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争论”了吗？

胡 平

    不久前，《共识网》（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识”为标题，刊登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要。

    会议由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总后的刘源上将，《炎黄春秋》的吴思，《新世纪周刊》的胡舒立，《经济观察报》的丁力，军事作家乔良少将，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长，军事科学学会的罗援少将、刘伟伟少将、国防大学的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的胡光正，《领导者》的周志兴，《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国际广电的梅学平，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北京大学的于铁军，学者白南风，《中国改革》的李伟东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这场研讨会有几个特点令人瞩目：

    一是与会者的身份比较多样，既有军方将领，又有文化名流；既有体制内高官，又有民间人士，还有80年代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后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发言者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价值的有倡导普世价值的。

    再者，张木生的新书本来讲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与会者的发言却主要是讲现实讲政治。

    刘源是张木生新书序言的作者。刘源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现在我们需要不同的意见，就是大家把各种不同看法提出来，有一个争论，有一个妥协，可能会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刘源特地提到“不争论”，我们知道，“不争论”是邓小平在92年南巡时提出来的。所谓“不争论”，其实就是不准争论，因而也就是压制言论自由。这当然不对。然而，邓小平从来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因此，当他在92年南巡时宣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那显然不是泛泛而言，那显然是另有所指。

    其实，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自己也讲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由此可见，所谓“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

    因为在六四之后，右派即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左派的地位还因为六四而有所加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目的，就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大力改掉社会主义，大力引进资本主义。不消说，这种做法是和左派们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必然会引起左派们的强烈反对的。问题是，在共产党那里，左派们的立场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邓小平可以用“四个坚持”去打击右派，可是遇上比他还“四个坚持”的左派就理屈词穷，难以应付了。面对左派们的批判，邓小平等既没法镇压，也没法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邓式改革便得以进行。

    事到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强人的远去以及改革引出的问题越加突显，再有上层的权力争夺，“不争论”的紧箍咒越来越不灵验。从政界到学界，从官方到民间，各种思潮、各种理念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并相互交锋激荡。

    如前所说，“不争论”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此，告别“不争论”，首先也是为左派打开方便之门。最近，一大批自由派人士被抓被失踪。可见，伴随着“不争论”咒语的失效，自由派并没有得到自由。

    薄熙来搞唱红打黑，被左派学者誉为重庆模式。有人纳闷：为什么不见有哪个地方官搞出个右派的什么模式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左派模式和右派模式不是一回事。例如重庆模式，不论引起多少非议，人家总是在“四个坚持”，尤其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中南海诸公，就算有人不喜欢甚至厌恶，也很难给它安上什么罪名而取消。右派模式则不然，右派模式总是要削弱党的权力的，中南海肯容忍吗？

    早就有人提议，既然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可以设立经济特区，为什么不可以用设立政治特区的办法去试验政治改革呢？问题是，政治改革不搞则已，一搞就必定是全局性的。比方说，你划出一块地区作为政治改革特区。既然是政治改革，最起码的总该有新闻开放言论开放吧。然而，只要这块地区有了开放的言论和新闻，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读到可以看到，甚至也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文章交到那里去发表。这就是说，只要一个地方的言论和新闻开放了，其他地方的人就立刻能分享甚至能参与。除非你建立一道防火墙，把特区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这就等于是再搞一个香港了。

    《共识网》报道的标题看上去很好：“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识”。不过在与会者的发言中，我们却看不到形成了什么共识。实际上，这场研讨会的引人嘱目之处，首先在于它能使不同派别的人坐在一起共议国事。这就比他们是否达成某些一致的意见更重要。而这次会议的最大不足也就在于，它和真正的兼收并容仍相距甚远——因为在这场研讨会上，并没有毛左人士，更没有异议人士。

    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说建立共识，最基本的共识应该是形式上的共识。说到底，那就是建立言论自由的共识，或者说，言论自由应该是最起码的共识。离开了言论自由而谈建立共识，并没有什么价值。另外，正像我前面讲过的那样，在今日中国，所谓告别“不争论”，如果不是落实到言论自由，那么它只会有利于左派——新左老左，乃至毛左，那只会使中国进一步向左转。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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