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与民主决策

——与郭罗基先生商榷

（德国）彭小明

    近年来，我参与发表了一些汉字简化得不偿失方面的意见，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也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其中包括一些人认为“文字问题是学术问题，不要往政治问题上扯”（朱学渊），更加直接的是郭罗基先生认为“文字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附加上其他的因素就变得复杂了，附加的因素越多，越复杂”。所谓附加因素其实就是简化字与反右等政治运动和政治宣传的因果关系，郭罗基老师就说是“把文字问题变成政治讨伐和文化围剿了”。（参看《郭罗基：老朱和小朱谈文字》）

    朱学渊、郭罗基两位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的许多时政和政法评说都深得我心。但是在汉字简化问题上，我发现他们的看法很典型，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知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训，更有一种很想跟老师分享我所发现的真理（和历史真相）的想法。所以不揣冒昧，说出我的商榷意见。这里主要跟郭罗基老师商榷。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大学一年级，就得知郭老师发表了一篇当时振聋发聩的文章《政治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非常敬佩。其中关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彻。大意是说，学术问题是政治判断的基础，首先必须实行言论自由。凡政治问题就不容讨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言论自由无禁区。否则学术问题讨论不好，政治决策也会出问题。按此逻辑，从政治角度讨论汉字简化问题难道就不可以吗？本来文字不应当跟政治混为一谈。可是我们几十年在一党专制下生活，逃不脱政治笼罩一切的倒霉命运。文字问题变成政治讨伐，不是个别百姓可以促成的，反而是一党专制造成的。汉字简化发生在1956年初，正当需要总结简化经验的1957年夏，爆发了整风反右这一场知识分子的灾难。毛泽东周恩来直接主导了汉字简化的运动，杜绝了所有的不同意见，用暴力（戴帽子、劳改）打击（讨伐）了批评简化字的知识分子。在反右前夕的“讨论”中明确宣布毛主席支持拼音化，简化字是为拼音化的准备，简化后尽快推行拼音化。（〈1955年11月教育部关于文字改革的文件〉）。鸣放中章伯钧、罗隆基批评了文字改革中反民主的现象，结果他们俩都被打成右派。章的右派罪行第五条就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章的讲话正是反对将文字问题政治化。他说：……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结果，在1958年初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唯一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就是文字改革批评者章伯钧。其他任何学术议题都还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政治“殊荣”。罗隆基责问：应该讨论汉字要不要简化，应怎样简化？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具体的汉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简化字。更加可怕的是因为这样的明正典刑，使得汉字简化跟“党的领导、统购统销、镇反肃反、苏联老大哥”等政治议题一样，在反右和嗣后的若干年都是高危禁区。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字简化在国民党统治下两度动议，两度搁寝，而在大陆地区一路“畅行”二十年，直到1977年才出现抵制第二批简化汉字方案（郭罗基先生误指为第三批），俗称“二简字”的群众呼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毕竟还没有把汉字简繁的讨论者直接指称为政治敌人。不同的意见仍可以发表，戴季陶中常会下跪，胡秋原奔走呼号，蒋介石便听取了反对意见。后来正是大陆上将反对简化作为政治言论来打击，台湾方面才把简化看成了赤化。

    简化字问题从文化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首先是不仅章伯钧、罗隆基等学者型政治家诸罪并罚被打成右派，陈梦家（诗人文字学家）和李涛（文字改革委员会干部）等人主要也因文字改革而被打成右派。其次，文字问题的讨论成为禁区，不容争议，文革时代更加强调反对简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第三，开创了一次文化决策未经试点实验和科学论证，便由行政机构颁令推行的恶例。文改会征求简化字意见后，教育部召开大会，会后党中央认可，国务院行政会议决议，文件发出后仅仅四天就全国推行。讨论中只有简化字例，根本没有探讨简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国务院也不是立法机构，却颁令执行，已属非法违宪。推行两年而不是试行两年，反右以后才进入人大。迅速推行也仿佛不是进行文字改革，好像是战争动员令。在合法性方面，郭老师是法学家，应比旁人更清楚。

    将简化字纳入反右政治运动的恶果超出了少数个人的命运，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命运是无法否认的。简化字裹挟了大量的弊端，（最恶劣的同音替代是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移的实施，陈梦家当时就提出了质疑），却被使用至今，关键就是因为政治暴力的干预，压制了批评。国共两党同样面对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个采取了讨论协商的方式，另一个采取了行政方式，加以政治运动的专政手段。面对这样严重的政治后果，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做一些政治批评（谴责和讨伐），有什么不可？曾经亲身经历了北大反右运动的郭老师发表文章声讨邓小平扼杀当年北大学生的民主呼声，声讨毛泽东陷害章罗两位，都不是学术或道德问责，而是政治谴责，或者是政治道德谴责。在汉字简繁问题上为什么不可？在《哀沈元》等文章里，郭老师为1957年沈元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信史”，谭天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权”等想法跌足浩叹，为什么几乎同时同样在人民日报、文汇报都刊登的“汉字简化怀疑论”就不可以重新复议呢？

    郭老师说这类正本清源的辩驳是“文化围剿”。谁对谁围剿？五十多年来，只有对于反对简化的围剿，何来相反的辩驳？推行简化以后，一边倒地说“简化就是汉字发展规律”，政治正确，不容置疑。难道这是正常的吗？恰恰是简化派对不同意见实行了五十年的围剿。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字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成分，从文化上分析简繁问题，是绕不过的一关。从文化人类学、信息学、认知心理学等多方面来评说简繁得失还只是刚刚开始。把这样的初步争论说成是围剿，实在是太冤枉了。今天的简繁之争重起，在官方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个问题与反右纠缠的历史真相描述。当年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就应当把真相告诉人民。当年政治暴力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今天也应该允许人们作充分的申辩（包括政治申辩）。恰恰是今天的简繁之争仍然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只是局限在就字论字的范围内，不准全面地展开，稍一提到反右就顾左右而言他，删除或转移方向。如果没有当年的反右政治暴力，简化字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全面推行；即使推行，也可能在三五年后也会有认真的总结和调整，乃至刹车，决不至于将如此深重的弊端迁延至今。如果没有反右后的强制宣传,也不会有这么多同胞人云亦云地认为“简化字易认易学，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效率，有利于扫盲”……。郭罗基是思想独立的学者，怎么也会出现这样的偏颇？通常的说法，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精于民法学、史学和哲学，不熟悉文字学。这样说太表面化了，说得直率一点，应该说是郭老师也被长期以来关于汉字简繁的宣传彻底洗脑而不自知，其余的平民百姓更不待言。正是这样学养深厚的学者竟也被洗脑，可见汉字简化造成的民族文化灾难之深。

    与大多数批评简化字的理论不同的是，我指出了简化字的根本问题。简化字不仅仅是不利于两岸三地统一和不如繁体字好看的问题，而是总体上并没有提高识字的效率，甚至数十年来也没有真正提高全民的书写效率（民间行草简字早已有之）。因此简化并无必要。汉字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哪一国的文字又是尽善尽美的文字？即使简化字总表中最后科学地认定大约一两百字应该简化，每字简省三五个笔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改变一个国家的全部文字符号系统，牵涉教育、新闻、出版、货币、证券、交通乃至档案文献、图书馆检索等一系列管理和传承，更有长期的文化负面效应，这样的举措就实在是太轻率鲁莽了。简化运动跟大跃进、教育革命、批林批孔之类的荒唐运动一样完全是一场得不偿失、反科学的全民大折腾。这个结论从根本上对过去的长期宣传提出了质疑。

    这类长期的宣传口径都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简化字易认好记；简化字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效率；简化字有利于扫盲；简化是发展规律（郭老师改口说“趋势”），繁体字只是少数专家的需要，人民没必要接触……。我在《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这本书里推翻了这些伪科学的说法，这里仅作简单的介绍，


识繁写简是人民的历史创造


    1．“简化字易认好记，所以受欢迎”。这是中外持续的百年误区，直到今天国内的宣传还在重复这类说法。很多知识分子也很少问一个为什么，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简化字易认好记，是一种错觉，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的理论已经证明，简化字幷不比繁体字好记，类似物理学上的自由落体运动，质量（重量）不同的物体下落，不是重者先下，而是轻重同时着地。电脑信息学发现文字处理不是一笔一笔地处理图像，而是整体地处理图像。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认知心理学称之为幷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识字过程是整体掌握，而不是一笔一画地逐步认识。而且心理学的组块chunk理论认为，笔划的组合一旦结合成固定的组块，不断被熟悉，其中的组成成分的多少就不再发生影响。汉字是由许多固定的边旁组成的。马和馬在被不断熟悉认知之后，其中的笔划数量实际上对记忆不再发生影响。矗字24划，鬯字仅8划，因为它的成分是三个直，属常用字，排列简单，所以反而易学易记。鬯仅八划，却显得陌生。農由曲辰组成，两个部分若都认识的话，记住两者的组合就很方便，反而要记住一个虽简化、却不太好归类的“农”字却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和时间。汉字存在着大量的形声字（偏旁组合），从汉字逐渐定型的汉代开始，形声字就已经占古汉字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现代形声字则占百分之九十。简化字的一大部分成果就是将部分边旁减少笔划，而减少边旁中的笔划对于汉字记忆幷没有帮助，只有极少数龜、鬱之类笔划多，又不方便分解成常见边旁的汉字，才是需要简化的。郭罗基老师问“过繁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标准。可是这类汉字所占比例较低，常用字更少。为了少数繁难的汉字，将汉字整体系统加以简化，实在是贪小失大。依据这些简单的原理，简化字总表第三表1754个字（占总表78,4%），以及第一第二表中的偏旁简化字都失去了意义。而且国内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对称性汉字结构（汉字或边旁）更容易观察和记忆，而简化字偏偏将许多对称结构都简成了非对称结构：车車、门門、贝貝、华華、东東、卖賣、斗鬥、尔爾、会會、过過、……这些“简化”纯属多此一举，甚至是画蛇添足。（无效率将近总表的90%）。

    我要告诉中国的老百姓，我们学习了简化字并没有节省心力和时间，却白白没有掌握好正体汉字的文化常识。我们的小学学制跟港台一样长（六年制），文史常识普遍并不比海峡对岸更高，或反而偏低。文盲比例一直高于港台，2006年新华社报道文盲比例重新返升（1，14亿）。

    2．“简化字简便好写，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效率”。这是国内长期的宣传口径。电脑输入汉字的成功令这种说法基本失去了根据。其实，这也是表面现象。共产党除了强制推行之外，在简化字方面幷无创造之功，简化字不是共产党发明的。从许慎的《说文》时代开始，就出现了“行草简字”。无、优、尘、异等等。历史上的名人书简，题词、匾额，如郭罗基先生所举的例子，包括朱元璋，有很多都是行草简字，有的“简”得跟现代简化字不太一样，借一句现成的套话，就是说，识繁写简是人民的历史创造。秦基本统一了汉字，东汉的知识界充分自觉地以蔡邕的隶书为范本实现了规范化，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推动了汉字的规范化，幷以干禄字书划分了各种不同用途的用字情况。朝廷、官衙、科场必须使用规范正体楷书，其他私人交往、书信、题签，可以从俗、从简。朱元璋、毛泽东这类民间出身的霸王人物，往往是率性而书，老子就爱这么写！毛泽东的手迹里面，包括许多行草简字，而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写于简化七年后的1963 年，根本没有考虑使用简化字。历代知识分子都在幼年学习正体字。习字、作文、应试、呈文、著书，都用正体，平日书简往还、诗词酬唱，日记帐册皆用行草简字。翻看旧时梁漱溟、陈独秀、谭延铠等人的信札手迹，都不难证实识繁写简的传统。缺憾是没有统一规范，有的人简化了这些，有的人简化了另一些。台湾文化界静观大陆简化的利弊得失之后，台湾教育部出版了1980年陈立夫主持编辑的《标准行书范本》大致继承了古代文人的这一风范。公文、报刊、教科书一律使用正体，平时书写，使用行书，以范本为标准。这样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古代人民创造的识繁写简方式。

    这个范本中有585个字跟大陆的简体字一样，还有金部61个、马部34 个、鸟部31个字形跟大陆的简化字十分相近，稍有不同。在书写中，遇到相同的偏旁，还可以类推简化。

    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在民族书写的总效率上幷没有提高。因为历史上知识界早就使用了相当多的行草简字，虽不规范划一却也大致约定俗成，例如明，日旁三个弯弯，新，点竖钩右甩下弯，……可是简化字方案仅仅吸收了其中极小部分，抛弃了很大一部分。一旦推行以后，简化字升格为规范字，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就变成了不规范简体字，不准再使用。实际上是继承了一部分，禁绝了另一部分。而且简化字被规范后，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不规范，是“故意下决心不让人看懂”，文革时代提高到“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这些传统的行草简字就受到压制。本来中国知识界的书写效率幷不低，简化规范化的结果反而影响了效率。这个效率真相至今没有人大胆地揭示出来。凡是接触过老一代文化人的知识界朋友都不难证实这一历史真相。郭罗基老师所举的画家阎立本的墨迹，其实也是以偏概全。那是手写的艺术作品，还包括一些文人书简，其实刚好证明了我的说法：古代人民创造了识繁写简的大致规范。郭罗基老师不要忘记，从来没有一个执政集团废除过正体汉字。这类行草写法仅局限于民间，从未影响官衙文牍、教育科举和书刊印刷等正体的主流文献，也从未导致文化断层现象，即使外族入主也没有发生青少年不识古代文献和一国两字问题。民间书写的俗体跟官方主流文献的正体决不能同日而语。所谓“古代早已流行简体”的宣传口径完全是经常混淆视听的错误说法。

    3．简化字的其他弊端实在太多了。同音替代是违背汉字表意文字特性的做法。我告诉我的学生们，长恨歌里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里边是一个后也没有的。在旧版和港台版的唐诗三百首中，皆作後宫。皇后和太后居住在后宫即正宫，东宫或西宫，而嫔妃们住在後宫。最新现代汉语新词干细胞，应该是幹细胞。不应理解为干燥的细胞。这类混淆在港台是不可能的。涉及文言和文献的古典文学和学术著作根本不能用简化字排印、制作卡片，早已成为两岸文史学界的共识。

    如果当时简化得到充分的讨论，暂时试点不全面推广，或许延宕二十年，赶上了电脑输入，就不会发生全面简化的民族文化断裂了。汉字本来就有少数不易分辨的的形似字，简化字不仅没有减弱已有形似现象，进一步增大了这一缺陷。如厂广、泸沪、远运、从丛、汇江、仑仓、厉历、义乂、风凤、归旧、设没、划刬等等。

    4．简化字最大的失败是对于电脑中文处理（汉字现代化）没有任何好处。简繁输入一样快。而汉字编码出现了两岸不同的系统。简化字反而使得汉字文化圈大大增加了占用的国际编码信息空间，而且出现了新的简繁转换错别字，成为中文电脑的麻烦。过去有人说青少年看不懂古书，翻译成简化字出版就好了。真的这么简单吗？大量古籍中的冷僻字，要不要按规范类推简化？不简化不规范，简化则又增加大量简化新字，于是跟原来减少汉字字数的原则相违背。对于电脑世界来说，中文字库占用空间已经非常巨大，如果继续扩大是非常不经济、不合适的。汉字文化圈本来是基本统一的繁体字，日韩只有少数简化字，然而由于中国大陆的简化运动，使得汉字编码全面集约化数字化更加困难。图书馆检索系统从简化开始到电脑编码不断受到折磨，不消灭简化字无法统合。

    两岸人民本来最大的统一基础是汉字，现在一国两字成了两岸人民争吵不休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学校在华侨子女教育上没有一家能够统合成功，主要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国两字。

    两千两百多个简化字及其后续的部分简化新字是汉字世界的赘疣，如果废除简化字，识繁写简，汉字信息化的困难将大大减轻。简化字既不容易学习，又没有提高民族书写总效率，还有如此的许多弊端。中国人要这劳什子玩艺干什么？


文化断裂


    郭老师说“中国文化早就断裂”也是没有根据的。先秦两汉的文献，篆书和隶书的文本，经过时代的淘洗，凡是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都经古代文人转写成了繁体字（正体字）文本，只有少数出土文物，残编剩简，才是甲骨文、钟鼎文或小篆、隶书。主流文献绝没有断裂。问题是本来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一脉相承的文化，近五十年越来越跟古典文化渐行渐远。很多文化人还浑然不觉。因而作家白先勇喟然长叹：百年汉语，内忧外患。

    还有一类党政的宣传，包括北大教授苏培成、孔庆东等人，都宣扬说古典文献研究是少数专家的事情，所以繁体字只要少数人学习就可以了。这完全是违背教育原理的胡说。高中物理教学第一第二宇宙速度，火箭推进原理。每年几百万高中生都要做相关的习题，复习应考。难道全国有十万二十万航天飞行员？全国高中生无不学习多元方程组，核裂变原理和化学元素周期表，毕业后真正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应用这些知识都仅占很低的比例。相比繁体字知识在文史阅读、创作、书法、风俗、旅游等多方面生活中应用的比例相对要高得多。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德国这样的社会两头小，中间大。最富裕、最高级阶层的人士比较少，而非常贫困、文化极低的下层人士也很少；最大多数是中等富裕，教育程度比较完整的阶层，社会越进步，这种现象越明显。中国未来也将这样发展。教育越完整，就越重视古典文化的教育。德国的全科高中gymnasium相当注重拉丁文的教育，就是要让民族的社会中坚，保持对民族文化的延续能力。拉丁文相当于中国的古文。中国的学校继续用简化字教文言文，坚持不教原汁原味的古文，文化的断裂还将进一步恶化。

    “文字不断简化是发展规律（趋势）”也是典型的洗脑理论。文字简化根本不是发展规律。形声字（加偏旁造新字）：古代的然、燃，现代的氘、烃、铀、熵，就是繁化产物。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汉字的现代繁化还将延续。外文也不简化。英国英语连美国的color 、labor 这样的小简化都不肯接受，德国近年的文字改革反而将原来复合词中“三个s或三个f 连写时可以简化掉一个”的规定都取消了。很多人都知道，英文跟欧洲主要语言法文、德文、俄文相比是最不“言文一致”的语文。英国人自己称之为“国难”national difficulty。英文难写难读，同音词多，拼写规则杂，发音例外多，举世皆知。英语教科书、词典不得不长期使用类似于汉语拼音的“英语拼音”，也就是国际音标或韦氏音标等多种音标。英文又是国际性最强的语文，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贸易、航海、航空、体育、刑警等国际职能机构都把英文作为第一工作语文。如果实行一场英文简化运动必将造福所有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领域。可是英国就是不实行。为什么？就是因为文字不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文字不仅表达现时的上下文意义，而且传承着历时的文化信息。当中国人看到有人写出同音错字，例如建议写成了“建意”，乾隆读为干隆，当英国人看到有人写know 为now，write为rite，都会觉得此人缺乏文化教养。索绪尔语言学将文字仅仅看作“语言的记录”的说法是错误的，已经遭到德里达等当代欧洲学者的否定（参见台湾学者龚鹏程：鹏程随笔）。斯大林的语言定义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交际工具，忽略了文化载体功能。遗害无穷，苏中朝越都是重灾区。民族语文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信息，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化特点，汉字尤其是汉语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所以废除汉字的思想不仅在中国遭遇强烈反抗，在日韩（朝）也不能完全实行。因为汉字文化已经深入到这些民族的文化肌体内部，无法彻底割舍，越南废除汉字以后，出现的文化历史断层是非常严重的，知识界反悔的意识十分强烈。


为扫盲仓促简化


    “简化有利于扫盲”，也是党化宣传造成的误区。汉字是整体性认知对象，不需要一笔一划地辨识，所以无论整体还是边旁，无论简繁，其中的笔画数基本不影响识字效率。脱盲的标准是所谓“扫盲两千字”认识一千五以上，会写名字和加减计算，就算脱盲。简化跟扫盲效率实际上几乎没关系。但是共产党的高文盲率却促成了简化和拼音化的躁狂型冒进推行。

    当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全面行政的时候，干部队伍的文盲现象立刻突出起来。刘少奇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

    为工人，10-20%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 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在2-3年的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军队的文盲情况也是严重的：“据统计，1952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128万排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占12% ，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对于干部队伍教育程度的先天不足，共产党并没有懈怠，而是采取了许多措施。部分中低等教育程度的干部“调干”深造，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各大学、中专学校都有许多调干生，年龄稍大，有党龄和军龄，有的还享受工资待遇。还有许多工农速成中学专门培养工农或干部家庭出身的、能力较强的青年，补习文化，快速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这些调干生和速成生，要么本来就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要么还很年轻，多半能成长为党的文化干部。真正成问题的是大批文盲半文盲干部，此时他们已经度过了青年时代，即语文学习的关键期。作为革命功臣，他们必须给以安排工作，而且各地方、各部门也正需要干部。于是一大批以大老粗自居，不肯下苦功脱盲，或者即使下功夫，也未必能脱盲的军人、地下党干部进入了各级党政军领导岗位。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文化程度也不高。有的小学校长兼党支书仅有小学毕业程度，有不少公私合营的小厂，党支书就是半文盲；更遑论内地和其他边远省区的县乡各级领导职务上的干部了。如果1949年他们三十岁左右，那么他们一直要到1979年左右才进入离休年龄。这样产生的矛盾必定反映到中央高层。从五十年代起几乎每年都有若干篇人民日报社论以扫盲为题目，就可以看出党内对文盲现象的忧虑心情。从实质上说，工人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影响不了太多的问题。可是各级干部鱼鲁亥豕，就会严重影响党政意志的贯彻和反馈。干部队伍的文盲现象导致全党文化心理上的焦虑状态，乃至文化心理上的躁狂反应，折射到文化政策上，就是盼望有一种简单神速的文化工具，可以较迅速地改变全党的文盲窘迫状况。于是不论从基层还是从高层都产生了仓促推行文字改革的想法，迅速准备拼音替代汉字，并把简化当作权宜之计。从教育部文字改革会议到中央宣布全面推行简化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1955. 10 – 1956.2) 没有试点，没有科学论证。吴玉章传达的中央和毛的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当权的文字改革派人士，吴玉章、吕叔湘、黎锦熙等人的确是积极投入拼音化的准备。简化字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发生了现代汉语研究员韩敬体先生指出的现象：“由于当时推行简化汉字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只是把汉字简化工作当作改革汉字、通向拼音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吴玉章），变成了一种短期行为，对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好像能较快地驶向汉字的拼音化，所以对整理和简化汉字的理论和方法、汉字的学理和系统性、古今贯通、繁简转换、海内外协调、字形的匀称美观等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科学论证”。汉字简化是一个文化浅陋的武装集团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中华民族文化实施的一场得不偿失的媚俗整容。


从人类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文字问题


    在1950年代已经发生了一场对于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交通便利，拆毁了北京市的大量古建筑群。梁思成夫妇竭力阻止却未能成功，成为终生遗恨。

    德国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三十年内全部撤除所有的核电站设施。他们为了保护生态和环境，宁可舍弃高生产效率，舍弃高代价建成的核电设施，也不愿意损害不可再生的大自然。而我们当中就是有一些中国人，为了所谓的建设效率，不惜牺牲一旦牺牲就永远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传承。德国人认定的不是一时一事的高效率，而是万世不移的高价值。绿党创始人凯莉曾经说过：“我们也要像保护大自然环境一样，保护各民族多文化的自然生态”。 绿色文化意识则不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文。把世界的民族之林看作好比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多民族的语文好比是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各民族凭借大地上不同区域的气候、土壤、光照和水文条件，生长出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植物（语文），千姿百态，五彩缤纷。每一种植物都有在大地上生存的权利。它们都可能遇到病虫害的侵蚀，受到雨雪风霜的摧残，人类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修叶剪枝，治病施药，遮风挡雨，但是不宜为了眼前的权宜而砍伐已有的植物，强行移植另一种植物。汉语汉字，藏语藏文，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民族语文，除了汉字文化圈，还有阿拉伯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拉丁文化圈，各自都有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分布在地球的各个地区，享受到各种不同的气候、土壤、山川、河海的润泽，各自产生了相应的语言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思维习惯和民族特征。人类并不需要马克思所说的“统一的语言文字”。既然思维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文化理念都如此不同，为什么一定要有统一的语文？应该互相学习对方的语文，取长补短，但是不必去强求统一。当人类具备绿色文化意识以后，再也不能去人为地废止某种语言文字，或抑制某种语言文字，反而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去救援那些受到戕害压制的语文，让它们继续存活下去。美国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说过：“语言即生物”。自然语言和相应的文字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如自然物种一样，一旦失去，就将永远失去。汉字不排斥有分寸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但是1956年的汉字简化是一场人为的摧残，伤筋动骨，剪除汉字的遗传密码，危及汉字的生命传承。如果废止汉字则势将危及文化的生命。而汉字简化正是废止汉字的前锋行为。1950年代以来，发生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学大寨、移山填湖、毁林造田等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为提高短期生活水平，增加经营效益，滥砍滥伐的破坏自然生态的经济行为。环境的破坏已经通过酸雨、沙尘暴、洪涝干旱、癌症怪病等方式实施对居民的惩罚。自然生态的惩罚是短期显性的，文化生态的惩罚可能是长期隐性的。但是造成的文化后果将更加深重。文化断层、民族裂痕、信息化障碍等等。汉字简化也是国共两党和第三种人们缺乏自信的典型表现之一。汉字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汉字毕竟是最适应表达汉语思维的载体。中国当局极力批判全盘西化，可是在汉字问题上却偏偏公开推动了全盘西化。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从不讳言：汉字简化就是全盘拼音化的权宜之计。

    郭老师把白话文跟简体字扯在一起也是没有根据的。回顾一下历史就非常明瞭。五四运动时期，胡适、鲁迅、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并没有同时推行简化字（口头鼓吹而已）。白话文顺利地发展起来，并不需要押繁体字作陪斩。1919到1956繁体字成功地承载了白话文的一切任务。如今依然贯通古今，跨越两岸。为什么？从六朝变文、唐宋传奇、宋元戏曲（对白）、明清小说和历代民歌民谣等口语文学作品以及五四新文学和根据地文学可以看出，汉语的白话化和词语多音化已经从古代逐步向现代自然推进，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只是临门一脚，突破了最后的堤防。而相应的汉字，中国人千百年来也已经创造了识繁写简的大致规范，即正式文本、书刊文献、招牌证券皆用繁体，书信、书艺、帐目、笔记可以随意使用行草简体。庶几类似于西方文字的印刷体和手写体，并行不悖。文字改革只是应该将识繁写简进一步规范化、合理化（就是保留和优化正体，将手写体标准化）；而暴力的简化运动却废除繁体，改用简体（将行草简体楷化），实际上是搞错了方向，折腾了民族文化。

    汉字简繁的争议已经超越了文字改革本身，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决策意识。从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到汉字简化，民族文化已经遭受了重大的创伤，今后建设还将推进，从国家级的大建筑，到地区或城乡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扶植、拆、建、留、修，很多事情都需要文化决策，需要科学论证和广泛集思广益。少数人仓促决定不行，简单的多数表决也不行。文化决策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意识。毛泽东、彭真等人没有历史文化保护意识，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只好遗恨终身。从2008年出现汉字简繁争议起，网上批评简化字的言论多半都坚持讲科学道理，态度比较平和；坚持简化的言论多半是辱骂和诅咒。这类现象刚好是文化断层的典型写照。人数众多的同胞已不了解繁体字不搞同音替代有什么好处，不懂得繁体字修辞和描述的准确性，排印文史论文及其引证的科学性，也不知道简化字行书楷化破坏了书法整体美的弊端，反而以为减少几个笔画就是“科学和进步”。在以色列，已经死亡了约2000年的希伯来文又重新复活。这种语文包括22个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用四个音节字母拼合，估计也不十分简洁方便，从右向左书写，但是语音语法和词义仍然基本符合古义，现在成为以色列官方语文之一，与阿拉伯文意第绪文并列。我们睽违繁体字仅仅五六十年而已，为什么就不能再议，不能重启？在德国,斯图加特火车站拆建更新Stuttgart 21，为了保护这组约200年历史的站南大楼和宫廷花园及其绿化地带（282棵老树），十万人上街抵抗警察的砍树行动；在中国，约2000年历史的繁体字遭到毫无价值的简化（残化），至今为繁体字正名辩诬的人们连在国内报刊上发言的机会都没有，网上还有很多非理性的讨伐。人们不应忘记，繁体汉字不仅历史悠久，承载了中华主流文献，而且至今活力盎然，沟通古今，跨越两岸，驰骋网路，经历了已逾百年的冤屈，应该抖落世纪的尘埃，重新为民族文化再立新功。我把自己思考的一愚之得奉献给郭罗基和所有关心汉字简繁的朋友们，希望能引起大家的争论。

    （拙著《汉字简化得不偿失》香港夏菲尔出版社 如需要购买，来信请寄kleinhell@googlemail.com）
　

郭罗基：老朱和小朱谈文字
　

    老朱（学渊）和小朱（大可）关于汉字的简体和繁体持有不同见解，我赞成老朱的意见。

    简体和繁体之争，文字问题本身幷不复杂，附加上其他的因素就变得复杂了，附加的因素越多越复杂。小朱的这篇大作，引申了又引申，扩大了又扩大，把文字问题变成政治讨伐和文化围剿了。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存活了五六千年的文字。埃及的楔形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比汉字更为古老，但它们早已成为死文字；现在生活在那些地域的人们，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汉字既古老又现代。有些民族的文字，在表达近现代科学术语和新潮语言时，发生了困难。汉字毫无困难。汉字之所以能存活五六千年，长盛不衰，必有某种优胜的遗传基因。我认为汉字的优胜在于发展，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由简入繁、由繁化简。甲骨文始于简，发展到金文、籀文（大篆），越来越繁。秦始皇统一文字，变大篆为小篆，也是一次激进的汉字简化。秦以后，又进入渐进的汉字简化过程。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汉字简化，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不过将已经流行的简化汉字规范化而已。

    简化汉字的流行由来已久。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藏波士顿博物馆），有一处题写“继往开来”四个字。“继”和“来”与现在流行的简体字完全一样，就是小朱所说的“毛体字”（怪哉，毛本人的手迹中没有发现一个“毛体字”），不过那时毛的爷爷的爷爷的……还没有出生。“往”字没有简体。“开”字多了一个简体的门框，比繁体“开”字，还是简化了。画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藏山东曲阜孔府），题词“删述六经垂宪万世”中的“经”字为简体，是简体的另一种写法。可见，现在《汉字简化方案》中的某些简体字，至少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就开始流行了。南京曾发现一块朱元璋撰的石碑。这块碑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标点符号断句，但都是圆圈；二是使用大量的简体字。我只记得有“礼”字、“云” 字与现在的简体字完全一样。希望南京的朋友去把它找来，抄录上网，供小朱批判。

    汉字发展的现阶段，简化是历史的进步趋势。为什么汉字一定要简化？道理和提倡白话文是一样的。

    最初，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一致的。《论语》的书面语言就是孔子当时口头语言的记录。一旦成为书面语言，总是相对稳定的；由稳定而至于呆滞、僵化。而日常的口头语言是生动的，由生动而多变、活跃。于是在一定条件下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发生了分离。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就是使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重新趋于一致，从而充分表达新思想。以提倡白话文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古代的书籍都是手写的。自从发明了印刷术，也发生了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分离。印刷体是僵化的，手写体是活跃的。在手写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简化字。现在的汉字简化方案就是将不同的简化字整理、归纳，加以规范化，克服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分离。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不久即宣布作废。因为其中新创的字太多，站不住脚。不是从流传中来，也就不能回到流传中去。反证第一、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之所以能站住脚，本是流传已久，约定成俗。

    语言和文字都是发展的，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与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总是活跃的东西战胜僵化的东西。

    小朱的文章涉及的事件都是一九五〇以后，不过五六十年，而汉字的历史是五六千年，以五六十年论断五六千年，不能不是臆断。据说“简体字的原罪”是造成“文化的断裂”。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中国文化早就断裂了。先秦的典籍绝大部分是以六国的文字书写的。如果考古工作者发现一部“本体字”的《论语》，恐怕热衷于“本体字”的小朱认不得几个字。我们现在能读通的《论语》就是经过汉字简化的小篆以后的版本，相当于“简体《水浒》”、“简体《红楼》”。所以，把事情放在五六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结论就很清楚了，“简体《水浒》”、“简体《红楼》”究竟是文化的断裂还是文化的延续？

    小朱承认：“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需要进行适度的手术。”这一句话把文章的全部论据都否定了。其实，文章除了表达对简体字的义愤之外，没有什么象样的论据。既然“过繁的文字需要进行适度的手术”，这就是肯定了简化的必要性，不管这种必要性适用于多少汉字。人们在书写的过程中简化笔划，体现了“进行适度的手术”。什么叫“过繁”？标准是什么？台湾的印刷体是繁体字。人们的手写体中，把马英九的“马”字四点变成一横，把连战的“战”字两个口字变成两点。按小朱的标准，“马”字和“战”字恐怕都不能算“过繁”，难道这种“适度的手术”就不能允许？什么叫“少数”？汉字简化的数额由谁来规定？现在简化汉字在全部汉字中还是少数，难道因为不符合小朱的“少数”就应当加以反对吗？

    朱大可先生的这篇文章或许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和空洞无物的内容相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