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集体行动与民主化之谜
作者：利普•基弗 著 郤继红 编译
来源：中央编译局网
摘要：文章论证了发展与民主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不平等、集体行动与民主化的关系，并指出，当代许多国家民主政体的出现并没有伴随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组织的抗争。不仅如此，在许多新出现的或者是贫穷的民主政体中，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再分配问题上的抗争也不是特别显著。最后，在那些还算稳定的贫穷民主政体中，也没有出现特别高的收入不平等。文章探讨了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几个不一致之谜，考察了各国涉及到的相关变量，并提出一种可行性战略，例如，公民可能参加集体行动的程度。
关键词：不平等;集体行动;民主化
富人与穷人之间关于再分配问题抗争的核心是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存的民主政体之间的矛盾(Boix，2003;Acemoglu
& Robinson，
2006)。相关理论主要涉及：穷人追求民主是为了保护可靠的再分配不受富裕精英的控制;富人追求民主不仅是因为害怕再分配，而且害怕革命的代价，因此，能否实现民主取决于是压制还是允许追求民主的行动。这些理论与工人阶级致力于再分配或者与富裕精英进行政治妥协的历史实例表明，不平等和再分配纷争的核心特征在于发展与民主化。哪里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哪里就越不可能出现民主政体;或者即使已经出现了民主政体，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在不平等的社会里，精英集团不愿意实行鼓励增长和投资的制度，收入也就相对较低。
不过，许多国家的近期经历似乎并没有遵循这种理论模式。相反，历史经验表明，当代许多国家民主政体的出现并没有伴随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组织的抗争。不仅如此，在许多新出现的或者是贫穷的民主政体中，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再分配问题上的抗争也不是特别显著。最后，在那些还算稳定的贫穷民主政体中，也没有出现特别高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就探讨这些不一致之谜，并提出一种可行性战略，考察各国涉及到的相关变量，例如，公民可能参加集体行动的程度。
Boix(2003)，Acemoglu和Robinson(2006)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分析的假设是公民集体行动的能力。他们假设的前提是，富裕精英与穷人都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不过，较贫穷的、不怎么稳定的民主政体的最突出特征并不是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也不是像理论家所说的穷人和富裕精英集体行动的能力，而恰恰是这些国家中的大的社会集团在集体行动上遇到了较大的障碍。形成集体行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集团的领袖动员其成员参与的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要向其成员允诺，如果行动成功，成员可以从中受益。下面所提供的比较贫穷和比较富裕国家的民主政体中的政党的例子表明，在较为贫穷国家的民主政体中特别缺乏这种能力。
重点集中在政治组织和集体行动的研究，在继续全面关注民主化与发展这一传统话题的同时，又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如果大的社会集团不能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民主化和不稳定的呢?是不平等或其他因素使集体行动在某些特定情景下更容易达成?还是反倒阻碍了集体行动的达成?本文将论证发展和民主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
一、不平等与民主化之谜
有学者认为，民主化是不平等发生作用与精英害怕再分配的结果，前提条件是富裕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能采取集体行动。这种理论观点遇到了三个难解之谜。
第一，从近期政权(regime)更迭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了民主政体还是推翻了民主政体，都很少看到支持这种理论观点的证据。例如，人们也许会假设，如果是再分配冲突导致了民主化，那么新的民主政体的执掌者就该相应多的是左翼政府，更多地代表穷人的集体利益;新的非民主政体的执掌者也该相应多的是右翼政府。而表1中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设想。事实上，在1975—2004年期间执政的政权当中，只有36个政权由民主选举领导人转变成非民选的领导人，更多的是从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在从民选领导人向非民选领导人转变的政体当中更多的是左翼政权(32个中的12个)，而不是右翼政权
(32个中的4个)。在91个转向民主政体的新政权当中，更多的是右翼政府(31个)，而不是左翼政府(25个)。
第二，富裕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之间的再分配冲突并不是引发政治动员的主要因素。考夫曼(Kaufman，2009)对拉丁美洲的考察显示出，尽管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令人吃惊的是，经济阶层与政党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却很低。在某种情况下，是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更多地把票投给了左翼政党;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左翼政党只是把穷人作为其政治上的支持者，而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再分配要求。
一般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并没有导致大规模地从富人到穷人间的再分配，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阻碍高度不平等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在拉丁美洲，税收，特别是累进税是低的。不仅如此，近期，在向民主特征回归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很明显是一些左翼领袖在驱动。
有关非洲民主政体的证据表明，在新生的民主政体中，富裕精英与穷人之间在再分配问题上的抗争通常也不是很突出。基弗问卷 (Afrobarometer
data，2009)显示出，看受访者对特定政党的支持是不是与政党承诺给个人的福利关联性大，还是与政府本身的关联性大，一个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受访者的利益偏好。如果政党对受访者关于再分配呼声做出可信的承诺，它就有望吸引更多受访者的支持，因为这些受访者相信政府会对他们的个人福利负责;反之，则没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在16个国家的38个政党中，只有6个政党的情况与这种推论相符。在这些国家中，再分配问题并没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第三，把不平等、再分配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理论预言，越不稳定、越贫穷的民主政体，其不平等程度越高;反之，在稳定的、较为富裕的民主政体中，不平等程度就低。但当代民主化的历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以50个较为富裕的国家与50个较为贫穷的国家作为样本，在对它们1996—2006年间的竞争性选举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贫穷国家的基尼系数(43.5)只稍高于那些较为富裕的国家(40)。即使是这点小差别也可能被夸大了。
二、富裕与贫穷民主政体中的集体行动和政党
对影响社会集团采取集体行动能力跨国变量的研究成为解释理论之谜的重点之一。像Acemoglu与Robinson(2006)、
Boix(2003)以及其他学者都清楚地阐述了，再分配冲突不仅依赖于一个社会的不平等水平，而且依赖于精英与非精英阶层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众所周知，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很困难的，一般只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成功。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政体的变化更多地取决于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而不是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这部分就简要阐述一些相关论证。
如果社会集团成员不能协调一致(例如，追求同样的政治战略)，或者不能互相做出可靠的承诺(例如，在组织中成员间不能自由地行动)，那么就很难达成集体行动。在实践与文献中，社会集团发挥政治作用采取的方式通常是政党、社会联合体、宗教组织、军队或官僚机构。这些社会集团(更准确地讲，是这些社会集团的领袖)产生影响的方式就是靠社会集团成员协调一致的行动和共同追求集团的目标。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达成集体行动。制度化这一术语描述的就是社会集团领袖协调其成员行动并对他们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
政党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通过由公民组成的集团这个最直接的工具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研究实行竞争性选举国家的政党，可以得到的证据是，虽不能直接看到制度化的出现，但可以解释与其相关的重要的异质化现象。如同表2所显示的，在贫穷民主政体与富裕民主政体之间，这些差异特别重要。民主情况最糟糕的政体往往是那些精英与非精英阶层都没有能力进行再分配斗争的国家。
首先，贫穷民主政体中的政党往往更年轻些。在实行竞争性选举的较富裕的民主政体中，政党的平均年限一般是43年，而在较贫穷的民主政体中，政党的平均年限则为25年。把政党年限与制度化相连有两个原因：一般来讲，实现了制度化的政党存续的时间要长一些;存续时间长的政党的运转很少建立在个人的
(非制度化的)、由建党领袖打下的基础之上。政党年龄的增长靠的是代代相传的民主经验。
其次，在较为贫穷的民主政体中实行竞争性选举的时间平均为13.6年，而在较为富裕的民主政体中的时间则是39.2年。基弗
(2007a;2007b)的研究表明，那些实行竞争性选举持续时间短的民选政府的明显特点是，其决策往往多变而不一致，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他们很难把公民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履行其选举前的承诺。
再次，政党根据其特定的计划日程，诸如有关再分配问题，动员支持的能力是制度化的另一项指标。为了实行计划，政党需要选择认同计划的政党成员去实施。而在较为贫穷的民主政体中，制度化了的政治组织是受到限制的，所以大的执政党也就很少有计划性。数据显示这类政党数量稍稍高于一半以上，而这些政党又基本属于左翼。较为富裕的民主政体中的政党多达88%以上是有计划性的。因为恰恰是不平等社会中的左翼政党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抗争。
总之，表2的比较数据表明，在较为富裕的民主政体与较为贫穷的民主政体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治理国家的政治机构本身不一样，而是政治组织的本质不同，政治竞争者正是需要动员这些组织支持他们的竞选。
三、不平等与被制度化了的政治组织
表2的数据表明，在贫穷民主政体中的政治竞争者不可能对公民做出可靠的承诺。这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这些政党不进行投资，不能有计划地选择合适的候选人，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出可信的承诺，追求实现一个有计划的目标。
其次，那些把一切权力都授予一位具有超凡个人魅力领袖的政党，不仅不能对其公民做出承诺，就连自己组织内部的成员也无法保证。
最后，在那些建党时间较短、缺少计划性的国家，投票者不会根据候选人所属党派进行投票，因为背叛政党的代价是低的。这就意味着政治家不可能让公共政策完全受集体行动的制约。基弗和Wlaicu(2008)指出，在不可能形成可靠承诺的环境中，政治家只保证少数相信他们承诺的人的利益。这就导致政策基础肯定与不平等相连：公共政策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保证某些少数人的利益。
不过，表2的数据也显示出，精英阶层是能够运用非正式方式迫使非精英阶层采取集体行动的。与此同时，却看不到它与不平等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不平等只是被动地与政党制度化特征联系在一起：民主、特别是穷国的民主，如果可能的话，前提的支持性条件一定是动员大的社会集团参与。
只要观察一下那些从1995年开始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较高程度的不平等(较高的基尼系数)一定与较有计划性、建党时间较长的政党相关。在执政党比较有计划性的国家中，平均基尼系数是42.4;而在那些政党没有计划性的国家中，基尼系数才到38.9。再观察一下较贫穷国家，差距更大一些，前者是46;后者是39.6。在同一时期，那些没有实行竞争性选举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为38.6(Keefer，2007a)，明显低于那些已经实行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国家。
表3反映的是1996—2006年间较为贫穷民主政体中不平等与政党的情况。数据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在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中或拥有更制度化政党的贫穷国家，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这种情况表明两点：较高程度的不平等并不能促进大集团的集体行动(至少是以被制度化的政党方式);集体行动、民主化与再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复杂的，对它们之间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不过，从表3所显示的数据中可以得出的暂时结论是：被制度化了的政党维护的是精英阶层的利益。但存在的疑问是，如果说精英阶层比非精英阶层能更好地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么为什么是精英阶层首先赞同民主化?
四、为什么在很难达成集体行动的时候还出现民主政体?
从以上论证中可以看出，无论在较贫穷、不太稳定的民主政体中，还是在较富裕、比较稳定的民主政体中，在制度化政党的形成过程中，各种不同变量的影响要比收入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大得多。这一观察结果导致出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需重新阐述的问题是：当集体行动、特别是非精英阶层的集体行动受到限制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出现民主政体?一个矛盾的现象表现为正是追求民主化的精英自身在阻碍民主化的出现。
Robinson(2006)回顾了很多有关精英阶层引领民主化的理论文献。Collier(1999)认为，只有当异质化的精英阶层成员把权力扩展给其内部反对者以获得他们支持政策的结果时，才能产生民主政体。Llavador和Oxoby
(2005)的观点则是，精英阶层中的某一集团有能力在其他精英集团反对的情况下继续推行政策，这是民主政体出现的条件。不过，为了不失去其政治优势，他们只把这种权力扩展锁定在支持其政策的新的投票人上。
当具有改革思维的精英承诺把权力扩展给他们政策的支持者时，他们就有可能成功地实施这一战略。不过，如果他们不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制度化的政党，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此类政党的一个特点是投票人是根据候选人的党派，而不是他个人特征做出投票选择：制度化了的政党把确认候选人是否坚持了党的路线，并对违背者加以惩罚的代价内在化了。这类政党对候选人是有益处的，因为扩充给候选人的权力不是依据他们的个人特征，而是依据他所属的党派。不过，如果政党所选择的官员没能实施改革，那么所有政党候选人就都要承担这个代价，因为他们政党所做的竞选承诺失去了价值。这就给政党的所有成员一种激励，把违背政党意愿的官员开除出党。
Llavador和Oxoby
(2005)从英国的例证中得出的结论是，改革精英可以动员新被赋权的精英，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不过，在当代较为贫穷的民主政体中，如果缺乏制度化政党，就很难动员非精英阶层。在这些国家，改革精英所阐述的民主化政策目标也不是很清晰。
Lizzeri和Persico(2004)也运用了英国的例证。他们认为，精英阶层同意扩展赋权，是因为在精英内部的竞争不够充分。为了赢得新的支持，精英阶层就向这些新的支持者提供物质支持(购买选票)。但是，精英阶层决定最好停止这种授权行为，因为这需要转移更多的公共产品，虽然他们自己也能够从中受益。基弗(2007a)则认为，较为贫穷的民主政体比贫穷的非民主政体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差些。表2就表明了这一点：贫穷的、产生时间不长的民主政体，如果缺乏制度化的政党，就不能给政治家一种整体性激励，把社会利益内在化，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但是，这些例子肯定不足以支撑上述观点。现存的关于精英内部竞争的理论与当代非民主政体的现实并不一致。事实上，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在当代这些贫穷的国家，民主化一般都是由精英阶层发起的。不过，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质疑的是，由精英发起的民主化如何发生在缺乏制度化的政党中，因为这似乎已成为许多较为贫穷、出现时间不长民主政体的一个特征。
学者们或许喜欢从表2和表3这两种观察中做出解释。表2说明，民主化已经出现在较为贫穷的民主政体中，尽管那里缺乏相对制度化的政党、政治竞争和计划性。表3数据显示出的谜团则表现在，在拥有较为制度化政党的民主政体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似乎更高。
对表2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精英在反映委托人的呼声，赋予或解除他们公民权的能力上不同。有些精英能更好地反映公民的呼声;有些精英则不能轻易地得到其委托人的支持。这种委托代理能力的解释，就像其他关于由精英发动的民主化的理论解释一样，把民主化作为一种联合异质化的精英集团的政治优势的途径。考察这种预言的方法是观察实行了民主化之后的机构的本质：它们支持精英集团发起民主化吗?乡村精英通常喜欢利用委托人，把他们的优势变成自己集团的政治优势。巴基斯坦就是这种类似的案例，在这种民主政体下，乡村成为立法的重要支持力量。
就像表3所显示出的，制度化政党与较高的不平等相关这一事实特别令人难以理解。精英集团在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制度化程度上非常不同。如果它们是不同的，那些组织良好的政党或政治组织就能再次暂时得到扩权后的政治权力，就能利用其组织优势吸引那部分被新赋权人的支持，答应重新进行分配。不过，相对于较低制度化的民主政体来讲，如果分配给新赋权人的份额少于政治竞争中原来的支持基础的话，就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到底在什么样条件下会出现这种情况还不太清楚。
学者们也从集体行动的角度解释稳定的非民主政体。例如，Gehlbach和Keefer(2008)就认为，在那些精英集团被紧密组成一个大的执政党的地方，私人投资就特别多。不过，这种分析表明，精英集团的内部冲突不太可能导致民主化。首先，政党所提供的利益(如安全)只给本党派人，那些已离开政党的人是得不到的。其次，政党喜欢利用组织优势，这种情形就使竞争性组织的产生非常困难，包括那些试图建立政治组织的政党的背叛者。第二个原因也使非精英集团不可能引导出民主化。因此，人们就有理由推断稳定的集权政体正是那些拥有已经制度化了的大政党的国家。
五、精英驱动的民主化与不平等
从前面的论证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贫穷的民主政体中是看不到非精英集团采取的集体行动的，也就说，非精英集团所采取的集体行动——这个不平等驱动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是很难达成的。理论上解释不了不平等是否在精英驱动的民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怀疑精英之间的分歧可以改变由精英控制部分社会财富的状况。也没有一种理论分析能回答，在精英内部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某些精英集团就会被组织得更好一些，或者更能反映委托人的诉求，改变不平等现象。
不过，不平等也许会影响到精英集团之间的差异。在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穷人所诉求的政治期望值或许就更高。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精英也许就形成不了一个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向民主过渡就可能导致出现反映这类委托人诉求的竞争性选举。在本文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中，其中之一是，民主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所支撑的?民主化是非精英集团集体行动的产物，还是精英内部冲突的产物;如果是精英内部冲突的产物，那么民主化后精英的选举战略依靠的是委托人的诉求，还是制度化了的政党。
本文简要阐述了民主化的相关因素以及穷国民主政体的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左翼组织力量(穷人)与右翼组织力量(富人)之间的冲突对民主化的作用并不大。第二个特点是，在许多贫穷的民主政体中缺乏大的社会集团所采取的集体行动。第三个特点是，在不平等与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制度化政党之间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存在着积极的联系。
本文所观察的这些变量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们还充分证明了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集体行动为代价的各种变量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在民主化和发展之间还存在着争论。社会集团缺乏组织性的民主化也许会导致公共政策的无效性，以牺牲大部分穷人利益为代价，来保证小部分群体的利益。
这些观察指出了把精英内部冲突作为民主化的一种驱动力的重要性。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把这一假设与数据协调起来。例如，数据显示，在贫穷的民主政体中提供的公共产品要比贫穷的非民主政体中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差，在贫穷的民主政体中，精英集团改善公共产品提供的愿望也许是由民主化驱动的。如果非精英集团自身不能组织起来，那么在精英之间的抗争中，究竟什么条件使赋权非精英集团有助于某些精英集团?当精英集团自身不能组织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因素迫使精英集团反映非精英集团的诉求呢?
最后，民主化并不总是内生力量的产物。本文所讨论的三个谜团在关于民主化的争论中是非常有用的。例如，支持某些特殊集团的殖民战略就常常把民主化与国家独立后殖民地的发展联系起来。不过，还没有探究出殖民者的偏好如何影响殖民地后来的发展。这里的讨论只是建议一种具有很多优点的探究方法：即受到支持的集团一般被准许采取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有关发展和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从来不忽视对集体行动的研究，虽然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常常处于研究的边缘位置。先前的研究表明，社会中大的集团集体行动的程度在现实中会有很大变化，并对引起人们关注的民主化和发展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