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落后导致中国民主难产

作者：苏思宇

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决定着命运、心态与成败。人要获得成功，思维方式首先要正确，要不然再忙也是瞎忙。很多人总是将失败归罪于外因，埋怨别人，却不想是因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思维方式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不同，便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早在19世纪，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就认为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诗意的、是生来就有的“诗性的智慧”,指导他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并把这些反应变成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古希腊诗歌发达，荷马史诗是人类诗歌之顶峰，人家随后的戏剧美术体育都是世界第一，最重要的是，希腊人过度到了数学逻辑思维，毕达哥拉斯几何比例定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哲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科学，托勒密的宇宙学，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浮体定理等……中国无数理逻辑思维，国人心思都用在诗歌上，完全是浪费。中国人无逻辑，不会说理，是中国落后和民主难产的原因之一。

一，囫囵吞枣的模糊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感性强，理性弱，是一种原始的感性思维或形象思维。这是因为汉字的形象导致国人感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一直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即囫囵吞枣；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也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问题。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

“国学大师”季羡林胡说：“西人善分析，国人善综合”。这大师居然不知道分析是相对于综合而言的，没有分析哪儿来的综合？分析乃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之第一步，要认识某个事物或现象，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尽可能地拆开，分解为一个个单元或一个个的步骤，再研究每个单元或步骤的作用或效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得出对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必经途径，不先把事物拆开，就绝无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换言之，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就是“先分解后合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就是不懂，以至于季羡林“大师”要发出婴儿级别的昏话。不但“季大师”不懂，中国的老祖宗也根本不懂，所以才会发明出中医这种典型的“整体思维”的玩意儿。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因此，中国主流思维模式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仅满足于对经验的大致总结及对事物粗浅描述，缺乏精确分析。

道家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道家就是心中无数的糊涂虫。因为方块汉字和文言文太难学了，所以，导致了中国人对“至简”数千年的渴望。“大道至简”，道粉说，越简单越好。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也就是说越少越好，“无”最好，他的道就是“无”。这是毫无数学思维的混沌哲学，漏洞百出。如，病人吃药，必须达到剂量，少了治不了病，多了把人弄坏。哲学上说是要把握“度”，绝不会是越少越好，越简越好。学习，难道是越少越好吗？英语，少练不成，多练才成。挣钱，更不会是越少越好。老子哲学适合于懒人、无赖、强盗。譬如，喊“狼来了”骗人，一二次可以成功，多了就无人理睬了。幽王峰火戏诸候，仅成功1次。盗窃，少可能得手，多就难成功。老子的“哲学”既没有“度” 也没有“量”，最后变成诡辩术了。可见，中国人的“至简”追求导致国人思维懒惰（只有诗歌思维，没有数理逻辑思维），走捷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而践踏道德底线，破坏法治……

二，诗性思维实乃原始思维

中国古代文化几乎都是诗。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三字经、弟子规、唐诗、宋词……全是诗性语言，模糊不清，没有逻辑。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是采取一种情感态度，包括CCTV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面动不动就是移情，有时候是滥情，好像不是在播新闻，而是在播一首顺口溜，播一首韵文、对偶句、抒情诗，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语言。刘勰早就讲到过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登山的时候，你的情充满了山峦；观海的时候，你的意就是在海中体现出来。所以，中国是一个诗化的国度，这诗不是古希腊的史诗，而是“诗言志”的抒情诗。唐朝开科取士，你诗做得好就可以当官；因为诗做得好，就可以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道理来，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导民化俗嘛。朝廷不是以法治国，而是是以德治国，以情治国，因为中国人的德就是情啊。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

原始思维是一种幼稚无知和野蛮的思维模式。如进化论学派代表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功能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的思维重心是繁殖和食物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社会学派代表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称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存在着质的差别：后者是逻辑思维，前者是“前逻辑思维”，倾向于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即受到“互渗律”的影响。

列维•布留尔把诗性思维的心物融合的思维方式称为“互渗律”思维。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论”：一切存在物、人工制品都有神秘的力量，这神秘力量可通过接触、传染、转移等活动对其他存在物产生渗透作用。互渗即相互作用，譬如：写作中的“情景交融”，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都是这种互渗式的巫术思维的产物。巫术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相似律——相似的事物就是相同的事物；所以，有“吃啥补啥”的食疗理论。第二个是接触律——人一经接触某物的部分物，就会获得该物的本领。所以，就有吃屎喝尿的中医。

国人的巫术思维就是诗性思维，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的特点就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无立足之地。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中（此段是怪码）
 

诗性思维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诗歌思维导致中国人言行两极性跳跃，缺乏理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情绪跌宕起伏，行为忽左忽右。邓晓芒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讲逻辑，不讲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

三，先进的古希腊的数理逻辑思维

古希腊产生了数理逻辑思维。希腊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上丰富多彩事物本身并不是本质，它背后抽象而纯粹的数字和形式才是本质；万物表面事物这么复杂，但实质很简单，就是：1，2，3，4，5，6，7，8，9，10，以及点、线、面。毕达哥拉斯认为：上帝是个伟大的工程师，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各天体之间距离的数的比例关系构成整个天体的和谐；人体内湿和干、冷和热、苦和甜之间适当的比例使人健康。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此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而中国的数学原始得多，比如说，中国的勾股定律只是现实经验之上的一种猜测，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则是严密逻辑推理形成的体系。中国有祖冲之圆周率之类的的算术，可是理论数学、几何学几乎没有，一些孤立的发现构不成理论体系。

罗素说：“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居功至伟。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它影响了柏拉图、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学家。《独立宣言》（从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义性）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18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体系。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这里“数学方法”就是思维的形式正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构建西方理性传统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作了更全面的升华，奠定了希腊文化思维方式的基础，也成为今天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这种思维相信：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表象并非根本，它背后的理念、规律、规则和蓝图才是至关重要的。譬如：做房子，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砖块等材料，这些东西是基本的，至于设计样式则是附带的形式。而在西方人看来，设计房子的图纸起决定作用，它才是整座房子的根本。可见，希腊文化不重视人的感觉到了的物质材料，而非常重视理性思维、抽象理念所掌握的规律。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均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四，民主首先是一种说理文化

民主首先是一种文化，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主是以言论自由、逻辑思维为基础的说理文化。国人至今不知道怎样说理，必须先学习逻辑等基础知识。

程序正义”(规则正义)高于“实体正义”(结果正义)，是西方法学公认理念。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轻程序、重实体根深蒂固。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为了所谓的“义”，可以不择手段。孟子把墨子骂为“禽兽”，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清朝僧格林沁无视《天津条约》，诱击英国船只，一时天下称快。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怎能说推翻就推翻呢？冯玉祥以武力相威胁，逼逊帝溥仪出宫，也是举国欢庆。《清帝逊位优待》是双方谈判的结果，要修改也得坐下来说理，怎能“以暴行之”？

中国的“万物归一”的虚无的“道”导致民众一盘散沙和政府的独裁专制。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追求国家政治统一和“定于一”圣王。中国先秦君主霸有天下，却爱称呼自己为“孤”和“寡人”即“1”。 在中国，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组织。家国同构的“国家”不为古希腊人承认为国家；在西方，社会的原子是个人，而不是家族；家族组织不能支配社会组织。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任何思想家曾提出过类似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种“原子论”的思想；黑格尔曾指出，古代哲学中的原子论，是以古典政治中的个人主义原子论为原型的。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历来排斥个人主义而崇尚集体主义。儒家思想是将人看作“群”和“类”的存在，每个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根本无“人权”的萌芽。有些人非常天真，企图从孔子与国学传统那里寻找到民主法治与普世价值，然后与世界接轨，这正中了当局的圈套。康晓光先生说过，“我们倡导儒学，重尊孔子，其目的就是要为了维护中国的专制制度，防止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中国形成气候。”

西方的万物归于一神或者万物由无数的原子构成的观念是一种多元的均衡观，其在神学上的表现是三位一体，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三权分立，其在社会上的表现是陪审团制度，等等。因此，可以断定：毕达哥拉斯的多元均衡的几何思想推动了古希腊的民主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深远，体现在：1.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组成宇宙的各种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对称的，任何自然力量都不能占据和支配一切，自然界的最高权力只属于一种平衡和互动的法则。连雅典人聚会的广场都按照几何比例来构建的。2.柏拉图学园有一规定：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包括柏拉图，正是在数的原则的指引下形成了“正义”理念。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而内部均等的数是一个平方数；平方数是一个完美的和谐。一个国家只要部分间的均等而被区分出来，它就是正义的，正义就是维护这种平等。3.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是正当的比例关系即多元均衡，显然受到了美感比例关系即“黄金分割率”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爱的比例”无法量化为具体的数值，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具有量化倾向。

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虽然在古代社会里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就随着希腊与罗马社会的衰落而沉寂了。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一直存活着，并且渗透进了基督教神学里，虽然这种理性思维被神学体系的信仰外壳紧紧地包裹着，但它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释放。近代大学的产生让它一步步从神学中独立出来，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更给它广阔的生存空间。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需要的动力和原料，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机械化。19世纪以后，各门科学理论全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而电力能源的广泛使用又把它们联系为一体。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今天，人类几乎完全回到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脑子里的观念就可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反过来，一切现实都能由简单的数字支配。同时，这种理性思维还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普遍的契约和法制规范着人们的交往行为，整合了全社会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了人类的高度自觉与自律。这就是西方文明几百多年来席卷全球的全部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