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派是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
　

（四川）周伦佐

今年国内言论环境一片萧瑟，独立作家野夫与《环球时报》主笔王文在博客上进行的争论，成为人们眼中的一抹亮色。人们感兴趣的是争论双方所涉及的具体事件和思想主张，我却更留意争论一方——王文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倾向的派别归属。

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问题。

野夫把王文称呼为“极权派”，认为跟“毛左派”差不多。

王文自称“中左派”，并不认可野夫的“极权派”的说法。

王文是“极权派”还是“中左派”？

一、“中左派”是中间派的左翼

严格讲，从195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中国民间并没有各种自发形成的政治思潮派别。1957年“反右运动”中民间的左派与右派，完全来自官方的人为划分。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看似自发形成的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不仅具有围绕红太阳跳舞的变态特点，而且同样是官方运动催生的结果。虽然1979年和1989年两次民主运动中，中国民间曾经短暂出现过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潮派别，但他们很快就被镇压了，而且当时也没有公开出现与其政治思想倾向不同或者对立的其他民间派别。四十多年来民间无派别，原因自然是专制统治下中国缺少自主性的民间社会，各种经济地位、政治处境、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民间自发形成各种政治思潮派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了，进入21世纪以后更加明显。这当然与官方全力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而放松政治控制，使各种各样的民间社会逐渐生成有关。于是公共话语空间出现了“自由派”、“新左派”、“国学派”、“民主派”、“毛左派”……各种派别的活跃身影，各自还在专制阴影笼罩下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平台和言说品牌。今天，这些在官方意志之外自发形成的派别名称，已然成了人们判断和划分各种政治思潮的现成标签。

那么按这些标准，王文的言论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倾向，应该划归哪个派别呢？

我认为在派别划分上，野夫把王文划为“极权派”稍嫌简单，王文自称为““中左派”似乎更准确。

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的贴标签现象屡见不鲜。这种作法虽然比较方便，却并非百试不爽，有时甚至可能造成新的认知遮蔽和观念误会。其实，王文所说的“中左派”在中国民间存在已久，而且是一支颇有特色的社会力量。我们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现这个派别的存在事实，对其人群特征、思想实质、社会能量、政治意义一无所知，就在于我们习惯了两极式划分方法，太信任现有派别划分的可靠性。当“中左”言论带着“国家”、“民族”、“平等”特点出现，我们便认为属于“毛左派”。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在了解“中左派”的含义时，首先会碰到“中”字所标示的存在范围，然后才轮到“左”字所显示的特定站姿。

 “中”字自然指“中间派”——那种处于“自由派”和“毛左派”之间的中间地带而显得不左不右的思想状态，这在今日中国城市居民中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存在。

“左”字实指“中间派”中一部分人的偏左姿态。这是“中间派”人群中最活跃和最显眼的部分。

所谓“中左派”，就是“中间派偏向毛左派的部分”，也可称为“偏向毛左派的中间派”。

这便是王文所标举的“中左派”的由来与含义。

尽管具有中间偏左的姿态，“中左派”仍然既不属于“自由派”，也不属于“毛左派”，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

王文应该属于这个派别。

“中间派”人群中既然有“偏向毛左派的部分”，自然就有“偏向自由派的部分”。尽管这个“中右派”的存在还有待发现和指认，但其思想和言论，肯定更多自由民主色彩，较少专制主义声调，虽然并不跨越最高权威划出的红线。

二、一批“不左不右”的人

在国内各级中心城市，我和我的朋友认识一些自称“不左不右”的半文化人或准文化人。

他们大多来自边远地区或贫瘠农村，出身草根家庭，非名牌大学或者非正规大学毕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来到各级中心城市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他们缺少“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拥有的那些占尽先机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要在城市立足、生存、发展，全靠自己打拼。他们有活力、有激情、有毅力、有干劲、有捕捉并把握机会的敏锐，甚至有暗暗燃烧的野心，完全凭着自己吃苦耐劳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而在人头攒动竞争激烈的中心城市有了位子、购了房子、买了车子、娶了妻子，成为成千上万各式各样漂泊者中的成功者。他们的形象，如同西方现代社会早期那些怀抱理想、欲望、野心孤身闯入大都市艰难打拼的“外省青年”，其人生奋斗事迹毫不逊色。

他们许多活跃在各级中心城市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时尚娱乐、广告策划、咨询培训……诸种文化行业，与政府机关和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中政府机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金融机构……中的中下层人群，尤与他们气息相通。

不能小看他们的社会能量与言论作用。例如今日中国，那种主宰全社会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胜者为王的成功观，事实上并非中共意识形态部门所号召，也非“自由派”、“民主派”、“国学派”、“毛左派”知识分子所提倡；此类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离不开这些具有原始个人主义特质的自我奋斗者顺应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本性所进行的实践与鼓吹。

因为来自边地、农村、草根，他们与下层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犹如千百万进城农民工的文化代表。自己的平民家庭出身、艰苦奋斗经历、对于下层民众苦难的了解，使他们对现实中愈演愈烈的官吏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仅持批判态度，而且心怀改变愿望。较高学历背景和特殊职业特点，也使他们多少怀有对于自由民主的憧憬与追求。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思想比较敏感，对自由民主人士比较推崇。可是，自己与现实体制的某种契合，自己对于自由民主追求风险性的敏锐察觉，又使他们不敢也不愿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特别是当他们在向自由派知识名流表示亲近而受到某种歧视性伤害之时，这一步就更不可能迈出了。奇怪的是，不仅王文遭受过某些自由派知识名流的歧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过同样经历。受歧视的因素很复杂，但是不名牌的学历背景、不突出的文化身份、不纯粹的思想素质、不明确的政治立场，要算其中的最敏感因素。一个人的自卑与自尊成正比，被歧视的感受带来的必定是内心的反感和反抗。于是他们不仅要与“自由派”拉开距离，而且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种“反精英意识”。

这当然只是“中间派”中比较草根、比较文化、比较活跃的一批人。事实上，“中间派”人士还广泛地分布于其他背景和身份的人群当中。

所谓“不左不右”，同时就是“亦左亦右”。“中间派”人士难免如此，只是有些人更为偏左、有些人更为偏右罢了。

三、“国家主义”的积极响应者

国内“中间派”公开表达出来的言论，往往带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平民情怀”……多种特征。他们认可自由民主制度的好处，承认中国社会应该向民主制度转型；但又认为一个十三亿人口国家的政治改革应该平稳有序进行，不能急更不能乱。他们赞赏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认为治理这么一个大国不容易，中共执政者也有自己的苦衷，人们应该多一些体谅和耐心。他们比较重视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后殖民主义剥削”事实，认为民族利益大于民主目标，追求民主转型不应牺牲民族利益。他们比较关注自由化经济运动造成的贫富分化，所以思想诉求中最响亮的声音不是自由与民主，而是公平与正义。

尽管这些观点与“毛左派”有重叠之处，但其思想实质仍然不同于“毛左派”。主要标志是：他们并不鼓吹回到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时代，他们基本认同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局面，他们非常维护当下最高权力。尽管“毛左派”将他们视为战友，愚蠢地把他们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但这个主要标志仍然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

“中间派”人士名目繁多，有的自称“现实主义者”，有的自称“国家主义者”，有的自称“制度主义者”，有的自称“民族主义者”，有的自称“新左翼”，有的自称“新权威主义”，有的自称“新自由主义”……。

如果排除各种名称和观点的纠缠，深入透视“中间派”倾向的思想实质，会发现这些人有一种认同与维护统治权威的共同特点。在这一点上，野夫将其称为“极权派”，似乎说得过去。这是一些真正的个人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权威主义者。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对专制暴力的恐惧，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使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实秩序。在他们心目中，利益就是信仰，存在就是合理，强权就是真理。在他们看来，谁当权谁就代表国家，就应该拥护谁。无论对毛体制还是邓体制，无论在江时代还是胡时代，他们都会服从这个思想逻辑并采取这种政治立场。他们对最高当局的维护，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对毛泽东时代的疏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抵制，对全面西方化的反对，全都来源于维护现实统治权威的习惯心理。假如官方决定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会亦步亦趋。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永远不会超出最高权力允许的安全阀限，有时甚至与官方言论如出一辙。

这些年，“国家主义”这只旧船不时出现在公共海面上。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去追究这只幽灵船来自那个水域。其实，“国家主义”的民间响应者就是“中间派”人群——特别是其中偏左的部分。“中间派”是民间永远的“国家主义者”，是民间支撑“国家主义”理论的文化心理基础。曾经在国内鼓噪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之类宣传文字，便是这种社会情绪的集中反映。

四、“自由派”的论敌一直是“中间派”

“中间派”概念是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一个非左非右人群的存在，还可以认出“自由派”以往那些论战对手的真实面目。

回顾中国思想界的多次论战，我们发现“自由派”基本上没有和“毛左派”发生过正面争论。原因自然是“自由派”认为“毛左派”的文革思维和大字报水平值不得认真对待。追溯“自由派”争论过的对手，今日是所谓“极权派”，2008年是所谓“反普世价值派”，过去是所谓“新左派”。除了已经指明“极权派”实为“中左派”之外，其他几派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2008年围绕“普世价值”问题发生的论战，反对一方似乎包括三种人——官方御用学者、学界毛派人士、民间半吊子文人。三种声音沆瀣一气讨伐人类普遍价值，使人难以分辨他们的不同身份。殊不知这场论战的挑起者司马南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中间派”斗士，争论过程中“自由派”的主要对手也是司马南及其战友。《经济观察报》对司马南的长篇访谈《普世价值很像神话》，将其思想倾向暴露无遗，司马南之流其实属于“中间派”左翼——“中左派”。尽管这些人的发言在维护统治权威、拥护改革开放、伸张民族利益、主张社会公平、反对政治转型几个方面与官方声音和毛派腔调各有交叉，但其非学人身份和非学术水准仍能旁证他们的民间“中左派”身份。当然，司马南的偏左倾向要比王文厉害得多，不仅一只左脚已经跨入“毛左派”营垒，而且性格也更为极端和邪门。比如王文曾因参与贬损艾未未的谈话而感到尴尬，司马南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羞愧。

假如进一步追究，那个早被中国自由知识界整体抛弃的何新，也和司马南一样属于“中左派”的前辈代表。尽管他也跟司马南一样遭到“毛左派”的绑架而有口难辨，但他思想倾向中的三个关键点仍然区别于“毛左派”——那就是：坚决维护最高权威，比较赞成改革开放，并不鼓吹回到毛泽东路线和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个何新身上还有一个矛盾现象可以见证其“中左派”的身份：他一方面正式提出“国家主义”的系统理论，另一方面又被台湾的民主选举感动得流泪，承认民主制度确实好，中国人也能推行民主选举。令人称奇的是，何新其人虽然属于今日“中左派”的思想前辈和理论先导，但他也跟司马南和王文一样有过遭受自由派知识名流歧视的经历。

用“中间派”这个概念来给国内“新左派”定位，事情就会比较清楚。在“自由派”与“新左派”历时多年的论争中，人们一直感觉“新左派”这个命名似是而非比较牵强，就连被命名者自己也不认可。这种疑惑和异议似乎表明，所谓“新左派”的身份需要重新认定。纵观这些人的言论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对国际资本掠夺和国内资本剥削的批判态度与西方“新左派”比较接近，但他们的国家至上观念、民族利益呼声、民族话语权主张，却为西方“新左派”所没有。如果说西方“新左派”是反体制的，那么国内“新左派”便是亲体制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正是他们区别于西方“新左派”的主要标志。从政治倾向与思想实质看，“自由派”与之长期论战的“新左派”，应当属于中国学术界尚不成型的“中间派”右翼——“中右派”。他们与司马南之类“中左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并不一概拒绝自由思想和民主制度。正如“中左派”的主张与“毛左派”有许多重叠之处，“中右派”的主张也跟“自由派”有不少交叉之点。难怪“自由派”主要发言人徐友渔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一文中，也认为“新左派”和“自由派”存在共同目标。过去把他们与西方“新左派”等量齐观，纯属认知误会和命名不当。只要分清他们与西方“新左派”的主要差异，就不难指认其国内“中右派”的真实身份。

在中国思想界，“自由派”的论敌一直就是“中间派”。

明白这个真相，不仅能够看到“中间派”存在的坚硬事实，而且可以看出他们掩饰与维护专制现实的各种姿势。

五、“中间派”扮演着特殊社会角色

为了让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思想界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时间已经很久，却十分遗憾地收获着一次次失望。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播种希望的学者太相信西方社会的经验而忽视了自己国家的特情。要知道西方国家全面自由，中国却只有自由市场，中产阶级生长的政治环境异常恶劣。而且，前期现代社会与后期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迥然相异，那时蓬勃向上的开拓与创造精神早被今日萎靡不振的消费和娱乐风气所代替，中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十分差劲。西方中产阶级政治上比较积极、主动、自主，不等于中国中产阶级必然具有这种特性。在我们这个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专制主义国家，以民间工商业主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很难产生超越自身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利诉求，更不用说去争取什么政治话语权了。这确实是一个惰性十足而缺乏政治活力和思想主动性的人群，除了追求最大化利润和世俗物质享受，他们很少关心什么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

当我们把目光从社会阶层结构转向政治思潮视域，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在这个界面上发生着的一次次激烈争论中，“中间派”凭着不同于“毛左派”的形象与观点坚持跟“自由派”论战，而显示出特殊的生命活力、思想主动性和社会能量。如果说“中间派”群众大多生活在政治之外而不乏惰性，那么其中偏左的部分便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冲动。他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扮演着不上不下和不左不右的社会角色，尤其在于拥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么多年专制大厦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的秘密，除了权贵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警察、军队的内外拱卫，“中间派”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间派”的动向实为中国社会的晴雨表，中国政治形势的风向标，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稳定或者动变。

中国思想界过去已经有了“左派”与“右派”的分野，今日再把潜在多年的“中间派”凸显出来，中国思想界的分野就左中右齐全了。今后，这种分野还可能体现在政治组织上。

三种政治思潮派别步态各异：“毛左派”向后退步呼唤旧体制，“中间派”原地踏步维护现体制，“自由派”向前迈步追求新体制。

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误认和混淆而让“中间派”继续缺位。

六、俄罗斯“中间派”的启示

“中间派”的存在，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我们只要了解一下最熟悉的近邻国家——俄罗斯的情况，就会觉得“中间派”并不陌生。

为了追赶历史并与国际接轨，中国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情有独钟，即使对于自己国家政治思潮派别的认知，也喜欢参照发展阶段相差一大截的西方社会。事实上真正跟我们具有政治可比性的国家，不是远在大洋彼岸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美利坚，而是同样具有东方专制传统而又信奉过相同主义和实行过相同制度的国家——俄罗斯。  

俄罗斯民主转型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左、中、右三大派政治力量，每一派都拥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进入普京时代以后，左、中、右三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国家秩序、民族利益、社会公平的“中间派”力量日益壮大，号召重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左派”力量逐步削弱，主张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进行改革的“右派”力量不断下降。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中间派”统一俄罗斯党与“左派”俄罗斯共产党的对峙，自称“右派”的自由主义政党被挤压至边缘。可以说，普京时代以来的俄罗斯政权，全靠“中间派”群众的意愿和选票所支撑。

今日中国民间政治思潮派别的左、中、右划分，与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情形颇为相似，特别是“中间派”主张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平等主义”三大特征，显得十分接近。仿佛要在政治思潮方面，把俄罗斯的派别划分现状提前拿来演习一番。

也许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只要存在俄罗斯那样的专制传统影响、民族价值焦虑、公众安全忧患，就会有“中间派”思潮产生的土壤。

看起来两个国家的“中间派”有一个最大共同点：都主张国家政权强大有力，能果断处理各种严峻的国际冲突与国内矛盾，保障民族昌盛和社会安定。

然而稍为辨析就会看出两种“国家主义”的性质并不相同：俄国“中间派”所维护的是一个民主着的政权，中国“中间派”所维护的却是一个专制着的政权。

由于存在这个根本区别，中俄两国左、中、右三大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亲疏关系差异很大：

今日俄国，“中间派”统一俄罗斯党与“右派”自由主义政党都属于民主制度的认同者，所以“中间派”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政敌是反对民主制度的“左派”俄罗斯共产党。

今日中国，“中间派”与“毛左派”都属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所以“中间派”的主要对手是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派”。

也许只有当人们期待已久的政治转型之剧正式上演，中国左、中、右三大派之间的关系才会发生改变。

中俄两国的派别对比还提示我们：“中间派”仿佛因为自己的政治弹性而左右通吃，无论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都能容纳它，有时甚至会让它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当然，在民主社会得势的是“中右派”，在专制社会得势的是“中左派”。

中国的“中间派”问题，确实值得注意。

七、国内“中间派”是政治僵持的产物

从动态角度看，国内的“中间派”仿佛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悄然形成的。记得1989年民主运动中，只出现多数人反对专制而少数人拥护专制的局面，并没有什么中间状态。这以后是较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思想沉寂、政治僵持，同时逐渐出现了“自由派”、“毛左派”、“中间派”的身影。然而这个时期被误称为“新左派”的“中间派”，不仅具有学术化的特点，而且还是从80年代的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真正广泛性和政治化的“中间派”的形成，应该是世纪之交的事了。这个时候一大批处在复旧与革新两种声音之间的沉默者，基于各自的既得利益和充足理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维护现实的力量和意见。由于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掩饰，这种主张逐渐裹挟了很多陶醉于虚假繁荣现状的无知者，直至上演了那些“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欢闹剧。所以今日国内熙熙攘攘的“中间派”，实为二十多年政治僵持状态所孕育。

民主与专制的对峙，除了牵涉两种政治理念的较量，还考验着所有在场者的人性良知。面对其中展露出的是非美丑，任何人都很难长久保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心态。正因为如此，“中间派”这个不倒翁才经常以偏左和偏右的形态存在。随着政治僵持状态结束，民主转型的大趋势最终明朗化，今日“中间派”或许会在形势、利益、认知推动下发生分化——“向左转”或者“向右转”。那时的政治思潮领域，又将呈现胡平所说的“自由派左翼与右翼和专制派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野，直到重新进入社会有机时期。

    王文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提醒“自由派”：不要把“中间派”人士往“毛左派”那边推。是的，“中间派”并非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其中许多人良知尚存尤在观望。他们偏向哪一方，决定着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如同“中间派“偏向左边会增强专制力量的底气，“中间派”偏向右边也将增大民主力量的声势。自由知识界在批判专制主义推进政治转型时，理应争取更多“中间派”人士偏向自己，而不是为林驱鸟，为渊驱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