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权问题

（武汉）乔新生

　　2012年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想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不少海外新闻媒体认为，这是执政者推进新一轮改革的信号。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篇题目叫做“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完全是陈词滥调，其核心是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让改革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者攫取财富的借口。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争夺的结果。从1978到1988年，中国的改革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以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制和城市国有企业的承包租赁制为代表，中国的改革是由基层民众自发推行的改革。这场改革波澜壮阔，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不仅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且还为我国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这场改革由于政治风波戛然而止。从1889到1999年，中国的改革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南斯拉夫战争，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严峻。更令人担忧的是，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更加巩固，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财政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上做文章，以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为幌子，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通过房地产市场转移到少数人的手中。这一时期的改革之所以令人感到痛心疾首，就是因为这场改革打着所有制改革的旗号，以财富的重新分配为最终结果，改革使中国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整个中国呈现失衡的状态。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实现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许多改革方案半途而废。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大，社会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提出加快改革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寻找突破口，缓解社会矛盾，减少执政者的压力。然而，《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似乎没有看到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仍然希望通过不切实际的改革来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改革的主导权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长期把持改革主导权的改革者，已经悄然成为了改革的对象，如果不能解决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发展中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真正依照宪法的规定实现主权在民，那么，这场改革必然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政者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制改革，虽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这种乐观主义的言论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最辉煌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人类几千年所创造财富的总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如果把中国几十年来取得成就当作执政者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所积累的问题，那么，很容易满足现状，或者进一步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执政者放权让利的结果。既然如此，中国的改革就应该大踏步地前进，彻底剥夺政府手中的权力，让政府不再拥有改革的主导权。这种观点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看到了中国未来改革开放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些观点扩大化，那么，很容易出现无政府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政府长期主导改革，结果导致中国的改革半途而废。凡是涉及到政府权力的事项，改革往往无疾而终；凡是涉及到公民权利实现的领域，改革往往会阻力重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手段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民的改革权利，让人民从被改革者变成真正的改革者，并且通过改革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

　　笔者之所以同意第三种观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客观描述了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当前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许多改革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执政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在涉及自身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上执政者进退失据，遮遮掩掩。从最基础的公车改革、公款消费，到最根本的行政体制改革，凡是触及到改革者切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往往会停滞不前。改革者为了平息社会公众的愤怒，经常性地提出一些技术性的改革方案，而这些改革方案由于在实施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形，以至于改革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导致改革者彻底丧失公信力。

　　笔者之所以对中国当前改革的模式颇有微词，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主导的改革遇到了天花板。不管执政者采用何等严厉的措施，都无法继续推进这项改革深入下去。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紧紧地围绕在执政者的身边，他们不希望改革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当然，他们也不希望改革停滞不前。他们希望这场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更希望在未来的财富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不在于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因为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普通民众的共同心愿。如果只是强调改革而没有看到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只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改革已经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那么，在制定未来改革方案的时候，一定会重蹈覆辙。

　　笔者之所以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感到担忧，就是因为经过长达3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已经非常严重，在许多领域和行业已经出现了新的家族统治状况。不少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仅拥有惊人的财富，而且拥有执政的权力。他们不仅拥有改革权，而且拥有解释权。他们把中国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不改革的问题，试图用改革来掩饰社会矛盾，试图用改革来平息公众的愤怒。这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逻辑言论，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改革路径选择。

　　中国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主导权，但是，执政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当社会利益多元化主体不断涌现的时候，执政者必须学会选择依靠大多数。如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民政党，或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试图依靠改革来赢得所有人的青睐，并且用改革来解决社会日益尖锐的问题，那么，执政者就是典型的掩耳盗铃。

　　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词，应当是对执政者的改革。对执政者改革的核心应当是贯彻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只有让中国的执政者重新接受人民的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才具有合法性，中国的改革才能继续进行。反过来，如果执政者声嘶力竭，试图通过加快改革的步伐来解决社会深层次的问题，甚至把一些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看作是改革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那么，执政者早晚会被抛弃。

　　对中国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仔细探讨：第一，当改革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执政者究竟是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化自己的执政权，拒绝脱胎换骨的改革，还是以民主选择的方式，接受公众的检验，实现执政者的吐故纳新？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不是抱残守缺，强化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也不是相互包庇，执政党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多元化主体时代，执政者要想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必须自觉地放下身段，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随时接受人民的检验。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踯躅不前，那么，其他领域的改革必然会前功尽弃。执政者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开放的心态，尽快实现普遍选举，让人民以公开投票的方式选择改革方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没有任何突破可言。第二，在多元化利益主体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执政者必须学会以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分歧。如果动辄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那么，必然会引火烧身。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出现，不是执政者改革的障碍，而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契机。执政者完全可以利用多元化社会主体不同的政治诉求，及时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并且通过体制内的争论，逐步缓和公众与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及时地修改和完善法律，解决多元化社会的利益主体分歧。在这个过程中，执政者更多的是扮演引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引导社会公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彼此的争端，从而使整个社会不可预期的社会矛盾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司法裁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可以非常坦率地说，《人民日报》近一段时间发表的言论令人瞠目结舌。作为执政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理论家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当前所面临深层次问题所在，应当积极引导社会公众逐步地在体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一味地鼓吹继续改革，而没有看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尖锐复杂问题，没有看到公众的情绪所在，发表这样的文章必然会引发更多社会不满情绪。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日报》理论家们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甚至没有看到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改革从来都不是问题，中国当前改革的核心是主导权问题，而主导权改革又会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所作为，那么，中国的改革必然会前功尽弃。

　　笔者之所以对《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意见，就是认为这篇文章缺乏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如果了解中国改革的历史，那么，很容易把这篇文章看作是一个充满着“左倾”思想保守派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强化改革的主导权，而没有看到中国未来的改革恰恰是在改革的主导权问题上做文章。如果没有实现观念的改变，那么，中国的改革速度越快，引起的社会矛盾就会越多；改革的号角吹得越响，社会的不稳定情绪就会越大。《人民日报》理论家们是到了真正反思自己的立论方式和思维观念的时候了。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