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墙时代非暴力抗争原则的确立

秦永敏（武汉）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本文是国内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先生应本工作室之约而写，该文是民生观察关于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维稳体制下的非暴力抗争抗争）系列访谈之民主墙篇。秦永敏先生做为民主墙运动的一名主要参与者，在本文中披露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很是珍贵。

　　更重要的是，在本文中，秦先生从他个人经历出发，非常具体地描述了他非暴力思想形成的过程，进而揭示出作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起源——民主墙运动，从一开始选择的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下面是秦永敏先生的文章全文：

　　1978年8月，日益高涨的清算文革呼声,导致胡耀邦推出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使官民两界的思想闸门均被打开。10月，中共召开两万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的“改革”消息不断流入民间，恰在这时，正在北京开展活动的贵阳启蒙社一行七人在北京火车站贴出了一系列具有民主人权启蒙意义的大字报，见到当局没有打压，北京市民、学生开始在西单粘贴起来，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西单民主墙”的起源。11月22日，《参考消息》刊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的讲话“外面有人贴大字报，有些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如此一来，民主墙运动声势大振。

　　但是，仅仅过了2个多月，由于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加上魏京生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这样，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

　　北京在1979年1.8游行后抓捕了付月华和任畹町以后，又在3.19日抓捕了魏京生，上海更在此期间抓捕了杨周、王辅臣、张先梁等12人，开始了对民主墙运动的第一波打压。

　　4月初，仍在体制内的王若望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当局也缓和了一点高压态势，由此开始，民主墙运动和它的次生形态民办刊物运动得以一直持续到1981年才被中共81【9】文件下令彻底镇压。

　　我本人1978年独立发起武汉民主墙运动，在社会上凝聚了一批志士仁人，在1979年1月2号成立了四五学会，同年5月开始创办《钟声》杂志。这样，一开始就面临着当局的巨大威胁，也面临着愤激的公民呼唤以暴力方式开展斗争的诱惑。此外，说来滑稽，还面临有着复杂的官方背景、又在我们内部起着一定作用的某个角色的“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鼓噪，因此，怎么确立基本的抗争原则，很长时间都困扰着尚还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理论上也还不成熟的我。

　　我在1978年底在汉口武胜路口粘贴出《略谈毛主席的晚年》的大字报和《关于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书》后，立刻有潮水般的人群涌去观看，并且从武汉三镇赶到我家来畅谈。

　　来我家的人里，就有一些人希望开展武力抗争活动，其中两个年轻人自称代表某种势力而来，告诉我这样做只能把自己暴露在当局面前，必然要招致残酷镇压，如果聪明一点，不如立即偃旗息鼓，参加他们的秘密集团，

　　12月30号，我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成立四五学会的筹备会，要求与会的12个人自我介绍，那两个青年拒绝了，为此僵持了好一会儿，直到与会的王偃生先生以“捆绑不成夫妻”的调侃打破了僵局，这事才算过去。事后，他们给我留下了“你这样做纯属自杀，不会有任何结果”就走了。

　　其实，哪需要他们提醒？我本人及家庭和全国亿万民众一样，几代人深受这个暴力夺权暴力掌权集团的残酷迫害，非常清楚它对任何异议都绝不容忍的精神专制传统。像我这样走上社会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公开留下地址姓名发表独立意见并且公开宣称“不受任何党派的直接领导”的自由探索者，怎么可能不在某个时候开始直接遭受其残酷镇压？但是，无论多么残酷多么黑暗的社会，人作为政治动物，总有些会不顾生死站出来仗义执言。因此，尽管每走一步都必须做好坐牢杀头的准备，只要当局的屠刀没有落在脖子上，我就要继续往前走。

　　当然，也要指出，邓小平时代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还是进了一步，1980年颁布《刑法》，总算基本废除了对政治犯的死刑。

　　从走上社会的第一天——1978年12月4日贴出《略谈毛主席的晚年》（这之前两个月还有人为说这类话被枪毙）开始，粗通理论的我就本能的以宪法权利为护身符，在全文开头首先用整整一张大字报纸写着“尊重宪法，保障公民贴大字报的自由”，在6天以后贴出的《关于发起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书》中，则专门指出“本学会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和保障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我本能的选择了运用宪法给定的法定权利开展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路线。

　　但如前所述，也几乎是从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天开始，怂恿我开展暴力活动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当然，那时候社会上的人普遍胆小，我作为不惧危难公开要求民主人权的民运人士，在武汉地区是没有二例的，因而被人们看做要么是有背景，要么是刀枪不入，要么是亡命之徒，总之是必须“敬鬼神而远之”的异类，我每天为动员人们参加民主人权事业疲于奔命，很多年里却一直收效不彰。

　　1979年，我们的《钟声》杂志编辑部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聚集，因为当时住房极为紧张，我家更是如此，至于其他人则都极为害怕，就是家里有点地方也不敢让人去。这时，我自幼的老朋友任秋光告诉我，一个住在高干楼的高干子弟父母双亡，他本人在市公安局当电工，这人主动要求以他家为编辑部。我立即意识到，这肯定是一个陷阱，但也是一个机会。任秋光是不会害我的，但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高干子弟就太可疑了。和杨苏一商量，他马上说：“送来的机会还不利用？反正我们是以公开合法为原则，没有什么秘密值得遮掩，在当局的眼皮下他们更放心！”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在此时的中国相当奢侈的编辑部，很快就积聚了不少人，与此同时，房东的问题也渐渐表现出来了。可以肯定，这不是当局的陷阱，但是，很快确实成了当局的陷阱，因为房东作为狡诈滑头的纨绔子弟不久在闲聊中非常激动地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多重间谍，这种人能得心应手的玩弄很多国家——根据其一系列做法，我马上明白奥妙原来如此，他是在把我们的事业当做筹码和当局周旋！这个情况，我不能完全对大家说穿，也不能不说，但很多人要么不理解，要么不相信，这样，我只能左右平衡，趋利避害。半年后，各位参与者纷纷被单位找麻烦，一些人开始追查内奸，有人提议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一旦发现谁出卖我们编辑部的秘密就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房东也开始蛊惑人心，大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对此，我立即严词反对：“不管当局让不让我们注册，我们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做任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事情，更不能在社会上搞任何打砸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想他们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这种事就是要有担当，所以也没有必要害怕当局知道，对他们的压力，只能靠自己锻炼出相应的承受能力。”就这样，我们的编辑部维持了一年，在房东的破坏下（包括向当局提供全部情况）散了摊，但是，没有这个房东提供场所，我们编辑部也根本建立不起来。

　　当然，不光是这个以多重间谍为仿效对象的房东，我们凝聚起来的人里，也有人一些很自然的非常激进，这些人对民主人权事业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主张采取激烈的措施达到目的，其中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武汉大学物理系78级学生武有夋（名字做了同音处理）。

　　当时，我和几个武汉民主墙的核心人物研究了形势，认定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大专院校，首先是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因为只有青年知识分子才可能有承担天下兴亡的热情、知识、能力、抱负以及可启蒙性，而这两所文科大学的学生本来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和我们也是同龄人。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星期要去一两次，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文革后考进大学的“新三届”学生，其中很多成了我们的同道和支持者。他们包括武汉大学经济系78级的高翔、李路刚，哲学系78级的蔡崇国，历史系的赵林，中文系的王家新、高伐林，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78级的李曾明和校学生会副主席罗华生，中文系程建学等等，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者关注民主墙运动，一般都认可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路线，他们之中很多成了名人，有的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民运人士，比如蔡崇国就是89年学运中的武汉高自联主席，逃出国后又成了民阵一大的宣传部长。

　　但是，武汉大学78级学生武有夋却是一个另类。

　　上海民主墙人士付申奇把这位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介绍给了我，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总表现出一种冷峻的观察神色，那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对他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态度我也没有在意，他开始在我们四五学会钟声杂志拉人出去我也没有在意，问题是他也以实现民主为目标，并且在武汉大学结识了一个极有才华的人“指点江山”，却不让我结识，在我看来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民主事业需要凝聚人才，大家应该尽可能走到一起才对。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中最有逻辑思维能力的杨苏，他在见到武有夋后，几句简单的提问就使武有夋不得不合盘托出了他的阴谋：

　　问：你准备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而奋斗吗？

　　答：当然。

　　问：你准备用秦永敏的那种方式——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行使权利——来实现民主吗？

　　答：（傲慢地）我们绝对不用那种方式！

　　问：实现民主，只有和平的或者暴力的两种方法，如果你反对和平方式，就只有搞暴力。

　　答：（无语，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言罪。）

　　问：你反对和平方式，又不用暴力，就是空话!

　　答：（尴尬一笑）有道理，不过，我们不会用传统暴力方式。

　　问：暴力方式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像中共一样广泛发动社会底层没有出路的人组成庞大的军队，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看不到这种可能，另一种是政变，那也需要很多特殊条件，你做为一个大学生，根本就不具备。

　　答：（情急之下涨红了脸）怎么不可能？清朝就有三百人打进皇宫的先例！

　　当时，我的一个重要朋友受其蛊惑不浅，因为他说武有夋身后还有几位才华横溢抱负惊人的武汉大学高材生，其中一位自称当今的八旗子弟，云南省军区一个部长的儿子，叫王乘风，另一位叫徐波，也是大有来头，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的人生起点，可能就是我们奋斗终生难以到达的终点，这些人动辄拿出世界地图任意裁量，真正是一群世界顶级政治家的霸道风范，让人好不敬畏！

　　听说了这些旷世伟人，我也有些心虚无力——看来，我们的和平理性方式实在可疑，确实太难推进国家的变革了，这些才子却只要灵机一动就天下大吉！武汉大学就有这么些重量级伟人，那么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有多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有多少？他们这些政治才子才是历史的主人，才能把中国的民主大业在慷慨陈词中谈笑而定，哪需要我们这样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去苦苦挣扎？

　　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即没有发生新的三百人杀进皇宫的政变，也没有看到这些天之骄子有哪一个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虽然这段时间里全世界有近百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是，也没有听说任何靠才子搞兵变、政变实现民主变革的事例。

　　且说，处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境地的我，始终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当局全方位施加的压力一步步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以秘密集团开展暴力抗争的说客在我身旁的反复唠叨自然不会毫无作用。

　　我清楚地知道，在中共的“全面专政”格局下，中国绝对没有任何秘密集团长期开展暴力抗争的活动空间，在看得到的将来也不存在武装革命的任何可能。这样，作为武汉民主墙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虽然始终坚决阻止任何激进做法，杜绝一切激进行动，但是，很长时间也一直在内心深处自问：

　　反对暴力究竟是面对现实的策略考量还是一种原则立场？

　　此时我最主要的助手朱建斌私下里就对我说：“要是你真有实力，还会这样艰苦地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还不早就把它推翻了！”

　　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这同时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价值考量，和平是唯一价值吗？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主张唯一价值都会把运动、把社会引入歧途，第二，现实考量，有非和平转型的力量、机会、可能吗？第三，时代和形势在变化，一种主张能永远有效吗？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放在最后回答。

　　从民主墙期间来说，我们不仅仍然承受着文革惯性带来的极大的镇压压力，而且只要是做实事的人，也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在“全面专政”下，哪怕一般的秘密团体，只要开展活动，就没有当局无法侦破的，并且必然被判重刑，外界还很难知道——比如武汉的“白如银”集团就是如此。

　　这样，全国民主墙人士很快就通过信件交流和直接往来达成了一致，这一点尚在我主持的1980年的武汉（春节）会议上加以了明确，在我和上海的付申奇建议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这样三条：公开化、合法化、群众化。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当然是非暴力抗争方针。

　　说到这里，该指出我渐趋成熟的系统主张了。

　　2010年坐牢归来，我在1993年起草的当代中国的第一个民运纲领《和平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平宪章》的方针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凡是看了该宪章的人都明白，总体上说该宪章并没有过时，但是，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袭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后几个残存的专制国家的情况下，《和平宪章》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然，目前的局面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起草新的《和平宪章》，我只需向大家适当地说说我的看法即可。

　　这种看法就是：

　　第一，我们主张和平转型。

　　第二，我们不反对其他任何主张，只反对一党专政和任何形式的专制。

　　第三，中国是否最终能和平转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善意，而是由官民博弈的结果决定的。

　　第四，我们希望当局不要把中国推向新的辛亥革命。

　　第五，我们虽然极力争取和平转型，但是也会看历史的演化是否能不负我们的善良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