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错误，历史错误，铸成中国罪恶的深渊

黎 鸣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指出，提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这其实是“文化决定论”的一种旁证。实际上，中国人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由中国古代最关键的某个古人当时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这种提问的方式不断地被重复所决定形成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最关键的古人是谁？现在看来只能是孔丘，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所选择的孔丘。他们共同选择了孔丘的提出问题的方式，也包括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正是孔丘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错误，彻底地误导了中国人的历史两千多年，甚至直到了今天，还在继续误导。这在事实上即反映了中国“文化决定论”的一种特例。

    孔丘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什么？

    孔丘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周末时代的“礼崩乐坏”败坏了这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因此孔丘提出，必须恢复“周礼”、“礼乐”，必须以一切办法做到“礼归乐清”，以便回归这个美好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孔丘提出问题的最关键的方式。在孔丘看来，只有当天下回到“礼归乐清”的时代，一切从“礼”、循“礼”，也即只要有了“礼”才可能会有“仁”；只要有了“礼”才可能会有“义”；只要有了“礼”才可能会有“智”；只要有了“礼”才可能会有“信”，然后当大家全都有了这个在“礼乐”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仁、义、礼、智、信”的天下，中国才可能真正回归到过去美好的“三代”。在孔丘，则尤其是回到周公的时代。在这里可以看到，孔丘从“礼”推出了他需要的一切。

    总结一下，孔丘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是：因为天下的“礼”坏了，所以天下才变得非常地坏了。所以，如果能够回归“礼乐”，做到“礼归乐清”，那么天下就完全太平了。请大家注意，孔丘的“礼”，实质上是周代的“礼制”，是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正是因此，孔丘一生的事业，全都在为恢复“周礼”、“礼乐”的“礼制”而奔忙，而努力，而从事教育，而编“六经”，而树“六艺”，总之，孔丘，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所形成的儒家、儒学、儒教，本质上便全都是礼家、礼学、礼教。很显然，所谓孔丘“儒”的真正的核心，其实就是“礼”。更明确地讲，即是周代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礼制”。

    历代统治者“尊孔读经学儒”的结果，是完全继承了孔丘提问的方式，以及同样也都在为恢复周代的“礼制”而奔忙、而努力，而从事教育，而进行所有的“文化”历史实践。如此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周礼”、“礼乐”、“礼制”不断被崩坏和不断被修复的历史。这正是孔丘当时提出问题的方式所决定的必然的历史产物。中国人的历史之所以始终都在不断地重复，不断地恶性循环，不断地陷入发展的停滞，其中的最深沉的“根”，正就在孔丘当时所提出问题——“礼崩乐坏”和“礼归乐清”的不断反复循环的结果。这也正应验了我的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的哲学命题的判断。

    中国文人永远都在讨论具体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却从来都不曾反省过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最终的结局是，他们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愈来愈促使了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和发展停滞的严重的恶果。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们还依然在继续运用如此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的政治有问题，中国的经济有问题，中国的体制有问题，然而却肯定中国的孔儒文化是好的，必须继承，可是他们却不想一想，中国的体制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问题之间的最深刻的关系。他们永远都在为捍卫孔丘及其儒家的“传统文化”而奋斗，而努力，而拼命，并完全盲目地视之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命根子”。似乎没有孔儒的“传统文化”，简直就不可能会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这真是荒唐至极。

    孔儒文化作为中国人的“命根子”，它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永远恶性循环、永远黑暗凄惨的悲剧以及这种悲剧不断被重复延续的历史。而这所有的一切，全都从孔丘最初提出问题的方式开始，而今天的文人们又继续运用这种方式提出今天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仍然是谁败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从不质疑最初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本身。这其实与当初孔丘所提出的，究竟是谁败坏了中国的“周礼”、“礼乐”是同一个方式，而根本就不质疑“周礼”、“礼乐”的本身是否正当。如此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显然已经深深地凝固了中国人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宁可诅咒后来的统治者和文人们败坏了孔儒的“传统文化”，却根本就不怀疑这个所谓孔儒“传统文化”本身的正当性，而实际上它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它远离了人类真、善、美的理性智慧追求的文明的航道。今天中国的事情不正就是如此吗？中国的文人们之所以拼命为孔儒的“传统文化”辩护，他们究竟是在辩护什么呢？他们是在辩护中华民族的“命根子”。孔儒“文化传统”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命根子”吗？如果真是如此，中国人早就该彻底地退出世界历史舞台算了，还活什么活？

    非常遗憾，今天站在维护孔儒“文化传统”的人们之中，居然也包括大量曾经是“自由主义派”的人们，甚至曾经是这个派别的著名领袖人物的清华大学的秦晖先生，今天也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复辟孔儒的“传统文化大合唱”。他在网上作了几十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他所说的几乎全都是为孔儒辩护的腔调。他说中国的传统就只有“秦制”和“孔子”。换言之，中国人如果想要继承传统，就只能是继承“孔子”。又说“儒家的伪善坏不到哪里去，而法家的伪恶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也明明是在告诉大家，如果想要继承传统，就只能继承儒家的“伪善”的传统，这总比继承法家的“伪恶”的传统要好多了。

    这是什么话？如此提出问题的方式，完全就是在重复孔丘儒家提问的方式。我很遗憾，在谈到外国、民主、自由、宪政等问题的时候，秦晖先生也算是一个人物，可是一回到谈论中国历史的时候，他却完全变成了一个孔儒文人式的“文化白痴”。他一心赞同儒家，反对法家，以此而与毛泽东四人帮们相对抗，因为后者反对儒家，赞同法家。其实，无论中国古代的儒家、法家，他们全都是孔丘的“礼乐之家”，是全面、彻底、深刻地回归“礼制”的“礼家”，孔丘、孟柯、曾参、子思的儒家是礼家，同样，荀况、韩非、李斯的儒家和法家，也同样是礼家，他们本质上全都是维护传统“礼制”的礼家。前者认为“人性本善”，后者认为“人性本恶”，实际上呢？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全都是完全错误的哲学命题，真正正确的命题只应该是“人性本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的儒家、儒学，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称作“哲学”的基因。他们永远与哲学背道而驰。

    今天的文人们，包括秦晖先生，根本就全都栽进了毫无哲学思维基因的孔儒的提出问题的古老方式之中，他们只谈传统，却根本就不质疑传统。为什么中国就必须要继承传统呢？偏偏中国的历史问题，恰恰就必须彻底地反传统才是正确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古人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然后再不断地重复错误，这样的历史就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无论儒家、法家，乃至释家、道家（不包括老子），他们所提出问题的方式，全都是中国孔儒传统的老方式，是完全偏离了人类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理性思维的文明智慧道路的绝对错误的老方式。正是这种提出问题的绝对错误的老方式，决定了中国过去历史的彻底错误的道路。这正是“文化决定论”的证据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以正确方式提出问题的人及其著作，就只有老子及其《道德经》。老子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老子首先即从怀疑传统、怀疑圣人开始，然后才可能正确地问到：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治理好人类的天下（社会）？大家可以注意到，老子的提问方式与西方人最初提问的方式是切合的：人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如果说只有圣人才可能治理好天下（社会），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圣人呢？这个圣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老子《道德经》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人是圣人，不像孔丘，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全都命名为圣人。老子全篇都在探讨关于“圣人”标准的问题，其实，老子实质上是在非常广泛地探讨关于真正“人”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老子是全人类的“人学之父”。关于老子及其《道德经》，将是我今后文章和著作的最重要的主题。我坚信，我的亲们终将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老子，将应该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将应该是全人类未来文明的最伟大的领航者。（201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