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权与极权

斯 民

　

一，

　　现在坊间流行一种说法，如果民主运用不当,就会发生极权主义革命和重复断头台文化。这种革命笼统观，排除了正当革命可能性和不正当革命可能性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民主革命，后者是极权主义革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就是灾难，就是涂炭，就是遭殃，而有意忽略了革命的积极意义和革命秩序论（从一个较为长远的法国革命过程而言）。注意，他们这里说的革命，是含糊其词的革命，按照我们的区隔，革命至少有三种性质：

　　1，正当性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十七世纪以来由英国革命发端，延续到二一世纪的正面革命；这种革命，追求的民主自由性质是无庸讳言的，是普世价值的，是平等公正的追求。

　　2，极权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对于前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的挑战；革命毁灭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制度的有限正当性和文化辉煌，带来敉平社会和消解阶级（权限）的个人独裁和个人迷信，从而大大倒退于专制主义制度，也就是，以极权主义“制度”代替专制和威权制度。

　　3，介于二者之间的革命（多为二十世纪民族独立带来的革命有限论，它在亚洲、非洲、美洲普遍出现，呈现所谓民族独立和民族并不民主的革命现象）。

　　所以，严格区分革命种类和革命性质十分必要；而持有革命一类论和趋同论的说项，其实违背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初衷，带来和马克思背叛现存秩序论相反的秩序维持论。这种秩序论的后面，自然是对于破坏秩序之革命论的反对。于是，革命是不是彻底颠覆秩序，敉平社会和消灭个体，成为革命性质讨论的、关键的、其实老旧话题。我们说，二十世纪特有的极权主义制度带来的革命论和秩序论，在中国的表现，可以这样表达——就是在毛的带领下，国人从“人民”革命转向“人民”文革——也就是以民粹主义代替民主主义，施行对于原有中国社会之制度，之文化，之自治，之自由之大翻转，从而导致“人民－万岁”一体结构和文化道统的率性解构和粗鄙消弭——继之转向对于革命和传统的彻底否定，主张坚持和回归绝对秩序论。这个转变内涵中的革命恐惧论和痛恨论颇带意志色彩和情绪彩色，并不具备理性关照和历史包容。一向以来，中共对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赞语（比如他们在访时期的言论），现在，被一种虚伪借读的、歪曲诠释的、政府主义的“托克维尔”热顶替了，更换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直接消解托克维尔主义。

　　这种消解论的直接歪曲，兹有如下几点：

　　1，他们不讲托氏对于革命前价值论的肯定式强调和重复，而是规避老托革命论的直接内涵——这个内涵就是，旧制度蕴藏着革命性追求和革命性制度的前提（托克维尔说——

　　“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

　　——他还说过，所谓“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使人想到基佐所谓普世价值是国王，人民，僧侣们创造的这种革命前价值确定论：

　　——““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务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做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企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的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力，

　　——“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律中记载的圣.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基佐《英国革命史》）

　　——他极为明确地指出，“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这是他反对极权主义的预言和确论——其前瞻性十分明显。）

　　——而关于专制制度中经济发展论和经济实惠论，他解读明确，且语带讥讽；他说，“的的确确，对于那些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不能使人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但这个专制实惠论，是不是极权实惠论，乃至出现邓之伟大论（傅某言论），尚属讨论范畴。）

　　——他说，“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用它在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注意：这个大厦不是极权主义之，而是专制主义之——就像区隔他的重要的“改革——革命”论一样——他诉诸的改革，是专制主义国王教育之一种

　　——托克维尔说到，“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

　　他还说过，所谓‘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而绝对不是基于极权主义制度——改革——革命逻辑；他不认识极权主义（那时没有极权主义！）——虽然，他天才地警觉到“社会主义”。）

　　等等。（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暨鄙文《关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2002年）

　　2，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革命时期的阶级分野和派系产生，正好是法国社会革命前社会阶级团体和结社状态的模拟和延续——这种革命，并无毛主义一人意志，一人迷信，一人无法无天之社会0状态存在，而是继续着平贵，左右，皇民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而文革时期的革命，则在社会阶级存在上，一无所有）；

　　3，法国革命后拿破仑时期的革命解构论，导致革命正面性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宗教复兴的出现，乃至人权的彰显（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表明革命延续性的正当和正义——这个秩序延续性反面证明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革命伟大原则之恒久——而不是因为断头台人们和世界就忘记和抹煞了革命原则性：自由，平等，博爱。

　　4，这类革命和后来毛主义革命的严格区别，其实，就是对于极权主义革命带来反动性质的最好反衬，反对和抵制；因为，列宁，毛，后来的霍梅尼和萨达姆，他们的革命导致的“去天堂，到地狱”的逻辑，给革命正面性以极大的混乱和歪曲。

　　5，于是，预言中国革命，本要区隔社会和人群如何何种革命之谓，而不是一味排斥革命，恐惧之，歪曲之，继而扑灭之，势成关键。

　　6，中国革命——正当革命和极权革命的前途如何；二者一并到来，还是先后择选，纠缠一道，不可收拾，……这当然也是一个课题。

　　所以，本文就此两个革命之看法，粗显分析，以求辨正。

　　首先，说说一般革命和极权主义革命之不同；然后，说说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与极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之关系。

　　从后面说起。极权主义革命或者极权暴政仅仅是20世纪的产物，而非贯串整个人类历史的恒久之像。很多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乃至各类政客，不少人亦参与这列讨论，而且得出各自的结论。大致而言，极权主义分成欧洲之，亚洲之和半欧，半亚之也就是俄罗斯、苏联之。于是，很清楚看出，亚洲极权主义并不是欧洲极权主义同构产物。虽然，中国极权主义革命前期之苏联介入，无可否认，“顺理成章”，但是毛对苏联之利用和斗争，恰好说明，中国毛时政治仅仅是对于中国政治历史和政治传统中“集权”（－central

　　powers.）因素（注意：不是极权－totalitarian）的继承，发掘和移用。这类毛式极权主义和中国中央王朝代表的集权主义，有一种并不天然的继承和传习。因为，毛极权不是中国王朝之集权——就像英国之都铎王朝，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王朝和法国路易王朝之集权主义，不是希特勒和列宁的极权主义，更不是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极权主义一样。这个分类看似十分明确，但是坊间中人，往往不知和轻视其中的不同。因为，他们对于这两种极权主义/集权主义并无深入的研讨和解析。

　　集权王朝统领下的中国王朝和西方王朝，乃至包含近东和远东各种非儒家，非基督教政权之穆斯林王朝，共和和独裁政治，一般而言，也完全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而是接近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despotism；－authoritarianism……）之独裁政权。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就是他们不是（绝对——而只是相对）政教合一的，废弃私有制的，支持共产主义的政经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如果是专制的，她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近似——如果她是共和的（民主和自由或者半民主半自由的），她和历史上如此存在的政权一脉相承。比如，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和德意志公国，都和后来的英法德专制——民主政权，血肉相连，互为血缘（见基佐说法）——而这种专制政权和王朝又都是发轫于议会，宪章和自治的国度。这是他们无论是不是进行过革命，却都在革命前、后，无法取缔价值，建制和宪政之根系，之基础，之命脉。说，英国革命了，法国革命了，所以，他们创造了革命前不曾有过的建制和价值；说，他们另起炉灶和白纸新图，开始了社会主义新人和新制这样一种解构——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无知论，价值取缔论和建制虚妄论。而这种论点，正是出自现代主义抹煞传统之偏见；这种偏见和极权主义革命前的舆论和作品互文表里，不分伯仲。在此类作品中，就包涵后来希特勒焚烧人类和新教徒焚烧书籍、人体、业已被肖伯纳一类文枭涂抹渲染的焚尸炉……；但是，多数作家，虽然看到专制黑暗且厉笔批判，但是，他们守住了不要极权主义，容忍现代和后现代之传统批判而非取而代之之言述，之叫嚣（如T.S艾略特的传统改革说。）

　　这里，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现代主义把孩子和水一起废掉的选项，还是在德国，在苏联，在中国实现了——这当然就是：人作孽，而不是天作孽——因为，极权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单要亡国灭种，还要亡天下，亡上帝，亡形上。这样，研讨何以只有20世纪出现极权主义，而并非在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出现之，十分必要。这是一道难题。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与此的研讨和解释。其中，对于欧洲而言，就是阿伦特所谓剩余价值产生剩余之人的极权主义起源（类似德国女人卢森堡所说的剩余价值之国际化——水向流动之资本特点的低成本化和低人权化和无人权化效应——也就是，类似希特勒斯大林集中营经济之最大效益化和成本0效益）。故此，在这样一个资本“业余”模式里面，极权主义“黑暗的心”和黑暗的钱的作业效率，使得“多余的人”对于传统欧洲、专制欧洲或者自由欧洲之政治、社会感到厌恶。他们开始了一种对于自己主流价值的反拨和反叛。这样的反对被打上阶级色彩，民族色彩或者宗教（政治）色彩。这些多余的，非主流的，反殖民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战士，成为希特勒蔑视平民阶级，无产阶级和犹太血统论的叫嚣者——而希特勒是彻底虚伪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平民，就是无产阶级，就是犹太人。（可见有关史载。）于是，希特勒极权主义，从一开始，就杜撰了希特勒自己和它的国家的假象；这个假象包括他杜撰的红胡子崇拜，而巴巴罗萨之“君王法典”中，不能包涵20世纪方式的、对于异议人士和宗教载体的亵渎和杀戮，他只是想取而代之，以王代僧——在此一点上，极权主义和巴巴罗萨主义，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那么，列宁主义导致的极权主义又发端于何？

　　俄罗斯极权主义发端并不是资本主义剩余势力的作业，而是其剩余不多之初期资本主义之作业——而这种革命，也不是所谓经济发展以后的革命（他和托克维尔的改革－经济发展－革命论，只是似曾相似，而不是本质使然——用托克维尔经济发展导致革命发生之观点正是对于那个时期的法国和某国适用，并非全部适用于革命发生论——至于他的革命－改革连襟论，也不是普世适用之……）；其极权主义革命发源，正好是因为她阙如一个宪政、共和、自治和民主的宪政文化和宪治法统。这个阙如的所谓替代品，便是所谓俄罗斯乡村公社。这个公社的非开放，非资本，非个人性质，附和于其相反相成之早期社会主义基础论和资本论（——其实，是无资本论——是要试行跨越“卡夫丁峡谷”）。基于这个反自治而昌集权（还不是极权）之政治结构，俄罗斯效法资方和西方改革的试验，一开始，就没有个体主义，自治城市，独立行会和政教对峙（类似文艺复兴和威尼斯共和时期，教皇和国王的战争与和平）——他们并未给他们的历史和现在，现在和未来，架起反对党的政党政治和反对党的“金色桥梁”（见俾斯麦语）。

　　他们的反对派不是菁英组织，而是民粹组织；这一菁英组织，不行政治诉求之而追循神（寻神）之泛宗教化政治（就是类似但丁主义的、将天堂地狱带入政治领域和世俗领域反而取消了政治传统和政治作业）；比如他们的反自由主义的陀斯妥耶夫主义和泛神论的托尔斯泰主义——他们的人民运动并不产生代议制制度；而他们的议会运作并不呼应精英运动而附和民间、民粹（见索尔仁尼琴《红轮》）。这样，从斯托雷平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他们的核心阙如，就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成熟的，传统的，自治的，城邦的，行会的，教派和皇系致衡的，主政党和反对党致衡的西欧政治体制和价值学说——虽然，东欧人谓之“东欧价值论”（见哈维尔等），出生了帕托什卡，哈维尔和米沃什，但是，这种东欧和俄罗斯政治的价值演变，其正面朝向，只能朝向西欧价值论和欧美价值论乃及其反对党政治（而不是不作反对派）。这是勿庸置疑的。

　　这样，俄罗斯极权主义，一开始，就扎根和怀胎于之。这是一个“蝎子战胜老鹰”的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革命，而区隔于西欧革命和美国革命；其革命对象，就是沙皇的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而这个革命取代物比起沙皇来，要反动一百倍，一千倍。这一点，业已无人置疑。于是，第三种极权主义自然迫近中国。中国极权主义革命正好和俄罗斯式成对比。这个对比的另外一个参照体现是日本。

　　我们说，中国政治监督、致衡的性质和本质，是在历史，在文化，在道德，在礼制——而这种文化取代政治（文化）的纲常四维，诗书礼仪，虽然可以诗证于史，或者微言大义，但是，中国之君相致衡和凤阁鸾台的封驳古制和传统道德，到底不是三权分立和宪政哲学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架构可以比附；前者，是一种诗意化政治（以人为善，以皇帝，官吏，僧侣为善之本体，为青天老爷——）；而后者，则把统治者完全锁进聋子，（对其——人类之基督教“原罪”）加以人民监督（反对党监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监督系统。于是，当这个道德，这个文化，这个皇帝，这个政权，可以礼喻，可以教化，可以批评的时候，历史是光明的；反之，一步之差，就会溺入黑暗。故此，国人对于这个传统，这个文化，这个专制的批判，一旦对照西式，就会发现，他们认为可以摒除一切之中国化，中国书，中国礼。于是，一切消除西化的鼓噪，并未像日本人那样，是为了“化西”（虽也有中学为体——但是，这个体，还是回到皇权，儒体而逐渐势衰式微，逐渐完蛋。）

　　故此，日本人有两个不二法门：一是，不灭日本史，对于民族和教宗，不行批判（——反向于国人五四时期之作业）；二是，对于西方施行三权分立的效仿，脱亚入欧，（政治原则上）一步到位（而不如国人否认西化而认可反对其西方本体之马克思主义等等——就如吴宓所言，他们赞美的，只是西方的非主流价值，如马克思，易卜生主义……）——这是一个辨正法：日本国施行一以惯之的文化道德宗教准则，并不取消和批判历史（他们只是批判儒教于福泽谕佶之文本）；日本施行“西化——化西”之调教而成功于改革，于维新。当然，日本留下一个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尾巴；这个尾巴的前头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而中国百年之变，却是反日式而为之。日本不反传统，不否定传统；中国之，则反对，则动摇。中国“化西”，变成不西（而俄）——西化不成；放弃了对于英美法的效仿而既不懂建制，也不懂革命，更不懂把建制和革命互相联系，转变实用为价值目的之补偿——就是笔者所谓、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之胡适之理论实践的双选项，而非实用主义单挑和自由主义空洞；但是，这一切，因为来得太晚而落空。好的不来，坏的，自然就来了。总结之，既然你这个改变，你这个革命，起源自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德性，那么，历史虚无主义——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革命，就自可乘虚而入。既然你反对殖民主义同时，也反对欧美价值，那么，反对欧美文化，政治，人文，宗教的革命主义和极权主义，与之沆瀣不悖，也就水到渠成。最后，既然你不知道日本之菁英改革，不知道明治维新的官民转换，不知道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之弊，那你只好以毛之民粹，毛之马列，毛之价值，毛之建制之伪来取代孙文和老蒋了（而这些人，今天，还在“骨头里面挑鸡蛋”——以期在骨头、鸡蛋（党内民主）中，发现骨头、鸡蛋二元论呢，呵呵。
　

二，

　　革命，源起于各种专制和威权制度；却从未发生过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革命。迄今为止，苏联解体和东欧垮台,也只是国际冷战的正面结果；这个结果导致非革命的政变式改革出现——就像先后两次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之失败，之成功，她完全取决于苏联的存在与不存在——而苏联的存在与否，并不决定于苏联内部，而决定于其外部，美国和英国的施压结果——当然，苏联人的“新思维”和新行为，起到辅助的作用。含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他的被迫的选择。这一点勿庸置疑。

　　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捷克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前景；他们对于胡萨克的不合作运动，也只是一种人道和人权抗争，并非革命发动。

　　哈维尔现象的出现，其实，很好解释。因为，他的人权抗争碰巧和西方对于苏联的经济博弈（星球大战），适逢巧遇，在时空上碰撞了苏联解体——捷克解体。这个巧合，又和中国六四运动产生某种联系。

　　这样，极权主义事务和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甚至专制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诸种事务联系而生，无法回避。（请注意，自由主义很少被谈到在民主制度之中——自由主义也无法谈及与其极权主义关系论——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于是，重要的提示在于，毛之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极权和专制类似或者等同之结果——而当极权主义改革失败，这个极权和专制可能性，是不是日益疏远。今天，人们如何界定改革，制度和革命？（这就是所谓托克维尔今天辨析论。）

　　改革时期出现的那些因素，究竟是专制，还是极权？“那些”因素是不是会转变成为“这些”因素，我们的因素，时代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是证明后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关系论，发生了碰撞？

　　这些证明根据是：1，极权主义克里司马领袖的不复存在。

　　2，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不复存在。

　　3，极权主义信息封闭的绝对状况不复存在。

　　4，类似六四时期之极权改革和专制空隙的巧合与纠缠是否出现（民间与胡、赵互动，是否出现）。

　　5，经济上跨国资本式介入和影响导致的、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中国逻辑论和世界逻辑论，存在与否。

　　6，经济发展和经济瓶颈（生态毁灭和资源枯竭——就资本就成本而言）导致的、世界剩余价值资本、水流低端之无良、机巧论的过去和未来之评估（见卢森堡和阿伦特论述）。

　　7，政治、社会存在的普遍荒诞（负面）和普遍幽默（正面），与价值解构和再生（结构）能力之间的较逐和试探。否定一切，和结构、再生一切之间的间性存在与可能性。

　　8，专制主义可以变成极权；反之，极权主义是不是也可变成专制？极权主义跳过专制，走向民主之可能性与现实性考量是一种十分滑稽的提问。这个论题我们原先专述之方式是：极权主义转变成为专制主义之几大不可能性（见刘文）。

　　这样的先例举世未闻；你能举例说明有哪一国家原先是极权主义，而经过转行改革而所谓良性过渡到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吗？这是地地道道的童话。

　　9，中国（负面现代性）回到古代，抑或实现虚拟专制是不是可能？也就是传统——改革（现代性）之间性考量。这个考量的全部答案，业已包含在试题的前端条件之中：文化保存的前提不是极权，而是专制——但是，专制的故去时，业已无法逆转——就像现在的西方，业已不是古代的民主希腊（僭政希腊）和共和罗马……。

　　最后，考验国人的文化选项，其实，是如何保证专制时期中国轴心文化之正面性，而籍此转向台湾式传统——现代——民主；中国——世界——自由。这个全新政治选择绝对避免回到老蒋专政，民国专制，乃至避免回到一种所谓：“汉承秦绪,

　　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之政治遗产。

　　（小题目考量是，现在的台湾国民党乃为小民主格局，根本和中国大之，完全迥异；属于几乎两个内涵和两个来源——

　　一味是孤立主义；一味是经济主义；试图以此之小，以期其大——定位为原本大陆国民党之诉求，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估价。）

　　至于民进党＝共产党的说法，更是在评估其两两价值取向上，彻底荒唐，笑谈毕见。）

　　这是考验国人和知识分子的最大文－政挑战。

　　难道不是吗？

　　……如此这般的后极权主义状况和革命是否论，价值存否论，体制是、非论，产生重要的时代纠结，等待人们的思维和作为予以解答。

　　这样的思索，更往往缺少一种革命主体论之考量。

　　这个考量就是，要参照孙文和毛的主动主义，而规避所谓现在埃及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中，主导无主导精神和无织体、无政府积极瞬间论。而孙文和毛的革命极权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又该在民主化过程种如何避免，更成为一个考试国人的重大课题。

　　如今，这个评估还是一个误区；一个盲点，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无解，革命当然无解。

　　这里，分成几个层次说明之。

　　以往革命或言准革命，都是发生在僭政和君权制度之下的“革命”（虽然，很少有人会说古代希腊，罗马，或者波斯，发生过革命）；古代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这类制度之间发生的战争和和平。但是，其革命意义并不明显。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其政体和国体尚未成熟。他们之间，和很多古代希腊之间的多种政体转换，正是基佐所谓各种政体循还，追求自由之史证。在此一面，革命发生论很少被运用于希腊、罗马之制度言说。罗马历史之共和和独裁之间，也未见得发生后世意义上的“革命”。于是，在古代“无革命”世纪过去之后，中世纪“革命”也并未必现。各种自治主义和由此发端的自由主义，不单存在于平民和庶民之中，也存在于贵族和皇室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平贵之间的互动和互文；也就是说，没有没有互动与之之自由主义——和独立精神——这个独立精神栽制于自由城邦；即便中世纪意大利发生过平民统治达近半个世纪，但是，很少历史学者谓其为后来意义上的革命。这就是说，革命，是可以避免的；革命，并不是必然发生之宿命（所以，大隈重信认为“日本无革命”）。

　　何以如此？因为一个简单的哲学通规说明，平贵之间，君王之间和异族之间，可以发生动乱和战争，但是，西方阶级斗争的权限主义（并不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导致宪政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各个阶级，“国家”和民族都有自治权和选举权（前者多半是经济权力；后者多半是政治权力），导致西欧各国出现哪怕是后来所谓由中央集权取代自治城邦之时期，但是，这种自治城邦代表的个体主义，自治主义，自由主义，并未因为都铎，伊莎贝拉和路易的出现而演变成为后来20世纪极权主义、绝对消灭自治和个人之“革命”。我们在回顾比利时“布鲁日节日”时说道的、“开启欢乐之门”，就是秉承此道（见鄙文《开启欢乐之门》）。意大利共和（见马基雅维力），德国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伊莎贝拉王国，英国都铎君主，法国路易十四国王，他们都没有消灭自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代表了一切中央集权到来之前、之无革命状态，城邦状态，共和状态，自由状态（尤其是威尼斯）；而英国都铎王朝和英国乡村自治权力，实为一体两构（他的结构影响了美国革命以前的十三洲自治权限，乃至其本身就是美国政体对之之模仿——并无潘恩所谓的遗世独立的美国自由版本！）；而德国公国之间之汉萨同盟，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施行自由、自治之典型；而著名的西班牙卡斯提尔公社，也是欧洲所谓中央集权政府时期之自由典范。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协调与均衡发展之典范。至于法国革命以前，三级议会的出现，早在1789年以前二三百年——固有托克维尔谓之，革命并不毁损革命以前法兰西大厦之言说（托克维尔言）。

　　所有这些都在说明革命发生论本来不是人类历史的首选——他们在革命以前，就为革命铺垫了可以消除和解构与之之关键处与关节点——而革命，即便一旦发生，这些牢固的、非革命之价值，之宗教，之政治架构和社会建制，很快就会发生作用，且将革命很快予以平复和敉平。因为，即便发生革命，其革命目的，革命过程，革命构成，革命风度，都还是旧制度，旧风习，旧道德，旧价值之演变。至少，欧洲不曾出现革命绝对论和革命虚无论。我们研考英国革命史料和法国之，都可以见出，这些革命之纯粹无传统因素是少之又少的。其基本起因，就是自由主义和自治主义消失或者式微以后，君王权力的做大和阶级权限的失衡而至；但是，必须提请各位注意；这种式微，不是毁灭；这种失衡，不是堕落。因为，革命也好，起义也罢，欧洲人血脉中，专制－自由－民主－宪政都有血缘关系而不是独立存身，各自其是；或者明言，欧洲专制之与民主建制，本也是一脉所系而绝对不是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审视。缺少了这个审视，一切近代革命论的解析，都会剑走偏锋而戮伤人权。故此，将尤其是法国革命，看成分离出来的一种并非欧洲传统文化、契约和自由之革命，本身就是非常拙劣的见解。因为，法国革命和英国之，美国之，甚至后来亚洲之，都是价值，建制和宗教早于革命诉求之革命。在此意义上说，这些革命和革命前欧洲社会并无本质不同。所以，革命即便发生，他们的对于建制的回归，对于革命的复旧（他们的克己复礼），都是顺即于至，而不会发生后来极权主义革命价值死胎和制度胎死之现象。

　　我们说，其实，极权主义革命本生于欧洲（后来波及俄罗斯和中国）专制主义土壤。换言之，列宁主义革命和毛革命，也都是东、西方自由缝隙论和专制空间论的产物。不论是中国之游民结构，还是欧洲之自治传统（自由载体），其实，都是列宁们和毛们自由活动的土壤与前提（而列宁社会和毛社会本身并无这个革命前提）——希特勒上台，是民主机制论使然，更是如是证明）。民主，也给极权主义一个革命前因。这些都是历史材料的琐证，无须赘言。此陈要害所是，一旦这些极权主义革命者登上政治宗教文化权力颠峰和社会演变舞台，一个非常可悲但是非常明确的论证，就此出现。这个论证就是，极权主义销毁了以往一切革命，无革命，革命，革命再生或者说革命毁灭（复辟）之多种可能性。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主因素，因为与其专制的姐妹联袂之特点，血缘之特点，也被极权主义一刀斩断之（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绝对没有血缘），随即产生了列宁们和毛们认为必须消灭专制的“民主”和消灭民主的极权。

　　其间，民粹论，将十八世纪欧洲学人再三论述的、“民主不是人民当家做主”之代议制政府论，撇在脑后，曲解其衷，以“人民”——政教合一（柏拉图）——“普遍意志”（卢梭）——阶级特权（阶级斗争，阶级立法，阶级专政……马克思）——领袖魅力（克力斯玛）——官僚资本加家族资本——“社会主义”——原始资本主义混淆一体——且以这样一种诡异逻辑，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论和革命结束论（“告别革命论”和“历史终结论”）。其间，很多值得思索的因素摆在面前。社会主义革命论，演变成为资本权贵的革命恐惧论和革命取消论。这个过程，欧洲人不曾领教，也含糊其词；因为他们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共和，他们的卡斯提尔公社和汉萨同盟里面，没有此类阶级特权论和“无产阶级”（——亿万富翁一体论）论；他们的美迪奇家族，本来就是平民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后来变成了平－贵联盟的主张者；他们消灭了最初的那个平民主义者（阿尔贝尔蒂——一个意大利平民主义者）。至于德国人俾斯麦，惶惑于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之间，但是，他的国际秩序论和福利反制论，给德国带来统一和革命之反。拿破仑和他的外交部长塔列朗，也不会想到巴黎公社，尽然蕴藏着类似意大利平民主义绝对论的马克思因素。这些博弈，以一种偶然的、墨索里尼因素出现在西欧。这就是希特勒纳粹革命和列宁主义革命论之始然。

　　这个革命论继续延烧于中国，北韩，南亚，乃至其他地方。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极权主义革命和统治不是本土性质——就像希特勒极权主义也不是欧洲传统——他们究竟如何到来，如何革命（革人类性命），如何“建制”和毁制，如何文革（与割除文化）——这是一些普遍的课题——而主要的课题却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社会，消除了以往东西南北、古往今来一切革命，反革命，无革命之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归0的结构论，解构论。

　　这个结构论，就是无结构，无建制，无文化，无信仰，无人权，无革命。于是，极权主义极端专制之下的无革命状态，给了我们一个惊醒的回答。人们很快要问，那么，极权主义如何消解其权力而归于他本身权力之0状态呢？可以捡出最为简陋的回答：希特勒，不可能从内部予以消灭；斯大林，也不会因为他的赫鲁晓夫之存在而死亡——而是必须在等待他的死亡到来以后，才会谈论他的生死——而毛的命运，也绝对不会因为他的生前有叶剑英和华而发生危险——就连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和金家混蛋，似乎也在安然享受这样的历史偶然和历史必然（？）。

　　我们知道，暗杀卡斯特罗的事件层出不穷，屡试屡败。

　　谁是反极权主义革命杀死的？奇奥塞斯库——但是，其实他的死，是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苏联的解体，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改革，而是因为里根和撒切尔的星球大战。

　　“政治贷款”——这个词藻，决定了戈尔巴乔夫的命数。（见盖达尔Его?рТиму?ровичГайда?р著述）

　　他无可选择地做出了选择。

　　这不是内部革命，而是外部“革命”。当然，接踵而来的叶－普体制并不能说明普京的俄罗斯就是源于古老欧洲（西欧）之民主，之自治，之自由。但是，俄罗斯人本质上的反对精神和宗教品质，导致了他们的一种奇特的致衡力道。实为国人所缺漏。也就是说，革命发生论的那些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扎根在革命前价值论和建制论之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不管有几千年的历史，也必须亡羊补牢来基建这个基础——这个文化，这个宗教，这个自由，这个自治，这个（我们的）汉萨同盟，这个（我们的）佛罗伦萨，这个（我们的）卡斯提尔，这个教宗皇室之双权力……如果所有这些革命正面因素不存在，那么，革命带来的偶然论和偶然论带来的革命，都将是一无是处的极权主义循环。所谓周期律问题不是改变而是复旧——我们的复旧有无可能，因为我们的建制，监督，价值和文化都缺半拍。这是难点所在。（这里，我们对于这个周期律问题稍稍发表一下异见。第一，周期律的发生，并不像黄（炎陪）毛之间所阐释的那样，都是负面结果。不。周期律是中国长周期致衡和摆渡的历史往复。这个历史往复虽然说不上是欧洲价值和建制之再造，但是，他的解放作用是勿庸置疑的（见钱穆的说法）。之所以说其为解放，是因为正是依赖这样的周期律，中国文化才在所谓的专制主义土壤中得种且活，且活出了轴心文化之硕果。

　　二，这个周期律中含载了中国准政治学的人性因素和人文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王朝——儒教之间的互文互惠。因为，天不灭皇而皇亦不灭天矣。这样的周期律无论发生在何种朝代，这样的准宗教和宗教存在，都是文化复兴之前提。三，这样的专制主义不会导致前、后之朝的极权主义（含政治极权主义和宗教极权主义）之出现——晚期极权主义的出现，正好是在反对和扑灭前此专制主义的文化和宗教土壤中。四，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虽使中国文化逐步式微，但是，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的精粹，还是引起了西方人反拨欧洲绝对宗教主义之醒误；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新人文主义结构与之之一个因素。五，中国周期律的发展不是因为她本身的“不正确”导致极权主义——正好相反，是因为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守住了本土文化和历史遗产，而导致改革失踪和失败——不，正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改变和解构周期律，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无法提升周期律“解放”因素而导致周期律不能正面螺旋上升。以至于六，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毁灭周期律的方式来得荒诞和残暴——一百多年来，他们也就是把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七，所谓让“民主”完全取代周期律的说法本身，就是在毁灭历史，毁灭文化（西方人从来不会做如此取而代之之事，而是要在历史中寻求革命和继承共和）；所以，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个中国历史上历史周期律发挥的正面作用而解构与结构与之，而绝对不是“取而代之”；这个解构不是革命而是不革命和反革命——或者说，正确地诠释应该是，继续继承历史的那种注重传统的革命或者改革。所以，八，一直以来，人们把毁灭周期律放在一个企图以取消历史，文化，道德和人性（人道和人权）之毛的身上，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过于可笑和可悲吗？最后的提法或言答案是，我们要继承这种周期律中正面威权/维权（维护皇朝之权）和造反，革命（亚革命——农民起义和山寨抵抗——这样一类致衡主义）之双重价值或言准价值，以期在改变和继承这样的周期律中，引发新一轮还新亦旧的文化复古和民主创新。缺乏任何历史意义的意义，都是没有意义。
　

三，

　　20世纪的主要极权主义革命，就是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前者在20世纪末叶，归于革命之反；后者的非毛化和非非毛化之悖论，依然存在——这个悖论就是，毛、邓“辩证统一”。

　　对此有两个估计。一个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胜利（完成）；

　　二，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同构”以存（联合国等国际体系使然）。

　　三，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这些可能性，导致20世纪世界秩序为实用主义之非价值系统，非自由主义系统和非民主程序系统与价值和制度之间的斗争，博弈。

　　之所以导致革命－极权－政体－国体－社－资两体论，瞻前顾后，可以追溯到罗斯福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态度——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于苏联，英国对于铁托的态度——也可以追溯到毛革命和列宁革命之后出现的另外一种革命发展，也就是，源自南美洲左右两翼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个反革命逻辑，本是反对左翼、反资本主义之阿连德社会主义－苏联势力之倾向；但是，这个反左原则，被右翼包庇纳粹和日本右翼－反共协调论，搞得乌烟瘴气。乃至后来出现的法国68年人之社会党社会主义论（看看密特朗当时社会主义救法国之说法，即可认证——当然，他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式和苏联式）；……加之二战后，蒋介石释放冈村宁次，联合右翼作为；这个类似纳粹反左主义作为，就变成纳粹罪人如里昂屠夫潜入南美，协助美国人反对社会主义之作为（甚至就连金，也被证明为要在美国之南部施行社会主义……）。

　　于是，这个源自西班牙内战时期发轫的左、右两翼之间的战斗和战争，变成一种差一点毁灭资本主义正统意识形态之左翼“正确论”。

　　这个正确论，让美国反对越南战争和苏联－中国支持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主义，变成了由萨特等人欢呼雀跃的英雄主义。于是，研究极权主义革命，就和研究左派诉求粘缠一体，难解难分。我们看到，其间的分辨区域，主要是在规定左派生成的、某种“合理性”和右派坚持的某种“正确性”。而前者的合理，并不一定指向极权主义——但是，如果前者的革命方式和价值诉求抛弃了后者；后者的正确性如果变成反对前者的某种残酷性，那么，右翼正确性就要为自己的某种策略失缺付出代价；而左翼合理性就会滑坡为新专制主义体制——就像人们看到的，在经历了伊朗革命和伊拉克革命以后出现的，类似霍梅尼左翼和萨达姆左翼带来的某种近似极权主义性质之政治，之政权；就会因为其反对美国和右翼价值，逐渐走上其本身悖理左翼“自由”倾向的道路。这个选项，现在在的阿拉伯之春中，重新出现，几近重复——她面临的二难或言N元选择，也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当时的选择一般无二。但是，其间的不同是，阿拉伯之春的积极意义，在于美国和俄罗斯都不能宣布他们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为其取代之物——这个取代物之认知，赖于左右两翼生成式微以后的、成熟的民主价值，手段和目的——这是21世纪的曙光，而不是20世纪的旧革命，旧思维。我们谈到过二次革命或者多次革命之出现，之选择。

　　这个选择，本来来源于第一次革命的要求乃及可能性。这就是说，凡是举行二次革命或者多次革命之地区，之人群，其革命发生论，业已隐藏在革命可能性中——他们的多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本来就是革命可行性的证明；这个可行性证明，同样提示了他们的革命性质和走向不会“回到”极权；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土壤（——而中国俄罗斯之所以有过这个土壤，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大面积侵蚀和影响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产生于资本主义之资本与民主的博弈本身；换言之，也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那些缺陷和阙如，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亚洲，非洲，南美洲乃至美国，西欧的一度试探和发起。他们改变社会的革命梦魇和革命萌芽，也一度形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论的猖獗——以至于美洲的、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出现搅局的较低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很快就被纠正；就像二十年代胡佛右翼纠正美国社会主义试探一样；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就像西欧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一样，被“扼死摇篮”。）再是，二次革命的过程，虽然，可能出现列宁对于克伦斯基的反革命，毛对于孙文革命的反革命，但是，只要观察发生二次革命之国家，他的革命走向，是不是发生在专制主义国度——抑或发生在极权主义国度，即可预言。现在的非洲、阿拉伯革命，革命前后都不是极权主义国家，其革命发生论，倒退到原来没有的极权主义制度中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有左翼合理论和右翼正确论，都有他们的合法性和现实性。

　　前者的合法性，是左翼政治对于专制主义右翼的反对——就像苏联人和毕加索，和聂鲁达，和鲁迅站在一起——人们没有理由反对这样的左翼文化和思维；因为他们反对的是佛朗哥的专制——但是，左翼政治势力如果介入这个文化，那么，苏联势力本身对于佛朗哥的颠覆和觊觎，就成为希特勒右翼和美国右翼势力矫正的对象；而美国和希特勒右翼本身，又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价值之选项——这个逻辑，延伸到对于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的政治解析——博尔赫斯可以反对庇隆政治而支持皮诺切克政治（因为他的反对左翼的倾向），而马尔克斯正好相反，他支持卡斯特罗。就像中国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叶那样，所有所谓进步，正确和理想都被共产党左右了。父辈们选择的毛主义，在当时看来，不单是知识青年的选择，也是美国罗斯福，史迪威，费正清，戴维斯，谢伟志们的选择，更是所有的、死去的鲁迅和活着的茅盾的选择。这样，一种左翼革命反对专制的倾向，不单在文化形态上就此生成，他们还造就了整个东西南北、一代代知识分子，反对专制（暗和苏联），导致极权之谬论。于是，革命课题，成为历史课题。我们无法谴责所有的博尔赫斯和聂鲁达们，我们也无法全部批判鲁迅和茅盾们。他们对于蒋介石政府、国民党社会和儒家道德皇帝体制的审视与批判，如何和处理毛的课题联系起来呢？我们说，这个联系，就是分开历史阶段，来谈论这些议题；换言之，我们必须将他们批判专制和放纵极权，看成两件事情——并在我们的候补问学之下，逐渐将他们整理一清。这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智慧的重大思索。这些思索的要害就是，研究何以批判专制主义，往往一如既往地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思索，如果人们将博尔赫斯和鲁迅们统统批倒批臭，那么，人们自然会重蹈虚无主义之覆辙。于是，最后一个课题就是，极权主义批判，无法不追加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反之亦然，批判专制主义，更要提醒极权主义借路而来。

　　问题的提法原来如此。

　　因为左翼文化的合理性和他们的、有限的、专制批判论，其实，并无很大作为和很多作为。

　　所有的文化积淀之中，都有左、右两翼之间的文化博弈和政治博弈。

　　这个平－贵政治结构导致的文化两翼，和文化两翼导致的政治纷争，其实，在西方学人的视野中，本已存在，本已分析，本已解释、回答。

　　比如，当布克哈特叙述意大利文化和意大利“圣经”（但丁）的时候，他多少触及了他很是轻蔑的兰克的客观主义研究——政治，社会，文化研究——而他对于马基雅维力将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宗教、政治、社会、生活，融入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化研究之时，他们两人，立见高低——如果说，马基雅维力根本就是不输布克哈特的文学家，那么，布克哈特对于马基雅维力政治学的挑战结果，几等于0——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概括和简约就是，但丁泛神圣罗马帝国化的“政治等于宗教”之著术，和马基雅维力政治就是政治，宗教就是宗教——他们的纠缠，无法导致神圣三届干涉政治世俗——延伸了后来文学（但丁）和政治（马氏）之区隔；这个区隔无法回到但丁，但是可以回到马基雅维力。这是一个诀窍。而那个被布克哈特忽略的意大利共和研究（他的研究对于伟大文学绝对无法或缺），恰恰是马基雅维力早已阐释的政治——文学间性内涵（含宗教涉入）——而宗教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世界论——当然首先欲统一意大利（但丁世界观诉求）——本身就是政治缺失和宗教一元之思索，之体系——这个“神曲”是不能实现的，是并不现实的。故此，我们说，政治是不是小于文学抑或相反，其实，很多古人业已做出了回答——他们的文本之路和互文之补，并不在于他们是纯政治的，或者纯文学的——世界上，本来没有这样的分野——这个分野，是极权主义泛政治化（是其取消政治权力，政治道德以后的政治镇压产物）的后果——真正的政治分析，政治叙述和历史文本，文化文本、本来是一体两面的。

　　所有的普鲁斯特和乔伊思们，身后都有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俗观察；如，对待革命，复辟，战争和与和平之选态。之所以将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与革命关系论，体系文本，形入道德，就是因为，集权主义中的所有政客们，伏尔泰们，洪堡们，夏多布里昂们，都是革命见证者，叙述者，分析者和肯定者（有限肯定革命——不是无限反对革命）——他们是真正伟大的集权主义和拿破仑主义批判者——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用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用极权主义（当时，虽然，尚未出现）取代专制主义而至极权主义，人类就会发生万劫不复之灾难——而远在远东之中国和日本，本也对此文化极端主义，分野为二，路选悖道——中国之左翼和日本之右翼，互成文本，成斗争，成战争——这也是价值论中，甘地主义不知道如何对待日本之战争、之和平之脆弱一环（他要人们——含邱吉尔和蒋介石，放弃武装，献身、现死于鬼子而牺牲半数中国人，业成为笑谈）——而人们在左、右两翼互相纠缠的时候，开始发现，如果人类一旦以右翼正确论击败左翼和（中国之左右同构）极端右翼论，世界向右，右为其美（西方一种说法），右为其盛之时期，不是不会到来。因为，人们期待左翼的梦想和幻觉正在发生幻灭。

　　当然，最为重要的观察是，要想摒除极权主义思想，作业和政治，只能在此二选之中思索。

　　一是，回归专制，威权和独裁（虽然，他们也不是绝对没有自由）——就像钱穆所谓上述之周期律之“解放”作用——而绝对不同于毛之完全否定周期律——更没有极权主义可以代替周期律进步一说；

　　二是，跃过这个渐进的阶段而直接选项民主。

　　于是，如何不二而选，必要做出明智的决定。因为一如前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专制之弊，人们就要在批判专制主义时期不遗余力；而这种不遗余力并不等于期待完全否定其之极权主义。

　　难点是在，我们无法期待专制、威权、独裁社会中，本已存在的那些革命因素，自由因素甚至民主因素，会在极权主义时期出现；但是，正如上述，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间性巧合的事态和机遇是否可以出现——改革和革命这些因素是否会纠缠一起，排除文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同样式成一问。

　　那些并不研究政体问题者，是不是会如孟德斯鸠给出并不符合英国社会分析正确论之前瞻性三权分立说，而如误读导致正确论那样，施行一种戏剧观察和戏剧试探。

　　……所有这些估价是否无法完全结论和完全定位于机会主义——一种正面机会主义。

　　那是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判断？

　　其实，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是的，很多极权主义研究学者都已分析了这样的政治，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化，但是，只是缺少对于国人所处环境之进一步分析；一种主导型，主动型和积极型分析。这个分析虽有前述，还有待我们日后勉为详文。）
　

四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和言论坊间多有解读；虽然，些解读很少触及他的关于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关系这一要害观念和本质观念。这个观念其实就是我们在解读基佐观点时更加明确予以定位的、那些革命前制度——价值说；这个旧制度导致的法国革命，无论在革命以前，还是在革命以后，都不是呈现一张白纸，无前无后那种历史虚无主义；革命诉诸论，就是要保证这些旧制度蕴涵的正面性和主体性乃及其价值重申。她们更多强调的是革命和传统，革命和（前）价值、（前）制度、（前）风习、（前）道德、（前）上帝之间的纠缠和复辟。所有这些为革命前受到轻视，忽略甚至取缔的东西，在革命时期必然得到恢复（虽然他一时中断）。固然，这个革命恢复论艰难地产出了革命中断论那些违背与此价值的林林总总之观念呈现和实际作为；包含革命转向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一度（！）企图取消私有制（见富歇等人的极端主义观点）；革命一度（！）亵渎宗教，亵渎圣经；革命一度施行残暴屠戮，变革命为断头台文化，等等。但是，革命极端主义不过是革命高潮的一个革命点缀，并不代表革命整体。革命整体还是死死纠缠住旧制度事事时时企望回归和复辟。她发生与此，发展与此和结束与此。于是，革命结束论呈现的历史发端论，成为耶拿战役以来现代性出生的一记阳光；革命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以王政转行共和而告终结——当然，革命终结并不等于历史终结——因为，革命和复辟，开拓了一种新的观念并朝向对于制度本身古往今来的反思。这个反思，主要呈现在革命——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于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考虑上：而这个批判，转向对于民主成熟论的挑战和堕落成为社会主义这两大结果。于是，我们的逻辑延伸自中国而言，势必重新看待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和他并不涉及极权主义，这两个观念的分野和辨析。也就是说，托氏的所有革命论并不涉及革命和极权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所依托的、那种由基佐所谓“专制和民主带有血缘关系”的革命说和制度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革命和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正如上析——而击破极权主义的革命和极权主义的制度分析，也同样并不属于托氏阐释之范畴，之内涵，之要点。这是必须给予警惕和重申的。

　　那么，排除了托克维尔的“干扰”，我们究竟如何解析极权主义制度和在极权主义内部施行革命的任何可能性呢？

　　这正是我们借助托氏，将要给予分析之所在。

　　这个分析的关键有几点。

　　一，必须认可我们是在考察极权主义制度内部发生某种变化的可能性，而不是将此制度偷换到集权，专制或者任何古往今来的传统独裁制度上面。

　　二，在极权主义制度内部，任何革命是不是要发生或者无以发生和无能发生——这个论题，无法转移到托氏背景和法国、英国、美国革命之背景中，而只能参考苏联变化，东欧变化和中国八十年代末叶变化之背景中。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强行把托克维尔改革导向革命这个观点，附会八十年代改革和镇压——那么，其中重要启示所在就是：在极权主义时期，改革触动的极权主义制度一旦式微，改革导致革命的转换往往成为现实？

　　是的，这个结论，是以问号结尾，而非以句号结尾。

　　（为在苏联，改革启动以后，赫鲁晓夫的改革，因为后来美国对于匈牙利起义的罔顾而导致赫鲁晓夫成为社会主义有限主权论的、几乎是最后一个捍卫者。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启动导致的苏联分裂成因，其实，是美国、欧洲对其经济施行强迫“政治贷款”之产物。何谓政治贷款？就是苏联必须满足欧美的政治要求，方能继续援助苏联即将破产的经济。仅就这一点看，中国经济并未到达这个必须施行“被政治贷款”的地步——而美欧对于中国经济的协助态势和同构态势，基本上，维持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状况而未作任何星球大战一类的竞争和逼迫之改变——这是我们和当时苏联面临的窘态不可日喻之处。）

　　三，但是，八十年代改革带来的中国极权主义松动却是国人和世人有目共睹，不可忽略的。于是，在此一点，托克维尔改革——革命论，似乎在今天得以复活并有无数学人对其产生幻觉和期待。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似是而非的和容易偷换的课题。我们说，这个似曾相识的基础，也在于改革是不是带来革命——这个话题上（当然，还包含改革共识论带来的某种极权主义党主改革论）——这样，托克维尔主义似乎在此意义上获得了一种中国现象论的基础和认可。其实，这之中依然有着很多迥异和不同。

　　这就是四，中国极权主义制度中的改革并不带来革命；这已经不是理论而是事实（六四事件证之）。于是，如何估计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一切分析的出发点。其重要提问是，1，八十年代改革时期，中国处于何种制度（或者说制度初始）之中？是专制，集权，极权还是其他？2如果界定邓否文革，出现胡赵，中国业已不是极权而是集权，抑或是专制（邓要威权体制）？3，如果认定八十年代中国业已不是极权主义而是专制主义，那么，邓要威权之主张也就不能成立；因为，他也认为要“企图”参照新加坡模式，是未来时。4，如果介于二者（极权——专制）之间，那么，改革导致革命发生论似乎可以成立——但是，这个“似乎”业为假相，为幻灭，为破产，却是事实。5，一种摆动——在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摆动，是一种进步吗？他朝向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民主，还是自由？这几乎毋庸回复。6，于是，将八十年代改革硬性规定为托克维尔模式，法国革命模式，是不对的；那么，今后这样的推论同样错误。7，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八十年代依然是极权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参照物不是法国革命，而是极权主义毛革命之后——

　　一切，依然要用这个标准作为尺度以衡量一切。

　　这也就是五，极权主义制度没有可能产生没有美国欧洲介入的任何改革。美国六四以后的介入，不但不是要其被“政治贷款”，而是要协从其继续开放于老布什，黑格，斯考克罗福特之间的经济、政治互动——这个互动，和苏联受到里根和撒切尔的反对迥然不同。

　　六，虽然，中国改革触动了极权主义的要害，但是，这个后极权主义发明的中美同构论消解了改革论和革命论。

　　七，于是人们尝试问道，如果改革越发停滞甚至倒退，革命，是不是会接踵而来？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保守的——其比照对象，还是专制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制度关系论导致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关系论——它并不适用于极权主义制度中，任何反对极权主义的革命——因为，这种依存在旧制度中的革命因素，业已被极权主义制度消灭殆尽：专制制度中之自治，自决，专制制度中之阶级权限，阶级斗争，专制制度中之自由媒体，自由社团（政治之，族群之，宗教之），专制制度中之正常的私有制，物权法，专制制度中反对派，反对党的存在（传统的存在和现代的存在），专制制度中文化，道德，人性和上帝的存在……诸如此类的存在，在极权主义制度中并无存在条件存在前提和存在实际。这样，革命赖以发动的那些要素，诸如阶级纷争，自决纷争，社团纷争，党派纷争，文化（政治——宗教）纷争，社群纷争，种族纷争，……都几乎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便存在，也并无威权，专制，（传统）独裁社会中那类性质（！）的存在。这些存在有着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就是，他们是在不存在和亚存在中发生的、那些被迫的抗争。这些抗争是不是会转行到一种自主的，主导的和自觉的抗争，其实，不是由纯粹主观因素决定之，而是由依赖与之之基础，之载体式的公民社会决定之。

　　八，所谓改革——革命论，也不是水到渠成的那种自然主义——苏联－俄罗斯改革导致的普京专制主义由来，正是依赖其一直以来阙如反对党政治，这个西欧革命论和制度、价值论（他们是一些精神反对派在起作用——而这种精神反对派和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反对党学说迥然不同。（而西方的反对党反对派实际上元做于自罗马自治和佛罗伦撒共和之伟大传统）。

　　九，故此，培养公民社会，形成反对共识，组织自由载体，才是启动改革（非党主词之）和革命的真正前提和原始动力。缺少了这个载体初始的和补充的建制，任何自由改革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都是一种虚假的空谈。这个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未来中国前景必在民间——但是，如果缺少了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官互动，这个“在民间”依然是启动乏力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官民互动在极权主义概念中根本不存在。于是解决这个难题正是考验国人智慧之处。没有这个智慧，一切可以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