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僵局有赖修宪

曹思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颁行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尔后，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又有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宪法的修改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究竟如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关键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急需广开民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现行宪法，才能打开目前的政治僵局，保证国泰民安。
　

一、专政不除，国难未已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保留了专政条款。六十年来，中华儿女为专政牺牲了几千万条鲜活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专政了317万右派分子、143万中右分子，共计460万知识分子；占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92%。1959年反右倾、整彭德怀反党集团后，又专政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不少党内干部，曾经是党的专政工具。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专政的闹剧，今天你对我专政，明天我站起来再把你打倒，对你实行专政，据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斗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作为在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专政对象，有口难辩、自身难保、死无葬身之地。像夏衍这样的文化老人，也难逃专政的整肃。他用切身体会写过这样一首歌：

　　整人歌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有人以为加强专政能保天下太平，结果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动乱不已。曾经的专政者林彪和王、张、江、姚等也前赴后继、身败名裂。虽然专政的理论强调打击面只是百分之五以下的“一小撮”敌人，但是几十个回合下来，被专政的人数便接近百分之百了。有这么一把利剑悬在公民的头上，随时落下砍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就成为虚设的一纸空文了。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方面来看，所有可能的专政受害者都应该是取消宪法专政条款的拥护者。为了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切“专政者”和“被专政者”都能永远免于专政的恐惧，还是让中国的宪法勇敢地告别专政、拥抱法治吧！
　

二、别将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

　　六十多年来深受政治动乱之苦的中国人，莫不痛恨动乱。而细心研究一下不难发现，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全国被强行分为人民与敌人两个等级。有权者不难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敌人”则是被专政者。按照专政的理论，鼓动人民对敌斗争要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于是乎公民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成为常态。（如江西的李九莲因写信给其未婚夫，被未婚夫出卖而于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枪毙）一个公民只要被划为“阶级敌人”，其公民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了。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还属于人民，明天就被打成阶级敌人，由人斗人的工具，变成了人斗人的靶子。以致于谁也不敢拍着胸脯夸口：“我永远不会成为阶级敌人。”就连曾经的国家二把手周恩来最后躺在病床上还担心地说：“我死后你们不要在我脸上画叉子啊”；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也曾对其助手邬吉成流露过自己的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可见对敌专政几乎威胁到了每一个人。国人被分敌我，相互之间虎视眈眈，没有了安全感。这样的社会不出乱子才怪呢！（以言获罪等等都是以所谓对敌专政为依据的。）

　　“人民”一词本是人的集合名词，并没有什么政治性。但是在六十多年全党全民敌我斗争的专政实践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阶级色彩、太多的抗敌性和排他性。说“人民政府为人民”，就意味着只为一部分尚未被划为敌人的公民服务；而另一部分公民一旦被划为敌人，则不在服务和保护之列，这就制造了社会分裂。

　　因此，我建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尽量不使用“人民”这种已被弄得含义不清的概念，或者以“公民”取代“人民”。

　　诸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不妨就叫共和国、政府、法院、检察院；而人民代表大会则改称“公民代表大会”更好。

　　有鉴于此，建议修改宪法第一条，删除专政，重新考虑国家名称，这里有六种方案可供选择，无论采用何种方案，简称均为中国。

　　第一方案 中华共和国

　　【突出共和制为国家的根本制度】

　　第二方案 中华联邦共和国

　　【明确以联邦制的形式统一全国各地区】

　　第三方案 中华全民共和国

　　【有利于消除以人民的名义制造敌对意识，剥夺部分公民的权利之弊】

　　第四方案 中华民主共和国

　　【突出民主诉求】

　　第五方案 中华民国

　　【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

　　第六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震动，但是究竟谁是敌人呢？】
　

三、主仆关系不容颠倒

　　“伟大领袖”何谓伟大？应该是他为全国公民服务的工作卓有成效。从角色上说，公民是国家的主人，领袖是公仆。不仅如此，国家所有的公务员、军人和警察都是公仆，公仆的神圣职责就是为公民服务，主仆关系不能颠倒。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却有“四个一切”的口号响彻云霄达十年之久，叫做“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民与领袖的主仆关系。毛泽东健在之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理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公仆。作为职业，公仆受命于公民，服务于公民，应当是“公仆一切为着公民”，岂能号召公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为着公仆毛泽东呢？随着毛泽东逝世，“一切为着毛主席”的错误口号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一切官僚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不懂得公民与公务员的主仆关系，还在那里以其所作所为颠倒这种主仆关系，在继续祸害国家，侵害公民权益。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修改宪法的草案中对公民与公务员的主仆关系，应作出明确的规定。建议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作如下表述：

　　第二条 主权在民

　　中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源于和属于全体公民，公民直接或通过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

　　共和国全体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公务员、军人和警察是公仆。公仆的神圣职责是为公民服务。

　　中华共和国范围内所有党政公款收支的账目，均须在互联网及时公布，公民有权查阅。

　　四、通过修宪，打开“六四”的僵局

　　当今中国，六月四日成了最为敏感的日子。每到这一天，三个疑问又重新涌上人们的心头：

　　一、什么时候向全国人民公布“六四”伤亡人数？

　　二、今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六四“的事件？

　　三、从制度上如何防止类似“六四”的悲剧重演？

　　这三个问题挥之不去，无人解答，甚至不许讨论。历史的包袱只会越背越重。我斗胆设想：立足向前看，通过修改宪法，从制度入手防患悲剧重演以打开“六四”的僵局。

　　我建议修改中国现行宪法中关于武装力量这一条（宪法修正草案第二十条），作如下规定：

　　（一）中华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

　　（二）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防，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

　　（三）除了军人和警察之外，任何人不得拥有兵器。

　　（四）军人和警察不得对非武装人员使用兵器，唯对现行凶手除外。

　　这四款规定中，第四款是关键。如果能严格执行这一宪法条款，就能避免出现军警向徒手平民开枪的悲剧。

　　前文已经阐明，共和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和军警都属于公仆。世界上哪有公仆向主人开枪的道理呢？可惜原宪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表述。付出了“八九六四”的惨痛代价之后，现在亡羊补牢，关于禁止军警向非武装人员动用兵器这一条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了。如果能成功地把这一条写进宪法，从根本制度上避免悲剧重演，也有利于唤起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对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信心，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打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六四”僵局，放下历史的包袱，共同建设法治中国。

　　2014年0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