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联合政府”梦！

刘自立（北京）

一

　　斯大林在二战以后于东欧施行所谓联合政府一举，让近乎百年以后的人们依然争执不已；关于他的正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本来确实要施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因为历史政治原因而未果；他的负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成立国际情报局后实施一党独裁于东欧，使得原先东欧各国短暂实行的多党合作，成为类似CCP备受谴责的、苏－东之“民主先声”。于是，认清这个联合政府观念，成为人们了解东、西方CP的一个契入点。在此观察之中，引发关于CP是不是可以改正自己，改革自己可能性之争论，乃至出现对于中、苏两国历史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历史评估；导入西方世界，美、欧各国关于在苏联、尤其在中国，于二战以后，引入这个斯大林观念的争议。马歇尔在西欧施行马歇尔计划，压制西方CP，争夺反CP政府地位。东欧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流亡政府（纳粹期间）和王权政府（秉承历史），虽然无法和戴高乐，邱吉尔和罗斯福－杜鲁门政府比较反法西斯功绩，但是，他们的作用，就是继续东欧原来的民主－专制（非极权）政治，而努力摆脱被维也纳西边主宰为变象附庸地位的肖邦式哀歌国家。而在中国，马歇尔主义究竟如何估价，成为老话题，新含义：这个马歇尔和那个马歇尔，究竟有何区别？何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如何估计？……是的，重庆谈判以后，在CCP配合下，马歇尔在中国施行抑制蒋介石政权，制止反CP围剿（东北国民党军队对于林彪残部的行将歼灭战……），施行斯大林主义之联合政府；与此之前，史迪威在四十年代初叶，便成立乐观其成（CP前途）之延安肯定论组合……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回顾斯大林联合政府乃至毛联合政府的观察迹象及其动因。

　　直到这个联合政府说，越过几十年争议和悲剧结局，导致21世纪CP中改革派人士引出“民主社会主义”说，从而接续这个联合政府的某种改革合法论和CP重生论（据说它可以和GMD一样获得新生呢！）。于是，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又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其之关系研讨—— 一个是，西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来长入资本主义中之社会主义阶段论，导致他们的CP并和于西方议会政体，而事实上认可和参与了西方宪政主义政治；另外一个是——期待CCP长入改革之后之多党政治前途、而实行自身未来合法化，如台湾GMD与之“联合政府”（民进党－国民党结构）。这样两种估计中，历史上中－东（欧）联合政府的彻底失败和毛主义“民主先声”的彻底幻灭，似乎并未作为政治定论划入历史论，现在，中国人仍旧对其幻象与梦，似乎期待着一个新时代联合政府出世，来一番和解共处的幻象再造，以至于处在完了、未了，悲观、乐观之游戏中，无法自拔，无法自醒；按此逻辑，迄今为止，中国民众依然由此分裂成为拥护和质疑这个政府形式之两派（抑或，包含犹疑派之第三种意见。）

　　然而，苏、东解体以后，西方之东方（东欧）施行的后CP政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只有在没有CP主导的政体之中，才有回到西方普世价值和民主多党框架中的所谓联合政府之可能，之现实;也就是说，实行几百年来美国四年“颠覆一次政府”之驴－象之争，之实。抑或，实行西方历史上无数次谁也不会消灭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圣俗斗争（王权－教权），乃至本族异族之争（如英国之诺曼人和昂格鲁－撒克逊人）……——实现西方历史现实之永久的那种对于政府权利/力的多党治衡——而这种治衡，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原来要施行CP主导的民主，而是回归历史，回归自古代历史，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上的，本来就是自由的那种国体和政体中去。也就是，回归西方由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正面）帝国主义之自由道路；(并由此带来民族独立——多半是民主毁弃和专制独裁后殖民主义乃至后民族独立之“民族民主”——或言，实行由此及彼的伟大演变，如印度，南非，印尼，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等。)

　　这个历史回溯，不是回到CP和斯大林的政府形式；不管是独裁，还是“联合”；而是回到西方自伯里克力和梭伦开始的，后来为基督教继续的，再后来被中世纪自治秉承的，在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形式）中几乎完成的，由民主政体最后实现的那种自由——并且当然包括打击和毁灭极权主义之祸端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因为这里重复指出的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严格的，本质的和巨大的区别，也是人们如何估价联合政府绝对和相对之角度：绝对角度是，从理论和历史而言，自打卢梭和伯拉图极权主义被西方人摒弃以后，他们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业已变得十分准确和清楚；而相对角度则是完全相反，他们的政客，知识人（一部分）和资本家对于中国问题和CP问题仍旧怀抱着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既不会演绎，也不会归纳，一叶障目，戴盆望天。这种历史虚无主和西式忘却主义，使得CP可以与其共享一种G-2或者G-N实用主义——也就是价值菲薄论和利益强调论之无主义实践；而中国自打20世纪初叶，他们和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无主义，无价值，乃至无道无德的所谓问题轨迹和历史轨迹中打转；而中国问题首先是解决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施行这些问题无法和模糊解决之社会革命和策略操作——这个策略操作的最大分母就是斯大林－毛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们实施这个计划书和路线图的西欧态度，甚至中欧的态度，和对于东欧和中国，完全两样。于是，他们对于左翼的包容政治和对于斯大林和毛的包容，并界一体，内置不分，造成极端混淆和最大混乱——与之对比是，他们对于西欧CP的态度，对于CP修正主义的态度，对于多列士和陶里亚的的态度，乃至对于铁托的态度，则显得比较准确和比较得体。他们也不会让CP修正主义完全代替西方政治，而在法国或者英国，施行与CP轮流执政这类幻型；因为这不是CP模型和民主模型的轮流执政；而是民主模型摒弃之之单独的和单独模型中的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是说，他们的主流政治在勘正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后，才可以接纳修正主义之各国CP。这一做法与其在历史上对于庶民和平民的包容政治，包容改革和革命如出一辙。远在中世纪，在佛罗伦撒，在米兰，在威尼斯……这类自治中，早有解决阶级分野之道，而不是试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那种阶级斗争，那种阶级妥协乃至那种非阶级宪政——正好说明CP联合政府的任何虚假遗产，都不是人类政治遗产中值得珍重，需要继承和费力思索的事务。不，不管是毛的联合政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甚至马歇尔的联合政府（未完成式），都是中西政治历史和政体探索中一段黑色幽默。这种幽默带来的死亡，是为此付出千万人生命代价的无价值试验。所以，我们初步探索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证明一个无价值努力的悲哀。
　

二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历史悖论。其中如何估价斯大林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为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此课题上，如何估价他的反法西斯历史与政治地位，是为其中之要——随后，就是他于东欧组建，抑或，同意暂时组建联合政府究该如何评价。换言之，如果没有他的反法西斯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他组建东欧联合政府的现状，就会依然面临“十四国干预”之。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我们看到，虽然斯大林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板上钉钉地予以确认，但是，在确认和不确认之间，如何估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纳粹，遂成为区隔这个问题的间性讨论。我们简单来说。首先，斯大林打败了希特勒。这是一个难点。每每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总有东、西方双方政客走上红场以事庆祝，相继给予斯大林事实上的认可。不管人们如何估计朱可夫或者其他人的功勋，但是，取代斯大林是不可能的事情。二，这样，斯大林就被钉在了半是、半非的历史功绩柱和历史耻辱柱之间呈撕裂之态。三，纳粹主义形成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斯大林主义形成，是不是只是西方的事情？而毛的形成呢？所以，在此框架里，政体的考究和意识形态的解析，成为主流政治研究的必须(就像哈耶克和阿伦特可以预估斯大林，但是，却无法细解文革和后文革CP资本论那样，使得事情的预估逻辑呈现阙如和空白——毛，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极权？——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现在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其间，如何估价呢？——中国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还是无资本，无无产阶级？——而两个极权主义，苏联和中国，难道可以用哈耶克－阿伦特资本主义演变论取而代之？……)。

　　四，所以，斯大林主义是一件棘手的功过评价事宜——就像人们评价纳粹，却很难得出德国功过论一样；因为德国模式中纳粹组合的诞生，给魏玛民主带来了危机和毁灭——当然不能说因此就毁灭民主和魏玛（共和国）；但是，民主在此出现了什么失误呢？选举希特勒，就是施本格勒权钱预估的“西方之衰落”吗？——希特勒资本主义和东方之后来的中国之，又是如何一种关系呢？其间美欧之间资本主义中，是资本大于价值抑或相反？相反的力量如何呈现和保障之？五，所以，这个问题延伸到中国。毛主义作为一种奇怪现象，纳括了毛成为阶级斗争神话，民族解放神话，极权神话领袖乃及西方战略盟友诸多头衔。给毛一个否定，就是要否定所有和他关系与共的那些东、西方政治人物呵护的神话——比如，戴高乐给予之的神话；苏加诺给予之的神话；斯大林给予之的神话……诸如此类。

　　放弃这些分析而枉顾毛与西方同构的系统分析，同样是批毛和捧毛者共同阙如的分析方式和内涵呈载。六，这样，毛与斯大林，就会获得一种与西方体制，西方价值和西方战略的苟合；这种苟合，在1945年以后出现，就会抹煞真正的西方价值而带来的价值混淆和体制选择而出现所谓的“联合政府”。这个价值混淆和体制替代，不单给斯大林带来好处，也给毛带来好处（这个好处，不亚于日本侵略给毛带来的好处，甚至更好，更及时，更实际；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给俄罗斯带来的革命好处和一战，变战争为革命的好处一样？……）七，最后，人们分析纳粹和CP之间异同的工作，尚处在稚嫩时期；其中，CP之公有制（——以后变成私有制－公有制杂交）和纳粹之极权私有之关系，尚在探索之中（而略）。这样，我们看到，在全世界不明联合政府实质内涵的情形下，斯大林于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就并不奇怪乐了。

　　其实例如下（多根据维基等资料显示之；下略）。

　　——捷克。

　　捷克联合政府的兴亡，是斯大林主义带给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被命名为“二月事变”；其简单过程如此。“二月事件是1948年2月下旬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起政治事件。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1948年初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Václav Nosek 通过非法手段在国家安全部门和警察部门排斥非共产党成员。

　　“2月21日，参与政府组阁的12名非共产党部长集体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当时他们认为总统会拒绝接受他们的辞职，继续保留他们在看守政府中，从而使共产党因感到压力而屈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支持者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同意这12名部长的辞呈。

　　“25日，爱德华?贝奈斯因担心爆发内战和苏联红军借此事干涉而被迫同意了非共产党部长的辞职，并授权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组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由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其控制的议会举行的选举将爱德华?贝奈斯赶下台，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统。这起事件大大刺激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防止西欧更多的国家被共产党所主导。”（维基）

　　——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社会党）以地下组织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的身份支持波兰抵抗运动。1948年，波兰社会党内发生致命性分裂，因为共产党采取萨拉米政策分化任何反对派。爱德华?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所在的派系支持与波兰农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而约瑟夫?齐兰凯维奇领导的另一派系主张支持共产党来完成社会主义计划，但是反对强制推行一党统治。战前的政治敌意仍在对事情产生影响，而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不会同意与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将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开除，并让齐兰凯维奇成为总理，以此利用这种分裂。

　　“1948年，共产主义者和齐兰凯维奇一派与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PPR）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而另一派系的剩余成员随同波兰流亡政府流亡国外，幸存下来。

　　“1987年，扬?约瑟夫?利普斯基这样的左翼反对派人物成立同名政党，试图维持原来波兰社会党的传统。但是，新的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中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

　　（“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波兰语：Rz?d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na uchod?stwie，1939年－199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被德国与苏联占领后的波兰政府，长驻伦敦，领导境外波兰人的抗战活动。

　　“波兰战役后，波兰全境失守。逃出波兰的军队效忠波兰流亡政府并参与多场战争，在前波兰国境的波兰士兵组织波兰地下国对抗前波兰国境上的德军。波兰在二战后被苏联红军占领，由于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地下国以及苏联没有太多的商谈，波兰成立由苏联扶植的共产党政府，波兰流亡政府无法重回波兰。

　　“虽然二战结束后该政府未被广泛承认且对波兰本土并无实际行政能力，该政府仍持续运作直至共产党政府结束（1990年）。这一年在列赫?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后，波兰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亲返华沙，将波兰共和国全部法统象征（总统旗帜、国玺、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之正本）交给了新政府。1992年波兰新政府宣布承认流亡政府所颁发的所有。”）

　　——匈牙利。

　　“1944年12月21日，在苏联支持之下，匈牙利共产党、独立小农业者党、国家农民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德布勒森宣告成立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总理是前匈牙利第1军团司令官米克罗什?贝拉，但却未设有总统或国王等国家元首。几乎支配匈牙利全境的苏联军队对临时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

　　“战后的1945年9月，独立小农业者党的蒂尔迪?佐尔坦成为首相。11月，在匈牙利全国举行了选举。独立小农业者党获得57％的选票，共产党获得17％的选票。然而驻匈牙利苏军司令官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拒绝小农业者党单独政府的成立，强制组建了由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位的联合政府。议会通过了导入共和制的法案，蒂尔迪被任命为总统，纳吉?弗伦茨被任命为总理。

　　“1946年2月1日，匈牙利第二共和国成立，匈牙利王国宣告灭亡。然而，匈牙利第二共和国在1949年被实行匈牙利劳动党一党独裁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和其他东欧诸国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米哈伊一世（罗马尼亚王国）和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斯基（最后一位保加利亚沙荒）的共同历史，就是受到苏联支持，反对法西斯；以后，又受到苏联废黜或者排斥而了；流亡海外；最后，在苏东解体后回到本国执政一段时期。

　　——东，西德。（略）
　

三

　　以上实例，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东欧政体，即便是处在沙皇和王权之下，其国体仍旧不能释怀于苏联体制，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王权历史之衰落与复辟；当然，是在民主形式下的“复辟”。2，斯大林主义“历史先声”，不过是一种先萝卜、后大棒的狼与绵羊的残暴游戏；这个游戏的双方，最后，都会先后失败于这个极权主义；再于之解体后，施行解构后的再结构，再复兴。3，社会民主党形式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或者社民主义有两个走向：一个，是所谓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寻找个性解放”的赫尔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和村社主义——这个主义，带来了类似波兰体制中（于二战时期）之“农民党”和“工人党”之间似是而非的争执与政争；而不管是工人党还是农民党，只要其社民主义忽略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乃及其政党组建和诉求，这类社会民主主义很快就会堕入社会主义和CP本性，从而远离那些即便是法国共产党式的，多列士式的，交出十几万军队武器的CP式法国形式。4，另一个是，社会民主派变成非社会主义的，非布尔什维克派的，非极权附庸的真正加入西方政党政治的那种社会党，工人党或者其他——因为他们是作为左翼而加入主流社会之政治框架的——从而不是东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而是西方意义上之。5，斯大林主义之所以给予联合政府一个一度支持和赞成，只是他的策略之举，之据。（我们看到的资料也是这样显示的——见《论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吕雪峰/下同

　　“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解决被解放的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波兰临时政府(即卢布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波兰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领袖的建议,并许诺在临时政府组成后尽速进行选举组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机构。而罗斯福则建议召集波兰各方代表成立总统委员会,就组成新政府问题举行会议,着手建立一个由华沙政府现有人员和国内外民主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这样成立的临时政府承诺举行立宪会议选举,选出波兰永久性的政府。罗斯福表示,“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我们三国应给予承认”。这一建议遭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坚决抵制,最后罗斯福做了让步,条件是尽快进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对此做了承诺。

　　“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英美同样提出了组建临时政府后立即进行自由选举的问题,斯大林表示“他已经同意了,作为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一定不食言”。但英美方面似乎对此还不放心,又提出了派遣观察员对选举活动进行监督的要求,斯大林同样未表示反对。会后发表了《被解放欧洲国家宣言》,对双方达成协议的原则进行了确认。这样,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丘吉尔和罗斯福达成了以‘自由选举’换取按苏方的意见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则。”（请注意，斯大林所有关于承诺自由和选择的时间都是在战争进行时——而后，独裁，是在完成时——这一点，和毛的战时决策，战时策略与胜利后决策，战略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就是独裁”，（！）他最后说道。） 

　　“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解决被解放的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波兰临时政府(即卢布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波兰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领袖的建议,并许诺在临时政府组成后尽速进行选举组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机构。”

　　“（1944年）4月28日,斯大林同旅美波兰天主教徒奥尔曼斯基会谈时讨论了未来波兰政治前景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对于波兰,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它的内部事务,更不用说干涉它的宗教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

　　“斯大林强调说：‘我们希望波兰有这样的政府:它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为了与共同的敌人——德国作斗争能同意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德国不论被我们打得怎么惨败,它都会再度崛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这些文件都证明了斯大林并不打算在东欧推行苏联制度,而仅满足于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 

　　“但又有史料证明斯大林打算在东欧推行苏联制度：1945年4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杰拉斯（也就是德热拉斯）会谈时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这则史料在学术界曾得到广泛引用。”……）

　　5，所有改革后东欧政府都在召唤和引回原来的所谓王政和“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成员，回国执政。这说明他们并不赞成希特勒、斯大林和CP的任何体制乃及联合政府。这是一种我们早就说过的、积极意义上的革命－复辟结构——对这个结构的解构都是非法，荒诞和反动的——唯有革命前，苏俄前和与沙皇（不管是华沙的还是彼得堡的）同构支撑的政体和国体，才是东欧人的、也许也反对俾斯麦和拿破仑的、那种不能和不应被苏联利用的、那种独立势力——也就是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反对和最终抛弃什么“联合政府”，回到民主政府，期待瓦文萨或者哈维尔。（于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点关于中国的未来之同类期待？是什么势力会回到这里？是GMD，还是什么？……）6，这类例子之所以似曾相识，就是因为毛与斯大林的同类把戏，同类策略和同类谎言，都诉诸了这个语词：“联合政府“。7，于是，政治常识中极权主义是不是就是这种辨正和投机，不是理论，而是事实和史证，给出了回答；而不是一如美国当年的学人认为的，“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学者莱夫勒指出,‘这表明斯大林在战后东欧社会制度方面具有不确定性’。”8，（值得注意的是：）“而俄罗斯学者吉比安斯基指出,斯大林同波兰政治家的会谈具有宣传迷惑性质,因为不是‘自己人’,而同季米特洛夫和杰拉斯的会谈才表明了本意,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同志’”。
　

四

　　那么，东、西方的人们争论的“联合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按照后来毛的联合政府和他的民主先声，说是在社会主义和CP之间会施行一种多党体制，乃及联合各种民主党派，施行互相监督治衡，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联合政府的本质和所求。而东欧的CP们也是这样说法，“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正如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赫格居斯所说：‘人民民主意味着多党制，而不是那种一党独霸的制度。要在党和党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王瑜《二战后东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于是，辨识这个“CP领导下的多党体制”，实在就像辨识一头很像驴的马和很像马的驴，让人无所适从。但是，我们还是要象电影（那部历史捏造的电影）中所说，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比较一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多十倍（？）

　　首先，这个多党体制的短命，说明了他的寿数适合CP取缔这个党、那个党，唯独留下自己为最后判断，终极依据模式。2，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终极结果，无论按照历史、还是按照现实，都可以予以回复；这种尝试是毫无意义会导致杀戮的那种试验。3，这样的“多党体制”和西方十九世纪变异的法国公社体制（巴黎公社）一样，提出了一个非阶级平等的、趋向所谓庶民和无产阶级自由体制（统治）的、也就是所有阶级、不自由的学说和试验的、那种政治盼望和社会实践，从而使得巴黎人一时间疏离了他们的基本传统和元初价值（——这个学说被马克思叫做法兰西内战中的诸多原则即公社原则）。4，这个和以往所有西方政治，历史，社会诉求不同的“公社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马克思的故事和斯大林（列宁）的故事；这些个故事要说明的，就是他们可以一改西方政治学说中的阶级治衡和限制政权原理，并切断形成共和——宪政的许诺状态和约柜传统，施行一种所谓庶民优先论——也就是，无产阶级“先进论”；无产阶级“制宪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

　　5，人们就此看到了一个新鲜事务，秉承最为古老的“理想国”（政教合一）的原则，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在严重扭曲西方常识和西方政治；这个故事和CP联合政府的故事绞在一起，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讲究一种（无产阶级）由领导到被领导；由主宰到被主宰；由消灭到被消灭的专制－极权结构。6，这个东－西和西方（——甚至东方有限治衡论）截然相反的CP不受治衡论，乃及他们的花瓶党派和花瓶人士，组合了东西方一叶障目和昙花一现的联合政府模型。这个模型，最后，以所谓“群众－政党－领袖”为其模式之真谛，之基准，之圭皋，施行一种最后的、极权主义人人反对人人的、被十倍百倍千倍扭曲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不准斗争（——比如，资本家阶级无权斗争工人；比如，地主阶级无权斗争农民（贫下中农）……）；最后，又经过两次革命（改革），转义成为如今的地主（房地产商乃及呵护者官吏）不准被农民（新贫下中农）斗争；红色资本家不准被无产阶级（工人，农人，农－工）所斗争——就连他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阶级斗争，也都变成对于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民族之战（含他们一早批评的那些地主，商人和资本家）——于是，社会主义真正变异成为一个（一小撮）资本家体制的资本主义——而这个联合政府的基数，从工人农民商贾之最大多数，转变成一小撮亿万富翁。这个可笑的，由联合政府之逻辑延伸者，似乎体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由联合诱惑导致的独裁，经过某种异化和屈从，在不到五年的短暂时间里，主人和奴才的分解和分界就已十分清楚；我们是主人——而你们是奴隶（建设者）。这个逻辑转换式也就这样在三五年的时间中，被转型成为联合政府的异化和蜕变。

　　一言以蔽之，毛主席说，我们就是独裁！

　　一切就此结束。

　　最终而言。所谓联合政府的多党形式，还是要回归到西方政党政治，轮流坐庄这个政治常识上来；而区隔以别，何以双方都一度赞赏这个并非独裁和独党形式。这是人们认识联合政府本质的首要判断式和怀疑式；这个判断来自那时的现实和普世的历史——并且牵涉到人们关于政治，宗教治衡一类文化和道德发生说和延续论。这是一道很快就会被常识吞噬和吸收的课题，却让国人久久无法消化，吸收和营养（于身）。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关于联合政府最先提出，实施和败落，和苏－美－欧共同反对希特勒有直接关系。在此前提下，苏美G-2结构，成为提出联合政府的历史条件（就像罗斯福原先寄托希望于斯大林的牧师之本性可以改造之说法——这个说法维持了某种世界格局于战后的联合国秩序之中——并在美苏缓和和最后苏联由于冷战解体之时间长河中起伏不定。）而在中国，所谓国－工共同“抗战”引来的双向合法论，使得极权主义面目的CP党人，成为进入普世格局和中国格局的有生力量。这个力量，在抗战的自保行为中大见成效，以至于GMD被严重消弱的国家实力，相对中共在抗战胜利时期培养的百万军队，几乎处于弱势的前途之中。

　　再就是，苏联“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实施，在短时间里迅速灭亡。但是，这一点却并未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警觉。他们依旧在蒋介石的否定和孙科的肯定中，怀抱一种军队可以国家化的联合政府幻觉，完全不顾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示。于是，第三，那时的东欧和后来的中国，出现了马歇尔亘古未有的、“戴抢者”共同组建议会和政府的主张，而注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前景。这样，苏联式和中共式联合政府对于当时的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和无意义，现在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的多党竞争和政党政治，不过是他们自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乃及帝国之后自治时期和集权时期，保持自治势力和自由格局的政治性转换。其前提就是集权主义不可以下放极权主义政治而施行以政治消灭社会，抑或相反。这是他们的自由政治和个体主义对峙于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之本来就有的土壤。这层土壤虽然经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败坏，但是根基牢固，无法撼动。这样，就出现他们以后在民主时期或者民主转型时期做到的自由政治和多党治衡。

　　这个来源并非CP和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虽然，经过世界大战，很多前提和条件业已模糊。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估计毛泽东，世界上并无共识。于是，出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谓实行苏联计划经济和并行欧美自由政治之主张。这个主张，为国－共两党都带来所谓“合法性资源”。于是，苏联发明的联合政府成为CCP对付国民党的有效武器。而这个武器的批判，并未有效实施。国民党方面倚仗军事实力的假相，认为可以在战场上消灭共产党——但是一开始，就被马歇尔阻止在东北战场上。自那时开始，历史专行重演——那就是，谁占领东北，谁就赢得中国。在满清邀请日本消除俄国势力的年代，日本人开始籍此占领南满，继而占领整个满洲——而二战以来，苏联红军继战胜日本于诺门坎以后，使得苏俄势力成为支持中共占领满洲的契机，从而把国民党军队逐步赶出东北。于是，占领东北，成为那个时期“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以后的实际较量。在此较量中，完全谈不上任何军队国家化的企图和实施，抑或，完全相反，CP军事实力快速增长壮大——而在关键时期，罗斯福们和杜鲁门们，对于中国的前途估计不是联合政府，而是毛会打败蒋——继而中止了对于国民党的最后支持。于是，从东北初失，成为国－共输赢的关键一环。这个战略关系的出世，早已不见任何联合政府的影子，它早已灰飞烟灭了。

　　（备注如兹。我们再次援引这个由国民党后人白先勇先生披露的文件，以说明这个痛失东北的战略错误导致的命定失败。

　　白先生说，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始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

　　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是不是屈从马歇尔，致使他战略失败之“第二次停战”，让CP赢得先机，文件亦云，“……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蒋介石《苏俄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