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和平演变是中共的历史责任

——纪念胡耀邦逝世23周年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  李进进

2012年4月15日

　　胡耀邦在23年前的猝然去世，引发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结果却是一场大屠杀。中共当权者调集几十万大军压向北京，用坦克和冲锋枪镇压了和平的人民民主运动。

　　这场大屠杀是当局者反对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和平演变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含义，指的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实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地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镇压了民主运动后首先提出了“反和平演变”说法。他说：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109〕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所以，必须坚决地制止动乱。以后遇到动乱时，还要坚决制止，以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反和平演变”之说当初是针对西方而言的，对内的政治术语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今天这样规模的资产阶级滋生，所以，“资产阶级”这一词在那个时候用来修饰“自由化”是多余的。这两个概念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就是反对走西方分权和议会制度。在他看来，他或他的党“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不能挑战。

　　邓小平所讲的反和平演变还包括了“暴力镇压”和平演变者的主张。他说，“必须坚决地制止动乱。以后遇到动乱时，还要坚决制止，以保持稳定。”这里的“坚决”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他在为一九八九年“六·四”的开枪提出辩护的理由。邓小平提出“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后，中共动用宣传机器开始编造各种理论为此鼓噪，对人民洗脑。文人们也找到了一个写文章和出书的新话题。

　　“和平演变”本应当是一个褒义词，一个符合人性的变化规则，结果在中国变成一个贬义词，变成了“反动”的阴谋。今天我们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大唱“和平演变”之歌。

　　邓小平的“反和平演变”的主张和理论违反了世界的运动规律。“变”是哲学上各种流派都承认的世界基本规律。《易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中国的周易翻译为英文就是一个字“change”(“变”)。在西方哲学中，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论断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语)”中共的“反和平演变”可以简单表述为“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变，”或“共产党万岁。”这其实是一人之言，一党之私心。地球不知在某个时候都要变没了，哪有一个党不变或“万岁”的？可见，“反和平演变”之说违反了中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反和平演变”违反了中共自己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按照毛泽东的“矛盾论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而“反和平演变说”却将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心声和运动看成是西方的阴谋使然。这样，“外因”是主要的，“内因”是次要的。按照“西方阴谋论，”中国大多数人民只不过是被“西方势力”或“一小撮”人操作的“阿斗。”这也违反了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

　　“反和平演变”主张和措施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是靠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鼓动人民，发起革命，夺取政权的。然而，共产主义在新中国的实验不到十年就失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后来中共完全变成了一个在内进行派别倾轧对外进行运动的党，导致十年“文化革命”的大动乱。在中共自己否定文革的时候，人民已经觉醒，开始否定中共。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已经是现代化过程的绊脚石，所以在一九七九年年魏京生先生提出了实行民主的第五个现代化主张。实行民主化就是要从专制和平演变到民主制。一九八九年的学潮带动了一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人民要求民主变革的最广泛的民主运动。这些运动都被镇压了。之后，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人性却堕落了，中国还是没有现代化。

　　中共已经变了，在实践上完全违背了它当初的理想和承诺。今天的中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总代表。今天的中国社会，少数权贵家庭掌控社会大多数财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追上来世界之最，其基尼系数以及超过“国际警戒线。”

　　中共的理论却基本不变，今天在中共报纸上的众多的政治表述可以在文革或五十年代政治语系找到。文革的时候，有“亿万人民心向红太阳”之说，今天重庆市长说“三千三百万重庆人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其音其意，胜似雷同。当政者仍然在理论上坚持用“雷锋主义”麻痹人民，用“爱国主义”来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的世道也已变了，变得恶人当道，正不压邪。在道德和现实背离的情况下，许多人被驱使为追求物质利益的动物，以至于黑窖事件层出不穷，学校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毒奶粉，地沟油，一个一个怪现象竞相出笼。

　　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丧失。他们试图在经济上解决贫富悬殊和提供更多的福利来维持其统治的同时，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来镇压异议分子，并动用宣传机器封锁消息，审查网络，以图控制人民思想和进行洗脑。中共坚持用党的组织机构这个毒瘤贯穿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使得中国的癌细胞到处扩散。人民在恐惧中生活着。

　　但人的理性不会让人类这样灭亡。中国人也不会这样沦陷下去。在这个变坏的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开始反抗。软反抗有“草泥马”和艾未未的“档中央”等语言。人民用这样的语言来要求中国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变化。硬反抗有杨佳、贵州瓮安人民焚烧公安大楼和湖北石首人民痛击武装警察的果敢行为。中国学者将此种人民的反抗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现在各种大小“群体性事件”每年多达数十万起。群体性事件最终会走向一个暴力革命。

　　推翻一个暴力的暴力革命，我们从来都是欢呼的。但是中共六十多年的独裁统治，中国社会人心不古，拜金主义至上，法治未全，权威丧尽。因为暴力会带来生命的丧失，暴力过后中国人必然要经过长久的阵痛才能恢复理性和秩序。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的革命发生在中国。所以，暴力革命只是人民反抗专制的最后手段。

　　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自由、投票权、和建立法治等改变中国社会，寻求公平，建立道义。这就是和平演变。和平是人的天性，是今天世界采纳的“变”的原则。我们今天的所能找到的和平演变的方式还只能是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这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表明的防止暴力的基本方法，即“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用凤凰涅槃来比喻社会的变迁，那么，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中国社会实行和平的演变，还是要在烈火中涅槃。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有责任推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避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乃至动乱的发生。我们寄希望于七千多万中共的党员。我们叩问这些共产党员的心：你们要把中国带往何处？你们是不是要逼着人民“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如果不是，那么你们首先要在你们的党内实行民主和自由，然后通过国家机器在中国开始实行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这样也就顺应了历史潮流。你们自己也可以通过公平的竞争而重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就是你们的历史责任。如果你们放弃这个历史责任，使中国走向混乱甚至战乱，你们将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已有先例，中国国民党在在台湾已经实现了和平演变。今天，台湾是世界上既富裕又和平、理性和有序的社会。亚洲的韩国在光州事件后也开始实行和平演变。今天韩国也是既富裕又有道义的理性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在当时台湾和韩国的执政党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用暴力和洗脑来维持原有的统治。

　　中国的和平演变进程在一九八九年“反和平演变”之后嘎然而止。胡耀邦的宽松和宽容的政策，赵紫阳的“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最终将会给中国带来和平演变。如果中共当初沿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也会和平演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既富裕又有道义的理性社会。只有在道义上站立起来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要变，要和平演变，要变得更有道义。我们呼唤有良心的共产党人来推动和平演变。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