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遇 大挑战 大博弈
钱朝民（武汉）
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的民主人权活动必将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必定互有一个巨大的增长。如果这场伟大事业的全体同仁能够不辱使命，和体制内真正主张实行宪法政治的健康力量加强协同合作，那么，一举把中国的政治进程送上良性互动的和平转型轨道，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前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绝不可能仅仅是民主化的康庄大道路一条，相反，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这种挑战是，中国会走向公民社会还是走向暴民社会？是走向民主时代还是走向军人统治？
以上大机遇和大挑战的合题，就是未来几年中国必将因为民主化的历史性诉求而发生波澜壮阔的大博弈。
对于这场大博弈，不仅我们已经心中有数，当局对此也同样心知肚明，请看2012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评论部《若不能不计毁誉改革将寸步难行》一文的同类说法：
“更为复杂的挑战在于，随着改革走向深入，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社会多元带来的利益分化，时常令改革者面对‘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难。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舍’，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靠动员，改革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为一种你来我往的博弈。”
对这种看法我们不可能照单全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它至少已经承认，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冲突已经和政治力量一元化的“改革”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上的多元力量已经势必将一元化统治的“改革者”死拉活拽进“你来我往的博弈”！
应该指出，这种博弈不是单线条的、单向度的，也不是少数几个领域、几个层面的，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而且是高度复杂的、矛盾交织的、犬牙交错的博弈，是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状况的博弈，整个局面常常阴阳莫辨、混沌不明，因而叫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博弈也绝非混乱一团无迹可循，相反，基本表现，主要方面，重要矛盾，可能的具体形式，仍然是一清二楚的，是可以预期的，是可以观察分析的。我们也只有对这种状态了然于胸，并且能从全盘上加以认识，才可能如孙子兵法所说：“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的进行一些考察。
一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基本表现（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未来几年中国因为民主化的历史性诉求而发生的大博弈的基本表现：
任何不缺乏世界发展历史常识的人都非常清楚，中国民主化转型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恰好相反，只是世界从农业文明时代向商业文明时代转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在全世界大抵现实了宪政民主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落在最后面的国家，在不可抗拒的国际压力下，在无法镇压的公民社会的崛起过程中，被迫最后进行的。
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在普世价值指引下的世界主流政治文明和中国价值缺失的政治逆流的博弈。众所周知，中共本来是靠鼓吹埋葬按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暴力夺权的，但是，在夺权后共产主义祸国殃民的本质大暴露，中共只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主导下“疯狂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样，时至今日，中共在道义上已经彻底破产，可是，它却至今仍然拒不承认普世价值。虽说如此，这就像被送上法庭的罪犯面对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仍然拒不认罪一样，其遭受历史的终审之结果根本不必评说!
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大博弈没有结果的假象，只是因为统治者仍然把持着全部国家机器，事实上当局以“中国特色”为标榜的那一套伪意识形态早已破产，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全面获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软实力，决定了我们从事的是必胜的事业，决定了这场大博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可更改的必然结果，所以历史的看，这场大博弈的过程完全不值一谈。
但是，历史并不只是表现为一种结果。更表现为一个漫长的、常常是痛苦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会顽强的表现自己，反面势力会利用眼前的硬实力顽固地拒绝退出历史舞台，并且要以各种疯狂的方式进行垂死的挣扎；正面势力则会在残酷的打压下不可遏制的成长，虽然因为硬实力的缺乏而要经受无穷的磨难，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道路多么曲折，成长多么艰难，它终究要发展成社会的主宰力量。
这样，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大博弈中，反面势力的震荡下行，和正面势力的振荡上扬，所显示的逆行交响曲，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这种情况下，具体地说，因中国民主化的历史性诉求而发生的大博弈，首先表现在当局对中国社会的一元化控制迅速走向失灵方面。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失灵已经在软性领域全方位的表现了出来：随着其意识形态的大失败，其道德説教也彻底崩溃，这样，官德的彻底堕落使官僚体系、制度体系、司法体系、舆论体系全部呈现一幅正当规则完全失效，所谓的潜规则也就是钱权勾结、化公为私、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乃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以及中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则成为不可遏制的势头，甚至已经完全定型化！
与此相应的是，当局对社会大众的各种正当要求已经没有任何到位的回应能力，社会正义已经不可能在这个国度得到伸张，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体系的全面腐败，使这个国家的社会正义荡然无存，以“上访”为象征的行政权力至上，因为面对全国性的全面腐败而失去了主持正义的任何欺骗意义，这样，无法伸张正义的公民已经开始了全方位的维权抗争，面对全民的正义诉求，当局只能祭起“稳定压倒一切”的强力镇压法宝，一旦邪恶的暴力统治失灵，其统治的结果就是全面崩溃。
其次，作为掌握着最庞大的情报系统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傻瓜，以上情况也就相应的表现在中央政权已经明确的感到其统治无法再按现制度和现政策原样维持，因而非变不可，并且开始了不由自主的“变法”，以及有限的承认只有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和普世价值才有出路。虽然我们无法获取最高统治者关于这方面的准确考量，但是，在完全由他们控制下的喉舌最近发出的变调中，却也已经可以见出一些端倪。
例如，012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就载有《若不能不计毁誉改革将寸步难行》一文，其文中有云：
“改革越往前走，人们对它的期待越高，遇到的困难也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只有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我们才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将先辈们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创造新的辉煌。”
这里，它说的还只是勇气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方向问题！
2012年10月11日人民网 的一篇文章（作者：王长江）《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则有云:
“与其说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重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没有向执政党思维转变的问题”.
“ 民主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往往带有很强烈的西方色彩。然而，并非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就一定是西方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社会积累的许多宝贵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但往往谁发明的便会更多地带有谁的色彩。去除这些色彩，看到它本质的东西，而不能因为带有它们的色彩就简单地拒之门外，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这当然是在向中共体制内偷运普世价值！这就说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做体制外的民主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直接从体制内部进行观念革命，在体制内部要求体制按照普世价值向宪政民主制转型！这当然是体制内的博弈表现，这种博弈的结果如果取得决定性的成就，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当然会大大加速，以和平方式转型也铁定无疑！
可惜，这只是一种最好的假设，形势远比人们可以期待的复杂得多，事实上的情况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二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基本表现（二）
其三，那么，就算中共最高当局接受了以上认识，开始较大幅度的进行政治改革，又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应该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绝不可能因此就走上通向民主化的康庄大道，相反，仍然会有极为艰难的征途在等待着。
为什么？
当代世界的一切政治改革，说白了就是从扩大民权——人权一直走向人权至上，与此同时，也是从限制公权力开始，一直走向把公权力关进法治之笼。
而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的权力崇拜的国度，“文革”中的这么几句话颇能说明问题：“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国家权力毕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何况这种观念不仅被官僚体系内部奉为圭臬，在广大民众中也深入骨髓——“我做官我要更贪”的潜意识，使认可权力至上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社会积习。
这样，要把中国的公权力关进法治之笼，难度之大岂是其他任何国家所能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今日中国中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唯利是图已经深入其骨髓，因此，哪怕中共中央提出了相对开明的政治改革诉求，在中基层政权的推行中也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因为今日中国中基层政权一分公权力就是一万倍的金钱，这一事实可以从无数芝麻小官贪污受贿亿万钱财中充分见出。这样，民权加一分，公权力就少一万倍的金钱，这当然是这些公权掌握者所绝不愿意看到的，是他们要坚决反对的！至于他们反对的方法则多种多样，既可以是直接抵制政治改革措施，也可以是用将改革对他们权力的限制转化为他们用改革的方法对权力进行更加强有力的控制。
当然，只要上层真正开始限制公权力、放开公民权利的改革，那么全国的形势必然会开始改观。
因为民权获得一定的合法化资源后，立刻会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这里，具体可以指出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权，第二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权，第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权。这些基本人权一旦有所保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定大大加快。
相应的，真正开始限制公权力后，掌握了公权力的正义之士也会高扬普世大旗，力图获得更多的道义资源，做出更大的社会成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叶利钦就会应运而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不会齐步走的，由于从东南向西北有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台阶，这样，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相应的梯度。
与此同时，中国太大了，无论哪里，具体差异都非常大。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甚至开始走向激化，一旦官权受制民权扩张，局面会迅速发生变化；一些地方有着相对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并且有着在全国舞台上表演的欲望，那么就可能开辟出一些民主化的样板地区；如此一来，那些相对落后保守的地区的问题也就突出出来，这就使全国的民主进程参差不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全国各地的政治改革的失衡。
这样，由于各种牵制力量的存在，就是当局至上而下的推进一些政改，也绝不会出现那种全民欢腾踊跃参加，一起来把中国的民主进程送入快车道的大好形势，相反，举国上下，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体制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会充分的表现其不同的看法愿望和要求，既有从意识形态上左的或者右的方面加以抨击的，也有从利害关系上本能的表示反对的，而且，就如打开潘多拉的匣子一样从此无法有效控制，至于支持其政策的力量，越往前走越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中国是否会因此走向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快车道？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无论中共最高当局拿出什么改革方案，也绝对摆不平已经黑社会化的中基层政权，同样道理，无论中共最高当局拿出什么改革方案，也无法同时满足社会上“左中右”各界的不同愿望，
由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改革的方向又必然是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强制推行某种方案，只能和这个历史性诉求相违背，因此，只要真正有分量的改革被迫出台，那么，国家形势在某个时候摆脱最高当局的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国家从整体上摆脱最高当局的控制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农业文明的一元化统治是自上而下控制社会的，商业文明时代，社会必然是在“买卖公平”的混沌博弈中由全体公民控制的，至于行政权力，不过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管理机构而已，没有任何超出这种需要的特权。。
说白了，今日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能够使中国逐步摆脱“一元化领导”的改革，如果这个改革始终在中共统治下“稳妥进行”，本身就表明这个改革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市场经济时代利益是多元化的，只有每一种利益集团都能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表，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共同进行问题的讨论，共同决定国家大事和自己的利益分配，改革才可能走向成功。因为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是利益人，政治就是最大的利益所在，参与政治就是参与分饼，每个人都有分饼权才可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如大家用现场照片做的对比：在台湾，老百姓因为手握选票这个分饼权，所以，从总统开始，大小官员都得给老百姓下跪；相反，在大陆，老百姓没有选票这个分饼权，所以，举国上下都只能看到百姓给官员和政府下跪！
因此，我们说，把一元化统治平稳导向多元化政治力量博弈的改革，才是中国所需要的真正的政治改革，而且，这种历史的转折点必然到来。从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摆脱了一元化控制，多种政治力量开始进行博弈，中国也算走上了民主化的快车道。至少，彼时中国不再担心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专制权力来“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从而把全民当做统治者的羔羊任意宰割！
问题是，这种转折点到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就只能是由届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量的阴阳消长分化组合纵横捭阖决定了。
因为由此开启的大博弈时代，未必是一个公平博弈的时代，未必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时代，未必是一个直接走向民主的时代。
中国要想由此径直走向成熟的民主社会绝无可能，社会正义力量如果不能有效的集结，在看得到的将来很难发挥主导作用，相反，拥有各种政治上的战略资源的政客、权贵、财阀、军头、名流将瓜分大部分政治领域，他们之间开展的博弈很可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方面，所以，直面现实，扬长避短，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把这种大博弈尽可能的导向民主化正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主要方面（一）
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未来几年中国因为民主化的历史性诉求而发生的大博弈的主要方面：
首先，当然是中国民间民主人权力量和统治者的博弈。
这种博弈表现为民主人权活动将发展为一个走向合法化的反对派力量，在世界大势的压力下，在政治改革的推动下，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托举下，当局不得不被迫容忍民主人权力量逐步发展为一个合法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和当局的博弈，是典型的双赢博弈。因为当局如果不容忍这样一个合法的反对派逐步发展起来，它就必须面对最终的崩溃局面，因此，反对派的合法成长对当局来说是大好事，是最好的解套，与此同时，这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反对派因此能逐步摆脱不断被捕、坐牢的厄运，并且开始名正言顺的参与社会政治。
须知，举世皆知，当局最怕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其实是今日中国最理性最平和最讲法治的政治力量，他们所拥有的也无非是社会道义力量，并没有武装，甚至都手无缚鸡之力，只知道按照普世价值讲道理。
面对这样温和理性的反对，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机器、财力资源、党徒数量的中国统治集团究竟有什么可怕的？
政治反对派人士最有力的手段也无非是游行集会示威以及可能的话组织罢工罢市，绝对不会有什么“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发生。相反，如果不让这种反对派和平崛起，那么，一旦当局控制不了局面，形形色色的暴力团伙就会凭恃武力横行中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局面就会再现，政客、权贵、财阀、军头、名流在这种乱局中虽然也可能有一部分人能发国难财，因祸得福，从整体上，说则必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乱世必然给他们带来血腥的报复和财富地位的全面“再分配”！
民主人权活动发展为合法化的反对派力量，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人权保障，带来法治建设，带来全民普选，带来社会自由，带来正义至上的伟大时代，它和当局的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最高权力的争夺，而是制度的转换，而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是对潜规则的废弃和对正当的规则的全面履行。
所以，民间民主人权力量和统治者的博弈，如果能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社会大博弈的主流，那么，它不仅会给社会带来稳定转型，而且可以确保统治者在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型的时代的最大利益。
四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主要方面（二）
其次，是统治者内部的博弈，统治者内部的博弈表现为多个方面，第一是改革派和维稳派的博弈，第二是最高层争夺改革主导权的博弈，第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第一，改革派和维稳派的博弈。
自从8964以来，在几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改革派都被压得无法动弹。直到2007年温家宝连任总理后，才开始正式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尽管几年里他的反复呼吁没有变成当局的任何行动，但是，在今年终于有了巨大的反响。人所共知，今年以来由于交接班在即，太子面对的又是不改就无法维持的艰难局面，因此，越临近接班，他以《学习时报》为代表的智囊团队的改革呼声就越高，“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这句话就出自太子系的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太子即将登基，其口衔天宪的历史惯性使整个官僚体系不可能不迅即做出呼应，否则在不久的将来难免失宠。当然，更应该视为历史的需要造成了新时代的风云际会。这样，太子幕僚在其登基前的表态，甚至直接影响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
10月10日，人民网刊登了署名公方彬的文章《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文章开始重复30几年前邓小平的警句“不改革死路一条”，但是，和当年中国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局面比，拥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今天应该志得意满才是，为什么还是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呢？
10月11日《人民日报》则刊文《若不能不计毁誉改革将寸步难行》，文中有云：“2012-10-11今天的中国，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舍”，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靠动员，改革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为一种你来我往的博弈。”
这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成为最高当局的既定方针，因此，可以断言，在中共18大召开前夕，党内改革派已经压倒维稳派。
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积极信号。
但是，维稳派果然会由此衰微吗？
绝无可能！因为就是改革派，所希冀的也和满清王朝的新政无异。这样，只要形势稍稍脱离一元化控制，那么，不仅维稳派又会大得其势卷土重来，就是改革派也可能惊慌失措，为了维持一元化统治，只能一如邓小平在1989年那样向维稳派靠拢!
所以，中共党内改革派和维稳派的博弈绝不会轻易画上句号的，在新的条件下必然会有新的表现，你来我往的过招还会持续下去，除非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并且不可逆转，才可能最终成为历史。
第二，最高层争夺改革主导权的博弈。
这方面，作为局外人，我们能获得的第一手信息很少，不过，仅从常识就可以明白，这一博弈绝对不比改革派和维稳派之间的斗争逊色。
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历史的看，中国的这次政改并不是当局主动做出的，而是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高压下不得不进行的，与此同时，历史需要的是政治多元化，当局需要的是借改革来维持一元化。这样，只要改革启动，一元化和多元化的斗争就会逐步明朗。一元化的改革，或者说像胡锦涛仍然在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是绝不可能满足当今中国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相反，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更可怕的问题。
因此，只要当局启动改革，那么，如果最高负责人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主动认可政治多元化，立刻就会有人会作为叶利钦挺身而出，相反，如果最高负责人不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主动认可政治多元化，又松动了政治高压政策，那么，其他人就会挺身而出，抢夺这个已经熟透了的政治果实，因此，还是不能排除对改革主导权的争夺。最新情况表明，当局已经决定将最坚定的改革派人物摒于中共18大7常委之外，这种做法看似能够确保其稳健行事，其实安知不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反对派领袖？
尤其是，只要时代的进步使社会上的独立政治力量巍然崛起，眼看多元化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当局内部的斗争必然表现为大分裂。因为，如果最高当局认可民间力量崛起，体制内的弱势新秀必然要借此也拉出大旗公开招兵买马，以求夺取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已经没有了组织纪律约束。相反，如果最高当局主张镇压独立政治力量，只要它无法像从前一样把独立政治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峙局面，那么，当局中的有力人物借机挟民间令当局，又借当局的势力来笼络民间，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所以，一言以蔽之，在民主化进程中，某个时候当局内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且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第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目前的中国，由于现体制缺乏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力，中央式微而地方坐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情况更加复杂，不能简单的把它们用是非善恶之争来加以概括。
中央只有一个，地方有很多层级，有很多单位。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不是一对一的博弈，不是一对多的博弈，而是一对很多层级、很多对象的复杂博弈。这样，固然中央在权力稳固的时候可以满足于作出决策，发号施令，但是，今日中国已经是神州板荡，风雨飘摇，政令不畅也就会逐渐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至于政令在哪里受阻，则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为中央是以务虚为主，撇开制度缺陷不论，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很多东西都比较冠冕堂皇，看起来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方针，容易给人“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印象，相反到了中基层，因为直接和民生相关，往往巧取豪夺毫不遮掩，因此动辄激起民愤。这种情况能够全部归结为地方太势利吗？当然不是，首先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权力体系就造成了利益的上流，撇开行贿纳贡不论，仅仅是中央财政这一块就使中央能大肆挥霍而不为直接经济利益驱使，从而可以自命清高，中下层权力机构则必须自己去自谋生路才能维持，也就没有那么多估计和纹饰。
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化，其实和中央政府利益化是异曲同工的。眼前的中国，则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位危”！
这样，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不一致导致的冲突矛盾，就会比“维稳”时代尖锐复杂百倍。
“维稳”高压下，中央政府做好人，地方政府做恶人，地方不择手段的帮中央摆平民众的反抗，中央给地方作恶的权力和和“合法性”，由此掩盖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
一旦中央迫于压力要进行改革，就不能不首先革除弊政，要求地方政府放弃那些非法的手段，放弃那些不合理的、必然导致民众揭竿而起的利益（比如强征民田、强拆民宅），那么，与此相应的，各级地方就不会再帮中央政府掩盖那些可以动摇其执政基础的大量的问题。
如此一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就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互斗之中，这种博弈对它们必然构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最终形成瓦解现体制的重要动因。
应该说，这不是当局可以避免的噩运，因为这是专制制度的痼疾，任何专制制度在其式微之时，都无法逃避中央和地方恶斗并且导致其衰亡的必然逻辑。
反过来说，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如何利用专制政权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来加快民主化进程，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利用的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把民叛称为“土崩”，把“官叛”成为瓦解，瓦解一个政权，远比“土崩”一个政权要容易得多。众所周知，满清王朝最后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18省联省自治所瓦解的。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在“礼崩乐坏”之余，各地政治发展必然失衡，一些社会资本发达的地方成为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南方一带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健康力量强大，又因为受到港台和国际社会民主力量的极大影响，因而完全可能出现一些自发的政治特区！一旦这种自发的政治特区产生并且能够立脚，必然发生强烈的外溢效应，其对全国民主进程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以上只是对民主化进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极其复杂微妙的博弈关系的蜻蜓点水。因为种种原因，在民主化进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会高度复杂，对全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决定作用。所以，注意观察这种博弈的走向是非常必要的。
五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重要矛盾（一）
博弈就是相互攻防，社会博弈就是有着不同信仰、不同观念、不同诉求的人群之间以及不同利益的人群之间的相互攻防，从哲学角度说，所有这些博弈都是由于存在矛盾而产生的，所以，观察一下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重要矛盾，是非常必要的。
混沌状态的大博弈是社会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有些很明显，有些则在平时隐而不彰，但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则可能突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决定着整个政局的走向。因此，我们既要对那些最关键的最主要的矛盾了然于胸，也要对那些可能突然爆发的隐形矛盾有充分的准备。
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些矛盾加以分析。
1 一元化统治和多元化民主诉求的矛盾
显然，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一元化统治和多元化民主诉求的矛盾。
而且，从历史的行程看，这个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多元化民主政治，这是不容置疑的，是任何当权者都改变不了的，是任何“改革”都无法回避的。
今日中国，社会政治方面的所有问题，都被这一矛盾所主导。当然，并不是说，这一矛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确实是正当合理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而且，这一矛盾必然在最近一二十年内获得解决，不可能再拖下去了。
也正因此，中国的“改革”不是当局的英明领导所能导向成功的。我们既没有必要对当局的这种“英明领导”抱任何幻想，也没有必要另外寻找谁来替代其“英明领导”。正好相反，只有当局英明的放弃“领导”，才可能走向成功，只有形成多种政治利益的代表，一起站出来要求当局、迫使当局放弃这种领导，形成一个多元化政治力量并存、彼此公平的遵守游戏规则的格局，这种“改革”才能成功。
因此，我们的基点不是放在当局的主动放弃“领导”上，而是通过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提供的立足点，以及当局在强大的国际国内形势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让步和极其有限的的容忍，来壮大民主人权事业，从而迫使当局一步步退出对中国政治的垄断地位。
所以，一元化统治和多元化民主诉求的矛盾，是必须由民主人权力量来解决的矛盾，必然以多元化民主诉求的实现和一元化统治的终结来结束。
2 确立人权和放任公权的矛盾
这是从第一个矛盾中必然派生出来的矛盾。
一元化统治下权力不受约束，因此，必然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例如，今日中国遍及全国的强占民田强拆民宅甚至抢夺人命就是其典型的必然表现，当然，这也是和中共政权实行所谓的“土地公有（国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土地制度下，地方官员拥有任意支配土地的权力，而民众则连农田和住宅都毫无保障。由于把农田和城市市民的普通楼房变为高层建筑可以使官员和开发商获得惊人的高额回报，现在，他们已经不惜把大量农民和居民逼上绝路，甚至雇佣黑社会任意打伤人杀死人也在所不惜！
确立人权，则必然要对公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约束。
一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获得确实的保障，那么，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就能够成为约束公权力的第一道防线，游行集会示威罢工则是第二道防线，政治反对派平等参与下的全民普选和监督罢免权是第三道防线，独立的司法体系是四道防线，再加上确立人权后政府自身也必然要形成崭新的自律机制，公权力也就必然被关进法治之笼。
因此，换个角度看，一元化统治和多元化民主诉求的矛盾也就是放纵公权和确立人权的矛盾，多元化民主政治的确立也就是人权至上原则的确立，而人权和公权的博弈，最终也必然以人权至上原则的确立告终。
当然，这个历史行程的描述很容易，这个历史进程的过程则非常艰难！
3 社会稳定和历史变革诉求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情况就不同了，它究竟怎么才有利于国家社会，是一回事，最后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解决，则是另一回事。民主化转型是无可避免的社会发展规律，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都希望和平转型。但是，转型过程是否能保持社会稳定，则是完全不同的事。
就是说，它可能以软着陆的方式进行，也可能在动荡、混乱中进行，还可能以大爆炸、大破坏、大革命的方式进行。
最后它究竟以什么方进行，不是我们能预料的，也不以任何个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虽说在今天，最高当局的新掌门可以掌握有比任何人都大一些的影响力，最终却也不取决于他们个人。
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社会乱机已发，乱象丛生，中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央政府果然有走向民主化的宏图大业，要想依靠这样的中基层政权来加以执行也是非常艰难的。说白了，和平转型很大程度靠政府主导，但是，今日中国的中基层政权本身就成了致乱之源，比如遍及全国的强拆民房，就正在起着“官逼民反”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正视在动荡、混乱甚至大爆炸、大破坏、大革命的状态下转型的可能性。
须知，在这个矛盾中，决定性的方面是历史变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要发生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稳定不稳定取决于全体中国人的作为，取决于当局明不明智，也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当局越阻碍这一历史变革，这一变革的方式就越暴烈，只有当局顺势而为，就坡下驴，放弃一元化统治，这个变革才会不对社会稳定产生冲击。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为社会为大众负责，必须在坚持转型至上的同时的尽力确保以和平的、至少是少流血、少付社会代价的方式进行。
4 司法：法治诉求和专制统治的矛盾
这是一个自从“文革”结束以来就困扰着中国的问题：党大还是法大？党委大还是法院大？
韩非子就知道：“奉法者强则国强”。从法的角度说，人类文明历史就是从王下法走向宪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历史。这既是强国的需要，也是公平正义的需要。
然而，由于毛泽东立国伊始就玩弄宪法，当局也就上行下效相沿成习，始终把法律当儿戏，当做“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因此，尽管今日中国的法律粗堪完备（当然还有许多法律本身都侵犯人权），却从来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以法学家、维权律师为代表的法律人为维护法律而殚精竭虑，法官却总是单位和政法委的工具！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不要说通过司法途径讨公道，就是立案的权利也往往被剥夺殆尽！
这样，要求宪法至上、司法独立，和以党委、政法委名义实行的专制统治，就成为当前的重大社会矛盾，这个矛盾的主导面当然是法学家、维权律师和其他法律人以及追求法治的广大民众，其矛盾的根本解决则也只能在民主化进程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
六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重要矛盾（二）
5 立法：依法竞选和非法高压的矛盾
当代民主要求实行代议制，一切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民众的选举，并且本应实行直接选举制，以免民意在间接选举中被层层克扣。在中国今天，从最高权力机构说，仅就选举法上看民意便已经被克扣无余，再加上连基层的区县级选举也被当局完全控制，因此，实际上民意机关并无任何民意可言。
作为一种改良方式，国人多数还是主张首先按现有选举法办事，以公平公正的方式确保其严格落实。因为民主毕竟是一种生活方式，首先需要全民通过公正的选举来学会过民主生活。这样，首先依法搞好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也就是唯一现实的学习民主生活的方式方法。当然，善良的人们希望的是由此开始促成直接选举的层级不断上升，逐步过渡到市级、省级，一直到中央一级，也从民意代表的选举向行政长官的选举过渡。
可是，迄今为止，公民的依法竞选还是遭到当局的非法打压，就在这次区县级的换届选举中，不准独立参选人参选，更不允许独立参选人当选，几乎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做法！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今日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已经全面觉醒，举国上下独立参选人也都团结起来，不畏打压，不怕艰险，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由此形成的强大民意必将在未来的换届选举中冲决当局的非法高压，而当局如果想取信于民，也不得不放开基层选举！
这样，由下而上的推进选举的势头正在形成，这方面的博弈不仅方兴未艾，而且也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6 行政：监督和反监督的矛盾以及选举与反选举的问题
行政权力当然也是需要推行选举制的，但是，这方面在中国尚未起步。所以，当前中国在行政方面博弈主要是监督和反监督的矛盾。
由于当局垄断一切权力，垄断传统媒体，公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只能采取个体方式，以及网络方式，因此，基本上是无效的，起的作用充其量是通过揭露使个别贪官污吏受到惩罚，对于行政权力的制度性腐败根本无能为力，更不要说使整个行政体制的运行机制符合现代政治文明。
然而，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正在于前者行政权力至上，并且以行政权力统治一切，而现代政治则是三权力分立互相制约，行政权力尚必须由选举产生其长官，这样，问题也就绝不是仅仅监督和反监督的矛盾，而是选举和反选举的问题。
这样，今天中国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反监督，其实只是选举和反选举斗争的序幕，这方面的博弈，当然还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7 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权的矛盾
民族自决权是基本人权，理应受到尊重，而当局的民族政策已经破产，这样，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权的矛盾将成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高度敏感，也没有万全之策，在此现存而不论。
8 和平转型和暴力转型的矛盾
中国已经摆脱绝对贫困状况，能够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被蛊惑起来充当炮灰的愚民已经基本绝迹，加上当局拥有空前绝后的侦查能力和打击能力，因此，在看得到的将来中国并不会发生传统的暴力革命。
与此同时，由于当局的残酷打压，迟迟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始终坚持那些无人不知其欺骗性老底的“理论”，这样，海内外的异议人士中都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情绪，以致在没有任何实践基础的同时不断提高调门，要求进行暴力转型，这样，和平转型和暴力转型的矛盾就不可避免，这也是唯一一个发生在民主人权阵营内部的矛盾，在民主人权阵营内部进行的重要博弈。
当然，在今天仍然坚持和平转型主张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并不是泥古不化的冬烘先生，他们完全清楚，如果某种突发事件使国家暴力一分为二那就又当别论，但是这种概率使很小的，至少在当前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一矛盾导致的博弈也将持续下去，是否会发生逆转也未可知。
9 劳资矛盾
中国早已是世界工厂，却从来不允许劳方和资方展开谈判，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承认独立公会，也会削弱一元化统治。其结果是劳方利益一直严重受损，劳资对立关系无法化解，不时表现为罢工以及群起暴力维权的风潮，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个矛盾在整个民主化进程中会发挥多大作用尚未可知，但是，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劳方集体谈判权的解决，一般来说也只能是民主化的结果，如果它先期解决，则必然反过来对民主化进程发生巨大推动作用。
10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
本来，在正常状态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就有十分剧烈的矛盾冲突，这是所有先发国家都遇到过的问题，例如英国和日本在这些方面都教训深刻。今日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则更加不同并且严重百倍，因为在目前的官本位制下，不受监督的权力表现出了疯狂的贪婪，它们或者勾结奸商不惜毁灭一方自然生态而牟取最大利益，或者干脆自己直接出面以牺牲一方生态换取自己一时的政绩。这样，今日中国已经有大量水肥土美的美好家园变成了污染极其严重、完全无法生活的穷山恶水，并且因此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从前，在那些当地人民没有觉醒的时候和地方，人们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逆来顺受，或者举家逃亡。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一些高污染项目建在哪里那里的人民就群起反抗，例如大连、什邡、启东等地，都因此爆发过群众性的大规模集会示威。可想而知，只要当局仍然继续不顾民生，推行饮鸩止渴的高速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就随时会激化，并且对中国当今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1 官员政绩和利益与民众乃至全民生死存亡的矛盾
等级授职制的现体制下，罔顾社会正义需要，而以经济高速发展和行贿作为官员的进身之阶已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这样，以强拆民房强占农田为特色的城市、建筑开发就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本来，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而自杀自焚还能引起世人的同情，随着同类现象的反复出现并且严重程度不断上升，受众的感觉阈限也越来越高，现在，因为官府指示黑恶势力强拆，全国各地一天打死多名自家房屋土地的捍卫者，也司空见惯无人问津了！这样，官员政绩和利益与广大民众生死存亡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烈，由此使当局残存的一点合法性迅速丧失，并且很可能成为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12 城市开发和农田保护的矛盾
这里说的城市开发和农田保护的矛盾，是从宏观方面说的。由于全国性的城市大扩展，基本农田不断被鲸吞蚕食。尽管温家宝作为国务院总理不断重申18亿亩基本农田是绝对不能碰的高压线，但是，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为开发城市而大量毁弃农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与此同时，不仅中国人口仍然在继续增长，国际粮价也在不断高涨。现在，仅大豆一项中国每年就要进口五千万吨，其中百分之四十来自美国。因此，中国在粮食方面的国际依存度越来越大，而国际粮食市场是不可能完全满足中国的需要的，粮价的暴涨也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造成无法忍受的压力。这样，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粮荒向中国人袭来之时，中国社会将发生什么规模的动乱是无法预计的。
13 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开支无限膨胀的矛盾
任何国家经济都不可能无限度的高速增长，何况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后进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增长速度就越慢是必然的。现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后，发展速度已经明显放慢，带动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国内投资乏力，消费难增，世界经济则陷入长期衰退，外贸出口增长正在迅速下滑。这样，经济增速已经不是是否会衰退，而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问题。与此同时，已经习惯于无限开销公帑的各级政府为了公款消费，为了暴力维稳，每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开支增长率，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寅吃卯粮，公然提前征收下一年度的税赋。根据学者研究，中国很大一部分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财政破产状态。这样，一旦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大量地方政府财政开支失衡，那么目前当局所雇佣的几千万维稳人员（每个大城市的每个大十字街头都有几十人，更不要说还有专门用来对付“不稳定分子”的）本身就会重演历代王朝“养兵为患”闹剧，何谈对付民众的大规模反抗！当然，这一矛盾导致的政府财政崩溃所引发的社会效应绝不仅仅限于这个方面，对此就暂时存而不论了。
以上列举的矛盾自然还有很多遗漏。正是这些矛盾构成了中国今日纷繁复杂的社会博弈局面，
七 民主化进程中大博弈的具体形式
上述矛盾，有的直接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博弈，更多是间接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在行将到来的民主化进程中，主要有哪些社会群体之间在进行什么形式的博弈。
1 统治集团和全体公民之间的博弈
从我们的角度看，首先，是统治集团和全体公民之间的博弈。因为今日中国的统治集团是暴力夺权，也是依靠暴力掌权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军队国家化”，反复宣称”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见出。
而在商业文明带来的公民社会里，军队是必须国家化的，国家即政府是必须由民选的。这样，已经进入了商业文明门槛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以及他们的少数拥趸维持权力垄断的图谋，就和全体公民要求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况。
具体地说，全体公民中，在今天站在第一线的最有代表性的公民群体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人士，法律人士，工运人士，新闻舆论人士，知识分子，等等，正是在他们带领下，中国正在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公民运动浪潮，并且在各种社会变革因素的推动下，势必把举国上下的全体公民席卷进来，最终形成足以否弃一元化统治的滔天巨浪。
这一博弈是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博弈，并且贯穿于整个民主化进程中。
2 民众自发反抗和官府暴力打击乃至镇压的博弈
由于当局拥有超强的侦查和武力，也由于社会生活能够保底，在当今中国不存在暴力革命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各地基层政府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侵占农田强拆民房，或者不惜牺牲一方人民的生存条件兴办高污染企业，以及用其他种种方式祸害人民，从而逼反一方民众的事件，却在不停的发生。
只要一元化统治继续下去，官府逼反民众的事件就不会绝迹，而且只会越来越多。当然，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一般来说当局对这种地方性的局部性的自发反抗也没有镇压不下去的。但是，每发生一起这种事件，全民的觉醒程度就提高一点，每镇压一次这种反抗，专制高压离崩溃的日子就近一天！
所以，这一博弈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当局逐步还全民以合法反抗的权利——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要么是长期拖下去，最后全民性的民众反抗大爆发，最终夺回全部人权。
3 极端主义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博弈
民众的自发反抗，和极端主义的肆意鼓噪，应该说是大有区别的。
民众的自发反抗是生存权受到威胁迫不得已，极端主义则是不顾民众和生存权企图以牺牲大量无辜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极端主义分左右两种。一种是以其极少数人的某种理念为理由，不惜用大量牺牲无辜平民的方式，使用暴力来达到目的，这是左翼极端主义。另一种是以实现民主为理由，比如声称不惜使用核武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这是极端中的极端，如此毁灭生灵，能带来个什么民主？
两种极端主义的诉求似乎相反，但是，骨子里都是反民主反法治甚至反人类的，这些极端主义的鼓噪和做法，和民主法治进程是背道而驰的，通常只能起干扰作用，甚至反作用，我们不希望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它们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还是要强调指出，从瓦解一党专政上说，客观上这些极端主义势力也还是有其独特作用的，哪怕是负面影响极大的作用。
4 黑恶势力和官府以及和民主力量的博弈
大自然的百花园里有香花也有毒草，社会的百花园里也同样如此，一个没有黑社会的社会必然是黑暗至极的社会——比如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
但是，今日中国情况和20世纪50——70年代相比，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黑社会主要依旁官府生存发展。由于大量官僚都不择手段的敛财，为了防范政敌和民众的检举揭发，他们除了动用公权力外，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动用黑恶势力，因为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消灭政敌和妨碍他们捞黑钱做坏事的民众。这样，几乎每一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黑帮，黑社会势力也就因此在今日中国横行无忌。
不过，黑社会的特点不仅是有奶便是娘，而且是无恶不作，保护伞常常有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还会牺牲他们，因此，他们和贪官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只要有利益需要，适当时他们就会和扶植自己的贪官反目成仇。须知，总体上看黑社会毕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贪官也不会承认和他们的关系的，这样，他们之间也随时会发生恶斗。
这里要把黑社会单列一条，原因在于黑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很可能成为民主人权事业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干扰因素，因此，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这一点，旧上海就有着极好的先例。
5 花瓶党和中共以及民主力量的博弈
今天，很多人都只看到花瓶党作为中共统战工具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历史上都是真正的民主政党，更看不到他们未来会是个什么样。
其实，这八个花瓶党在今天已经完全明白，他们的创党纲领远比拿他们做统战工具的共产党的更加有价值，更加符合未来的需要，因此，他们今天已经在暗中和共产党较劲，二者之间的博弈形势，则是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决定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要大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必然要和中共当局分道扬镳甚至公开决裂。
另一方面，从当前来说，花瓶党在当局的唆使下，仍然会不时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发起进攻，因为，他们毕竟还被官方豢养着，在一元化统治还可以维持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不为当局卖命。因此，在今天，他们对民主人权事业当然还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演进，到了多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现实的时候，这些花瓶党就会毅然站出来和一元化统治展开斗争，并且恢复被中共统战前的本来面目，会重新像57年和89年一样公开展示自己的民主愿望和对宪政的追求。
因此，花瓶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表现，最终将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他们重新高举民主大旗独立运作之时，就是中国摆脱一党专制回归政治多元化之日。
6 军队和执政党以及和民主力量的博弈
六十多年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了每一个统治者的护身法宝，个人控制党，党控制军队，军队控制国家，这就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产生的逻辑。
然而，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神圣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怎么轮到中共以党控制军队，军队控制国家的时候，就能有“绝对”了呢？显然，在民主化进程中，这个“绝对”是绝对会变化的。今日中国，军队是中共创建的不假，但是，客观上它已经是国家的军队。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军队被国家化也是不可逃避的命运。
这样，虽然在看得到的将来军队还是会被中共所“领导”，并且作为其工具为维持其一元化统治服务，但是，在将来某个时候，以某个事件为契机，开始摆脱私人武装性质，回归国家公器——也就是说和民主人权力量站在一起，是它必然的、缩命的归宿。历史一旦走到这一步，中国民主化进程也就迈过了伟大的里程碑。
7 大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和当局以及民主力量的博弈
由于今日中国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都是在中共政权卵翼下孵化发展起来的，并且仍然被迫依附中共政权，这样，迄今为止，在其他国家本应由他们参与领导的民主进程，不仅不见他们的踪影，而且，他们往往还成为统治者的帮凶。
但是，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长期臣服于无能的官僚体系，必然逐步的产生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诉求。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很难回归资产阶级的政治本位。作为迅速暴富的一小群人，他们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看不起社会大众，尤其害怕社会大众以平均主义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权以及话语权，这样，他们虽然也反对一党独裁，却并不向往民主，而希望精英治国。
这方面，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就是其代表。
但是，这种精英主义也只是一种不长时间的现象，因为对大资产阶级来说，主持政治的渴望并不亚于对利润的渴望。因为目前的形式下他们的表态再前进一步就得付出代价了，而他们也绝对不敢和当局对着干，因此，作为一种折中或者扭曲，他们目前只能抛出“精英主义”来向当局表达不满，来向民主人权力量表达他们和当局的不同。
一旦一元化统治崩溃，多元化形势已成，那么，大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回归本位，推出自己的代表和自己的政纲！那时，为了取悦大众，他们就不会再简单的强调精英主义，而会拿出崭新的套路了。
9 自由表达和当局控制的博弈
任何专制政权，都必然实行精神禁锢政策，但是，古往今来实行今日中国这种精神禁锢政策的国家和时代实在屈指可数。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回归，市民社会的复兴，已经使13亿中国人的自由表达需要和一党专制的精神禁锢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中国人终于率先先从虚拟世界打破了精神禁锢，这样，走向社会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十年来思想先驱者的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前赴后继，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尤其是法律精英正在大批量的公开站出来，因此，冲决当局的精神禁锢堤防的一刻正在到来。
与此同时，近年来还有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现象，那就是本来在官方控制下的南方发达地区媒体由于市场化导向而开始成批站出来向当局叫板要求自立自发自由！
以上种种情况和广大访民的维权表达、异议人士的政治表达、信教群体的信仰表达结合到一起，也就使当局的一元化精神控制防线彻底崩溃之时迅速向我们走来。
而一旦当局的精神控制失灵，自由化就会为民主化开劈出一条光辉大道，中国人为之奋斗百年的宪政时代也就到来了！
10 民主人权力量合法化和当局严厉镇压的博弈
这个博弈，是民主化进程中的最重要博弈。
过去的六十多年里，前三十年当局把民主人权力量彻底消灭了，后三十多年里，民主人权力量虽然在复苏，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打压下去，直到邓小平死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走向成熟，互联网发展了起来，民主人权力量才处于无法被彻底打下去的局面。虽说如此，至今也还是处于不合法状态。
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13亿人口的大国，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冲突对立高度复杂，却只允许一种声音说话，只允许一个集团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天下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因此，这种局面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必然要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表，绝不会长期屈从于一元化统治。正因此，当今中国的一切自发势力都在努力冲决一元化统治，上述每一种博弈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意义。
由于垄断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大权，当局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会不惜代价的严厉镇压民主人权事业，但是，即使按当局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也必然要求多元化的上层建筑。因此，撇开其他的不说，中国的政治多元化民主化也只是时间问题。何况今日中国确实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崛起！这样，当局的打压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根本不可能再把这个人民自己事情自己做主的政治诉求打压下去！
这里要指出，最终瓦解一元化统治的，不仅是广义的民主人权力量，不仅包括民运活动、维权活动、自由运动，也不仅包括必然从体制内分裂出来的各种有助于政治多元化的各种力量，包括花瓶党，包括大资产阶级，就是黑恶势力、极端主义、以及军队里的各种变数，也各有其作用，一言以蔽之，客观上，任何不服从当局的势力，都能从某种角度起到肢解一元化统治的作用，尽管他们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也许很大，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样，民主人权力量在当局的打压下艰难成长的结果，不管是以什么方式，由什么力量来做到这一点，必然是在不久的将来以某种形式冲决一元化统治的堤防，把中国导向政治力量多元化局面。而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的一只脚也就踏进了宪政民主制的大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正在发生的中国民主化的大博弈中，中国民主人权力量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对手并不仅仅是当局及军队，在其初期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力量，因此，一开始推进是极其艰难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几乎所有方面的这些力量在一定的时候都会转化，或者开始反过来对一元化统治起着瓦解作用，或者甚至成为民主人权事业的动力。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民主人权阵营的朋友们明白一个基本道理，虽然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化进程，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特殊性，无论发生什么令人振奋的大变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像台湾那样由代表中下层社会利益的新兴政治力量与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传统政治力量相颉颃的两党政治局面，也许一时是很难形成的。
由于民主人权力量长期遭受严酷打压，相反，多种特权利益集团在一党专政的庇护下已经坐大，这样，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博弈已经呈现出一种民主人权力量被边缘化，而权贵，富豪，名流，黑社会，军头，等等不是依靠道义力量，而是凭借社会经济实力的势力，正在准备瓜分政治多元化成果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形成!
当然，无论哪些势力在瓦解一元化统治后成功的跑马圈地，从而将中国的自由政治领域加以彻底分割，所形成的多元化政治格局都是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化的良好基础。因为政治清明不是靠好党，也不是靠好人，而是靠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相监督制约，一个好党只要独裁就会坏得无法无天，几个坏党公平竞争就会为了争夺选票而极力讨好选民，从而使政治走向良性循环的正轨。
最后，更应该指出：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有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是在这个所谓的“三千年的大变局”时代完成中国政治制度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我们的当前任务是组建一个强大的稳健反对派，我们必须在严重缺乏硬实力并且饱受打压的情况下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作为中国社会的清流必须以我们的牺牲精神和崇高人格为中国实现正义至上的法治而竭尽全力的拼搏，我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以争取形成一个代表中下层社会利益的政团，从而迫使代表社会上层的政治力量结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抗衡，使中国大陆未来的政治格局和台湾一样，尽快形成成熟的民主政治。
2012.10.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