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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马克思经济决定论
（四川）周伦佐
最近几位朋友来访。交谈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我和他们进行了简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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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看见某些体制外知识分子，也提倡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全面确立之后再推行政治制度改革。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深信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充分发展了，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因不能适应——必然会向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转变。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这肯定是一种糊涂认识。马克思的这个“社会两分法”观点，根本经受不住理论上的追究和事实上的证伪。
先看理论追究：
经济基础所指，究竟只是作为关系范畴的生产、交换、分配、占有方式，还是也包括作为实体范畴的科学和技术、生产工具和物质设施、人力资源和自然条件？
上层建筑所指，究竟只是朝代范围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还是也包括跨朝代的科学、艺术、道德、宗教、风俗？
这些必要的概念界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至死都没有划分清楚。
对于一门自称代表人类最先进思想成果的理论体系来说，理论原点和基础概念的如此硬伤，足以证明它无法成立。
再看事实证伪：
人类历史已经先后经历了远古社会、古代社会、中古社会、现代社会这样几个时代。仔细考察其间的社会制度转变，没有发现哪一次是先有了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方式改变并与上层建筑发生冲突，随后才引起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改变。
西方世界从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转变，只是因为日尔曼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和基督教的大范围传播，而非由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方式改变并与上层建筑发生冲突引起。欧洲16-18世纪所发生从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主要因为市民等级的形成和启蒙思想的推动；工业革命和实证科学，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不仅不是政治制度转变的原因，反倒是政治制度转变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转变，同样不是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方式改变而与政治制度发生冲突的结果。
秦朝以前，主要是东土部族与西土部族之间对国家统治权的反复争夺；秦以后的改朝换代，主要围绕农村土地关系中小块地经营和大地产兼并之间周期性的矛盾演绎而发生，其中还包括两次不属于这种矛盾性质的民族征服。如果说秦朝统一天下还多少可以归因于铁器工具广泛使用和井田制解体这点经济原因，那么其他的朝代更换就与纯粹的经济原因相隔太远了。
就说现代变革吧：“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并非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方式改变而与政治制度冲突的结果，而是出自民族主义的推动——为了推翻满族的腐朽统治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三民主义制度”，也不是因为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方式改变并与政治制度冲突，而是中国现代变革遭遇西方列强威胁、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牵制、民众群体主义文化心理阻碍时，建立民族国家的反常需要战胜建立民主国家的正常选择。
甚至1976-1979年所发生从毛体制向邓体制的转变，原因也绝非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方式改变并与政治制度冲突，而是人性觉醒和人心转变的结局。
回望身后的历史，何曾有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矛盾而导致政治制度改变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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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难道一点也不看重经济因素的作用？政治制度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答：在政治制度的转变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只不过它不是表现为所谓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制约，而是表现为特定经济后果的负面效应在利益层面超过社会成员的承受极限，从而激起人们的思变愿望和改革要求。迄今为止，经济利益问题仍然是社会最广大成员最敏感的焦点，他们发出改革呼吁甚至投身改革运动的最大动力，往往是经济利益。我当然不会忽视它的重要作用。
我要指出的只是：政治制度改变的原因，并非什么经济基础的改变及其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是由包括经济利益在内各种社会因素所导致人们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转变——人文进步。它必然带来人的觉悟及其对旧政治制度的抵触和对新政治制度的追求。一句话：政治制度改变的原因，只是已经改变的社会公民与不愿改变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并集中体现为人民大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
如果认同李泽厚先生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观点，我们能够看见的结局，不仅不是政治制度的随之改变，反而是人们的不满心理和思变要求逐渐被经济主义浪潮所淹没，政治专制主义的危机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消除。
假如李先生能够参照我提供的思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这个基本观点进行证伪思考，就会明白它的似是而非之处，也会明白自己的思想认同多么荒谬。
不必说马克思主义的更多谬误，仅从我们所涉及话题的理论追究和事实证伪来看，这门理论也站不住足。如果今天还有人把它视为“发现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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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讳莫如深。大多宁肯让历史证明它的荒谬，而不愿进行理论追究和事实证伪。一方面自然碍于官方的禁止，另一方面似乎来自知识者的不屑一顾。结果是，使得它至今仍然不知丑陋地盘踞尊位。它那统治数十亿颗头脑近百年的荒谬话语，真是不值一驳吗？
答：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有一期节目，专门访谈北京大学老学者任继愈。他还不得不说“马克思主义是立国之本”哩，怎么不值得我们进行理论追究和事实证伪？另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与林昭齐名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谭天荣，从1968年至2005年——用38年时间思考和写作了一篇文章：《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为了论证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伪劣性质，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但批判的武器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可见这个主义在一些人头脑中的统治多么牢固。中国知识界对这个主义的态度大概有三种：一是使用“原教旨”来否定“异教义”，二是改信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三是干脆将其抛弃而转向自由民主理念。面对这尊雄居言论禁区的理论神像，无论变相膜拜还是迈步饶过，都属于未曾潜心深入这个理论体系内部探究真伪，缺乏从根部颠覆它的理论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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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以哲学家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采访时，曾预言中国经济繁荣之后大概二十年，就会出现文化繁荣。他仍然相信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的观点。你怎么看？
答：老三代人中依然健在的学者，不少都有中国将出现文化大繁荣的预感。比如季羡林、任继愈、甚至年轻一些的李泽厚。他们心目中的文化繁荣有两种所指：一是指传统文化重放异彩，一是指创新文化大放光芒。打量他们的学术轨迹，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有的人长期埋首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传统文化学术中，有的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涉足传统文化领域，有的人198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中走出并转向传统文化研究。这跟李慎之、何家栋他们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完全转向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轨迹截然不同。不能因为这些学者的预感、预言、断言缺乏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就将它们视为“民族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我以为，这么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感觉，肯定有更深的道理。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生命底蕴，以及构建在其上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境界，似乎便是萌生这种预感的土层和氛围。这些学者从不妄自尊大而寄希望于后学的胸怀，尤其令人敬佩。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们虽然没有表现出彻底决裂的姿态，但内心未必认同。唯一不足的是，他们想在专业领域之外认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态时，由于缺少独立的理论依托，不得不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是长期的思想灌输形成的惯性依赖，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至今未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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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繁荣的观点，如同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论断一样，有些经受不住事实的检验。我记得，马克思曾在自己提出的这个命题面前陷入过困惑。尽管他的命题和困惑主要针对艺术繁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艺术也是文化。
答：曾经有一个障碍横亘在马克思面前，它便是——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问题。
这个障碍很大，这个问题很有名，我们无法回避。
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名，首先因为马克思曾经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脚印。
1857年，马克思来到这里。他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的发展并不平衡。艺术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与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因而也决不和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例如“古希腊时代”的艺术或“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经济基础就很薄弱。
的确，从他关于物质生产决定艺术生产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看，中古和现代的物质生产无疑比近古和近代更为发展，从而其艺术也应该比近古和近代更为进步。然而为什么“古希腊时代”艺术和“文艺复兴时代”艺术，不仅明显地比中古艺术和现代艺术更为杰出，而且还成为人类艺术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呢？
对此，马克思宁肯着眼于希腊神话和史诗来进行思索。
翻开那篇提纲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思路由三条线索组成。
立足艺术领域：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再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领域中像神话和史诗这样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有可能产生。
立足社会条件：神话和史诗的产生，是与造成人们神话地对待自然并把自然神话化和艺术家具备神话幻想的社会条件相一致的。
立足人类发展：神话和史诗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遗憾的是，在需要进一步探寻可以统称为“文艺复兴”的西方与东方近代艺术繁荣的原因时，马克思的思路嘎然中止了。
那么，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与神话和史诗相距一千多年的“文艺复兴”——其繁荣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要知道这个时候：人类已不是幼稚的童年时代，社会已不具备产生神话和幻想的落后条件，艺术已超出创作神话和史诗的不发达阶段。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繁荣，难道真是来自经济繁荣？
让我沿着马克思的思路，用近代以来的文化事实进行简单反证。第一，意大利“但丁时代”、英国“莎士比亚时代”、法国“伏尔泰时代”、德国“莱辛时代”、俄国“普希金时代”的文化大繁荣，都没有历时态的经济繁荣背景和共时态的经济繁荣基础。第二，中国“五四时代”的文化大繁荣，同样没有经济繁荣的背景和基础。第三，中国1980年代的“新文化启蒙”，不仅缺少经济繁荣的背景和基础，反而是在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废墟上发生的。
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上来探寻艺术繁荣原因或艺术发展历史规律，肯定会陷入迷局。
马克思与其信奉者们当然不愿想到，这完全是其“社会结构两分法”的理论局限所致。
一百多年来，不少人继续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行探寻，力图越过这个障碍。但是他们除了在马克思徘徊不定的阴影下继续徘徊而外，始终未能迈出新的一步。
问题面前的纷纷足印，不仅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突出。
的确，对于艺术或者文化来说，进步这个概念很不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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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大繁荣，文化反而衰落了。这也证明经济决定论的荒谬。文化繁荣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答：这个动力深藏在转变时代内部。那就是：从群体统制的束缚和吞噬中解脱出来的普遍个体——个性的觉醒、政治文化经济地位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或者说人文主体的解放。它与经济繁荣并不同步。
人不是家畜或者野兽，绝非充沛的食物就能带来最大满足。动物一生只是为了生存与繁衍，人生除了与动物共有的两大本能之外，更秉承着人类特有的第三本能——精神追求。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标志，能指范围非常广泛，对它的归纳和表述更是玲琅满目。无论自我发现、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还是创造、发明、道德完善；无论探究本质、寻找意义、体现价值，还是摆脱兽性、超越局限、实现自由……，其丰富内涵都不是生存和繁衍及其必需的物质财富所能包容。人类世界区别于动物世界的精神性、道德性、理想性、价值性及其所有文明和文化成就，都由此发生。
从个人到众人，自身精神本质的激发和表达及其现实对应与社会呈现，至少也必须解除专制主义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禁锢。这在转变时代表现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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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02年，你在三人对话《体制外写作：正名与命名》和诗论长文《后极权锋刃上的先锋诗歌》中提出的“转变时代”概念，非常醒目。前方地平线上又一个仿佛呼之欲出的转变时代，如今却姗姗来迟，确实让人深感困惑。能否在你过去分析的基础上，再谈一下这个概念的特殊所指？
答：转变时代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社会生活剧烈震荡，二是个人思想空前活跃。这表明：它既和社会制度变革、朝代更替、体制转型相连，又不完全等同于这些社会大变动。
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并不都能带来个人思想普遍活跃，有的反而会窒息人们的思想。例如：欧洲各国从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历史大转变历时近五百年，除了导致基督教的统治和各个民族的重组，并没有带来个人思想的活跃。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的千年中古社会改朝换代几十次，很少带来个人思想的普遍活跃。甚至五十多年前中共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带来的变化，也不是个人思想的普遍活跃，反而是个人思想的长期窒息。
可见历史上的社会大变动有两种趋势：一是加强对个人的控制，一是放宽对个人的控制。
我所说的转变时代，特指那种趋向于凸显个人地位和价值的社会大变动时区。
具有这种趋向的转变时代，可从深度和广度上大概划分为三种量级。
第一是大尺度转变。特指凸显个人地位和个体价值的社会形态整体变革。例如：欧洲历史上远古社会向古代社会的转变和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们各自以“古典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名义展现了个性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活跃；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转变和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们分别以“百家争鸣时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烈场面彰显着个性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活跃。
第二是中尺度转变。特指凸显个人地位和个体价值的大范围体制转型、政权更迭或制度重建。前者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潮流从民主主义时代向民族主义时代的转变，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从前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分别成为个人振奋和思想活跃的标志。后者如：20世纪80-90年代的“苏东剧变”，它直接带来十多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个人解放、思想活跃、文化振兴。
第三是小尺度转变。特指凸显个人地位和个体价值的体制内改革。例如1979-1989年，中国从前极权时代向后极权时代的转变。十年中突如其来的文艺繁荣、文化启蒙、民主诉求，都由体制转型出现的缝隙和个人解放引起的兴奋所催生。这些年，不少文化人曾以无限缅怀之情追忆“伟大的80年代”，却不知道80年代所隐含的小尺度转变性质。它的伟大和局限同样明显——只不过试图完成“五四”时代提出的“解放人”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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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变，应当属于什么尺度？
答：用这三种尺度衡量，都不太适合。从它将要改变专制政权的深度看，肯定大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尺度转变。从一个东方大国将要改变与几千年政治传统一脉相承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广度看，又接近于20世纪80-90年代“苏东剧变”式的中尺度转变。与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大尺度转变相比，它又大为逊色——因为它本身就处在那个大尺度转变所划出的时代范围。
而且，完成“解放人”的旧历史任务和提出“拯救人”的新历史目标，已经具有超越个人本能欲望而提升个人精神形象的双重指向，它所带来的社会激动，必然更多人性的振奋而较少兽性的冲动，必然更多理性的冷静而较少感性的狂热，必然更多有序的震撼而较少无序的动荡。这使它在社会运动的爆发性和广阔性上，也远不如大尺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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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转变时代，只是历史走到转折处或者拐点而发生整体断裂的强光四射时期。它的时间跨度不是很长，有的几年，有的几十年，有的几百年——相当于三种尺度的阀限。而且，它的使命只是提出历史的任务，并非完成提出的历史任务，例如中国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新文化启蒙”。可以说，80年代“新文化启蒙”只是有限重复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和部分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解放人”的任务。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变，难道不也是全面重复这两个运动共同喊出的口号和全部完成它们共同提出的任务吗？很难想象只是完成旧任务而不提出新任务的转变事件，会有多大的意义。
答：中国面临的转变一身二任。一方面它要完成“五四时代”和“80年代”所遗留“解放人”的旧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它又要提出“拯救人”的新历史目标。如果它的使命仅仅像“苏东剧变”那样只是完成旧历史任务，确实没有更多意义。然而，世界发展重心转移和西方后现代文化走到尽头的双重背景，正在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提出“拯救人”的任务。这就使得这个转变事件必将放射出超越自身范围的耀眼光芒。当然，它的时间跨度同样不会很长，提出这个任务也不等于完成这个任务。只要看到“拯救人”是21世纪的世界性主题，这个任务的完成就至少需要全世界一百年的努力。当这个主题全面展开，已经走过五百多年历程的现代社会，就可能逐渐走出负面困境而悄然发生改变——变成某种新形态的超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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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放眼各个国家发生过的转变事件，它的公开现象似乎都凸显为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而且两种运动的发生顺序并不一致。以发生在近代的社会变革为例：欧洲的变革往往文化运动在先政治运动随后，比如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俄国。中国的变革却相反，往往政治运动在先文化运动随后。比如20世纪初期的大转变——先发生“辛亥革命”，后发生“新文化运动”；甚至80年代的小转变也是这样——先发生“宫廷政变”，后发生“新文化启蒙”。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变，难道也是这样的顺序？
答：中国现代变革中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特殊顺序，似乎与中华民族的泛政治化特征有关。家国同构的传统民族心理，政治话语大于一切真理的传统文化特质，政治权力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传统专制方式，使得本为转变先声的文化运动只能在统治权力松动所出现的空隙中发生。不仅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新文化启蒙”是这样，就连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也如此。我们面临的转变可能也是这种顺序：文化运动紧跟着政治变动而发生。
只是这个文化运动，不会再随着政治新秩序的建立与巩固而丧失继续展开的空间。它将蓬勃发展并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因为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它同质同构，会为它展现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它只会谢幕于自身任务完成和能量耗尽。
台湾现象可能是一个例外。同样属于中华民族，台湾的情形却不尽相同。由于蒋介石使用专制主义方式操作民主制度，台湾似乎也有过前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划分。老蒋时代——前极权主义，小蒋时代——后极权主义。两者之间的转变也发生在1980年代，政治标志为小蒋代替老蒋执掌权柄。然而，1949年以来台湾最杰出最大气最深沉最优秀的作家、音乐家、歌唱家及其作品，好象都出现在1987年小蒋宣布解除专制禁令以前。1987年统治放松之后，台湾的文学和音乐反而逐步走向衰落。可见台湾小尺度转变中，文化运动并不像大陆一样跟在政治运动之后发生，而是像西方国家一样以先声的姿态发生在政治运动之前。这种差异，可能来自海峡两岸的地域特点和传统文化束缚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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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可以把你的基本结论归结为三点：
第一、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难以成立？
第二、中国面临的政治转变和文化繁荣，并非由经济发展必然带来？
第三、中国政治制度转变的基础是人心嬗变，中国文化繁荣的前提则是政治制度转变？
答：基本如此。现在仍然强调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无疑是统治者的无知借口和知识者的无能期待。
2011年1月2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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