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来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是转型，其中最热议的又是转型途径、方式、步骤等问题。但对如何才能实现转型的问题，至今还是言者渺渺。在此，笔者无意对转型问题中的各路英雄所见，妄说是非，而仅想对转型动力问题，略谈一点我的“非建设性意见”：即转型能否实现的根本问题是它的动力机制问题，而这个动力机制在当前极为特殊的国情下，只有在社会共同利益诉求中去寻找，舍此之外，没有任何陈仓可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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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客观地看，知识界热门谈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环境看，是当今世界汹涌而来的民主化大潮，正不断拍打着我们脚下古老的堤坝。从内部环境看，是由于这23年来被高喊和鼓噪的所谓“政治改革”，实际已经面临绝境，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和民心所向。可对于眼前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又找不到一个能够缓和和化解的通道泄洪。因此，知识界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下，被迫起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实在是无可厚非。

 

　

 

二、“非暴力抗争”的适用原理及其误区

　

　

 

众所周知，“非暴力”是由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创，再经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人权运动”的实践检验，至今在世界各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现代政治斗争原理。而它在理论上形成系统和模式，则是二十世纪后期，由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吉列尔莫·奥唐奈、彼得·艾克曼 、杰克·杜瓦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也就是说，“非暴力抗争”作为一种反抗专制极权、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武器，已经在当今世界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共识。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如下事实：即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它的抗争动力，是印度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人权运动”，反对的是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它的抗争动力，是美国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及其开展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反对的是英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它的抗争动力，是南非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这些斗争在蓬勃兴起之后，之所以能够由弱小到强势，由在野逐渐走向在朝，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非暴力抗争”这一战略和策略的运用，无疑在其中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或者说，这些斗争的胜利，是由于掌握了“非暴力”这一政治斗争武器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在这些斗争中，抗争动力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前置的必要条件，而“非暴力”这一斗争武器的运用，只能是一个后置的充分条件。因此，我们更不能说只要有了这个后置的充分条件，就能够确保斗争的胜利，就像我们不能说只要有了先进武器而不需要使用武器的人，就能够确保战争的胜利一样。

　

 

　

 

在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吉恩·夏普、吉列尔莫·奥唐奈为代表的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在精心建构他们的理论大厦时，有一个至今仍未引起人们重视和警觉的误区：即他们整个“非暴力抗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立足点，是建立在那种已经被社会动员起来，处于社会运动状态中的“动态性群体”之上的，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非暴力抗争”才是适用的和有作用的。比如吉恩·夏普在他那本被称为“非暴力抗争”经典之作的《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一书，几乎都是论述如何运用“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和策略与独裁政权谈判，或如何利用和打击独裁政权的弱点，迫使他们放弃暴力而选择谈判等等。而王天成在展示他的具体转型路线时，其起点和立足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三、关于公民运动、维权运动与群体性事件的不同价值和作用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交织在一起，因而致使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民运动与维权运动、群体性事件不时发生，日趋增长，甚至形成一个此落彼起，愈演愈烈的燎原之势。于是，使得一些已经对现实没有痛感的人，又开始激动起来。他们认为这种现象的持续出现，好似社会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了。而对于那些置身事外的专家、学者来说，他们看到这种现象，也喜不自禁，认为是实现转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因此，只要通过知识分子的理论传播和影响，让广大民众掌握了“非暴力抗争”这一现代政治斗争武器，那么转型的目标、目的、任务也就随之实现了。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公民运动与维权运动、群体性事件都是实现转型的动力机制。而我们目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它们引导到转型的正确路线上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关于公民运动的问题分析

　

 

首先说起公民运动，自然要说公民。而公民这个词，是一个汉语中没有的外来词。因此，在汉语中没有公民这个称谓，只有奴隶、黎民、贱民、下人之类的称谓与之近似。至于称先生、女士、同志之类，也是近代以来才开始使用的交际术语而非人的本质的定位。再说到公民这个概念，在它的发源地古希腊，指的是那种既拥有个人自由，又拥有政治权力和私有财产权力的人。以致发展到今天，由于西方社会的普遍民主化，公民这个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一个包含着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一体的复合概念。故而，我们现在所时兴说的这种“公民运动”，其实就是指这个想从奴隶、黎民、贱民、下人变成现代公民的奋斗过程。

　

 

同时，由于公民这个概念的内含，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出了公民意识，也叫公民觉悟。这种公民意识或公民觉悟，在那种民主、法治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它常常是由某些具体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追求和维护所激发出来的利益意识。而在那种民主、法治已经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它就逐渐褪去了那种纯粹追求和维护个人利益的色彩，而升华为一种自觉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治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在前一种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只有在社会共同利益的崇高理想价值作用下，才能从利益意识中升华和释放出来。

 

 

当然，无须讳言，近几年来这种带有公民意识或公民觉悟色彩的事件，确实出现了不断涌现的势头，比如“邓玉娇事件”、“许霆事件”“5.12遇难学生名录”，“番禺事件”，“福州三网友事件”，“启东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种有着公民运动性质的事件，也是一种十分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事件。特别是由于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化，极大地激发和调动出了民众参与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并在其中展示出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力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网络力量”已经形成了一股连最顽固不化的当权者，也不敢轻于忽视的民间社会力量。

 

　

 

一个具有近千人的市级电视台，由于现任的三个台长，一个利用分管行政的权力，在以各种名目开展的社会公益活动过程中不断谋取私利；一个利用分管技术的权力，在增加和更新电视设备的过程中不断谋取私利；一个利用分管广告的权力，在广告的经营创收过程中不断谋取私利。最后致使这个原本运转灵活的电视台，出现了职工工资经常拖欠，奖金、出差补贴无法支付的状况。更严重的是，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对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改革的文件，应该按政策对每个职工补发3万元左右的工资。但台里却以资金匮乏为理由，不予补发。

　

 

但面对台领导这种明显违反国家政策的错误行为，广大职工还是敢怒不敢言。后来，终于由于有几个有觉悟的“电视人”(即编辑、记者)，把这件事情发在了当地网站上。再随后，终于有几个不怕事的老职工站出来，联名写信给市领导要求落实国家政策。可当有人找到那几个在网上“义愤填膺”的人参加签名时，竟遭到了他们冷漠的拒绝。理由吗，自然是害怕领导日后的打击报复，丢掉了手上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深思的。一是这个电视台的编辑、记者80％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人，其中还不乏国内名牌高校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按理说这些人应该比一般人更具有公民意识吧？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二是这件事中那些在键盘上大义凛然的人，当他们丢下鼠标，面对现实生存困境的时候，却又是判若两人。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个例，不是常例。但也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尽管今天的网络力量，确实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大动力”，但由于它的存在毕竟不是那种直面真实事件的存在，所以我们对它的作用和价值还是不能估计过高。

　

二、关于维权运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分析

 

关于维权运动，目前国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指2000年前后开始兴起，2003年之后不断增多的民众自发性利益诉求活动。其特点是，民众在现行制度和法律准许的情况下，通过上街、上访、请愿以及法律控诉和媒体曝光等抗争手段和形式，反抗公权力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损害。客观地看，这个运动最初是由城市居民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开始，随后发展到由失地农民为维护自身生存权利参与其中，再逐步形成运动状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种状态，由于它在实践中的屡屡碰壁，已经开始转入到公民政治权利诉求等层面之上了。因而它的存在，不仅是当前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今后实现社会转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力量。

 

不过对此看法，我还是不能完全认同。原因之一在于：一是这种维权运动，无论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各各不同，但究其实质而言，还是一个“民告官”问题。而这种“民告官”，并不是民众利用《行政诉讼法》为武器，对公权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是通过各种上访告状的形式，企图引起某个“青天大老爷”的 “宠幸”，达到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其中，包括那种不惜以死进行抗争的极端方式在内，也属于这种“跪着造反”的抗争范围。因而，它与古代农民那种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的利益诉求方式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原因之二在于：由于参与这种维权运动的个体，他们的始发动力，并不是由公民意识和公民觉悟自觉形成的那种道德意识和道德勇气，也不是由社会共同利益诉求激发和升华出来的那种道德精神，而仅仅是由个体利益诉求而激发起来的一种利益勇气，所以它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是最容易发生裂变的：一是当他们的个体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和部分得到满足时，那种最先被具体利益激发起来的利益勇气，很快就会消失，甚至会转化成为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利益勇气。二是这种由各种不同的个体利益诉求激发起来的人，是很难用一个利益共同点把他们凝结为一个整体的。以致有人说在北京的上访村，访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各找各的上访部门，很少集体行动的。这就说明，由于他们各自上访的对象、要求、方法不同，所以只能采取各自为阵的抗争方式才能达到目的。

 

原因之三在于：这种为了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而采取的维权方式和手段，并不是采取以法律为武器来进行的，也就不能说是一种理性的抗争方式和手段。因为实际上，它与现代公民所具有的维权意识相距甚远。故而，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还会朝着与个体利益有益，而对社会整体利益有害的方向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进步的阻力。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它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而忽视了它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的另一面。

 

　

 

二、虽然目下确实有很多人，对这种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抱着乐观态度。他们以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胜利，就是由这种“群体性事件”所推动和决定的。但他们却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起因，虽然是由一个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事件而引起的，但它当时的社会已经处于民主化阶段，各种社会力量已经形成。因而，即便是一个非政治问题的突发性事件，也能够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和反抗。而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即便有再多的社会弱势人群自焚，也是不可能引起巨大社会呼应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他们那种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我们的民众也没有那种为社会公平、正义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气”。

 

 

四、唯有找到社会共同利益的诉求，才是实现转型的动力机制

 

总的来说，对于当前社会的转型问题，我已经在上文中从“非暴力抗争”、公民运动、维权运动、群体性事件等几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非建设性意见”。其目的就是抛砖引玉，以求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转型动力问题的研究，从而为当前千呼万唤的社会转型，真正找到那种具有社会共同利益诉求，能够激发和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动力机制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个转型目标的实现。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此，如果我们不否认转型也是一种社会革命的话，那么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辛亥革命之前的满清政府，并不是真的黑暗和腐败到了那种人人喊打的程度。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革命爆发之前，已经为推翻清朝政府做了长期的准备，并在思想、舆论、组织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政治纲领，不仅激发了汉族人普遍反对满族人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满足了广大民众渴望得到土地的社会共同利益诉求。因而，从根本上为革命的成功，找到了强大的社会动力支持。

　

 

苏联“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政府，并不是真的黑暗和腐败到了那种一打就倒的程度。而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面对当时俄国国内矛盾和危机的客观实际，而提出的“土地、面包与和平”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共同利益诉求，平息了广大士兵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厌战情绪，还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希望维持正常生活状态的共同利益诉求，才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后来的胜利。

　

 

而国共内战之前的国民党政府，也不是真的黑暗和腐败到了那种不打就倒的程度。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矛盾转移，发展壮大起了120多万军队，形成了一个足以同国民党进行正面对抗的武装集团。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的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民主、自由的政治幌子，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共同利益诉求，而且还满足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才会激发和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入到打倒“蒋家王朝”的“洪流” 之中。

　

 

 

二、 现实的困境与理性的选择

　

 

然而，回头面对当前日趋严峻的社会现实，这个既能够满足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社会的共同政治诉求，又能够满足广大民众期望共同富裕，痛恨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道德沦丧的共同利益诉求的集合点，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这个能够激发和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合力参与的转型动力机制，究竟在哪里呢？话说到此，又使我不能不正视我们与“苏东坡剧变”时期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现实。

　

 

大家知道，“苏东坡剧变”之前的苏联和东欧各国，虽然都还笼罩在极权主义的铁幕之下，但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模式的影响和作用下，还是相继迈开了社会改革，着手经济建设的步伐。只是由于他们那个时期的统治集团，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被打破，社会经济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化的浪潮就汹涌而来了。于是，统治集团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挤压下，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和裂变，产生出了一个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支持改革的民主派，从而使这些国家在既不流血，也没有发生重大社会震荡的状况下，纷纷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而我们现在与之截然不同的情况是，我们不仅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而且已经是GDP持续多年增长，社会经济已经高度繁荣，可以向世界叫板的所谓经济大国了。甚至，还可以公然对外炫耀这种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了。当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有条件随心所欲地分享改革的巨大成果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苏东坡剧变”时期的统治集团，由于还没有来得及和利益集团抱成一团，窃取到什么国家资财，所以也就还存在着通过支持社会变革来获取巨大利益的希望。

　

 

　

 

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将极权主义体制比喻为一块土地的话，那么“苏东坡剧变”时期的各国统治集团，还是一块没有施过化肥的土地，因此即便是遇到一点局部的震动，也能够使它整个土壤产生松动和变化，并能够种上良种，结出果子来。而我们现在的脚下的“这块土地”，则是已经施过太多化肥的土地，它的整个土壤已经完全板结、硬化，即便是遇到再大的震动，也对它无济于事。当然，除非是把整块板结、硬化的土地给翻过来，重新进行翻整和改良，才有可能种上良种，结出果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