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乃立宪之基

（北京）刘自立

    共和是宪政之始之基之要；这个说法可以涵盖整个世界历史；不管是东方历史还是西方之。其中关键在于，共和是走向民主之起点；而不是这样，民主和宪政可以忽视和排空共和，直接走向宪政——这是绝对一种空想——不管基于历史事实、还是诉诸政治要素，抑或是制定革命、改革纲领，都不能掏空这个共和之历史必然和历史基调。所以说，当人们开始反思辛亥革命之孙中山暴动，袁世凯权变，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之互动、和谐和反目，乃至触及到蒋介石北伐对于老军阀（吴，张，阎等）和北伐后与新军阀之和谐、之反目、之又和谐（基于反共和抗日等），都不能排斥其尝试共和之基本意志和基本作为。这是观察中西政治，中西共和的基本方式。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共和的基本概念出发，来讨论共和与极权，与专制，与民主的关系。共和之法制，是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发轫的共和法制之原则，之精神。这个精神在后来英国人写作共和——这个词汇的时候，转变成为“共同财产”；这是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这个制度的原则是，共和就是占有全民财产的人人之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抑或言经济制度之规定，造就了全民，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此前提的前提就是“全民所有制”“共和”制度的确认。这个全民就是社会各阶级的合法存在和存身。忽略了这个基本私有制的经济存在，就是忽略了无论是民主，僭政，还是王政社会之社会存在的现实。用一种比较笼统的话说，历史上所有政体和国体，除去各体制短暂的极权主义或者准极权主义社会之出现，罔顾了社会各阶级之合法性存在以外，世界历史上各国家，各阶级，各团体（含圣俗，人神两界），都是共和抑或王政甚至独裁体制之社会、之存在的写照——也是其各种文化，各种轴心文化发生发展之记载——没有一种社会是无文化之社会，没有一种社会是无法制（不是法治）之社会，甚至没有一种社会不是历经国共和，专制，帝国之政体和国体。所有这些都是文化，道德和精神载体之历史之社会；唯独文化和历史之反，走到极权主义的无共和、无人民、无阶级、无社会之道路上成为非共和之国和非法制之国。于是，问题的提法是，肇始于中国之律令，肇始于罗马之法律，肇始于整个世界之法的精神（也就是游戏规则），无论体制如何，只要体制存在，文化存在，道德存在，道统和王法存在，人类之文化照样可以发展，社会照样可以延续，人文、神道照样可以既和谐、又博弈，相互相成。这是世界历史演进的保持现状和改变之，革命之，复辟之，最后演变到自由之，民主之之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人类创造法制和建立各种国家政治的历史。

    这个历史的中断，则出现在20世纪。20世纪，是人类创造最大乌托邦和动物庄园之历史的开端。这个创造，基于现代民主和法西斯之间，却是颇具内涵的事情。我们的共和观可以从古代均衡混合体制之置衡系统说起。这个置衡系统，当然尚未具备三权分立的近代体制，而是从那些基本的法制和改革肇始。这个体制和改革的要点就是废黜血统世袭论，施行平民论甚至奴隶的相对平等（如，故罗马奴隶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力；等等）。从罗马法到梭伦改革，都体现这样一种、在以后划分出阶级权益和权力之法制原子。这个法制的基本精神就是最初的共和——共和，就是认可社会各阶级存在乃及他们权利的存在。既然权力得以分化出阶级和集团，平民和僭主，乃及寡头，贵族，君王，那么，法律和宪政（最初的宪政），当然就是各级权宜保障之间的游戏规则之制定；这就是说，绝对没有绝对个人，僭主和君王可以垄断一切资源，享用人神二兼的身份甚至缔造取缔神权的哲学王一说——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也绝对没有在柏拉图以后，尝试这样的最初之极权主义统治，施行政教合一
    ——他们的希腊各邦，甚至埃及，波斯各郡，也都没有产生人身神二兼之帝师合一者；他们的色诺分，还是色诺分，他们的塞涅卡，还是塞涅卡……这是没有疑问的历史。这个置衡制度在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皆有示范和尝试。即便是斯巴达，其议会一类的置衡系统和后来之元老院罗马一样，乃是看待古代共和的基本观点。这个均衡系统，作为政治和法律载体，发展到以后产生类似查士丁尼法和中世纪各种法律和法制，其根本原因，皆取决于一个原则，就是法制代表各种阶级的利益，或多或少代表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利益——这当然包含共和精神里人神二兼的人神置衡，也就是圣、俗置衡。

    这个置衡系统甚至在专制中国也普遍存在。其中包括人们烂熟于心的那种游民社会和造反群体、招安与造反并举的、道统不更的转换系统。这个系统，在法统上，并未更变到亡国与亡天下的那种制度和文化废黜之革命——而中国革命（49年以前），农民起义，也不过是在这个“共和”精神的初级规模下，实行转换——共和和皇权，在实君和虚君的格局里面，都可以试验之——当然，其间废黜皇帝（之一朝一代）和保皇以变的主张，同样，可以互相补充或者更变以异——英国和法国之间性政治，可以为证——因为拿破仑，就是这样皇帝和共和二兼之人物。绝对肯定英国虚君而忘记拿破仑皇帝的二兼身份和身世，同样不能说明君主国家（皇帝和帝王，恺撒和共和之间的）某种位虚以待的政治格局和政治艺术。换言之，君主国的法制/法治精神是不是存在，共和国的法制/法治精神是不是存在，皆不取决于其实国体而取决于其政体；这个政体，决定了英国等国家政体的共和；而共和国里人民国的情形，却是刚好相反——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君，也没有那样的虚君——但是，他们却无一丝一毫的共和精神和共和体认。原因是，他们不认可社会；不认可阶级；不认可人神兼顾和一切的正统、一切的文化。于是，这样的“人民共和”，既无公开性的任何场域，也无私人性的专属权力；这样的极权主义之无文化文化，造就不了私人领域，也造就不了公共领域，甚至造就不了权力和财产的理当分配 ——这样的制度和无制度制度，只能造就无文化背景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精神（——就是他们的“民主法制”）。所以，这样的课题，得以提出。

    不是因为民主的稚嫩和自由的泛滥（见《理想国》等），形成了民主法治的多数暴政，不，而是因为共和，旨在准备早期的民主，且实行某种全民各被代表的法制体系，而使得民主得以存身其中，等待或者争取健全民主、现代民主之出现——相反的提议是，如果不考证历史上何以先行产生共和，形成财产分化制度和确立阶级存在，实行各阶级存生的合法性，最后产生民主，就不会了解何以共和制度，共和精神之重要。一切的机关，皆出于于此。（在中国，则无论是形成门阀制度，世袭制度，还是大臣和太监制度，其朝廷，其民间和其游民（造反派和招安派）之间，亦存在类似西方置衡制度那样的，虽然不见得成熟，却也是不乏作用之天人之间的君相置衡制度（利马窦就有此观察）；这是非常明确的早期“共和”（胚芽）和实君“共和”（胚芽）——于是，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民主转型，都可以从这个虚君或者无君之专制制度里脱颖而出；这就是来自美国，西班牙，印度甚至台湾之经验——他们不是从极权主义政权里得以转型，而是从不乏专制法制里面转型的。如果说实君政体，是共和政体之反，抑或可以说，这个判断一半对，一半错；是因为罗马帝制和共和，皆有法制。关键之处是，不是因为专制和王政缺乏或者丧失置衡制度，而是因为其置衡来得太少和效果太低；于是，现代民主立基其上，建设民主，而不是要釜底抽薪，罔顾历史，将之建立在乌托邦和天国之上。这就是人们尝试谈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之所以探索君主和共和二兼之道之必然乎！这里的展开，过于庞杂反覆，我想就此打住。这个课题转到今天的话题。中国历史上的帝制，封建和诸侯时期，皆未出现希腊罗马那样的立宪主义，但是，中国文化载体，依然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专制主义政体及其文化；这个文化，毫无疑问，统领了中国三千年历史。堪称世界奇迹之一也。我们说过，辛亥革命在这个文化问题上并无犯错。只是现代性滥觞以后之五四文化和马列文化，给中国带来了难题和混乱。这样一来，辛亥革命是要废黜这个实君乃及文化，还是要关注袁世凯这个虚君人物和传统之间之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观察界限。

    其实，这里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议：中国，是要取缔君主制，还是要延续之——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人们要从实君和（所谓）封建制度里，寻找那些可以为共和利用的因素（如君为轻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天君合一——固然，君为天授，视为一般之论；等等）；从而排除保皇或者非君这个并不关键的课题（难道反皇帝不是招来一个较之更坏的毛皇帝吗？）。这个利用，在辛亥年间是这样实现的；包括上面提及的新老军阀混战，分治和割据之局面——而这个局面，恰恰是西方民主格局建立之前提（如，美国独立战争以前之格局），抑或，也可以说是一种亚分治局面。辛亥并未完全破除这个分治。 29年的统一，也还是“分治”其中，拥兵自重。所以，所谓封建中国时期之游民社会，圣、俗社会，甚至大臣、太监之间的某种力量的置衡，都是前共和精神的初级体现，也是中国三、五千年之体制，之文化，并不是完全反对共和精神之文化，之体制。之体现。所以，辛亥年的一个轰动，其实，并未完全改变这个老中国和新中国之天然联系和天然结构。这个改变中的不改变，和不改变中的改变，正恰巧，是中国实行专制－民主转型的天然和人为契机。然而，中国却未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其终归走上了毛主义极权主义道路，究为何因呢？原因诸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蒋介石不懂得，用容纳各阶级，各集团，各政党皆可存在的共和方式，来对待要消灭一切的共产党，乃是重患大患之为——虽然，他打打停停，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帮助了毛（见毛语）。于是，最后，蒋介石还是犯下了助长极权主义毒芽生长的错误——他在天人全都不利于他的操作环境里，被毛终结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千年辉煌；将天下和国家和家庭，双手托给了毛——于是，天下亡，国家亡。

    是的，辛亥课题是本来就不重要的现代化课题（在废黜皇权的君主之虚，之实课题上），人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得皇帝得以保存，将之虚君以位。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辛亥，五四，苏联，苏区这些东西造就的反面和反动，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之大悲哀，大失败。自那以后，人们再也看不到这样一种可以改造的传统、可以改造的体制和可以变通的人事与务事；一切，变得不再传统，不再精神，不再道德和不再共和——那个要消灭一切阶级和个人的国家，不是共和，是共灭。于是，一场文革前后的共灭运动开始发难，成灾，一发不可收拾。故此，人们谈论辛亥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实在，成为一个假问题。之所以成为假问题，一是，在中西方历史上，从来都是要从共和，王政甚至僭政那里取得立宪的幼芽和种子——只有待这样的初级民主，初级僭政甚至初级王政之建立，一切的铜表法，石头法（十戒），大宪章，人权宣言等等法治精神和纸张，才会应运而生。再是，一切，是要从历史的共和精神、历史的共和物质（财产）出发，才可以由此发生而走向宪政；绝对不是相反，可以罔顾共和，而走向立宪——换言之，不管是拿来主义，还是拿去主义，从大世界，大历史角度看，其法制/法治载体，皆是共和 ——抑或，是皆具备初级共和精神的某种威权主义体制，专制主义体制；在历经人事和物事后，转变成为民主体制自由国家——忽略了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人们如何抽空历史的载体而徒然走上懵懂宪政之路呢？再言之，宪章和宪政，就是一种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前提，就是允许所有参与者天然权力的存在；这个天然的参与载体就是排除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而且，这个权力必须具备各国度，各阶级，各团体演绎，操行和实践这个游戏的历史经验之轨迹——非得这样不可 ——他们才获得了争取这个愿境和远景的一席之地——这个一席之地的确保，就是共和，就是民主。否则，当他们还处在并不共和而是“共灭”的某种动物园里、人将不人，或者人已不人之时，其政治载体尚在不知何处，他们与其说是参与游戏，不如说是被辗死（孙云会！）？请问，要他们烧一锅无米之炊，是不是过于滑稽了呢？民主，是共和的成熟和健全；但是，民主，不是共和之前提；民主，也不是立宪之前提；共和，是立宪之前提（含各种不民主的法律和政体）；中外历史皆然：必须经过共和国之建立，之建设，之成熟，才有把专制、威权和王道、法制转变成为民主法制之可能；而绝对不是相反——人们随意炮制一种未经共和经验之法制，之社会，之文本，之财产，然后就来空言宪政和民主——这种罔顾共和之过，只能遭至文本的不通和实践的碰壁。这是颠倒因果的判断。务必要给予厘清与反驳。再言之，作为严肃的历史读者，我们都会看到这样一条先共和，后民主，最后立宪设——设置宪政的路径依靠；这条线条绝对不是米罗的线条，绝对不是八大的线条，却是历史和政治的门槛。忽视这样的历史图景和政治路径，人们势必为时尚空言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