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性的话题

吴 庸

　　“食色性也”，寻找食物与追求异性是人类与生具有的天性。向大自然索取果腹的食物以维持自身生存，寻求繁衍生命的方式以传续后代，都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的。接受这种必然性不可避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的，它所具有的冲动性往往导致严重后果，比如远古时的乱交，比如以后的近亲繁殖，需要经历若干代经验的累积才能认识其弊端而找到改进途径，逐渐形成道德层面的约束和舆论、法律的疏导，才有望将这种无知的冲动纳入正轨。

　　（一）杯水主义性爱观

　　它源于苏俄十月政变后，一股冲破传统性禁锢的意识冲天而起，它的代表者是当时苏维埃政权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柯伦泰夫人。她力主在两性关系中，妇女应甩掉女性道德外衣，与男性自由地、无所顾忌地满足性爱需求，如同喝一杯解渴的水。于是，杯水主义在苏俄成为一时风尚，并随着中国留俄学生归国而传至国内。杯水主义在《郑超麟回忆录》中描述得相当详细，如张太雷与施存统夫人王一知厮混，蔡和森夫人向警予与彭述之同居，等等。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代表是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和李一纯，杨、李到北平，杨委托当时在平的李立三照顾妻子回湖南老家，不想李立三与李一纯一路难舍难离，二人竟去了江西安源另组家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此时正遭失偶（向警予）之痛，李立三夫妇正好在莫斯科，李立三就托妻子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予照顾，岂知照顾中萌生贰意，双方情投意合，李一纯撇掉李立三，随蔡和森一起归国。中共党人被这股杯水主义之风吹得晕头转向，将性爱之德丢得一干二净。

　　（二）无批判的、完全负面的性暴露

　　性的要求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性的任意放纵就会演出一幕接一幕的性错乱，危害应有的社会和谐秩序。这样的社会现实告诫人们，对性的诱惑，无论从个人的性修养方面，还是从社会的性安全方面，都应严肃以待，决不可毫无节制。无批判地暴露性错乱细节，由此形成的性挑逗的危害作用是巨大的，是造成人与人之间性生活紊乱的祸根。

　　张爱玲写过小说《色戒》，本意在于警告人们注意色的诱惑作用足以使革命者王佳芝心迷神痴，乃至将其监视对象、汉奸易先生看成“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于是在围捕汉奸易先生的关键时刻提醒他“快走”，一场击毙汉奸的战斗终于失败，导致执行除汉奸任务的成员悉数被捕、遇害。小说以“色戒”命名，说明在色的诱惑方面不加检点，后果是多么严重。可是，当这篇小说作成影谍时，原有的正面主题却被易、王二人的多姿势的、露骨的、反复的、大量的性交画面冲散，一部“色戒”成了“色倡”，成了赤裸裸的性交解构图。如此触目惊心的性暴露无疑成为启动人的潜意识中性冲动勃发的介质，诱惑人们跃跃欲试，其效果就是鼓动人们从性冲动走向无拘束的性放纵。这样玩弄“性”的题材是要不得的，绝不应提倡。

　　对性生活，严肃的作者与庸俗的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将这种社会生活形诸意识形态时，会考虑到它的私秘性和诱惑性，能够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审慎处理，不以完全负面的性行为的暴露迷乱读者。艺术大师曹禺所写《雷雨》，描述后母与前妻之子的乱伦关系，描述同母子女发生的性爱关系，描述有妻室的男主人与婢女之间的私通关系，直接面对如此复杂的性关系却丝毫没有性行为具体情节的暴露，只是通过这些性关系的冲突揭示其中蕴含的社会关系，让人们了解这些社会关系的严肃性而有所警戒。《雷雨》成为我国戏剧创作的不朽名著而为人们长久怀念，原因之一盖在于此。

　　（三）从皇权到夫权――大男子主义一统天下

　　皇权的至高性表现为皇帝的性需求通过设置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选配贵族或民间成百上千妇女供其享受。更为甚者，杨玉环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妃，被玄宗看中，于是迫令其迁出寿王府，为女道士，赐号太真，由此过渡为玄宗的贵妃――抢夺儿媳为己有。白居易所写《长恨歌》，想象玄宗与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柔情蜜意，其实是美化了这个61岁老头子与27岁少妇的恩爱。无独有偶，1970年，76岁的毛泽东把26岁的张玉凤调在身边，直到1976年毛逝世，可见皇权自古至今的性扭曲是同一的。

　　有唐以来，官方大力培养歌舞人材。宫廷通过教坊、梨园着力训练歌舞伎，贵族、官宦家族直到基层政权机构纷纷效仿，歌舞伎因而大批涌现。最初只供宴飨时演奏助兴，渐渐成为歌舞伎与文人相互唱和的娱乐，最后则与青楼性交易混同。青楼妓女不少是经由专门培训而文化素养颇高的能歌善舞者，她们送往迎来往往蕴含着辛酸和伤感的情愫，心中的痛楚是难以倾泄的。白居易所写《琵琶行》就形像地展示一位风尘女子沦落的悲惨遭遇：“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后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孚梁买茶去。去时江口空守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青楼女子的这种遭遇不过表明在男人统治下艺伎的无奈结局。男人的统治直到现代依然如此，并无改变。《高岗传》披露了高岗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时强制与女孩儿李力群成婚。先由毛泽东出面暗示、动员，又由一些权势者鼓动、说服，皆不见效，王若飞、王明、习仲勋等就实行强制，当着高岗与李力群的面宣布：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吓得李力群逃至延河边躲避，王若飞找到她，问：妳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一宗被党包办的婚姻就这样落实到位。大男子主义依然一统天下，孤单而无力反抗的李力群只得俯首听命。

　　男人主宰社会，并不以家室的性生活为满足，需要多方寻找其他的性刺激，因而，多种样式的性放纵令人目瞪口呆。一位越南居民李薇逃到中国后，据坊间评论，先后成为云南省长李嘉廷、中央财长金人庆、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与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情妇，共妻制居然成为现实生活的奇观。包养二奶、三奶，高达146奶的是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的是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勾引女人、上中下午各同一名女人淫乱的是南京市公安局所属车辆管理所副所长查贵今，这些人的情趣表现为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交日记95本、保存标本236份。他们是群体性的性堕落的标志。

　　有上述性放纵，就会有相应的娼妓为其服务。迄今为止，估计有两千万少女以出卖肉体为生，她们攒钱或为供弟妹上大学，或为父母医治顽疾，或为兄弟结婚盖房、付彩礼，或为寻找理想伴侣、过城市生活。她们是无辜的一群，必须忍受上述达官贵人残酷的性折磨、性虐待。有些十二三岁女孩被碾转卖到性魔窟，被魔主逼迫，一天接客十余次，不从就暴打、饿饭。强加于这些孩子肉体上和心灵上的创伤，是她们毕生都无法消除的！

　　（四）性――权力的肮脏交易

　　性要求既是人类天性，权力就必然利用这种要求巩固自身的存在，扩大自身的影响，权力与权力之间就会借助性的要求进行较量，作出彼此实力或增或减的抉择。这是在性领域进行的权力博弈。

　　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人，经共产国际同意，至中央苏区任军事顾问。博古为这位取名李德的军事顾问盖了新房，派了翻译，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指挥权就授与他。在战斗进行的空隙，他因调戏少共局一名妇女引起风波。李德干脆挑明，需要女人赔他睡觉。这给博古出了难题。李德手中握有的军事指挥权是关乎反围剿胜败的权力，为应对这种权力就必须将自身权力适当削弱，作出妥协。博古将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局妇委主任李坚贞。李找了几个，都不同意。后来找到比李德小10岁的萧月华，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妳同他结婚。”萧不语。“妳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萧哭了。“这是妳对革命作出的一种特殊贡献，明白吗？”萧哭诉道：“这比入地狱还难啊！”李也哭了：“妳的这种献身精神很可贵，党组织非常感谢妳！”这是一桩权力与权力的肮脏交易。

　　1940-1945年，日共领导野坂参三在延安滞留5年。中共委托他作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从事反战反法西斯宣传工作，还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抓日本战俘的转化工作。延安很重视他的工作，希望由此扩大中共对外影响。不久，他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希望派一名秘书。八路军总政治部鉴于李德要妇女陪睡的前因，心有灵犀，就派一位美貌的24岁庄涛赴任，果然，不久两人就同居了。野坂参三奉行“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的世故学，1945年抗战胜利飞返日本时，他抛却庄涛而与原有的老婆重修旧好。这又是一桩肮脏的权力交易。

　　资深记者沈容在所著《红色记忆》中专有一小节“临时夫人”，记录延安“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时不带回去。这两位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用现时的话说，就是找两个临时“二奶”。这是第三桩权力的肮脏交易。

　　（五）需要探讨的问题

　　性放纵与性约束中间尚有较宽的未知领域。这一领域存在的若干问题需要探讨，比如红灯区是否可以认定为合理存在，比如换妻活动是否可以作为性的多样性而公开进行，比如只要是异性成年人彼此自愿的秘密性往来就可以作为性的兴奋剂而活跃，比如同性恋作为性风尚是否可以得到国人认同。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广辟思路，博采众长，或者可以逐步取得共识。愿探讨者，盍兴乎来！*

　　（201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