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析：四大思潮逐鹿中原

（上海）裴毅然

　　一个大国的明天总是取决于今天的意识形态，明天只能来自今天的构思，来自今天孕育形成的种种可能性。一种思潮即一则选项、一种可能性，而任何一种理论一种学说都是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反映，或曰其政治诉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一般说来，大多数当代青年接受什么思潮，认定何种价值体系，二三十年后，这一思潮就会从“社会意识”衍化为“社会存在”，认识就会转变为行动。政治思潮最终将转化为思潮政治，形而上的思潮最终将成化为形而下的政治。从社会发展前瞻性角度，关注当今思潮，就是关注社会未来的可能性。

　　进入21世纪，历史车轮又转至重大转型前夜，中国无可避免地出现思想分裂，对“下一步”产生方向性分歧。2010年8～9月，温家宝在深圳与纽约数次发表涉及的政改讲话，新华社通稿一律删除有关政改的言论，北京重要媒体立即出现“不同声音”。对“明天”的设计，已实实在在影响“今天”，矛盾正在尖锐化。关注当代思潮，自然更增添一层时代紧迫性。

　　环视寰内，四大思潮崛起，形成逐鹿中原之势。社会各派根据自己的立场与认识，对中国的“下一步”提出四种设计方案。从理论上来说，今天出现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可能成为明天社会的思想底色，从整体上大致圈定了明天的选择范畴。至于四大思潮之外的小潮小派，如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康晓光的“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与父爱主义国家”，1 实为小浪小花，立论偏怪，终寡徒众，尚未形成真正产生影响的思潮，本文不予讨论。


一、历史与现实


　　史学之所以向居显学，根柢就在于提供了根据昨天裁量今天、规划明天的惟一依据。文字之所以成为文明曙光，也在于只有通过文字才可传递前人经验，人类才从重复型“简单再生产”跃升至增长型“扩大再生产”。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反右、文革之所以形成大破坏，从文化角度，就在于生生割裂了与传统的关系，使此后三十年的国家行为失去来自历史经验的扶撑。一则未经实践验证的人文学说，以新自贵，以“两个彻底决裂”开道，避开一切历史经验的拦滤，再用暴力为自己“论证”，终使赤潮波及诸国支付高昂学费，全球一亿人非正常死亡，至少20亿人口“非正常生存”。

　　如今，马列赤说虽在全球范围内退潮，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历史原因，仍奉为不可动摇的钦定意识形态。虽说由于“一亿生命学费”，这则赤说已没了一个世纪前的“朦胧美”，没了那股新兴蓬勃之力。但因赤说为中共革命的价值依凭，“合法性”之源，由升旗者自行降旗，总有诸多不便，难免扭扭捏捏。这一声认错可是连带着当年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呵！岂能轻易低这个头？

　　但红色意识形态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拖赘，不仅无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而且成为极左派处处诘难改革派的理论依据。不斩断马列沉舟这条缆绳，中国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迎来“万木春”。毕竟，赤旗左说与当代人文价值相反相悖，除了自缚手脚，给极左派留下质疑依据，岂有它哉？真理不能直行，歪理便有了冒充的空间。

　　中共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面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但为维稳，第一感还是“保旗”，生怕意识形态一有风吹草动打破现实平衡。文革一结束，批判文革声浪刚兴起，中共便意识到这股浪潮的可怕性，立即定调“淡化”——只允许有限批评“失误”，连已定调“彻底否定”的文革，都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连毛泽东都批不得。“四项基本原则”实为四道铁栅，将所有批评控制在“失误”之中，不准越雷池一步，即不准对根本性的思潮、体制进行深入反思。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1932～2007）著有《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初版），2005年四版，但作者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因为一修改就得报批，报批肯定不被批准，如此这般，只能“保持原貌”。尽管王年一先生的认识已大大突破最初水平，只能抱憾而终。2

　　据说，1980年张春桥在特别法庭最后陈述中指出当权派的一大矛盾：既想继承毛权威，又绝不同意毛路线。此说若真，抱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退场”的张春桥，政治敏感端的准确。事实上，1980年代邓小平启动改革之初，就觉察到所谓改革，底牌就在于转公回私，与马列赤说的价值内核根本悖反。邓的政治精明就在于“不争论”（邓亦为此自得），打左灯向右行，回避意识形态与改革实践之间的逻辑矛盾。在邓小平看来，既维持住政局又将改革阻力降至最低，打左灯向右行，十分成功。但“六·四”说明只改经济基础不动上层建筑，势必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随着时间推移，“只干不说”的负面之弊日益凸显，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价值悖反越来越严重。改革越深化，越要求意识形态提供明确价值支撑，越需要明确方向。再含糊其词，再打左灯，再“不争论”，就无法继续向右行。因为改革越深入，自然越与赤学左说相悖拧。同时，极左派的质疑也就越振振有词——“你走得太远了！” 

　　30年的改革开放，巿场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亦已公司化，再“只干不说”，显失时效。当年实践与理论脱节的“只干不说”，乃是一种策略，因为一代国人与千万官吏的思想已误入极左深巷，要他们突然转身，运行另一套意识形态，势必引发大争论，有可能引发大分裂，反而影响改革速率。采用“老人老办法”，让终身浸淫赤说的各级老干部仍用马列主义进行思维，以他们能够接受的价值逻辑推动改革，打着红旗反红旗，让马列主义的某一部分去反对马列主义的核心部分，让老人们带着马列主义去见马克思，用时间完成“代际衔接”，逐渐染换意识形态，不可不谓之“深远的政治谋略”。当然，这只是事后诸葛亮，即根据效果演绎的推论，邓小平当年未必有此深谋远虑。从《邓选》中，看不出这位“总设计师”对民主有什么深刻认识，他也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正价值。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民众凝聚力来自对宪法的认同，而宪法又取决于该国的人文理念。所谓现代化，除了经济现代化，最核心的现代化还是人文理念的现代化，即“自由万岁”！一切国家政策的价值基石只能矗立“自由”之上，自由是考量一切时政的第一标尺。可您这儿还将“自由”判为资产阶级，视自由为敌，又如何全面迈向现代化？就是用红色学说体系，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乃是“解放全人类”，“解放”不就是“自由”么？离开“自由”，“解放”还有什么内涵？

　　现代政制要素之一为公开性，不争论不开言禁，如何公开化？民主必须容异，或曰容异才需要民主，您连话都不让说，何谈第二步的容异？一刀切、全国一盘棋，实为原始粗放的简单化管理。欲走向日益精致细化的现代化，当然不可能不抛弃已被证谬的赤色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与法治理念的渐行渐深，据国家信访局统计，全国上访数量从1979～82年的两万件左右，急剧攀升至2005年的3000万件，扩增1500倍。3 这固然说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1500倍，但也说明民主吁求度提高了1500倍。面对当前形势，社会各派各有解释各有归因，也各出招数各亮方略。对当今社会矛盾各有不同解读，相应产生不同的解救之策。极左毛派认为这是可资利用的形势，向改革派反攻倒算，提出“国退民进”乃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公开鼓吹退回毛时代，不断挑起姓“社”姓“资”争论。4 

　　不过，毛派毕竟只是赤左思潮最后的回光返照，不成气候。当今中国真正形成思潮有四大派别：一、官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自由主义；三、新左派；四、新保守主义。四大思潮除了官方具有庞大组织形式，其它三派均无政治组织，只是思想认识上的派别分野，至多以刊物或网站集合同志，以思想渗透影响社会。但从攻守态势上，官家步步退守，民间三派日益壮大。当然，各派思潮既然是存在，总有其相对合理性，反映了某一社会利益集团的认识与吁求。

　　根据历史经验，检验一种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可浓缩为三条标准：一、是否有利于生产效率，即是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二、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即是否有利于已有财富的分配，能否实现人本原则等道德价值；三、是否符合历史现阶段的客观可能性，即是否兼顾各方利益，是否未脱离历史现阶段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三条标准不可偏废，任何一项缺失，便会打破既有平衡，引发无法控制的混乱，酿成“革命性灾难”。如共产主义不顾现实可能，不惜牺牲生产效率实现分配平等，对社会不是促进而是促退，有违人类共同利益，当然无法得到后人继承，革命必然没有后来人。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共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文革，实践中仍沿用“只说不干”的老方，拦着只准“淡化”——整体否定、具体回避，不让深揭细挖。文革终究是中共脸上的烂疤（总不能归罪美蒋反动派），只能“带球跑”——带着文革搞改革。明知每走一步都会受文革幽灵的缠绊，仍然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马列的这一部分言论反对马列的核心部分。放弃计划经济、公有制、阶级论、暴力革命这些内核，当然明白已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但另一方面，思想已被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的中共党人，文革后尽管感到必须“思想解放”，但他们能够拿起的解放之器，也只有那根一直束缚自己的马列之绳。因为，除了马列理论与赤左逻辑，他们既不认识也不会运用其它理论体系，更无可能认同理解其它体系的价值逻辑。数代中共党人验别一切正误的标尺只有马列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来自中共的政治需求，代表中共当权派的利益与“认识”，一望可知架空而论、为理论而理论。这当然是中共必须“照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公开否定赤说放倒赤旗，岂非等于否定中共革命的历史必要性？等于承认中共只是“造反”而非“革命”？既然整个国际共运大方向都错了，如何再挺持中共革命的历史价值？如何再坚持“伟光正”？检讨历史栓系着今天的政治利益呵。如此这般，中共对自己的党史，只能实用主义——整体肯定，具体回避。对待党史上的种种污点，尤其1949年执政后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只能“抽象否定，具体淡化”，美其名曰“让后人去评说”。所谓“让后人去评说”，要的是不让今人评说。

　　另一方面，为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中共又必须拿出实际政绩，必须给国人以看得见的利益，必须迁就经济效益，不能不多少修正一点马列原教旨，意识形态不得不有所后退，包括接纳“资本家”入党——承认阶级融合。形势逼着中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动作，研讨多年，决定挂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旗幌。

　　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为两大内核。一、坚持擎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用社会主义学说解释中共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与改革开放的价值来源。二、用“中国化”修正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再搞出一个大家都说不清的东西，以一个模模糊糊的所谓“新型理论”回避摊牌。亦可概括为赤旗罩面，虚化其里，希望继续蹲在马克思主义大旗下搞改革，继续“打左灯向右行”，拖延理论上的摊牌，以求政治上左右兼顾——用“马克思主义”稳住左派，用“中国化”鼓励右派，给吁求自由的右派留了门缝，削夺右翼极端派倡导“二次革命”的价值必要性。

　　与上述既定国策相关联，中共麻烦也相应有二。一、既已铺开经改摊子，扬弃了公有制、剩余价值、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思想改造等马列核心理念，赤旗不再鲜亮，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能举出什么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新设计呢？既然都自行修正了，回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那场天翻地覆的苏维埃运动还有哪些历史价值？二、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有什么实质性界别？难道仅仅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么？这不，阶级学说都站不住脚了，资产阶级如今都正名了“光荣”了，失去阶级学说的保镳，“阶级专政”越来越尴尬。至少，您还能专谁的政？还需要去专哪一阶级的政？如此这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些什么？还有什么具体内涵？难道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指责与批判么？就算您的批判无比深刻无比正确，那也只是摧毁一个旧世界，无以矗立一个新世界。今天总不能再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吧？此外，既然承认共产主义渺茫论，再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还通吗？

　　站在中共立场，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退至马列主义，再退至马克思主义，连列宁主义的阵地都守不住了，退无可退，再退就只能换旗易帜了。出于“维稳”，为求历史连续性，似乎也只能继续擎着马列大旗。很清楚，换旗等于换思想换价值标准，不可能没有一点社会震动。事实上，如果不会引发震动，也就没有必要“思想解放”了。但中共一直夸大可能引发的震动强度，以此作为继续封堵不同言路与一党专政的“价值依据”，一直倚为重大借口。

　　对中共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似乎是无法再退的最后阵地，再退就无法“专政”了。但失去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失去阶级学说、计划经济、公有制、暴力革命等外围保护，“阶级专政”孤单独矗，越来越尴尬。虽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件理论外衣不太遮罩得住，逻辑十分勉强，可又有什么办法，有一件外衣总比没有强，有一条逻辑总比一条也没有好。如此这般，出于历史与现实之需，作为平衡博弈之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是而出。

　　既要继续擎举赤旗，又要对赤说原教旨进行重大修正，冲淡赤红之色，当然是一件尴尬两难之事。中共的“美好愿望”是既以马克思主义表示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又以“中国化”兼顾改革开放的现实之需。为此，中宣部竭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大把掷钞，竭力鼓励寰内人文学者朝这一方向申报课题，希望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完成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价值对接。既欲完成对赤说的扳正，为改革开放铺道，又不突破原教旨既有范畴，避免意识形态大逆转，可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官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与基础内涵已为国人熟知，另行架设与之相悖的思想体系很难被八千万党员与广大国人认同为马克思主义，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大框架已很难遮罩改革开放所需的相应学说，中共很难再和稀泥矣！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中共的骑墙之态，意味多多。既体现了中共改革欲前难前的困窘，也体现了赤旗左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尴尬；既是国际共运必然出现的“后滞效应”，也是大陆朝野必须破解的历史任务。

　　有一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已然失败，但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仍奉为“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5 认定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矛盾，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判为无产阶级革命未发生在资本主义成熟的欧美，而是发生在俄中东欧及朝越古柬这样的落后国家。那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未能按照马克思本人的初始设定，乃是历史跟马克思开了大玩笑。这样的观点当然经不起驳诘：按马克思主义设计进行的社会实践，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无一逃脱贫穷与专制，还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经，而是一帮和尚念歪了经，这不是强辩么？拿无法证实的一种历史或然性诘难已然的社会实践，以可能性立论，面对一亿生命的赤色实践，是不是太轻飘飘了？

　　由于尚未开放言禁，不让公开议政评政，这一思潮因御学身分，虽得官家扶持，在官方刊物上似乎十分热闹，但在民间普遍遭到无声的抵御，不可能通过知识分子真正播入社会、植入人心。而新左派则攻击这一派学者不从国家利益出发，明显偏惠特定利益集团。

　　将一则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学说拿出来当旗幌，自己都在“摸着石子过河”，希望民众望旗风从，当然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说明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尴尬。没办法呵，没有其它旗幌呵！中宣部竭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希望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完成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价值对接，既完成对原教旨学说的扳正，为改革开放铺道，又不突破马克思主义既有范畴，意识形态不必进行大逆转。然而，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宣部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滑到哪里算哪里。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与基本价值已为国人所熟知，另树概念另搭体系，旧瓶装新酒，不仅很难得到国人认同，就是八千万党员也很难认同，更不用说如今连新酒都没有。此外，这一思潮因御学身分，无法避免天然质疑。既然是一时平衡的政治性产物，其“历史延续性”也就不可能很长。


三、自由主义


　　这一派思潮认定西方现代化经验具有普世价值，现代主流文化具有普世性。该派起源于文革结束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如今渐渐从地下走至地上，变潜行于公开。

　　国情判认上，自由派认为中国并未进入后现代，既未卷入全球化，亦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外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集权体制与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形成重大悖反，要求扩大改革开放并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该派认为如今出现的“中国病”、“权力病”，根源在于缺乏权力制衡的集权政制，集权借市场放大特权，不仅无偿占有公私财富，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形成结构性腐败，还全面阻遏社会理性进程，人才得不到合理选拔，智慧得不到顺畅收集。该派反对新左派将“权力病”划成“市场病”，而是认定为“政治病“。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中国的未来必将属于自由主义。不仅世界潮流如此，国人的选择只能如此。尽管这一思潮受现实政治等因素掣肘，暂受压抑，但人性终究向往自由，自由必将“万岁”，民主也会跟着“万岁”。从人类的继承与代际选择上，一时的政治力量终将消褪，人性的本然力量毕竟最大。所谓真理，最终的判别依据取决人类天性。中国人民不会一代代忍屈受抑于这样那样的政治力量，一代人没有条件实现自由，下一代人一定会“创造条件也要上”。

　　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必将胜利，论据如下：一、迭经欧美三百余年实践，以公民社会、政治制衡、市场经济、思想自由为支撑性理念的学说，不仅得到历史检验，证实其效，且经欧美等国不断修正，运作成熟。也许欧美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没有发明更好的制度之前，尤其没有得到经过历史检验的新制度之前，欧美民主制度也就成了惟一选择。这次，中国思想界不可能再次傻冒了：不会再将国家前途与子孙命运悬系在一则“美好”却未经检验的学说上。

　　另一方面，官家再想回到思想专制时代，再想回到定于一尊的思想一元化，怕是不行了。今天的资讯条件已无法支持全封闭条件下才能维持的思想一元化。中国思想界毕竟形成一些现代基础意识：思想认识上的互歧不仅是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也是不能消灭的社会前进动力。思想即智慧，错歧即新萌，正面效益大大高于负面之弊。有什么必要一定得扼杀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社会思想又怎么可能被凝塑为统一槽型？和谐的前提是容异，不容异又如何和谐？

　　自由主义在政治属于温和派，既支持中共否定彻底左潮、确立市场机制，推着拱着中共朝着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同时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表示不认同。自由派认为市场机制必须延伸至政治领域，必须在制度层面构建各种权力制衡，才能真正实现宪政，才能既保护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速率，又解决社会公平，同时还可避免以暴易暴的“革命”螺旋型回荡。

　　这一思潮向官家索要批评权，宣倡思想不能被规定，提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思潮已从暗潮涌动渐聚渐壮，日益波澜壮阔，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


四、新左派


　　新左派就是当今新一轮的革命派，他们来自西方的新左派，196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这一思潮并无严格意义上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声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方法研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经问题。他们集中批判美国外交政策，认为造成扩张政策的祸首乃美国军事工业，贪婪的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外交政策。新左派在1960年代在西方广泛传播，1970年代后影响逐渐减弱。

　　新左派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定义为：“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明确描绘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政治运行形式，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统统回避，缄口不言。他们对其它思想流派采取“一网打尽”的批判姿态。

　　从批判现实上，除了官方思潮，其它三大思潮都持批判立场。激烈程度上，以新左派为最烈，如实今天的革命派，即第二轮马列原教旨派的“新中共”。这一派中的极左派便是毛派，公然打出“回到毛时代”，以复毛为旗号，将毛时代想象成绝对平均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收入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则使知识分子爬到工农头上。

　　新左派从检讨现代性为自己鸣锣开道，要求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大船头。他们认为中国已悲哀地卷入全球化，改革开放不过是资本主义化，乃是最最要不得的资本主义复辟；市场经济更是导致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已在中国显现，中国已出现“西方病”、“市场病”。这一派别希望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提汲思想资源，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现代性，要求中国走另一条有别于西方现有制度的新道路。他们要求扭转市场经济这一大龙头，重回计划体制，对政治体制改革更斥为“彻底变修”，认定乃是走了资本主义回头路。

　　西方新左派的批判锋芒直指西方主流文化，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希望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提汲资源，要求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现代性，与主流文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前进。而中国新左派的主要矛头却剑指尚处弱势的自由主义，他们以否定自由经济与贬抑市场经济为己任，“规定”批判资本主义应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主要任务。这一思潮打着为弱势普罗请命的旗号，认定改革开放乃当今腐败丛生的制度性根源，并将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判为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维护者。

　　新左派成员多为中青年学人，不少青年学者未经历文革，还以为那是“火红的年代”。一些阅历尚浅的中青年学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大饥饿的发生，甚至说这场大饥饿如发生在印度，会死更多人，似乎饿死四千万还算幸运……毛派更是将大饥饿斥为“反革命诬蔑”。新左派对被官方否定的文革产生叛逆性怀旧，成为官方“淡化”文革的报复性产物。从新左派的言论中，可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空想性。

　　不难看出，新左派所持守的价值标准为早期中共所持守的马列原教旨。新左派用早期中共理论来否定改革后的现实中共，以中共的昨日之说否定中共的今日之行。其价值根柢不过是民粹派的翻版，政治目标不过是重回小农式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如此这般，新左派有了最大的麻烦：只有新观点无有旧史证，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目了然。他们只能为证新说而强说硬说历史，用那些已被历史证伪证谬的运动为自己的主义作注。如将饿死四千万人的公社化说成他们的“天堂”，彩绘成“夜不闭户”的大同时代；将万恶的文革描绘成“实现群众专政”的革命实践，甚至将文革的失败说成乃是革命革得还不彻底，群众性大民主本身没错，要求挖掘文革的“制度创新”。2000年，袁伟时先生指斥新左派的论证方法为指无为有。6 

　　新左派认同暴力革命价值，片面化地将资本说成是对人性的奴役力量，极端放大资本的异化成分，认定当今社会矛盾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因追求利润而在制造苦难弱势群体。既无视资本的巨大历史作用，也否认其历史现阶段的存在价值。新左派甚至无视现代化普及保险带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工农大众也逐渐在享受电气化商品、也入住现代公寓、也享受医疗保险、社会福利……

　　新左派不仅否定市场经济，而且否定私有制，认定对私产的辩护乃是为社会不公提供理论合法性。他们要求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由经济的种种弊端。

　　新左派的迷惑性在于扛着民族主义大旗，用反美煽动民族情绪，指斥美国要解体中国。1990年代，他们甚至说参加世贸、开放市场是卖国。此外，新左派不仅将腐败的板子错打在自由主义身上，还将中国的未来继续悬系于一则已被历史证伪的学说。一位美国经济学博士甚至认为：开放就是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改革就是让国内资本主义剥削中国人。他认为文革的失败就在于革命革得不够彻底、中国的出路是重回计划经济。7

　　新左派只是一些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的中青年学人，排拒经验排斥历史，只认同自己头脑中构建的完美社会。他们既不了解现实，也不想了解论敌，却以儒者淑世精神，大发书生意气，登车揽辔以求澄清天下，“理直气壮”地批判起来。由于严重缺乏历史常识，他们宣倡的完美社会单足立于道德原理，而非实现客观。他们认识不到公平虽是人类社会价值目标之一，但其实现度毕竟取决于历史阶段的客观可能性，而非仅仅取决于美好愿望。

　　“回到毛时代”，只是新左派中的毛派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一厢情愿。一些毛派分子甚至仍持这样的文革观点：阶级学说为人类解放必由之路；文革如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意义将超过长征；文革遭否定是历史必经的“曲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不断通过各种群众运动，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其次才是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8 这样倒置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价值逻辑，能得出什么合理结论么？赤色各国的共产实践证明：眼泪救不了贫困，还是袋袋里得有东西；眼泪只能表达同情，并非直接携带理性。

　　与历史上所有革命派一样，新左派从道德一翼开始抨击现在社会的不合理性，用完美理想构建“革命后”蓝图，再用高尚的牺牲号召聚集青年信徒。只是这一回新左派打出的旗号是一则已被世人熟悉之至的东西，失去因遥远而朦胧的距离，它的非现实性一览无遗，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1920～30年代那么多的信徒，不可能形成新一轮“红色的1930年代”。

　　新左派虽以“为民请命“自居，自认为代表下层百姓利益，但由于提出的改革方案是重回左倾路，回到平均主义，在国人中很难寻觅知音。毕竟，绝大多数国人虽然反感缺乏法制与无序竞争，但并不认同从根本上排拒市场化。

　　新左派排斥一切经验世界，只认同自己头脑中构建的完美社会，而这一完美社会的价值地基在于道德原理。而公平虽然是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其实现度取决于每一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即必须兼顾社会综合发展的各项客观可能性，不能脱离现实将公平立为绝对取舍标准。而且，说到底，什么叫公平？具体如何认定？谁握有这一权威与权力？其实，惟有创造实现公平的现实条件才是有效变革，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京中两派人士有的互不来往。


五、新保守主义


　　有了右翼的自由派与左翼的新左派，自然就会“生态平衡”的中间派，即新保守主义。这一政治思潮最初出现于1980年代，当时名曰“新权威主义”，起于赵紫阳时代的“政策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最初是为赵紫阳的改革权威摇旗呐喊。“新权威主义”乃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最初倡议者中的北派领军人物，“六四”后均受拘押审查，全线覆没；南线学界人物则保存下来，1990年代悄然更名，打出“新保守主义”旗号，强调既要走向民主自由，又须保持和平过渡，在政治权威的引导下走向民主宪政。这一思潮的核心在于：认同自由主义方向，但不认同实现自由的速率，强调保持既有社会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循序渐进，积量变为质变，曲线实现民主，强调“开明专制”的过渡作用，认同中共的“特殊国情论”。近年的经济起飞，新保守主义引为最有力的注脚。

　　1990年代，该派以“民智稚弱”为据，提出中国应走渐进的权威主义道路而非西式民主政治。这一观点与官家的专政论暗合，尤其“民弱论”、“权威政制”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叠合；“否定西式民主政治”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匹配；认同“国情决定全盘西化不可行”，赞成权威统治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如此这般，新保守主义既因“阶段论”、“方法论”与官家一致，得到政府握手认同，视为“统战对象”，亦因“目的”与民主派一致，得到民主派的有限支持。新保守主义的这一“战略态势”自然恰恰表明它的居中立场。

　　1993年，该派代表人物萧功秦持守如下观点：

　　海外人士对中国大陆的现政权和当政者应该多一份理解。中国近代实践及中国人的素质都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渐进的权威主义的道路，国情决定全盘西化的不可行，权威统治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历史有其内在的延续性，历史拒绝浪漫。9

　　萧功秦先生称新保守主义也可称“世俗理性”，注重“现实可能性”。10 该派认同自由主义方向，但不认同自由派的速率。而这一派中的极端派则鼓吹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

　　从理论上来说，能在“新权威”下和平过渡，循序渐进，当然千好万好，皆大欢喜，只是目前专政旗帜未撤，意识形态上尚未完全认同民主自由，“权威”有权力无威望，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有威望无权威，奈何？此外，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地基乃“新权威”必须拥有“新思维”，必须认可“开明导向”，即必须承认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承认其为历史潮流。否则，寄望专制者主动走向交权的民主，类乎与虎谋皮，缺乏逻辑可能。

　　对于官家钦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因士林与民间认同度甚低，萧功秦甚至无视它的存在：“我认为大体上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11 

　　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中，新保守主义基本站在自由主义一边，因为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毕竟大方向一致，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实现目标的路径与速率。由于有共同的论敌——新左派，“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12 新保守主义认同自由主义的方向，不认同其求变速率，两者的错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新左派，新保守主义则不认同其方向，因此属于“敌我矛盾”。

　　新保守主义由于强调变革的稳定性，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度高于对其的变革度。萧功秦承认：“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自身缺乏对权威腐败进行独立批判的核心价值。这时它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与自由主义结盟，借助于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与价值来对腐败的权威政治进行批判。”13可见，新保守主义由于缺乏对未来的根本性制度设计，只能摇摆于政治权威与自由派之间。


六、分析与总结


　　官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历史产物，更是政治权宜之物。从学说价值性角度，由于其一系列论点缺乏史证支撑，经不起驳诘，无法形成有说服力的逻辑链，不可能获得士林与公众的价值认同。随着时日推移，尤其以私权为核心的巿场经济与公权为核心共产主义存在截然悖反的价值，其逻辑之谬无法掩饰。这一倚赖政治力量而形成的思潮，注定只能与政治力量共进退。

　　时政之要在于其准确度，即在于对当下状况的准确判断，不可架空而论，不可为理论而理论。任何一种社会学说都是某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反映，或曰其政治诉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检验其适合度，惟一标尺就是对当下的吻合度与社会作用。

　　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主要摇摆于新权威主义（即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两大思潮发生大争论，争论的实质是渐进还是突进，缓变还是激变。从整体大势上，中国思想界与民众都认同必须变革，歧见只在于速度与节率。新左派的出现，则是从方向上质疑改革开放，不再是速度之争而是道路之辨，即出现新一轮共产主义思潮。

　　无论从维稳角度还是社会发展角度，第一步只能是放开言禁，让国民熟悉并了解各派的观点论据，让所有思潮参与社会博弈，让各派思想都成为社会选择的共同土壤。即使那些不合时宜的错误思想，也应该提供让其出声的平台。否则，只要它们被压，这种被压就会成为他们“有理”的第一论据。希望社会不存在“错误思想”，就像希望不存在不同意见一样，不可能呵。禁区太多太深，一说就跳，一碰就叫，既不可能和谐，也不可能平衡过渡。让国民熟悉习惯不同声音，乃是平稳政改的第一步。社会开放保证了批判自由，各种社会弊端得到及时纠正，各种社会智慧得到迅速吸收，同时新闻透明既监督了官员，也使公众明白官员“不得不然”的客观制约，从而提高对政府的理解度，从根本上降低了百姓与官府的对抗度。

　　如何实现平稳过渡，在保证社会不动荡的前提下完成从集权向民主的“天鹅绒”转型，既考验中共的政治技巧，也考验寰内士林的思辩能力。应该说，有了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教训，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朝野相对成熟，倡导对中共“二次革命”失去社会基础。全社会对“天鹅绒转型”的认可度甚高，任何极端力量难兴大浪。当然，对各种极端思潮，仍须保持必要警惕，不可完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从世界经验范畴，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乃是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改革而来，即从原公有制蜕变而成的私有制，尤其是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的一党化，处处带有“中国特色”，西方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成熟的理论可搬借，尤其中国社会现实对任何西方学者（包括未在大陆生活的华裔学人）都是“深闺之女”。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事情还真地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办，只能由中国学者多费心了。而在中国学者的可选择范围内，除了欧美那一套成熟的政经制度，事实并不存在“第二种选择”，所要费心的只是如何具体与中国现实对接，只是一个程序化技术化的问题，而非方向性的问题。

　　20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西方既未发生颠覆性革命，社会又获得重大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度大幅提高。这样的榜样不虚心学习，反要硬去走危险系数很高的创新之路，难易判然呵！

　　从理论上来说，各种社会需求似乎都会转化为一种呼声一种学说，但实践上，能够形成思潮的总是少数，不是凡是任何社会需求都会上升为主义。尽管任何学说总能从社会实践中为自己找到证据与说辞，但在实践面前，一切谬说却无法遁形。因此，让任何学说走实践程序而非理论程序，不失为最保险的一道理性闸门，尤其对已有实践之证的学说来说，应该比较容易形成“国家共识”。20世纪全球范围内四大思潮——法西斯主义（德意日轴心国为代表）、资本主义（欧美各国为代表）、共产主义（苏中东欧为代表）、民主社会主义（北欧三国为代表），迭经一个世纪的实践检验，法西斯主义已被铲灭，共产主义旗倒营散，惟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亚种）为实行国家带来自由与福利，体现了人类集体经验凝成的核心价值。

　　一种优秀的文化不仅方向正确，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理性指引，还必须有现实可行性与实际操作性，且能自我完善。虽然走向自由就是走向分歧（或曰容忍分歧），但从社会稳定角度，价值认同（或曰底线认同）是最稳固的社会地基。如果社会思潮分歧过大，缺乏共同基础价值，左右两派各自拉走听众，社会也就会同时被撕裂成两半（如1946年的国家分裂），动乱势必伴随而至。矛盾一旦激化，政治诉求也就容易趋向极端，容易爆发“革命”。这回，中共当然最不愿意看到“革命”了。

　　从现实角度，中共既然是“当仁不让”的执政者，自然也是这场民主转型的第一责任集团。他们的态度不仅决定转型的速度，而且直接决定转型的质量。其它三派都只能说不能做，执政者则既可以说也可以做。因此，中共能否遵循民主宪政推进政革，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诺奖获得者诺斯说：没有宪政的秩序，政府行为必然是机会主义，掌权者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不惜牺牲社会利益。14 没有民主政制，各派利益无法通过自由辩论达到充分表达，各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便失去政治基础，必然会出现诺斯所说的当政者胳膊肘往里拐。而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性化程序越强，社会整体骤变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即越容易维稳。


    1 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载《长江》（双月刊）2007年五月、七月号。参见刘鹤守编《呼唤——1998～2007年言论选本》，2008年11月自印本，第五册，页65～66。

    2 王海光：〈“合理想象”的妄言〉，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三期，第77页。

    3 李曙光：《法思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32页。

    4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7月初版，第11页。

    5 资中筠：〈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总绪论〉，参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世界风云启示录》。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七期。《呼唤》第一册，页296。

    6 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原载《开放时代》2000年7月号。参见《学说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或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7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25页。

    8 靳天明：〈谈谈我对文革的看法〉，互联网“360Doc个人图书馆”，2010-4-29。

    9 丁果：〈历史拒绝浪漫——访“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先生〉，载《开放》（香港）1993年8月号，页24。

    10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页27。

    11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页24。

    12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第24页、第27页。

    13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27页。

    14 杨小凯、向继东：〈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原载《书屋》1998年第期。参见刘鹤守选编：《呼唤——1998～2007年言论选本》，自印本2008年11月，第一册，页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