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谈革命不如切实推进转型
——评韩寒谈“革命”

秦永敏

　　对于当局面临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它要避免革命，唯一的明智之举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效法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经验，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扩大公民社会空间，顺应反对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否则一味强力维稳、武装打压，只能是把革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局应该一步步放宽政治限制，反对派应该一步步成长，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不断变动的底线，这条底线应该逐步向国际公认的法治规则体系靠拢，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对派的权利的同时，对不算旧账加以法律保障，从而以第一次宽恕开启宪政民主制新时代。

　　年轻的言界翘楚韩寒12月23至26日在其博客上接连发表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在反对派，在异议人士，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在中国以往几十年里还是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的事，所以，不论人们对韩寒本人的看法如何评价，他公开谈论对中国现政权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都是一个极大地好事，表明朝野上下、官民人等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今日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前夜，当局打天下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其坐天下的大敌，革命——王朝——革命的循环已经在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志士仁人让中国跳出王朝循环的希冀也格外强烈起来。

　　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连出3篇评论力挺韩寒，《人民日报》也在去年12月26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周年”的社评《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中谈及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今天的中国最反对革命的当然是靠革命起家暴力夺权的中共政权，作为前一场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他们以“共产主义天堂”为诱饵，以“工农政权”为形式，以抢劫富人为手段，夺得政权后反过来以自己发财为目的，以专政国人为护法，以抢劫穷人为手段，所以，在“镇压反革命”几十年后，要回过头来镇压革命了。《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的上述文章大谈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不首先对自己当年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革命做彻底的反省，反而仍然要大搞“革命传统教育”和“打造红色文化经典”呢?

　　另一方面，本来指望韩寒出来领导革命的激进人士也愤怒了，对韩寒的各种指责铺天盖地，他们原本对这个成为新兴传播工具弄潮儿的幸运青年寄予极大地期望，以为他靠和当局顶撞出了名，在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口一定会挺身而出，登高一呼，令民众群情激愤后揭竿而起，结果他却说出那么多四平八稳的话来，并且立即得到了当局罕见的高调赞许，于是乎，各种非议乃至谩骂都冲他而去，好像他突然从革命领袖成了叛徒。

　　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尽管王朝循环还在继续，历史终究有进步，绝非封闭式的循环或者甚至发生了倒退。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非黑即白、准确地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对立思维中不能自拔，相反，就是中共的官媒，也开始出现了许多表明进步的思想因素。

　　例如本来常发偏激之论的环球时报在《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一文中就说：“韩寒的一组博文引发社会舆论的兴趣和参与，这是好事。同意他也罢，反对他也罢，部分同意部分反对也罢，重要的是大家有同等权利和机会参与讨论。像革命、民主和自由这样永不过时的话题，只有一家之言，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反而奇怪了。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在寻找国家进步的探索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只要我们不因人废言，这话是非常不错的。

　　国家如果以此为执法标准释放陈西陈卫以及所有言论犯如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等，那中国就确实可以免除暴力革命之痛了！

　　韩寒明显把自己定位为作家，我对自己的定位和韩寒先生不同，作为一个民主人权活动家，自从1970年因为写日记文章和拥有中外文学名著打成“反革命”，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奋斗，目标是让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

　　这样，在我看来一切可以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前进的努力都是值得嘉许的，一切有助于此的因素都是值得肯定的，一切符合宪政民主制的做法、行为、生活方式都是没错的。

　　对我来说，在这一基础上看待革命问题，就比较容易做出有原则的判断了。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互相厮杀的国共两党都推崇革命，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导致几千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其结果是隔海相望继续革对方人员的命。

　　最后，国民党在台湾和民进党创造了历史，共同走向了宪政民主制，这不是国民党革命革出来的，是两种以上不同政治力量良性互动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台湾从此不会在发生革命了，革命作为实现宪政的手段之一从此进了历史博物馆。

　　与此同时，迄今为止，共产党在大陆仍然实行一党专政，这样，大陆还有怎么实现宪政的问题，所以，大陆今天才有是否需要新的革命的争论。

　　这样，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走向宪政的问题。

　　同是走向宪政，当然社会代价越小越好，和平转型是减少代价的唯一办法，有理性的国家何乐而不为？

　　如果中共当局执意要以暴力阻止走向宪政，社会矛盾又激化到爆炸性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即使社会矛盾激化，其前景也是多样化的，不仅可能发生传统的暴力革命，也可能发生全民和平起义，还可能形成军阀混战、武装割据局面，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别太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于革命，我本人在《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三论和平转型之革命和暴力的关系》（载于《民主中国》，有兴趣者可以搜索）中就做过系统考察，这里，不妨再进行一点简单分析。

　　对于革命，从中国来说，不仅有国共两党的不同解释，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中共建政后头三十年还在“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毛泽东个人还要革他的大臣——“走资派”的命。这些革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又给中国、给中共带来了什么？

　　在此没必要对那些所谓革命一一加以解读，只应指出，中国二十世纪有着强烈的把“革命”神圣化、价值化、甚至最高价值化的倾向1

　　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是正义，也就是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但革命作为暴力改变社会现状的剧烈方式，必然会使很多很多人无法得其所应得，这其中绝大部分人还必然是无辜者！所以，我们要清楚，革命没有固有价值，任何一场革命都必须做具体分析，只能按它的性质、目的、作用、效果来综合衡量。

　　以此观之，中国二十世纪的那么多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破坏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几场是具有正面作用的？

　　以此观之，未来的中国是否必需革命？是否非革命不可？衡量需不需要革命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革命作为实现宪政民主制的工具之一的价值意义作用功能不能排除。如果当局阻断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的历史进程，革命（武装暴动）、起义（和平抗争）、内乱（社会失控）、混战（军阀割据）中的某一种情况就必然发生！届时中国走到罗马尼亚、利比亚那一步，谁还能避免革命的发生？

　　但是，身处中国大陆的人都清楚，无论全国各地发生多少群体性事件，迄今为止，中国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社会条件。这一点，韩寒的文章中做了简说，应该说是言之成理的，在此我们可以对革命发生的条件做一个小小的考察：第一，今日中国当局对全国进行着毫无遗漏的监控，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备工作都会被立即发现并且消除，你能从哪里起事？第二，主张暴力革命的人谁有条件能使自己成为暴力革命的领袖?没有领袖的暴力革命如何进行？第三，社会摆脱贫困的基本局面也使愿意去拼命的战士少之又少，没有大量士兵冲锋陷阵这个历史条件（今后更会越来越少），暴力革命靠谁来进行？就是那些“鼓吹革命”的人个个愿意上战场，也组不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何况他们绝大多数都只想躲在安全地方当领袖、当将军、高谈阔论，让别人为自己打天下！

　　所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从现实看概率实在微乎其微！

　　恰如在和“清风明月”讨论时这位先生所说，很大程度上说革命是自然发生的，你不想它来，它来了你也阻挡不了，无论你多么想它来，它也未必来得了。

　　也正因此，我们理性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没有必要对激进者“鼓吹革命”（历史上对孙中山的评价）太在意。

　　当然，对专制当局而言就不同了，它们已经坐在民怨爆发的火山口上，对革命宣传也就本能的极为过敏。所以网上有人散布“茉莉花”消息它就神经过敏，全国警察代替民众响应号召大散步。

　　对于当局面临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它要避免革命，唯一的明智之举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效法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经验，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扩大公民社会空间，顺应反对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否则一味强力维稳、武装打压，只能是把革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我看来，韩寒的这次表态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不仅是使中国朝野都能正面面对革命可能发生这个问题，而且当局为此多少释放了一点善意!

　　请看，一般代表当局放话的《环球时报》，其《韩寒博文，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一文中就说：“中国舆论场应打破‘政治站队’的那一套，撕毁各种标签，尽可能还知识分子一个开展理性辩论的环境。每一个思想流派，包括阵营都应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它们都不应是只说一种话，最终导致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僵化，甚至用口号代替一切。”

　　所以一般人往往看重韩寒表态反应的个人观念变化，照我看来其实重要的是在官方论坛上打破了一个禁区，从而使中国的官民语境二元化状况得以打破，大家开始有了共同的政治概念体系。此外，很可能还由此给了官方一个台阶，使之能通过正视这个话题来正视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必须面对来自社会的是要革命还是要改革的历史性诉求！

　　若果如此，就表明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已经变大！

　　就是说，只要当局明白不认同宪政民主制就会被革命或者起义赶下台，再不然就是被内乱混战弄得一塌糊涂，那么，它采取开明措施一步步放开政治自由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从而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条件，为中共体面地走出历史困境留下余地。

　　应该说，迄今为此这种可能性一直还是存在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作用下，在市民社会不断成长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还越来越大。

　　所以，现实的中国，用种种方法推进实现宪政是最重要的，包括官方的努力。

　　另一方面，其实，和平理性的推进转型就是为实现宪政提供两手条件——包括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准备条件就是社会宽松，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暴力革命更加不可能发生。民间力量只有在良性互动中才能成长，良性互动使公民空间迅速扩大，公民空间越大，民众和反对派实现宪政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余地就越大。

　　和平理性的推进转型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运用公民权利开展一切活动。

　　在我看来，韩寒公开讨论革命问题本身就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以他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他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

　　韩寒说：“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对此表态一些人大加鞑伐，我却非常认同，因为我们不能光看谜面，还要想想谜底!

　　第一，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但如果当局把中国人民逼到那一步另说）。

　　第二，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中期是可能的）。

　　第三，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非常实际）。

　　第四，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但未必走得通，先还试试吧）。

　　第五，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

　　第六，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言论思想自由是民主人权的基础，作为作家平和理性的向当局恳求无可厚非，他毕竟不是民主活动家，也不是维权人士）。

　　此外他说：“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这是希望良性互动，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我的要求比他更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当局应该一步步放宽政治限制，反对派应该一步步成长，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不断变动的底线，这条底线应该逐步向国际公认的法治规则体系靠拢，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对派的权利的同时，对不算旧账加以法律保障，从而以第一次宽恕开启宪政民主制新时代。

　　此外韩寒还有一个“但”：“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韩寒提到的做法都很温和，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民主运动领袖看待，我们会大失所望。但是，韩寒其实只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的自由写作者，他也只以这种身份要求自己，这对一般的自由写作者来说，也就尽了自己的本分，如果中国的所有写作者都这样做，进一步说，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这样做，中国的宪政民主制进程当然会大大加快！

　　最后韩寒说：“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

　　他对政治的期望显然只有宪政民主制才能提供，尽管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干净，那么有趣，那么平安，但专制之下政治必定是肮脏的、无趣的，危险的。

　　而他能在这个圣诞节公开“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也就在承担了自己的公民责任的同时，打破了一个官方禁区，为中国朝野共同直面当前的国家形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所以在我看来，韩寒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从社会生活角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青年作家，那些把他当做民主领袖期待的人失望了是很自然的，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的这三篇文章举重若轻，无论有多少我们不能苟同之处，都应该肯定其作为中国公民的拳拳赤子心，而且对推进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起到了提供一个官民共同讨论的机会的作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拐点——尽管当局和反对派还没能开展对话，但“鸡和鸭说话”的时代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