废除死刑的流行和重罪轻判的普遍，严重降低了西方国家的司法品质和政治品质。

极权主义、极端主义的政治特色，是善恶颠倒、草菅人命、危害无辜及轻罪重判，自由主义的政治特色则是恶恶不足，对于罪恶，批判惩罚都乏力，缺乏义刑义杀义战的决心、勇敢和力度。于个人，能善善不能恶恶，能好人不能恶人，是道德度有限；于政治，惩罪罚恶不力，是文明度不够。

自由政治以人为本，当然好于恶棍骗子盛行、诈力依赖严重的反人道的两极势力。但又不够好，容易滋生圣母心态的老好人、烂好人和乡愿。当然，邪不胜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自由力量终将全面觉醒，彻底战胜两极邪道。2019-4-14

或谓，称极左时期为极权主义没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再批极权主义，就有上纲上线之嫌。答：改革开放，从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改为特权市场经济，从全面公有经济改为公有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辅，从煽动暴民造反改为防范民众抗暴，确实有所进步。而今文化层面从反儒改为容儒，更是重大进步。但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未改。政治制度仍是党主制，经济制度仍是公有制，意识形态，马学仍居宪位。当然，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的暴虐性有所降低，社会的自由度有所提升，称为后极权时期，也未尝不可。后极权也属于极权主义范畴。2019-4-14

新京报微博日前有一则《江苏江阴截获白糖走私货轮》报道说，江苏江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关缉私、海事和长航公安等单位协同作战，破获了一起白糖走私案，抓获嫌疑人7名，查扣走私船舶1艘。该轮装载有白糖300余吨，价值人民币200万元，涉嫌偷逃税款近110万元。

这个新闻让我对逃税者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它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200万的商品需缴纳110万的税。这样高达55%的重税率，商家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偷税漏税，否则根本无法生存！这等于是政府逼着商家坑蒙拐骗或违法犯罪。偷税漏税，本来有罪，但在马邦，实属情非得已。有罪的是这个敲骨榨髓的政府。呜呼！敲骨榨髓何时休，吾民苦难何时已。2019-4-14

卢森堡首相带同性配偶参加峰会，可笑可鄙。同性恋反人伦、人道之常，是人性、人格的反常。据说欧洲流行同性恋，冰岛总理也是同性恋。这类反常男女居然成为首相总理，可见欧洲文化弊端深重，文明问题严重。

同性恋可鄙可耻，“贱不肖”礼所当然，但儒家更反对伊教对同性恋的严惩。外媒曾经报道，某国宗教法庭为了“捍卫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与纯洁性”，于2019年初对其国内已经被定罪的300名同性恋处以死刑。对于同性恋，正确的做法是，尊重它们的自由，但禁止它们从事高尚职业，严禁为政为师。2019-4-14

《中国的出路》一文作于2015-4-17，首发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日前被VEWAS中文网重发。这个网站有一段时间可以打开，近日又被封锁了。

现在无数的人在从事堵路工作。很多人是无意的，主观上只是为了谋生或者发展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的工作客观上增加了中国进步的艰难和人民苦难的深重。例如，从事邪说宣传、恶制维护、舆论导向、网络封锁等等工作的人，都是在做恶事、造恶业，于民于国，于人于己，皆大不利，大不吉祥。

中国的出路在儒家，复兴儒家、重建中华的核心力量是正人君子群体。希望君子群体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正人君子。至少，不要挡路，不要挡住中国的出路。2019-4-15

这个时代值得尊敬的学者多乎哉不多也，康晓光先生是其中之一。故首先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再冒昧提出一点小小的异议。《新儒家康晓光：公益行业里的“反对者”》结尾写道：

康晓光痛心中国读书人文脉已断：“这个时代，那些乡愿，德之贼，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的人，都在为稻粱谋，都活得很好。”他告诉学生，“最起码，你们别学我吧，口无遮拦、快意恩仇，将来会很惨。”但他也说，“只有有所传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

这个时代乡愿多，确实。但说他们“都活得很好”，则未必，是缺乏深度的文化观察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体验的想当然。

东海纵入历史深处，横入现实深处，得出了一个“三必”结论：恶必愚，恶必弱，恶必苦。邪恶之徒必然愚昧弱智，罪孽深重必然苦难深重后患深重。此辈纵然得势一时，普遍没有后福后续和后嗣，而且极易变成弱势，精神身体都极易垮掉。此“三必”可以称为定律。

乡愿被孔孟称为“德之贼”，非善类也。“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未必恶，但在极权主义社会，这种人难免是非不明，奴性深重，极易见利忘义，助恶成性。这些人“活得很好”只是表面现象，普遍活得很不好才是他们生活和精神事实。

相反，君子吉人天相，纵然逢凶遇难，不难化吉呈祥；纵然牺牲生命，也是殉道成仁，成就历史性的良知大光明。怎么会“很惨”呢，康晓光应该劝学生学自己才是。

“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这句话非常正确，但有个前提：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具有一定的文明性正义性。所以，这句话用于中华民族，绝对正确，但不适用于某些民族。例如回族及阿拉伯民族，唯有割断宗教传统，才有望摆脱苦难的深渊而成就未来的辉煌。2019-4-15

对于邪恶势力，政府政治家有责任教化之改良之，不能教改者，继之以义刑义战，严惩之消灭之。有时候，以杀才能止杀，杀人才能救人。有能力教化而不教化，有能力惩罚而不惩罚，有能力消灭而不消灭，对邪恶势力心慈手软，是对国家人民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天理良知的不负责任。

东海此生已经没有当政的机会，但我希望未来儒者当政，向历代圣王贤臣学习，为天下后世负起责任来。希望他们能够对本国人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刑，对异国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战之以义，吊民伐罪！这是北化派和西化派都不可能做到的，只能期望于我儒门大人。

贾谊说得好：“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新书》）罚不当罪绝不罚，罪不该死绝不杀，该杀则杀不饶恕，大开杀戒不姑息。这是王道政治，圣贤修养。从尧舜汤武周公到阳明国藩，很多圣贤君子大儒大开杀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子孙兴旺，后福无穷。2019-4-15

看了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刊发的《1966 孔府大劫难（增补版）》伤怀无限。孔府之劫，不仅孔府之劫，更是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民的劫难。

“讨孔”行动的直接思想依据是阶级斗争论和五四，正如文革中北京四大学生领袖之一、曲阜“讨孔”指挥部的总指挥谭厚兰所说：“这次去山东讨孔。不是单纯去搞死人，要把搞死人和搞活人联系起来，因为讨孔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打倒孔家店和保护孔家店就体现了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谭厚兰又说：“我们这次讨孔就是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革命意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云。

这个大劫难，堪称马学、毛政和五四精神紧密结合所孕育的成果。能够大量培养谭厚兰那样丧心病狂的红卫兵，能够让那样空前绝后的大劫难顺利诞生的思想、政治和人物，其邪恶程度如何，非语言所能形容矣。2019-4-16

巴黎圣母院被焚，大量历史遗迹永远消失，令人心痛。有传言并非失火而是人祸，祸起伊教圣战团伙。真相如何，有待观察。但看到与现场观众构成鲜明对比的一些伊教徒的笑脸，实感无比厌恶，就像对当年911事件中欢呼喝彩者厌恶无比一样。要怎样丧心病狂，才会如此幸灾乐祸。

但愿巴黎圣母院的悲剧性大火，可以对西方政界的圣母心态产生一定的触动。如果说圣战令人想起狼和蛇，圣母则令人想起东郭先生和农夫。

以怨报德与以德报怨，貌似相反，其实相成。伊教难民勇于以怨报德，恩将仇报；西方圣母擅于以德报怨，仇将恩报。双方天造地设，一拍即合，恐怖主义灾难和悲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圣母心态，也可以称为东郭先生心态、农夫心态。或因无知，或因怯懦，或欲苟且求安，或欲沽名钓誉，属于妇人之仁和庶民心态。庶民如此，可以理解，后果也有限。政治如此，是严重缺乏政治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是对罪恶最好的鼓励、纵容和维护，不可原谅。庶民如此，受损或牺牲的是自己，政治人如此，受害的是人民和国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人貌似宽容，若非愚蠢之极，就是大奸大恶！

以怨报德与以德报怨都不行，以直报怨才是人生、政治之常道。能够道援天下、拯救世界的，非我中华圣人之学和圣王之道莫属也。2019-4-16

文明人各有各的文明，野蛮人都是相似的。君不见，911事件和巴黎圣母院被火，有两帮人最为兴奋和幸乐：一是伊教徒，二是某些马邦人。前者拜神，后者拜物，但在愚昧野蛮方面，嘴脸小异大同；在幸灾乐祸方面，表现不约而同。

这些人还喜欢以爱国主义自诩。我中国被这些人的嘴巴爱着，实在是倒尽了血霉。大好祖国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些爱国垃圾“功不可没”也。对于这些为巴黎圣母院被火喝彩的马邦爱国贼，严锋驳得有力。他说：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圆明园毁于1860年。烧圆明园的人不是建巴黎圣母院的人，他们之间整整隔了700年。1163年的法国封建割据，根本不是现代意义的法国。冤有头债有主，凭什么要让巴黎圣母院承担火烧圆明园的责任？如果这也能叫好，满清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我们是不是更该为火烧圆明园叫好？”2019-4-16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退休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在2006年出版著作《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An Evolutionary Analysis）中，“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然后列出了一个“世界各大种族智商排行榜”。

根据这个排行榜，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其实应该叫中位值）为105。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住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2013年，林恩又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三十一个地区的智力差异及其经济、人口关系》的论文，在“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智商全球最高”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境内汉族的智商最高”。

尽管理查德·林恩教授遭到了种种批评和攻击。我认为，或许其研究不无瑕疵，材料的处理亦未必严谨，但结论大体可以成立。因为，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主体文化，其文化优秀度与该族群智商高度成正比。

论平均智商和进化程度，东亚人最高，欧美人次之，印度人，拉美人，阿拉伯人等又次之，黑人最低。相对应的文化品质（文明模式），也是儒学最高，西学次之（西学中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两大体系割裂，前者较优，后者颇劣），印度、阿拉伯文化不行，非洲没文化。

发现和承认各民族智商的差异，并不必然地导向民族主义。相反，智商最高、进化最好、人种最美和文化最优的民族，对于其它民族、对于人类文明和前途负有更大的责任。弘扬儒家文化，重建中华文明，道援天下各族，共谋大同美好，就是汉族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当然，当务之急是驱马。这是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此患不除，一切无从谈起！

智商与文化成正比，一高俱高一低俱低，证据就在眼前。反儒派和崇马派都很愚昧，毛左既反儒又崇马，蠢上加蠢，堪称古往今来最弱智的群体了。毛时代，什么人间恶迹和笑柄都可以创造出来，原因在此。东海昨天说，汉族人信一神教是可耻的。今天更要强调一下，汉人反孔反儒信马信毛，更是非常、特别、极端可耻！这种人不仅不配为汉族人，不配为中国人，根本不配为人！2019-4-16

“任何制定规则的人，都希望自己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这个观点绝对正确，堪称定律。但如果制定规则的人是圣贤君子，此言就不成立。

守法（良法）守礼，对于君子来说，不仅是制度要求，也是道德内需，并且乐在其中。君子克己复礼，追求、恢复或建设礼制，自己首先会主动做到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希望自己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的人，也许是好人，但缺乏羞耻之心，非君子也。君子“有耻且格”，人格健美，以违反良制良法良好规则为耻，为苦。所以必然会以礼自约，以德自律，绝不会违反良制良法和自己制定的规则，绝不会希图非礼或非法的特权。

注意，未必特权皆非礼非法。各国总统和外交官就合法地享有种种特权。这是现代法治赋予的。古代中华礼制也会赋予某些人某种特权。例如，礼法中素有“矜恤老幼”的传统。西周有“三赦”之法，三赦对象：“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七岁以下、八十岁以上和智力残缺者犯罪，可得到赦免。赋予老弱、弱智者法外特权的做法，为汉唐至明清历代王朝所承袭。

又如“八议”制度，刑律规定，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这种特权制度，有的条款确实体现了家天下君主制公开的不平等，很不合理。但也有的条款，可供现代和未来立法参考。例如议能，议功，议勤等。对于才能卓越、功勋卓著、勤谨辛劳者，不慎触犯法律，不妨付诸公议，争取法外施恩，从宽处理。2019-4-17余东海

东海曰：《汉族智商最高，儒学品质最优》。洪哲胜先生说：“請說明：IQ最高的民族怎會兩次亡於外族、還擁抱中共當局？”

答：汉族智商高，源于儒学品质优，源于汉族以儒立国、治国和自治。但高优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挫折。中华历史光明度高于西方历史，中华文明优秀性高于西方文明，这就够了。宋朝亡于元朝，明朝亡于清朝，非中华亡，非汉族亡，更非儒家亡。元清都是儒家王朝。宋明之衰亡，是严重偏离儒家政治正道的结果。

儒家会鼓励中共當局中某些人尊儒的倾向和儒化的努力，但绝不会擁抱中共！那些擁抱中共當局者，是马族。至今仍信奉马学、坚持马制或仍对马路抱希望的人，皆非人。马家人非人。从马家理论之破绽百出到实践之罪恶累累，略有是非之心者，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此学之邪，无法修正，怎么修正都是邪说；此制之恶，无法改良，怎么改革都是恶制；此路之走不通，怎么走都走不出极权主义的范畴。

欲救人民，欲救中国，中共欲自救，唯一的办法就是弃马归儒：彻底全部干净地抛弃马学，以儒学取代马学，回归仁本主义的大道，重启中华文明的辉煌。2019-4-17

答：貌似不错，实乃浮言。高度崇敬就是崇拜。圣人允执厥中，言行中正，是中道、即性与天道的最高代表。圣人编撰的经典为圣经，发表的言论为圣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正确性、正义性、普适性。崇之拜之。圣人是士君子理所当然的本分。对于圣经圣言，迷则不信，信则不迷，怎么信任、信仰、信奉都不为过，都是正信，越虔诚越好。一时有迷惑不理解没关系，不妨“迷信”起来，不断学习实践之，自可逐步理解和觉悟。

圣经圣言所阐述的理义，通过了历史实践的检验。数千年来，圣贤君子层出不穷，中华文明辉煌无双，就是历史检验的成果。同时每个人都可以亲自检验，一是通过道德践履验证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沿着仁本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自能成为君子；二是通过良知观照印证之，人人皆有良知，良知知是知非，致良知明明德，自能与之相应。2019-4-17

故人日尧水皮兄说他没有敌人，饱受误会和攻击，被国内外民粹派诬蔑为帮闲帮忙，我心忧伤。当然，水皮兄“没有敌人”之说不完全正确，应是受了“圣母”的不良影响。自由和道德之大敌就是极权主义，岂有无敌之理。

但这个话由东海来说就没有问题。我没有敌人，是因为没有人配做我的敌人。极权主义政权及其文化人政治人，统统不配！极权主义诉诸于欺诈暴力，正人君子诉诸于天理良知。对于极权主义，小人怕大人不怕，上天不怕，东海亦不怕，有命在。只有乱贼怕春秋，绝无光明怕魔鬼！

马家极权主义体制虽在，魂魄已散，貌似庞大，大势已去，勉强维持而已。从失人心到失天下，难免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会太久。民心基本丧失，无数天灾人祸则是天道对极权主义的示警，而东海“看不惯”的人和“看不惯”东海的人，前仆后继纷纷出事，也是因果的必然和天谴的征象。

邪恶势力危害小人恶人，那是轻而易举，要危害仁智勇兼备的君子，那是难乎其难，起心动念都是罪孽。吉人天相，恶人天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能报人能报，人不能报天能报！东海二十多年真言直发而平安无事，岂偶然哉；图书十万为奴仆，圣佛三千作后台，岂虚言哉！

二十年来，陆陆续续不少友人和陌生人关心爱护东海，谨表感谢。但容我借此机会作一个小小的声明：我已经厌烦要我明哲保身的劝告。无论善意恶意，我都不欢迎。我的的明哲和英勇，非佛道人士所能理解，更非庸众俗客和极权主义者所能知晓。我自有我的责任，自有我的命，并以以身殉道为荣。各尽自己的责任，各听自己的天命吧。若不能理解支持我，就请相忘于江湖。2019-4-17

耳顺一词出自《论语·为政篇》，孔子自称“六十而耳顺”云。耳顺即顺耳，没有逆耳之言。忠言誉言，固然顺耳；天下一切言论，包括不仁不义之言、无礼不信、毁谤诋毁之言，统统无碍，入耳皆顺。

郑玄刘宝楠皇侃焦循诸古注，都有所得而不到位，都有把耳顺修养拉低之嫌。郑玄注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闻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则知言之学，可知人也。”知晓话语的深刻涵义，听得懂言外之意，有知人知言之明。这是高智，但“不惑”之境足以具备，仅此智慧不足以言耳顺。

皇侃《论语义疏》引李充云：“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这个修养，“不惑”或“而立”亦可达到。对于“先王之法言”“帝之则”，君子自能莫逆无违。耳顺境界当不限于此。

焦循《论语补疏》曰：“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

焦循之见亦不全。善与人同、舍己从人是对方之言善，可同可从；隐恶扬善是对方之言有恶有善，既有可以隐又有值得扬的言论。然天下之言包括孔子所闻之言，岂限于此？对于众多不可同不可从的邪言恶语，难道孔子就不耳顺了吗？

耳顺是一切言论皆无违于耳。一切言论皆无违于耳，是因为明白，一切言论皆有其发起的原因。圆证“性与天道”，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并能洞察一切非礼非理、毁谤攻击之言背后的原因，即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子服景伯告诉孔子，并表示有能力和办法把公伯寮干掉。孔子回答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鲁平公将见孟子，被其男宠臧仓谗言所阻。孟子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于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这就是耳顺的表现。

东海《论语点睛》中对“耳顺”的翻译是“无违碍逆耳之言”，解释是：“六十而耳顺，证道了，逆耳之言亦无逆于耳，无不乐闻，所谓‘谤誉皆可乐’也。或者说，再没有什么言语会逆耳，会让自己不高兴。”2019-4-18

或问：孟子好辩，致力于辟邪说，距杨墨，宋儒也努力辟佛道，是否因为他们未能达到耳顺境界？答：孟子程朱都是大贤，都已耳顺。辟邪说是儒家的责任，唯有儒家圣贤君子，才能如理如实地辟邪说。

距杨墨辟佛道与耳顺，都是道德修养，徳之大者，侧重不同，相得益彰，统一在圣贤身上。正是因为对于杨墨佛道之言产生之根源、错误之所在、泛滥之原因和后果了如指掌，孟子程朱们才能给予它们正确到位的批判，从而能有效隐恶，最大程度地抑制、遏止和消除了它们的不良影响和后果。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邪说。现时代最大的邪说是什么，不用多说了吧，可耻的是，不少学者包括儒家学者，对于辟邪说都持反对态度。无论主观意愿任何，他们客观上都充当了邪说的帮闲，或者沦为孔孟特别厌恶的乡愿。儒生们千万注意。

孟子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东海学舌曰：不能言辟邪说者，非圣人之徒也；反对辟邪说者，乡愿之徒也。至于积极主动地弘扬邪说，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盗贼之徒了。

大罪有五，杀人为下。弘扬邪说是以学术杀人，其罪之大，不低于诬文武！儒眼相看，诬蔑圣学和弘扬邪说者，都是罪恶分子，而且罪恶比手杀人、谋鬼神和逆人伦三者都大。可惜百余年来，知识界于此已经习以为常，念之大悲，为之大惧！2019-4-18

或说：破立不二，一味批判，破之不已，未必立得起来。立，则破在其中矣。只要弘扬正道，自然潜移默化，不辟邪说而邪说自辟。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迎刃而解。那不是更高明吗？答：能够弘扬正道，自然值得肯定。至于怎么做更高明，不妨见仁见智。你认为那样做更高明，就那样去做。我乐观其成。

或说：辟邪说是所有知识分子份所当为，儒家何必一定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答：儒家最有知言之明和明辨功夫，最擅长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君子小人、圣贤盗贼之辨，所以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来。让非儒家之知识分子去辟邪启蒙，往往愈辟愈邪，愈启愈蒙，是非黑白混淆成一团。

或说：孟子程朱将杨墨佛道视为邪说，是否上纲上线或有所误会？答：孟子曾引用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道大中至正，不仁则不中不正。故可以说：道二，正与不正而已矣。不正即邪。故又可以说，除了仁道，都是邪道；除了儒学，都是邪说。当然，这是相对于儒的极而言之。

我认为，佛道之邪，只是有偏倚，非正确，非正常，不合人道之常。可以说两家是异乎君子之学、外乎仁义之道的异端外道，但不宜斥为邪说邪道。换言之，佛道邪中有正，各有相当的正义性，在儒学之外所有关于道德的学说中，正义性最高。也唯有两家配为中华文明辅统。2019-4-18

有一则“9岁男孩撞碎玻璃以死谢罪”的新闻上了热搜，说的是江苏句容有个9岁的小男孩，因为撞碎了学校的玻璃，害怕受到惩罚，留下一封遗书之后，从17楼跳了下去。念之断人肠！

有文章强调父母要包容孩子的不完美和失败云。父母的态度固然重要，然并非问题的关键。多少为人父母者，照样因为物质利益得失而暴殄轻生，又是谁不能包容他们呢？为人父母不能自爱自重，又怎能真正爱护珍惜孩子并让孩子自爱自贵呢？

根本问题在教育。让人把生命的意义建立在外物之上，把物质和利益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让无数的人为利益献身，为外物轻生，这是唯物主义教育的恶果。唯物主义教育，实非教育，而是洗脑。

唯物主义世界观必然导致肉体主义生命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让人大昧于天命之性，绝缘于天道信仰，永远断绝了成德成人的希望。这样教育出来的人，虽有人形，却无人格，往往得志则草菅他人，失意则草菅自己。各国民众中，马邦人自杀者特别多；各国官员中，马帮官员自杀者特别多，良有以也。

马家社会，物化严重，物眼看人，家庭和学校都没有自爱爱人、自立立人的君子教育，父母和老师都不懂得生命的珍贵和人格的重要。校园和社会熙熙攘攘的无非唯物唯己拜权拜金的物质主义、利益主义分子。这些人得意忘形，失意也忘形，经不起挫折、失败和各种意外打击是必然的。大人如此，孩子奈何。2019-4-18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这是我对不同观点者的态度。其一，对不同观点，我会根据仁本主义立场、标准和方法作出自己的判断，正确则认同，错误则不认同。是否批评，酌情而定。我有五不答，也有三不批。

其二，尊重对方话语权，绝不防人之口，堵人之嘴。当然，若是别人的地盘，别人堵我我会躲开，有人被堵我不多管。这也是我与孔子西方私淑弟子伏尔泰不同之处。对于不同观点者说话的权利，伏尔泰是“誓死捍卫”，东海只是尊重，不会去捍卫。

但我会努力追求或誓死捍卫自己的、儒家的话语权。儒家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就是为人民争人权，为民族争未来，为中华文明争取重建的希望和新一轮的辉煌。不自由毋宁死！儒家没有言论自由，中华文化有名无实，中华民族有族无魂，虽生犹死！

儒家为政，则当以制度和法律维护每个人说话的权利，包括反孔反儒的权利。儒宪之下，绝不会出现防民之口、封杀异议，以言治罪的恶行，绝不允许言论罪、文字狱的存在，人民的言论自由可以获得法律的严格保障。

不过必须说明，言论无罪并不意味着言论无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儒宪之下，官员和教师，如果发表错误、反常言论，就要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轻则检讨、警告、降职，重则削职为民。2019-4-18余东海

【答客】或问：妖言惑众、无耻之极的言论也可以享有言论自由吗？答：言论自由要维护的就是错误言论的自由，包括反孔反儒反华言论的自由。儒宪之下，儒学成为主体文化、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反孔反儒反华的言论和各种错误言论，纵有影响也有限。其次，儒家政府和三界精英，对各种错误思想有批判澄清之责；又其次，反儒派没有为官为师的机会，官师发表错误言论，要受到相应的官纪教规处理。假设以儒立国言论自由，而错误言论泛滥成灾，儒家群体无力澄清，那样的儒家不配为儒，那样的社会必有一劫。2019-4-18

在哲学和政治学意义上，文化与文明是主次、本末、体用之关系。文化为主、为本、为体、为根本，文明为次、为末、为用、为枝叶。

萨缪尔·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将全世界的文明分为七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尽管这个分类并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不同文明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基础。注意，这里的文明概念，是作为文明体、文明模式而言的一种社会状态。

中华文明就是儒家文化的实践成果，即儒家文明，到清朝结束。现中国属于物本主义文明。日本文明属于准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古今不同，中世纪属于基督教文明，现代属于人本主义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属于神本主义文明，然因对神的解释大异，所以表现各异。

文明的根基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支柱是六观，六观又以世界观为基点。世界观决定着人性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等五观，五观又决定着道德的品质、文化的性质和文明的资质。

归根结底，世界观决定着文明资质的高低优劣和正邪。例如，中华文明超级优秀，是因为仁本主义世界观高度中正；基伊文明都很低劣，是因为神本主义世界观虚幻不实。某些政治哲学不涉及世界观，那么，其价值观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现代西方文明不错，是因为人本主义价值观颇为普世。2019-4-19

“天理”和《易经》易有三义的“不易”，常被理解为自然法则、自然之理和规律等。不错，然不确。“不易”者，天理也。天理即“性与天道”，在天为天理、天道、道体，在人为本性、道心、良知心。他是万法之所归，万象之所生，宇宙生命的根本依据。

自然法则和规律虽然抽象，然非形上。天理则是形而上之道，健动不已，生生不息，至诚无息，无所不在又无所局限，超越一切又潜在一切，是潜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

超越性是超一切现象，包括超物质超意识，亦超语言文字，道及高处，语言的局限性很大。所以，规律很容易讲明白，天理则难以讲明白，有赖于每个人通过不断学习、践履而觉悟之实证之。

对于语言的局限性，老子也有所认识，却又有过度贬低语言的作用，只知“道”超绝言诠，不知“道”亦须籍言诠以显。论道的语言，正确度因家和人而异，儒家圣人，中正精确。其它学派，于道罕有所得，论道往往混扯。佛道两家有所得，故不无可取。然所得有限，大偏大倚。故论道文字亦偏颇粗疏。2019-4-19

大转型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杂，意识形态混杂，指导思想混乱。我称之为杂时代。从马时代到儒时代，免不了有一个杂时代作为过渡。

在杂时代，继续崇马崇毛不得人心，过于尊孔尊儒也不得人心；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站不住脚，真正的儒家也站不住脚，自由主义同样站不住脚。唯有将古今中西学术融于一身的大杂家，最适合这个时期。杂家的特色，似马非马，似儒非儒，似中非中，似西非西，四不像。要说好听点，也可以说，既走马路，又有儒味，立足中国，学习西方。

杂时代，开始一定是马杂，立足于马学。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非马非儒非古非西的、没有立足点的杂家时期，百家争鸣，谁都能做主，谁都做不了主，指导思想混乱不堪，一片狼藉。政治精神、国家精神进一步四十分五十裂。之后逐步从大分裂趋向大统一，统一到仁本主义大道上来。

所以，儒家现在虽然与原教旨马家一样站不住脚，但代表未来。如果说马家原教旨属于过去，马门杂家属于现在，儒家就属于未来，是重建中华、重启文明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力量所在。这个未来的到来，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未来到底有多久？取决于民德民智上升的速度，这个速度又取决于儒家文化复兴和君子群体成长的速度。2019-4-19

杂时代必然多杂家。有各种各样的杂家。依基本文化立场，可分为有立场的杂家和无立场的杂家。无立场的杂家，意味着古今中外各门各派，什么都学习，什么都认同和信奉。儒佛道耶伊，杨墨法阴阳，文化无高低，大家都平等。

有立场的杂家，大体上相对稳定的立场和观点。这种杂家的品质，取决于其立足的文化。例如，儒门杂家是所有杂家中品质最高的，其次，佛门杂家、道门杂家、自由门杂家也不错。至于各种邪说，无论怎么杂，改变不了邪恶的本质。

儒学贵纯不贵杂，这里的纯指义理精醇，精义入神。但其它学派则相反，贵杂不贵纯。任何学术，无论正邪，若能杂入一些儒家理义，其品质将会大幅度上升。

佛道和自由主义可以优上加优，各种邪学邪教，也多多少少会减低一点负能量。例如，比起原教旨马家来，有所容儒的马门杂家，野蛮度就大大降低了。当然，正邪不两立，儒家与邪派不兼容。邪派也不可能真正尊儒，它们得位得势的时候，能不焚书坑儒、能有所容儒就不错了。2019-4-19

老公忘记“买鸡腿回家，狠妻拿刀捅死他！其亲友和媒体的反思是：平时太宠妻。太可笑了。据报道，这个狠妻，平时脾气很坏，常对丈夫言语暴力或打巴掌，并曾想要逼迫婆婆搬到密不透风的地下储藏室居住。

显而易见这是个毫无教养、恶习深重的恶女人，典型的女灾星。这种女人，妖为鬼蜮必成灾，丈夫好不好或宠不宠都一样。除非丈夫是圣贤君子，并且得位得势，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深重的恶习。不然，招灾引祸是迟早的事。

这种女灾星古代西方都有，但马家社会特别繁荣昌盛。它们如果无机会无能力危害民众和外人，也往往会把家人和自己害了，为女灾父，为妻灾夫，为母灾子，为媳灾婆，为婆灾媳，不成灾不休，不制造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不休。

反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坚持着xx主义xxx思想，官不官民不民、男不男女不女、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就是逻辑的必然。不仅统治阶级多是大大小小的灾星，大多数弱势群体同样深度物化恶化，拥有一颗强人的心，都非常擅于制造灾祸。2019-4-19

是圣贤还是盗贼，是真理还是邪说，自有标准，不可混淆和颠倒。圣贤五高：言论高度正确，行为高度正义，言行高度一致，学者高度仁义，政治高度文明。

言行，指言论和行为，理论和实践。圣贤之言具有高度的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经得起思想批判和实践检验，包括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检验。圣贤之徒，君子主流，团结友爱，尊师重道。圣学建设起来的政治和社会，高度文明和谐幸福。圣贤个人，后嗣昌盛，后福绵绵。

盗贼相反，思想言论错误百出，歪理邪说，经不起质疑、争论和批判；其行为实践罪恶累累，恶行恶政，制造人道灾难，而且常常巧言令色，言行割裂。盗贼之徒皆德之贼，擅于欺师灭祖自相残杀。邪说建设起来的政治和社会，野蛮黑暗苦难深重。盗贼事业没有后续，个人没有后福，家庭没有后续，纵然兴旺，难过三代。2019-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