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号-理论探索 余东海简介 余东海文章检索

 

 

罪无可绾,恶不容恕
 
 
余东海
 
 
儒家对人民是庶之富之教之,马家则是以计划生育制造人口危机,以公有制制造普遍贫困,以唯物主义系列邪说给广大官民洗脑,大规模地制造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物质主义分子,把无数中国人变成禽兽和禽兽不如的东西。
 
拜马家所赐,百年来尤其是四九以来,人祸之惨重,罪恶之深广,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各种恶性案件之多,史无前例。甚至弑父杀母案件也层出不穷,论被子女杀害的父母的数量,只怕古今中外加起来也不如这半个世纪之多。仅此一点,马学便罪无可绾,恶不容恕!2018-12-9
 
功名不足论乎?
宋儒晁说之说:“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有志于功名,富贵不足论也;有志于富贵,则其与功名背驰亦远矣。”(《晁氏客语》)
 
此言不错,然有偏,“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之语,将道德与功名割裂开来了。志道据德与重视功名不矛盾,立德与立功立言不矛盾。有内圣功夫必有外王追求,有其德必有其言必有其名,故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朱熹注释《论语阳货十七》章引用胡氏之论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朱熹《论语集注》)这就说得准确到位。功名不是“不足论”而是“不足以累其心”。
 
晁说之和朱熹关于功名的说法同中有异,是因为两人学术造诣有所不同。晁说之也是儒家,并创景迂学派。然其学术混杂,纷杂于释老申韩,晚年更自称“国安堂老法华”和“天台教僧”,是个大杂家。“功名不足论”就是沾染释老的结果。2018-12-9
 
理所当然和咎由自取
何新作文《任晚舟案涉及中国国家主权以及中国公民的国际人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无比恐怖,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就可能经常会遭到放肆的挑衅蔑视和侵犯。”
 
笑话。中国早已国不国,中国人的基本人权经常遭到放肆的挑衅蔑视和侵犯,早已司空见惯。蔑视和侵犯中国人的不是美国和任何外国,而是马帮。李自成固非人类,然其《永昌元年诏书》却不失为人话,其中有一段用在今天,颇为切合: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孟子早就说过:“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蔑视和侵犯国人的基本人权,就是自侮自毁的最好方式,马帮及其帮凶、帮忙和帮闲被侮被毁,就是理所当然和咎由自取。2018-12-9
 
佛道殊途不同归
孟子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非常正确;藕益大师说孔子、释迦易地则皆然,完全不对。
 
孟子原话是:“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因为禹、稷、颜回同道,所以易地则皆然。
 
藕益大师原话是:“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竹窗随笔》)强调儒佛不可互毁,这没错,但不能将孔子与释迦划等号。儒佛既不同归也不同道,各有其道。夫子无论生何国,必内养圣德,外求王道,必然致力克己复礼,必不追求涅槃空寂。2018-12-9
 
谁更大
或问:你有时说道德最大,有时又说道理最大,到底谁最大或谁更大?答:这是将道德和道理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了。殊不知,道德与道理相辅相成。道德与道理达到最高处,合而为一。天理良知,即是万德之本,也是万理之根。
 
有德者必有其言,其言必有理,其人必然服理,道理最大;讲理者必有其德,其德必有真,其人必然服德,道德最大。圣贤道高德大,道理必然高大;君子从善如流,包括顺从道理。道理有高低大小,低从高,小顺大,必须的。
 
不讲道德的道理是伪理,不讲道理的道德是伪德,皆一钱不值。一切不讲道德和道理的东西,包括讲不成道理而强词夺理的人物,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压制封杀异议的势力,都不值得尊重,至少得不到正人君子的尊重。2018-12-10
 
极权主义的伪强大
试图以牺牲人权和人民利益的方式,追求国家强大,实现弯道超车,也就是以弱民的方式强国,注定是要失败的。姑不论这种“试图”往往只是极权阶级维持极权统治的一种借口。就算是真的那样想,也是一种政治弱智。
 
把大多数人民变成弱势群体和弱智群体,国家纵然强大,也是一种野蛮的强大,怎么强大是表层性一时性的,脆而不坚,坚而不久,最后成为不堪一击的伪强大。君不见,暴秦苏联作为古今两大极权主义政权,都曾不可一世,然暴秦经不起陈胜吴广等戍卒一叫,统一天下才十五年即告灭亡;苏联经不起美国的冷战,不等美国正式动手就自动解体了。
 
只有文明的强大才是值得肯定和追求的,文明的强大必须以人民的富裕、人权的保障为基础。刘传飞说得好:
 
“中国希望通过不平衡发展模式,即把国家总体财富不用于百姓医保和民生福利,剥夺民企的资本积累,在中国系统没有充分优化前,就集中资源跟西方宗主美国一博,一代人就完成与美国体系抗衡的自己的国际金融和技术研发的弯道超车,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的毛泽东主义。”
 
孟晚舟被抓,各种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不少学者乃至儒家学者也在胡说八道,或谓孟晚舟无辜,美加侵犯人权和中国主权;或谓华为科技直逼美国,使美国感到分外害怕而产生危机感,所以才抓孟。有诗人为《孟小舟无辜被美加拘捕》鸣不平曰:“华为遭忌恨,技术领先行。”真以为马邦强大了,真以为华为科技逼近乃至领先美国了。三无牌表现,义和团精神,民族主义泡沫,民粹主义垃圾。
 
连马帮高官都承认,中国的“强大”有百分之四十是泡沫。12月5日,美中政策基金会举行23周年年会,中共驻美大使馆公使李克新在致辞中称,对中国强大影响力的看法,有60%是基于现实,20%纯属外界想像,剩下20%是民族主义泡沫。其实“60%是基于现实”也非真实,无非自我脸上贴金耳。2018-12-10
 
两种批评
文化人对待他人和朋友,应该严于道理分辨而慎于道德批评。批评他人的时候,思想方面不妨牛毛茧丝,精密细致;道德方面应该侧重大节,疏略小德。但不少世俗学者乃至某些儒生分不清楚道理批评和道德批评的区别,宽于前者而严于后者,论及道理大而化之,混沌一团;攻人道德析微辨精,精益求精,深入毫厘,只见他人眼中有刺,不知自己眼中有梁木。
 
曾有人责我谄媚,依据是我在《儒家网》的一篇专访。我在那篇专访中对习有所肯定,认为习从政治上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东海说得对不对,可以商榷讨论,但上纲为谄媚,就是小人之心妄度了。这不是责善,而是诬蔑。何况其人自己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又有什么资格对大半辈子息邪讵诐、清高自持、守道不移的东海进行道德批判。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是需要具备相应的文化道德资格的。
 
我对习的肯定仅限于此:尊孔尊儒从“政治不正确”变成政治正确,习功不可没。无论动机如何,这都为儒家复兴扫除了最大的政治障碍,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个肯定毫不影响我对马学马政的严厉批判,更不意味着我把儒家的希望寄托在习身上。儒家必须自力更生,借机发展壮大。2018-12-11
 
关于明哲保身
无数人信奉利己主义人生哲学,口不臧否人物,文不论及政治,自以为可以明哲保身。殊不知利己主义最不利己,最易害己。别说损人利己的恶性利己主义者,在现代极权社会,就是杨朱那种“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的良性利己主义者,也很难独善其身、善始善终的。而且,这种人最无道义影响,最为软弱无力,最容易受到极权暴政的侵害。至于恶性利己主义者,又焉能逃脱恶有恶报的因果铁律哉。
 
保身和独善其身的前提是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明哲的表现是自知知人,所谓知人则哲,自知则明。那就必须致良知,明明德,成就良知的光明。2018-12-11
 
两极
政治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功和强大,是文明的灾难,也是极权主义、极端主义集团自身的灾难。一句话,它们的强大是包括它们自身在内的人类的灾难。凡是赞美、信仰、拥护、支持两极的民众,都属于三民:愚民刁民暴民。凡是三民占上风的社会,必是恶社会,必然灾难深重、灾难深重。三民都是做奴才的好材料。愚人易恶,愚极必恶,恶极必奴,恶人必有奴性,最容易沦为奴才或奴隶。这是那些愚恶之徒做梦都想不到的。2018-12-11

 
李不厚,金亦庸
在我眼里,李泽厚是逊于金庸的。李泽厚曾经影响不小,其实不识中华文化之大体,思想高度和品质非常有限,时代局限性很大---这当然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摆脱的,但若不能摆脱这种局限性,就不配为国士,遑论天下士。我能理解李泽厚这类人物及其思想,但略有了解,便毫无兴趣。当然,金庸也不配为国士,李不厚,金亦庸,不过金对中华文化的体悟仍高于李,其武侠小说的思想含金量、深刻度和影响力仍高于李的东西。在金面前充大佬,自曝浅薄而已。而对李吃力不讨好的金钱关心,也暴露了金庸的文化分量。多余。2018-12-25
 
“中华文言文教传承网络论坛”贺言
欣闻“中華文言文教傳承網絡論壇”召開,兆示儒家复兴气象之一斑,不胜欢喜,特贺一联曰:诗书执礼皆雅言,君子安雅,发雅言以兴文教;文明之核是文化,中华重文,振文运而致良知。
 
雅言即华夏之言,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与夏古代互通,《荀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荣辱篇》作:“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故雅言即夏言。或谓“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及官话”云,大谬。现在的普通话只是方言,现在的官话更是马语狄言,何雅之有。文言才是雅言,中华之正音,文教之乘舆。文教者,礼教、仁教、良知教也。文运之重振,华夏之重光,有赖于雅言之普及和文教之弘扬。2018-12-25余东海
 
关于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行不行、对不对、好不好,泛泛而言没有意义。一般情况下,一般性思想观点不应该也没必要统一。但是,一个优秀的团体,就应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一个优秀的政党,就应有正确的世界观政治观的统一。注意,仅仅统一是不够的,还必须正确。
 
例如政治观,唯有儒家的民本位和自由主义的人本位是正确的,其它神本位、君本位、族本位、党本位、国本位、社会本位、民主本位、平等(平均)本位的政治观都是错误的。神本政治,必然政教合一。君本、族本、党本、国本、社会本位的政治,都会导向极权暴政。民主、平等(平均)本位必然流于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相反相成,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
 
政治观又根源于、取决于世界观及价值观。儒家和自由主义政治观正确,是因为仁本主义世界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正确。所以一个优秀的政党,必须将思想统一到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上来。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统一,一个家庭都难以和谐相处,夫妇、兄弟、父子之间都会矛盾重重,何况一个政党。2018-12-27
 
兴儒新族新国
康有为曾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其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很好。这里的教即圣教、孔教、礼教,即儒家文化。中国、中华民族和儒家文化,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可惜反孔反儒迅速成潮,儒家不保,中华不保,民族始而夷狄化,进而禽兽化。
 
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反掉儒家反掉礼义反掉《春秋》反掉中华圣贤圣经,必然华夷不辨,导致华夷、正邪、善恶、人禽、圣贼一切颠倒。
 
或谓“国人完成了保国保种的历史使命,而今之国人当致力于保教”云,太乐观了。保国、保种、保教三大使命,一个也没完成,教、国、种都没保住。百年流行的反孔反儒恶潮,实为祸国祸种,导致国不国种不种人不人鬼不鬼,导致中国沦为马邦,中国人比古来任何夷狄都要非人化。兴儒新种新国,从兴儒开始新我种族新我国家,责在吾辈,任重道远。2018-12-27
 
恶从何来?
恶亦从良知来。
 
禽兽是无所谓善恶的,唯人类有善恶之别。人类有善恶之别是因为有良知。有良知,才有四端之心。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和庶民都有此四心,不同在于,庶民遗失它,君子存养它。
 
保养它,扩充它,明其明德,全其天性,就可以成德成圣;抛弃它,人就会堕落,轻则小人,重则非人;轻则非礼,重则非法。换言之存养四心就可以致其良知,可以让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发而中节。否则就会发而不中节,违反人道之常,违反道德、法律规范。
 
有良知才有善有恶,才能形成善习恶习,有良知才能知善知恶并为善去恶。可见,恶固然非良知之本然,却也是良知之能然,从良知而来。换言之,恶也是良知的作用,只不过是不正常的作用,是发而不中节的结果。程明道说:“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说:“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二程遗书》)
 
王阳明四句教也把这个道理说透了。王阳明又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传习录》)2018-12-28余东海
 
李泽厚缺少信仰
或问如何看待李泽厚提倡的“天地国亲师”信仰。李泽厚在回答《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提到“天地国亲师”,其原话是:
 
“中国人缺少信仰。蔡元培、王国维提出“美育代宗教”在上世纪20年代,过去快有100年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生活中偶然性增大,人会感觉到命运没法掌握,人生意义没法知道。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之后怎么办呢?为什么活这个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险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事都干得出来。知识分子完全信宗教的不会太多,因为宗教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提倡信仰“天地国亲师”,结合传统,再加以现代解释。它不会像基督教、佛教那么快发展,因为我提倡的信仰不会有那种组织的力量。我反对有的人搞儒教把孔子变成神,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上帝、佛祖都是人格神。我是爱因斯坦那种信仰,就是相信宇宙本身。这和儒家讲的“天地”是一样的。”(2010年06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
 
短短一段话,混乱肤浅得一塌糊涂。挑出三个错误简批一下。
 
其一、“天地君亲师”不能改为“天地国亲师”。无论哪个层面和角度,国家都不能、不配成为信仰的对象。信仰国家比无信仰更更坏更可怕更危险,更易让人丧心病狂。
 
其二、信仰“天地君亲师”可以。《大戴礼记·礼三本》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是“天地君亲师”作为信仰的经典依据。但这里的“天地”并非指“宇宙本身”,而是指乾元坤元、天道地道、天地之心、宇宙本体,也就是天道,因为坤元从属于乾元、地道从属于天道。天地宇宙与万物一样,无非现象,即天道所现之象,可以是人类爱护的对象,但不是信仰的对象。天道才应该是人类的最高信仰。只有上达天道的君师,才是值得信仰的。
 
其三、把美学视为第一哲学,提倡“美育代宗教”,何其浅薄乃尔。真善美,善是核心,最为根本,真善一体,是美的基础。把美放在第一位,置善真于何地?把美学视为第一哲学,必然导致美的虚伪化乃至邪恶化。宗教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没错,但美育远远不足以代替宗教。唯有儒家才能超越宗教,唯有儒家天道信仰才有代替宗教的资格。以自然界的天地为信仰,属于唯物主义;以国家为信仰,属于国家主义,都等于无信仰。以美学为信仰,也等于无信仰。
 
李泽厚说“中国人缺少信仰”,殊不知他自己也一样。另外,这里的“中国”换成“马邦”才合适。2018-12-28余东海
 
儒家的立场
说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和立场,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立场,或代表自耕农的利益和立场,都不靠谱;说儒家站在人民立场上代表了人民利益,也有问题。盖利益和立场并非一回事,人民利益和人民立场未必一致。儒家代表人民利益,并不意味着站在人民立场上。
 
儒家以民为本,但不以民为主;吉凶与民同患,并非立场与民一致。儒家自有文化、道德、政治立场。除了在主权问题上尊重人民的选择,其它方面就要为民做主,或作之师,启民之蒙,化之以文;或作之君,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对于民意舆论时代潮流,儒家可从则从,不可从则不从,虽千万人吾往矣,绝不迎合苟同随波逐流。
 
人民利益和人民立场不一致,民粹主义最为典型。民粹主义号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一切以民为主,唯民是从,甚至逢君之恶,堪称完全彻底的人民立场。实质上最不符合人民利益。君不见,马列主义原教旨把人民神圣化,鼓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结果是资产阶级固然死伤狼藉,无产阶级同样民不聊生。2018-12-28余东海
 
万物运动的原动力和内驱力
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大到天体星系,小到基本粒子,宇宙万物大到天体星云,包括宇宙本身,都在永无止息运动之中。马主义的问题是昧于运动的原动力和内驱力,更错把物质当成第一性,不知物质和意识都是太极所现之象,太极才是本质。
 
运动的原动力和内驱力在于太极,更准确地讲在于乾元。天行健是因为天性健,乾元就是天性,其根本属性是健动,是生生不息至诚无息。故乾元作为宇宙开端、万物开始的原始资本,也是万物运动的原动力和内驱力。
 
宇宙中没有任何物质是绝对静止的,也就意味着任何物质都有乾元在。乾元既有超越性又有潜在性,既超越一切现象之上,又潜在于一切现象之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合一,体用合一,天人合一,形上与形下合一,本体与作用合一,本质与现象合一,就合在这里。若不明此理,就不明“合一”之真义。无数学者谈论天人合一,都是乱谈妄论。2018-12-28
 
儒家的变和不变
儒学是不易和变易的统一。无论有多少派别,也无论怎么发展,都有永远不易、不变的原则在。比如天道信仰、中道立场和王道追求,永远不变。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道,常道就意味着普适和恒常。
 
借助哲学话语来说,儒学是乾元为首的本体观、本性至善的人性观、仁义主导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和唯仁史观永远不变。这些不变的原则,就是儒家共识。团体有此共识,就是道义集团;政治有此共识,就是王道平平;天下有此共识,就是天下归仁,大同太平。
 
对于这五观,若完全违背就非儒,若有所违离就有偏,例如荀子,主张性恶论,就沦为儒门外道。是否儒家,是否真而正的儒家,都可以此五观为标准去衡量判断。2018-12-28
 
人类中心主义
仁本、民本、人本是儒家三本,也就是三大中心。在人与神、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中,以人为中心。在这个层面儒家是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要义是:在人与万物(包括神)的价值关系中,人类是主体;其二、在人与万物(包括神)的伦理关系中,人类是目的,是万物的意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唯有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活动才是有意义的。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必须以人类利益为立足点。
 
一切有害于人类、有碍于人类生存发展好文明幸福的,都是恶的;一切有利于人类、有助于人类生存发展好文明幸福的,就是善的。这是衡量善恶的最高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上,西哲“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人是目的”之说与儒家不谋而合。这是贯通中西的重要关节点。与西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儒家有三大中心,归根结底,必须以仁为中心。只有以仁为中心,才最符合、最能维护人类根本利益。
 
仁本主义之所以特别中正,五常道之所以是最高标准,就是因为她最有助于人类生存发展好文明幸福,可以让个体成就良知光明,可以让政治成就王道文明,可以让天下实现大同太平。2018-12-28
 
礼不下庶民
未来儒家政府宜将“礼不下庶民”落实到制度中去,以保障庶民的合法自由。庶民言行只要合法即可。政府和官员不许强制庶民守礼,不许对庶民的非礼言行进行惩罚。至于官员和教师,必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若有非礼言行,轻则依礼处罚,重则削职为民。
 
或问:礼不下庶民,庶民无礼怎么办?政府放任不管,岂非不负责任?答:可以毋忧。政府不许惩罚庶民的无礼,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有国家义务提供的文化教育,有官员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有媒体及时跟进的舆论引导,还有乡规民约和父兄师长的制约,庶民的文化道德水平想不普遍高涨都不可能。2018-12-28
 
含赵量和含道量
今天看到这个新词,不由得失笑。赵家特指极权主义和特权利益集团。一般情况下,含赵量高,短期内权位利益也会水涨船高。但也不尽然,一些以赵家人自居者,其实不过是“赵氏孤儿”,并无含金量和含权量。含赵量与良知度成反比,含赵量越高,良知度越低。含赵量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良知泯灭,丧心病狂。
 
特权集团含赵量高,势所必然;弱势群体含赵量高,特别可怜;知识群体含赵量高,最为可耻。儒门中人含赵量高,无耻之耻,无耻矣。
 
能否明辨是非正邪善恶华夷,是否从善如流嫉恶如仇,是君子和小人一大区别。在恶社会生活久了,对于种种邪恶越来越习以为常,很容易思想迟钝精神麻木,身在恶中不知恶,甚至以恶为善,护恶嫉善。
 
君子小人和恶人之别就是良知度或含道量的区别。君子含道量很高,小人为零,恶人为负。含道量一词是元士新铸的,我认为与良知度近义或同义。2018-12-12
 
万恶政为首
好心办坏事是难免的,但真是好心,即使办了坏事,不至于太大,不至于办出人道灾难;真是好心,即使办坏了事,会自我忏悔、及时改正和努力补救,不至于怙恶不悛。在政治上,即使好心,办坏了事,办了坏事,就要承担相应责任,付出相应代价,而不能以好心来卸责。
 
古语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终古少完人。”东海学舌曰:万恶政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终古无恶人。政治之恶是人世间最大的恶。对于政治问题,只能论表现和结果,不能论动机和居心。论动机论居心,可以狡辩,容易粉饰,最大的暴君、最大的罪恶都可以说成好心。2018-12-29
 
倪元璐为东林党鸣不平
东林党不仅遭到当时阉党的恶意诬蔑和残酷迫害,而且深受现代学者的误会诋毁,一些儒生也人云亦云地往东林党身上泼脏水、唾唾沫。东林党虽不无毛病,要之不失为正人君子集团也。计六奇《明季北略》有一则《倪元璐论东林》,是为东林党鸣不平的,特录之于左:
 
“倪元璐,字鸿宝,上虞人。天启二年壬戌进士,授庶吉士。思宗文为翰林编修。元年正月上言略云: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并案。夫以东林为邪党,将复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首劾忠贤,重论呈秀者,又邪党乎?夫东林,亦天下之才薮也。但或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非中行则可,谓非狂猖则不可。议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臣所谓方隅未化者此也。韩爌清忠有执,上所鉴知,而廷议殊有异同。词臣文震孟,正学强骨,二月居官,昌言获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谈日甚。臣所谓正气未伸者此也。总之,臣论不主调停,而主别白,不争二臣之用不用,而争一日之是非。至海内讲学书院,凡经逆珰矫旨拆毁者,并宜葺复。上曰:朕屡旨起废,务秉虚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气未伸,惟各书院不得倡言创复,以滋纷扰。”
 
倪元璐也指出了东林党的问题:“绳人过刻,持论太深”,对人过于苛刻、一味苛责,
但不能因此过于否定:“谓非中行则可,谓非狂猖则不可。”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猖之士,也是正人君子,值得敬重,与阉党有正邪之别。
 
文中提到的韩爌和文震孟都是东林人士。韩爌是东林党元老。万历二十年进士,曾任内阁首辅,因袁崇焕冤案所累,罢职还乡,被誉为“先后作相,老成持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文震孟是南宋文天祥之后裔,博通经史,长于《春秋》,天启二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曾因忤魏忠贤,被廷杖八十。2018-12-29
 
民粹主义害人民
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都属于现代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高举民主、平等、科学的大旗而追求之。然而,不仅民主、平等、科学越追越远,而且背道而驰,迅速滑向恶性专制空前、等级极端森严、最无科学精神的极权主义泥沼。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道理很简单:民粹主义既反儒家文化,也悖自由主义,是民主、平等、科学之大敌,倒与极权主义相反相成。所以民粹主义一旦泛滥,必然成灾,必有极权主义乘势而起。分而言之,民主主义最不利民主,平等主义最不利平等,科学主义最不利科学。就像集体主义最不利集体一样。所有走集体主义道路的地方,其集体一定深受伤害而衰败不堪。
 
别说坏东西,就是好东西重要的东西,一旦主义化,就会变成反面的东西。国家主义害国家,民族主义害民族,社会主义害社会,利益主义害利益,民粹主义害人民。这些道理,东海已经絮叨多次,可惜有机会听到者不多,听得进去者更少,呜呼!
 
人世间值得主义、应该主义的东西有二:仁和人。其中仁又是最值得、最应该主义的,仁主义可以涵盖人主义。对于仁主义来说,人主义只能是下位法,遑论其它主义。其它最好最重要的东西,都必须以仁和人为中心,只配围绕着仁和人转。2018-12-29余东海
 
爱民有道,为政有道
不能说国民党没安好心,但办不好政治之事则是事实。当年葬送大陆于北狄,而今餽送台湾给民党,根本原因在于不明为政之道。
 
为政必须有爱民之心,有好心,但仅有好心是不够的,更要知道怎么爱民怎么政,掌握爱民为政的正确办法,掌握道德真理和政治正理。爱民有道,为政有道,不是象国民党那样一味讨好民众就可以的。
 
要知“道”,就必须学儒。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无以言无以立者,当然不配为政。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学习成绩优秀,才可出仕。这里的学就是学习诗书礼乐之书和内圣外王之道。王通说:“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无以主断、知和、议制、通理,何以为政。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引用董仲舒的话说: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董仲舒这段话,强调了学习《春秋》的重要性,并指出君臣父子不通《春秋》、不通礼义之旨,会导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严重后果。国民党殷鉴不远。该党元首不像元首,百官不像官员。该党统治地区,官不官,民不民,儒家文化毁弃,民粹主义泛滥。大陆沦陷,台湾易党,就是民粹主义泛滥的结果。2018-12-29余东海
 
守时自觉和话语节制
这是个话语泛滥的时代。很多学者一有机会就滔滔不绝,一些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问题也非长篇大论不可,甚至越长篇大论越讲不清楚,令人生厌。各种会议往往会限定时间,但似乎多数学者都会努力超标。至少我参加的一些会议、论坛都是如此。这方面东海颇能自觉守时和节制话语。即使在限定时间内,若被人打断,便住口不言。你若无心我便休,此之谓也。别说主动超标,要我多讲几句,都必须恭请敬求。2018-12-29
 
一点态度
马家当前,对于很多非马家或者与马家政治关系不大的问题,我都无可无不可。尤其是儒家内部问题,纵有看法,不愿多说,以免影响团结。若我提出来了,私下或公开异议,必然经过深入研究、慎重思考。
 
对于儒友,对于儒门前辈、儒家护法和那些为儒家事业作出过各种贡献者,我都特别尊重,甚至视为亲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海一切从命。相反,如果发现某些重大失误,我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对于前辈或好友,一般我会私下沟通,提请对方及时修正某些失误。这是为儒家好,也是为对方好。
 
其实,在文化政治立场和三观相当一致的情况下,因为某些具体观点不同就会受到伤害的团结,品格非常有限,并不值得维护。那种建立在苟同苟异、压制异议、压缩真话的基础上的团结,经不起一点异议和真话的团结,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不负责任的,是非健康而没有意义的团结。
 
孟子云:“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这句话也适用于师友之间。李二曲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君子相交,理当如此。同道之间异议自由,相互欢迎责难陈善,有则改之从善如流,这才是君子团队。互相之间团结友好不会受到不同意见的影响。这是东海心向往之而求之不得的。2018-12-29余东海
 
最大的不孝和悲哀
孟子这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很多人乱解一通。甚至有学者解释为:“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是没有做到尽后代的责任。”意思与孟子完全相反了。
 
孟子原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意思是说,不孝的表现有三种,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是怕父母不同意导致无后。君子认为这种情况就等同于告诉了。
 
对此,《十三经注疏》赵岐注得很明白:“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三不孝中,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传宗接代,延续个体、家族和种族的生命,是男人重大的责任和天职。大恶无后是圣经大义。断子绝孙则是人生莫大的悲哀,也是古来对人最恶毒的诅咒!2018-12-29余东海

 
儒家尚阳刚,君子当自强
对鲁迅、胡适的瞧不起,是从它们对孔子和儒家胡说八道开始的。鲁迅1936年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说“儒道两家都尚柔”,区别只在于“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胡适在1934年所作《说儒》中说:“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蓬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七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
 
其实恰恰相反,儒家大经《周易》乾坤并建、但以乾元为首。显而易见,儒家阴阳并重、刚柔相济而以阳刚为主,尚阳刚,尚健动,尚自强不息。道家才是尚柔静的。
 
鲁迅、胡适们说儒家尚柔、柔懦,依据是《说文》对儒字的解释:“儒者,柔也,術士之偁。”其实《说文》理解本来有误。儒字从人, 需声。本义是术士,也就是有道之士。古时术与道同义。《说文解字注》引鄭目錄云:“術,邑中也,因以爲道之偁。”
 
即使儒字本意含有柔义,也不能理解为柔弱。《说文解字注》说:“鄭目錄云: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所行。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周禮:儒以道得民。”能安人能服人能得民,能以先王之道濡其身,岂是柔弱者所能。2018-12-29
 
对目前局势的一点看法
或问我对国内局势和国家前途的看法。答曰:长远而言,儒家劫后来复,就预兆着中华文明重建的希望。但眼前来说,我并不乐观。
 
儒家虽然一阳来复,但目前仍然潜龙勿用。道义力量的积蓄,文化共识的扩展,思想影响力和言论自由度的提升,都不是一朝一夕可成。儒家的复兴难免一波三折,进退无恒。因此,也奉劝一些同仁不要盲目乐观,急躁冒进。有一些过程的艰难是难以超越的,只能通过不断积蓄自身力量而逐步战胜之。
 
只要马学在上,马制不改,执政党无论怎样努力,都有两个“赶不上”:打击腐恶的动力赶不上制造腐恶的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赶不上制造问题的能力。论制造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制造冤假错案、政治罪恶和人道灾难的能力,马帮是空前绝世超一流的。马学在上,马制不改,执政党的马帮本质就无法改变,与人为敌、与民为敌、与儒为敌的本质就得不到彻底改变。这方面儒生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实为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修正,本质上还是马路。原教旨早已走绝,修正主义也到了尽头。半吊子、跛脚鸭的经济改革早已无法继续,若不能自上而下地展开政治上结构性、革命性的改革,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任何小事件都可能成为马帮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年来维稳费高于军费,说明官民矛盾非常深广,政治问题非常严重。这样的稳定必是反常的、恶性的、火药桶式的稳定,必然脆而不坚、坚而不久,越维越不稳。政治问题应该、只能、必须政治解决。否则,所谓的维稳,就是对绝路得过且过的维持和对极权不择手段的维护。
 
论言论环境,2015、2016年略显宽松,但迅速收紧,而且比江湖时期更加逼窄。政治敏感度不断提高,论及政治、社会问题的文章,网络上受到比江湖时期更严厉的防范封杀,一片萧条肃杀。今年,东海维持了十几年的天涯账号被封, 360东海个人图书馆被封,微信被封一次。微博被封六次后不再重开。
 
言论自由度可以视为改革大小真假的风向标,没有言论环境的宽松就没有真正的改革,经济改革都不会有,遑论政治改革。2018-12-30余东海

 
半个儒家
我以梁漱溟半个儒家。不仅因为他深度佛化,更因为他严重马化,表现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肯定。这对于儒家来说,是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
 
梁漱溟在《中国——理性之国》中,从道统的高度为社会主义提供论证,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大成于中国,其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将来能在人类社会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契机仍然在于发扬、提高传统之精神。(大意)
 
前者是颠倒见。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没有五四就没有共党。共党是真正的五四之子,嫡子,国党只是义子。至于说中国将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云云,纯属空想。2018-12-30
 
科学主义反科学
科学主义是科学的扩大化、主体化和本位化,主张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普遍运用。
它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正当而有效的知识形式,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在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而且应当运用于人文和社会领域,可谓罢黜儒家,罢黜百家,独尊科学。
 
陈独秀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他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论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五四以来高举的两面大旗之一科学,其实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科学之外的哲学和伦理学,对人类文化、道德、精神生活的价值都充满轻视,必然导致文化荒芜、道德败坏、智慧残缺和精神病态,从而阻碍和破坏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科学主义泛滥的地方,最适合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茁壮成长。2018-12-31余东海
 
学思信行证
在儒家,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实践的深入有赖于理论的指导,实践又可以反过来彰明理论的中正,知识的学习有利于信仰的建立,信仰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知识的深化。这里的理论和知识,指的是儒家的经典理论和文化知识。对于其它理论和知识,儒者自有法眼判断,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广毅云:“儒者居于儒学之中,儒学研究者居于儒学之外,儒者仰视儒学,儒学研究者俯视儒学。”此言甚是,把儒者与一般儒家学者的区别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儒者对儒学,是学习、思考、信仰、实践、实证一体化,把儒学融入生命,以生命实证儒学。换言之,儒者是学者、思者、信者、行者和证者的统一。证是对“性与天道”的觉悟和实证,圣贤境界。2018-12-31
 
儒家的知识观
儒佛道对知识的态度有所不同。佛教讲所知障,道家讲绝学无忧,对知识(包括各种思想、理论)充满警惕,生怕被它们障碍了佛性或道心。儒家相反,特别重视知识的掌握积累。正确的知识多多益善,知识越多越智慧,知识是通往智慧的桥梁。
 
《中庸》五法,博学审问为首;《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居先;《论语》学而时习,先学后习。习是实践,学是学习。佛教讲信解行证,信最前面,强调信为道源功德母;儒家则是解在前面。要理解就必须重视学习文化掌握知识。不学则无术,难以上达,纵有信仰和实践,难免不正不真。
 
除了学习自家正确的文化道德知识,儒家也注重对各种学派宗派的了解借鉴,注重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探索学习。包括人类生命和家国天下,世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吾人格的对象。格物的深广度与人类文明度是正相关的关系。千秋万代一直格下去,人类的知识就会越来越丰富,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就会不断上升。
 
《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圣贤不可能通晓事事物物,但有这种精神和追求在,儒家所通晓的事物、掌握的知识就会越来越多,宇宙万物、人间万事终将尽入儒家和人类的彀中。2018-12-31余东海

 
选择马路的代价,通往苦难的捷径
不少人认为“一定程度的道德堕落,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能不付出的代价”。这种反常的观点,纯属反常社会的产物。在正常情况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完全不需要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相反,三者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有助于国民眼界心胸的开阔和道德智慧的提升而不是相反。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言虽然受到王夫之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关键是在改革开放、繁荣物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及时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法律规范,并同步推进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庶之,富之,教之。”人口、经济、教育三者完全可以同步发展。
 
现中国道德堕落、罪恶丛生的严重程度,史无前例。只是国人对此习以为常而普遍麻木,身在恶中不知恶。例如,弑父杀母案例层出不穷,但对此悖逆天理、灭绝人伦、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一些弑父杀母的少年不仅没有法律严惩,反而受到教育部门的特别关照。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实道德败坏并非自“改革开放”始。前三十年,官与官、官与民、民与民陷入无止境、无底线内斗,甚至师生之间、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斗成一团,国人道德之败坏和反常,比后三十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马邦社会,富固堕落,穷更败坏。史无前例的道德败坏,是选择马路不能不付的代价。选择马路就是选择堕落和反常。
 
没有相应的道德支撑和文化配合,经济发展必然是粗糙、畸形乃至破坏性的,是剜肉补疮、饮鸩止渴、断子绝孙的发展。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廉价、肤浅而短暂的。或者说,那是一种伪幸福,脆而不坚、坚而不久而且代价沉重。君不见,无数官民已经为它们的不义之财牺牲了家庭幸福、个人性命乃至子孙后代,还有许多不义之人正在或将要作出各种牺牲。
 
马路是通往罪恶和苦难的捷径,大半个地球大半个世纪为此提供了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只不过马邦官民普遍盲心瞎眼,视而不见耳。2019-1-1余东海
 
三条道路,唯我独优
鲍鹏山先生说得好:“对国家来说,核心问题是不能没有方向,更不能走错方向。”国家的方向即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又取决于文化方向。方向即道路。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三条道路: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和仁本主义。
 
毛路、邓路、习路本质上都是马列主义道路,即马路。毛路是马列主义原教旨,马左,马列加商韩;邓路是修正主义,马学加西学,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坚持马路的前提下学习西方,马右;习路是马学加儒学西学,在坚持马路的前提下拥抱传统学习西方,马中。马左固然是死路,马右马中同样是绝路。马学太邪了,只有马学在宪,马路本质不变,学习西方学习传统,都只能浅尝辄止,学点皮毛而已。
 
自由主义道路倒是正路。选择自由之路,无论怎么发愤努力,休想赶上美国,遑论超越。当然,自由之路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比马路好得多,不失为次优选择。
 
最好的道路是仁本主义,也就是儒家的方向,孔孟的道路。马路以物为本,自由之路以人为本,仁本主义顾名思义,以仁为本,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出以民为本的王道宪政。礼制德治之所以优于民主法治,就是因为仁本主义文化特别优秀中正,远远优于自由主义。欲明仁本主义妙义正论,请读东海《仁本主义》(《仁本主义论集》已出版,《仁本主义》待出版。)2019-1-1余东海
 
远离三种人
一个集体中,包括家庭、组织、各种单位中,有三种人最擅于败坏气氛的美好,造成氛围的恶劣。三种人:一邪、二恶、三俗。三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又有所区别。
 
邪是被各种邪教邪说洗脑,精神反常,思想颠倒,观念邪谬,三观极端错误;恶是人格低劣,道德败坏,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坑蒙拐骗,损人害人。俗是物质主义、利益主义和利己主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拜金拜权,唯利是图。这种人,无论贫富贵贱,本质上都是贪婪下贱的贱类。
 
邪人恶人都是灾星,小邪小恶引小灾,大邪大恶招大祸。俗物未必邪恶,但很容易邪恶化,堪称邪恶的后备军。故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路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一个集体若被这三种人占了上风,该集体的道德和命运就很容易恶化。纵然侥幸兴旺发达一时,后患恶果更加严重。中国之所以灾劫不断,苦难深重,就是因为这三种垃圾太多了,自上而下,熙熙攘攘,不是占上风,而是绝大多数。
 
诸葛亮告诫:“亲君子,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君子,此后汉所以衰颓也。”君子在位,自当显正扬善,辟邪惩恶,排斥低俗,导良社会。君子无位,对这三种人,离得越远越好。2019-1-1
 
至高无上的高税收
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彻是周朝税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什一而稅,爲天下之通法。彻有通的意思。老子说,有德之君,信守契约;无德之君,只抓税收。其实什一而稅,合情合理,正当合法,不能说无德。重税才是无德。
 
但古往今来任何重税都不如现中国之重,何况是公有制之下的重税。
 
税收是私有制(民有制)的产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所有权,是税收存在的前提。公有制经济压根就不应该收税。在实行公有制和公有经济居于主体地位,也就是国家占有土地和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依然重税,这不是一般的无德,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暴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创造了非常可观的财富。如果税收不是那么沉重,如果贪污不是那么严重,如果不需要那么昂贵的维稳经费,人民将普遍富裕。如果生产资料和土地所有权多数归人民所有,中国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的程度,完全可能高于美国和西方。2019-1-1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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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余东海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1月3日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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