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十五家（下）

（四川）周雷
　

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


　　因代表人物刘晓波和余杰等担任海外独立中文笔会负责人而又居住在国内，所以称为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其实，国内许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并未加入这个派别，同时这个派别中也有一些非独立中文笔会人士——比如著名作家冉云飞。大概形成于新世纪之初，但其主要代表人物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时间比较早，远在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之前就开始了，比如刘晓波80年代的超凡著述，余杰90年代的出色写作。如同一部发动机，中国大陆2008年的《零八宪章》便主要由这个派别发起。

　　知识背景中除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所敞亮的自由民主思想，更增加了以克尔凯戈尔为开端的西方现代哲学和以卡尔·波普为代表的西方极权主义批判理论。精神气质阳刚而激进，心怀俄国十二月党人式的英雄主义情结，主要代表人物甚至持有尼采式的傲视天下和藐视庸众的超人心态。在政治批判言论后面，有着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理解。早期思想非常激进甚至不乏偏激——有鲁迅遗风，后期思想变得温和并靠近自由主义——有胡适风范，但温和之中仍然时而表现出极端化思维的特点。思想倾向从鲁迅派到胡适派的转变，除了来自认同自由主义理念，似乎也与其代表人物大多加入家庭教会有关。

　　他们比其他民主派别人士更为年轻，50后、60后、70后都有。多为平民子女，且有大学本科以上高等学历。一群思想叛逆的自由文化人，一批终于摆脱传统群体主义束缚的现代个人主义者。思想和言论完全走出了中共话语系统，虽有少量隐喻手法，但属可以理解的生存策略考虑。各个时期，其代表人物的影响力不尽相同：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到2008年《零八宪章》公布之前，刘晓波因为官方媒体封杀而在国内的言论影响微乎其微。余杰90年代的言论特别有感染力，影响了一代大学生和青年，很少有人三十岁以前比他做得更好。王怡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对于宪政法制的思考，深入到问题内部，有不少新颖的发现。冉云飞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网络写作，文人视角与平民情怀相济，理性分析与良知判断并存，在这个派别中独树一帜。

　　这个派别主要代表人物从激进到温和的转变显得比较突然，思想和言论存在某种前后不一致的断裂，给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感觉。其精英主义立场和温和主义主张，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自由主义。“高智晟事件“、“白宫事件”、“杨佳事件”……曾对其思想的连续性、稳定性、纯粹性提出疑问。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政治品质”阴影和“语言暴力”现象也让人惊异。这个派别的前期伙伴中出现了两个从追求自由与民主到皈依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叛徒”——孔庆东和摩罗，这在其他派别中从未有过。

　　这是国内知识界人士中最认同自由主义派的一个派别，但2008年签署《零八宪章》之前，自由主义派一直与之保持相当距离。

　　自由主义派因为他们的有力支持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又因他们的极端化言行而遭致许多莫须有的骂名。

　　刘晓波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遭到国内外许多民主人士的强烈非议，使其遭受的损失与获得的荣誉一样巨大，这在世界各国同一奖项的获得者中绝无仅有。不能仅仅归咎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作祟，其中也包含了同道中人对他值得思忖的意见。比如他那招来众多批评的“人权进步”论和“没有敌人”说，就完全忽视了自己作为一个反对派代表人物发表言论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五七右派


　　特指1957年被官方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后觉悟者，2001年以后集体站出。1957年受迫害时的五十五万人到1978年得到改正时只剩下十多万幸存者，到2001年前后有幸活着的就更少了。他们曾抱着“母亲错打孩子”的政治异化心态，在改革开放中成为社会栋梁并分享主流荣誉，其中许多人受到官方重用，例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从维熙、宁夏文联主席张贤亮。可是二十多年的悲惨遭遇和刻骨记忆，特别是官方三十多年来坚持不正式平反、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的专横之举，终于使这些幸存者中的幸存者毅然走出中共话语系统，并向专制政权大声说“不”。

　　因为后半生的满足和百炼成精的世故，那些从1957年到2000年一直著名着的右派人士，很少勇敢站出来成为最后觉悟者的代表人物。于是这些不著名者便自己代表自己，每个人都是代表。四川的铁流、严家伟、张先痴、黄一龙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为了伸张人间正义和自己的权利，许多夕阳老人纷纷通过写个人回忆录，痛说受害经历、揭露历史真相、批判专制主义，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资料。2008年，他们出版了《往事微痕》和《巴山夜雨》等电子刊物，为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运动增加了独特而雄浑的声音。2008年公布的《零八宪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签名。

　　他们的抗争高潮出现在2005年至2008年。2005年11月13日，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等右派人士和家属联名致中共人大与国务院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给当年受迫害知识分子正式平反和公开道歉，并给予受害者和家属合理赔偿。此公开信三个月内得到1500位右派和家属签名。2006年，重庆市116名反右运动受害者联名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公开信，要求对右派分子正式道谦并给于经济赔偿。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北京61名在世右派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彻底平反全部右派，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错误，给予经济赔偿。2007年，上海和华东地区的200多名右派及家属联名致中共当局公开申诉信，要求正式平反并补发工资。2007年7月，旅美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在美国洛杉矶登记成立“中国右派分子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准备正式起诉中国政府，并通过互联网向海内外右派和家属发出公告。这个以争取经济索赔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所登记的海外右派有四十多位，受害者家属超过二百位，在中国大陆有五千多位受害者登记，受害家属涉及三万多人。2008年4月底在美国正式起诉中国政府，依循当年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之国际判例索赔模式，要求给予经济赔偿。起诉对象主要是中国政府，还包括当年实际参与迫害右派的其他机构——起诉名单上列有五万多家大学、新闻机构、工厂、银行等单位。

　　当年，他们属于体制内的善意异议者，整体精神气质比较阴柔与温和。只是到了黄昏时分思想真正觉悟之时，才变得夕阳般阳刚而热烈。知识背景主要是启蒙思想、五四精神、马克思主义。因为年龄、知识背景、人生境遇比较相近，他们与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派关系更为密切。年轻时比较阴柔与温和的精神气质，虽然使他们与国内自由主义派也比较相通，但年龄、知识背景、人生境遇的差异又使他们与自由主义派保持某种距离。


体制外写作


　　发端于文革中期以周伦佐、周伦佑为首的西昌思想群落，一开始就带有体制外色彩。穿越整个80年代，并以1984-1985年周氏兄弟行走讲学和四川青年诗人协会成立为标志，掀起巴蜀地区自由民主思想传播高潮。1986年周伦佑、蓝马、杨黎创立非非主义诗歌流派，并创办地下刊物《非非》和报纸《非非评论》，举起大陆官方之外第二诗界的旗帜。1992年周伦佑服刑期满出狱秘密出版《非非》复刊号，号召对专制主义采取“拒绝的姿态”，进行“深入到骨头与制度”的写作。这是六四大屠杀后中国先锋诗人的第一次集体发言，标志性文本，除了周伦佑在监狱中写作的理论文章《红色写作》和诗歌作品《刀锋二十首》，还有刘翔《摘自灌木丛》、梁晓明《从玻璃到真理》、欧阳江河《诗四首》、南野《谋杀系列》、陈超《诗歌写作》、邱正伦《人生经验》、叶舟《掌灯人及其它》、于坚《乌鸦事件》等重要诗歌作品。同期《非非》所刊登芒克、杨炼、唐晓渡、西川、王家新、邹静之的诗作，同样呈现出抗争性的品质。1992年《非非》复刊号，被视为国内体制外写作的一个路标。进入新世纪，这个派别继续在先锋诗界打造自由民主思想的飞地。2002年，《非非》诗刊推出“体制外写作专号”，为体制外写作正名与命名，向自由的天空放飞翅膀如铁的诗意大鸟。周伦佑、童若雯、陈小繁、蒋蓝带着金属声响的组诗作品，周伦佐、周伦佑、龚盖雄直接切入自由民主主题的长篇对话，努力打开一种切入时代与历史同行的写作方向。1992年以前，成员主要来自民间底层，生命本能和自由个性携带狂放不羁的原始野性与思想闪电；1992年以后集合不少追求自由境界和民主理想但处于边缘状态的学院作家，自觉切入抗争与批判的社会文化潮流。中国大陆民间唯一一个从80年代一直坚持到今日并把一本地下刊物办了二十多年的诗歌流派和思想派别。

　　知识背景以启蒙主义为底色，重叠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传统主义多种色块，自由与民主追求构成贯穿其中的主题色调。主要是诗歌的，同时又涉及思想与文化。主要是文学的，又坚持介入政治与历史。崇尚天才、激情与创造，具有不灭的文化英雄主义情怀，精神本质阳刚而激进。既主张诗歌与思想的承担性，又防止变成浮浅而狭隘的泛政治化写作。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五四运动、文革造反、四五运动、七九运动、八九运动情有独钟，肯定一切凸显个人地位和个人价值的社会运动，强调个人对一切不合理社会现实反抗的合理性。

　　值得警惕之处：保持艺术求新和思想求变十分艰难，存在自闭、固化隐患。对人对事太认真，有时近乎苛刻。自说自话，切入主流思潮和时代语境比较生硬。

　　属于自由主义派的朋友，但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的部分差异，又使他们对自由主义派发言中的偏差持批评态度。

　　国内知识界朱建国、余世存、傅国涌、王康、程美信……同样具有鲜明的体制外写作特征。


启蒙主义者


　　这是一些独立的写作者，从不参加任何派别，互相之间也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我把他们称为启蒙派，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自由与民主的启蒙倾向。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新文化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纷纷转向制度批判与路径探索，唯有他们坚持五四时代和80年代的启蒙传统，在众声喧哗中继续传播人类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以个人解放与个人自由为主题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并守护思想和道德的基本防线。他们的重要性不是来自集体力量，而是来自个人言论的价值与影响。

　　知识背景中最为耀眼的是带有理想色彩和浪漫气质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批判的光芒直接从中射出。在文学与学术之间更偏重文学，在鲁迅与胡适之间更偏向鲁迅，所以思考与言说中更多悲悯情怀与人道关怀。代表人物包括北京钱理群、广州林贤治、南京王彬彬。这三人虽然各在一方互不熟悉，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国内重要的鲁迅研究专家。三人当中，林贤治文学色彩最浓郁，钱理群次之，王彬彬再次之。鲁迅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也是这种排序：林贤治为最，钱理群次之，王彬彬再次之。除此之外，他们差异很大。

　　钱理群的特点首先是厚重——生命的厚重、学问的厚重、思考的厚重。当然，厚重之中更有一种能够照耀自我并敞亮问题的精神特质——那就是比才华和知识更为重要的人性良知。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他对一些新青年破土而出给予的扶持，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他为五七年右派集体申诉进行的推动，无不显示出良知的力量。尽管他的宽厚有时会让自己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丧失原则立场，比如对孔庆东、摩罗、汪晖的过分包容，但其本意实为不忍心这些年轻学人来之不易的名誉受到损害。

　　林贤治长于近代思想史论说和当代文学评述。他的鲁迅传记和五四论说感受真实理解纯正，如同思想旷野中一根突破濛濛迷雾的标杆，校正着那些因矫枉过正而偏离焦点的视线。特别是他对胡适自由主义生涯之局限性、妥协性、甚至犬儒性的尖锐批评，他为革命概念和革命行为进行的有力辩护，无不大义凛然振聋发聩。虽然他对鲁迅的肯定与维护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而且他的文学评论也多少带有泛政治化特点，但个性的偏执并未影响其思想的某种彻底性。

　　王彬彬仿佛具有天生的重要性，平实的文笔没有妨碍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重大反响。他对中国文人思想品质的追问，他从新史学角度对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细节的追究，无不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他们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时亲时疏。王彬彬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虽然他2010年最先站出来揭露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的抄袭行为，但同样是他1997年最早对自由主义进行批评并引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另外二人——钱理群和林贤治更难归入自由主义范畴。钱理群时而被新左派称为自由主义，时而被自由主义称为新左派，但他既不承认前者也不认可后者，而偏爱启蒙主义者这个称呼。如果看到2011年初徐友渔又把他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他一定会感到奇怪——因为自己的思想仓库中从来就没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这些器物。林贤治虽然一度被自由主义引为同道，但他同时又是在同一方向上对自由主义批评得最多的作家，而且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国内邵燕祥、谢泳、雷颐、卢跃刚、胡发云等一批学者和作家，似乎也有启蒙派特征。


海外独立写作者


　　这是六位活跃于海外民主运动言论平台的独立作家。他们跟国内启蒙主义者一样并不存在什么派别，独立写作者的名称只是我的一种形容或者概括。如果说国内启蒙派的作家们还在“启蒙话语”、“鲁迅研究”方面存在某种共同性，那么这六位作家除了都是自由与民主的追求者之外，互相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大。六位作家的名字人们耳熟能详，实为海外论坛上胡平之外的六位重量级写作者。他们分别是曹长青、何清涟、辛灏年、李劫、仲维光、芦笛。知识背景比较复杂，既有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又有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既有文学、哲学，又有政治学、经济学。

　　曹长青的长篇言论尤其出色，总能在一些尖锐、复杂、重大的问题上，以杰出的理性分析和卓越的良知判断满足人们的阅读期待，比如他对高行健作品局限性的评论和刘晓波人格分裂性的解析。尽管他的分析和判断也有失误的时候，而且他在与人论争中揭短对方的文字也不足为道，但其言论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敞亮作用和警醒功能仍然不可或缺。

　　何清涟长于从经济角度分析政治问题，而且经常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关键。对中国官僚统治黑社会化的揭露、对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现状的批判和公平正义的呼唤，构成其鲜明特色。

　　辛灏年对自由与民主的主要贡献是《谁是新中国》这部著作。他在书中响亮地提出：民主进步与专制复辟之间的较量，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演义的共同主题。他以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实例，证明中共政权是对辛亥革命所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全面反动，本质上是一个专制复辟政权。在海内外成千上万揭露中共政权专制本质的论著中，辛灏年的这个观点无疑最具颠覆性和号召力，遗憾的是一直遭到无形力量的遮蔽。虽然他在书中对蒋介石过于袒护，而且对于专制政权能够复辟成功的世界历史动因和民族主义因素缺少揭示，但他的这一贡献已经足以告慰平生。

　　李劫的《枭雄与士林》肯定是一部重要著作，堪称这些年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收获之一。他从商周之变中引出崇尚分离与自由的老庄学说和提倡统一与专制的孔孟学说这两条中国思想史线索，并以此为坐标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枭雄与士林进行是非评判。除了当代思想史段落显得语焉不详之外，他对其他人物和事件的评判都定位准确、臧否得当。与曾经的自由主义者秋风对“儒家宪政主义源与流”的明显误断相比，李劫从王国维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源与流的梳理，无疑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只不过，《枭雄与士林》一书把“审美境界”视为人类自由与民主追求的最高价值归宿的观点，明显给人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感。

　　仲维光具有书斋学者式的高蹈，长于用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分析当代中国问题。其言论中最具穿透力和启发性的，要数对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泛政治化倾向的批评。当他指出泛政治化倾向是极权主义的温床，更显示出一个学者的远见卓识。只不过他的观点也有偏颇：第一、他的批评对象似乎只限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袁红冰所代表的自由文化运动更加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却视而不见。第二、他把刘晓波的政治化言论定义为现代极权主义思想太过牵强，刘晓波的反极权主义立场异常鲜明，政治化并不直接等同于极权主义。第三、他好像没有看出，知识分子的泛政治化倾向经常发生在社会大变革前夜，属于社会震荡期的正常反应，对于推动社会变革十分必要。

　　芦笛是一个异数，堪称思想界罕见的取消主义者。虽然文字表达比较差劲儿，但思想的彻底性绝无仅有。他对一切政治话题——从专制到民主、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五四到六四、从红色帝国到特色道路……，都能消解得什么也不剩下。出人意外的结论，经常让人瞠目结舌。凭着手中锋利无比的绝对个人主义刀片，一切违背绝对个人主义原则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都被他消解得支离破碎甚至荡然无存，最后只剩下他自己的存在。难怪他在自己的一本文集中引用一个读者的话说：读他的文字之前，思想上有许多疑惑，可是感觉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值得追求的东西，生活仍有希望。读了他的文字，解除了众多疑惑，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同时发现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什么东西都值不得去追求，最后甚至连性欲都没有了。可见芦笛的取消主义并非认识极致化的景观，而是思想极端化的陷阱。说实话，我把他作为民主人士来谈论时心里十分犹豫，因为他对海外民运的伤害十分巨大。

　　这六个特立独行的学者，并非都属于中国自由主义。曹长青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同时又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李劫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多怀敬意，比较倾向自由主义派。何清涟各个派别都能接受，自己并不认为属于中国自由主义者。辛灏年的思想走向明显与中国自由主义不同，虽然与自由主义大方向一致。仲维光对中国自由主义一贯持批评态度，表明自己不属于这个派别。芦笛似乎默认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却对中国语境下的一切主义都不买账。


自由个性派


　　这是一批活跃在网络世界的另类文化人，多为非官方非体制的作家、画家、学者、记者。跨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每一起重大事件都能听见他们的发声，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其他民主派别。影响范围不止限于广大网民，就连中国知识界以及海内外舆论也经常被其牵动。国内2011年影响巨大的独立参选人行动，便主要由他们发起。

　　他们比较年轻，50后、60后、70后、80后都有。虽然家庭出身未必都是平民，但身上具有鲜明的平民性与草根性。精神气质似乎属于混合型，阳刚与激进中透着阴柔与温和，如同专制主义地带的探雷针——勇敢之中充满谨慎。知识结构中，启蒙思想和五四精神之类宏大叙事已经退为远景，具体呈现出来的是人类文明史为现代人备份的社会公理与人生常识。在文学性与学术性之间偏向文学，在鲁迅与胡适之间偏向鲁迅。他们的思想并不以西方或者传统的什么理论和主义为依托，而是完全从自由个性与人性良知出发。

　　他们的言论并不关心“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之类政治话题，几乎所有的批判和诉求都出自现实题材。艾未未、韩寒、李承鹏……一大批影响巨大的网络公共人物，是其杰出代表。由于知识背景、文化身份、年龄、个性的差异，这批人的言论也各具特色，比如艾未未的后现代主义之解构与反讽，韩寒的80后之锐气、机智与单纯，李承鹏的批判现实主义之生活感与解剖性。

　　他们认同所有坚持自由个性与人性良知者，但不属于自由主义或者其他任何派别。在各个民主派别中，他们与国内自由文化运动派和维权派关系最为亲近。尽管自由主义人士对他们非常赞赏，以致徐友渔在2011年初的一次谈话中还把艾未未称为可以引为同道的真正新左派，但他们仍然不忘批评某些自称自由派的知识界精英人士。


国内自由文化运动派


　　正式出现于2006年前后，比较认同海外袁红冰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并以其网站《自由圣火》为主要言论平台。成员大多具有草根色彩，长期活跃于民间下层社会。其中一些成员，还是因为不满刘晓波而从独立中文笔会退出的自由写作者。成员年龄比较多样，40后、50后、60后、70后都有。学历有高有低，但即使高为大学教授者也有平民情怀。知识背景比较复杂，似乎以现代文明所普及的社会公理和人生常识为主色调。行动并非出自理论与主义，而是服从正义与良知。精神气质刚柔兼备，热烈之中不乏冷静，激进之中包含谨慎。厌恶空头大论，少谈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制度话题，特别关注并积极参与民间维权行动。他们每年都要悼念六四、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坚持维权——为自己维权也为别人维权。他们形成沙堆一般散中有聚的组织，甚至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学习聚会，成为一座城市民主风气的地标性存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其中以周钰樵为首的成都读书会和陈西为首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最为著名。因为言论与行为直接刺激地方当局神经，经常遭到抓捕与判刑，名动中外的谭作人就是其中的受难者之一。

　　他们坚持与知识界所谓精英人士保持距离，比较疏远自由主义派，尤其疏远刘晓波为代表的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跟自由个性派、维权派特别亲近。


公民权利维护者


　　这是一批长期为成千上万维权民众提供各种援助的杰出人士，其中既有律师也有其他社会人员。律师分两拨：前期以高智晟、郭飞熊为代表，除了为普通维权民众提供法律援助，还坚决为法轮功受害人员主持正义。后期以张思之、滕彪、江天勇、许志永、浦志强、陈有西为代表，主要为普通维权民众和著名政治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维权派中的社会人士很多，以胡佳、陈光诚、王荔蕻、黄琦、艾晓明为代表。

　　知识背景似乎比较单纯，法律人士偏重法学理论，社会人士偏重人学素养，人道、人权、正义、公理是其中的四大亮点。精神气质刚柔相济，伸张正义的慷慨激昂并不妨碍中规中矩的适度举止。因为直接与专制机器较量，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抓捕和判刑。

　　在专制主义的天空下，当局愚蠢的维稳举措使下层民众合法权利横遭侵犯时更加无处伸张，维权派的出现自然得到广大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失居市民、失权公民的拥护。面对中国传统人治专制正在演变为现代法制专制的严峻现实，明知自己提供的法律援助很可能成为配合审判闹剧的滑稽演出，深知自己提供的其他帮助不解决根本问题，但他们依然坚持用人间公理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让正义的光芒照射出抗争者的不屈与专制者的丑恶。在中国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中，他们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形象将越来越高大。

　　如同其成员构成一样，维权派的思想倾向也不一致。有学院背景者比较倾向自由主义，有草根背景者比较疏远自由主义——尤其疏远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所宣扬的自由主义。


信仰者群体


　　中国大陆为了信仰自由和道德完善而长期坚持与专制主义抗争的两大群体。一个是家庭教会群体，属于不被官方认可的基督教地下教会，拒绝进入官方承认的基督教大教堂，自愿以家庭宅院为活动场所进行心性修习。1950年代初就已存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数大幅增长。据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调查，目前大约有四千万信众，人数比官方认可的基督教信徒还要多。从诞生之初到现在一直处于官方的政治高压之下，不仅平常活动受到严密监控，而且许多信徒还遭到非法抓捕和判刑。另一个是法轮功群体，属于被官方取缔的气功组织。虽然1999年以来遭到官方严厉取缔和疯狂镇压，但十多年来很多信众一直坚持地下抗争。即使转入地下状态，其信众人数仍然拥有上千万。这几千万民众，心地平和善良，为人处事堪称社会表率，自己追求信仰，只为通过内心修炼和道德提升，寻得灵魂归宿。他们本就鄙视并远离阴暗政争和嗜血权斗，尤其不愿与中共政权发生任何冲突，只想在宪法允许范围实践自己的信仰自由。没想到官方竟然采取践踏宪法的暴力镇压行动，把他们逼成对立面。可以说，中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以来出现的民主抗争人群中，只有这两个拥有信仰的群体——尤其法轮功群体是中共的真正克星。半个多世纪来，中共暴力威胁让人们感到恐惧并屈服的就是坐牢与死亡。法轮功信众把坐牢与死亡视为人生的光荣而坦然相向，使得专制主义的刺刀在他们面前不得不颤栗和卷曲。事实上，信仰派使专制主义神经高度紧张者，并非信仰上的冲击，而是其组织化存在。他们为了信仰自由而与专制主义进行的地下组织化抗争，已经成为大陆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仰者群体与各个民主派别的关系有目共睹：家庭教会与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最为亲近，与其他派别比较一般；法轮功与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最为疏远，与其他派别比较一般。

　　国内自由主义派与家庭教会和法轮功都保持一定距离。


组党人士


　　这是一批为了争取结社自由权而舍身饲虎的民主人士，一直以生命为盾牌与一党专制进行抗争。跟其他民主派别相比，他们踏入的专制雷区最具爆炸性，每前行一步都面临坐牢甚至死亡危险。他们主要活跃于海外，国内组党派人士则大多生活在监狱之中或监控之下。

　　1949-1979绝对专制主义黑暗统治年代，中国社会底层就曾燃起过不满人士和热血青年结社抗争的零星火焰。三十年间，被当局定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组织”而遭到残酷镇压者至少有几十万人。结束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以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凡是具有明显反共性质的案件都没有平反。至今，除了像“星火反革命集团案”那样因为牵涉到著名右派分子林昭女士而引起人们关注外，成千上万殉难者的姓名都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

　　中国民主人士现代意义的结社抗争出现在80年代，而且主要发生在远离镇压危险的海外。二十多年来，活跃于海外的民运组织有几十个，但真正具有政党雏形者当为中国民联、中国民阵、中国民联阵、中国自民党、中国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它们成为中国民主人士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组党试验，为中国民主运动在言论抗争之外增加了一种组织抗争形式。

　　1983年，王炳章在海外创建中国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1987年胡平留学美国，1988年当选中国民联主席，连续担任了两届。1989年，陈一諮、严家琪、万润南、吾尔开希等在法国巴黎宣告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分部。1989年，王炳章在海外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浙江王有才、北京徐文立、武汉秦永敏等人宣布筹建中國民主黨，国内有二十二个省市民运人士积极响应，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先后成立了筹委会，海外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2000年，刘国凯在美国纽约宣布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并在国内和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分部。

　　1998年组党事件被评论界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似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民主人士的组党行动终于从海外延伸到国内；第二、参与组党行动的民主人士开始从知识分子扩展为其他社会人员。

　　1998年之前的组党行动不仅发生在海外，而且主要发生在流亡海外的民主知识分子中间。这些人大多有学院身份和专业背景，最擅长的是独立思考和自由写作，即使被官方逼为反对派人士，其人生志向似乎也不是组建政党和开展政党活动。

　　1998年以后站出的组党派人士与此不同：他们大多出身草根来自底层，个人学历不太高，很少学院身份和专业背景，人生抱负好像就是成为政治活动家。他们建立的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因此表现出某些不同于民联和民阵这两个知识分子联盟的特点。

　　1998年以前成立的政治团体和1998年之后建立的政党组织如能优势互补，又能拥有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者那样愿意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放弃一切权位的胸怀和境界，就令人欣慰了。

　　今日中国的专制政权，即使可以容忍隐喻性的反对者言论存在，也绝不会允许公开性的反对派组织出现。1998年的国内组党行动很快遭到官方严酷镇压，参与者纷纷被抓捕和判刑，在监狱中度过青春甚至献出生命；民主党也不得不把总部转移到海外，跟社会民主党一样成为海外政治组织。虽然国内不断有人站出来进行秘密或公开活动，但坐牢几乎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由于专制主义的严厉打击和严密防范，中国组党人士的处境异常艰难。他们的实际作用似乎是以身作则进行组党试验和组织化号召。

　　组党派代表人物的知识背景各不相同，但对人类普适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的认同高度一致。进行组织化抗争者的精神气质必定阳刚而激进，组党创始人王炳章不必说了，即使后来民联和民阵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他们参与组党和开展活动时的精神状态也不会阴柔而温和。虽然各个团体的政治纲领都主张和平转型，但属于顺应世界政治潮流和适应国内专制现实的明智选择，并不表明他们的精神气质因此就变得阴柔而温和。至少在1998年以后的组党人士中间，并不存在文学性鲁迅派与学术性胡适派的分别，他们身上都具有直接的政治性特征。

　　组党派与自由主义派的关系有亲有疏：如果说民联和民阵多少倾向自由主义派，那么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就不怎么认同自由主义派的精英立场与和解主张。


后语


　　第一、正文中实际列举了十六个派别，因为新左派属于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非民主派别——理应删除，所以只有民主十五家。

　　第二、民主十五家只是一个大概梳理，里面所涉及的众多代表人物，既有历时方向的前后重叠，又有共时范围的左右交叉，尤其免不了一些疏漏。

　　第三、民主十五家似乎分属五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社群主义思潮、平等主义思潮、人道主义思潮。其中只有前两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潮，后三种则属于更为宽泛的社会思潮。认同自由主义而可统称为自由派者，实际只有自由主义派全部、国内独立中文笔会派全部、五七右派大部、体制外写作派一半、启蒙派一半、维权派一半、海外独立派部分、组党派部分，其他派别和派别部分都分属另外四种思潮。2010年围绕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事，中国民主人士泾渭分明地分成了拥护派、反对派、大局派。其中只有热烈拥护者属于自由主义思潮，而人数更多的坚决反对者和顾全大局者便分属另外四种思潮。这种分裂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必将对中国今后的民主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五种思潮十五个派别，追求个人自由权利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目标完全一致，分歧只在于经济发展、政治转型、文化重建的方式上。1989年以后，中国民主运动呈现出从激进主义向温和主义转变的趋势，随着2006年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派的崛起，这种趋势更为加强。虽然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人们对温和主义的反省，但受到质疑的只是其片面的转型理论，而非完整的制度设计。

　　第五、2011年太子党总动员，各种力量纷纷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胡德平为代表者比较接近民主社会主义派，秦晓为代表者似乎属于启蒙派，二者都站在民主阵营一边。而刘亚洲、刘源所代表者，应该属于企望通过分享最高权力、改变统治方式、拯救中共命运、实现政治抱负的军国主义，与真正的民主派别无涉。

　　第六、2011年6月，国内外一些知识界人士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召开“超越左右界线”的中间派座谈会。然而这些人不仅没有形成旗帜鲜明的知识界中间派群体，而且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声调也使他们暂时游离在民主派别之外。

　　第七、纵观各个民主派别的人员构成，感觉有老龄化现象，相对缺少60后、70后、80后的年轻人，使得中国民主运动近似于一个老年运动。青黄不接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民主转型和民族复兴，需要青春的手臂共同推动。

　　第八、由于海外媒体的有效互动和国际互联网的无界链接，中国民主十五家正在掀起一场无形的民主运动。海外与国内、城市与乡村、官方与民间、学院与江湖、上层与下层、书斋与广场……这个运动无处不在。十四亿中国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站在运动中。如果把信仰派群众和维权派民众全部包括在内，这个运动已经拥有上亿人的规模。它的目标民主、自由，立足公理、顺应潮流，所以大义凛然。它的行为公开、透明，没有阴谋、没有秘密，所以光明正大。它的队伍广泛、弥漫，互相呼应、此起彼伏，所以难以扑灭。这是后极权中国的独特景观，它将伴随整个转变时代，直到中国人庆祝宪政民主制度胜利诞生的礼炮声庄严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