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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政权的性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一）
多年来，反抗中共独裁暴政、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运动一直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地进行着。如果从1989年算起，中国民主化运动已经有24年的历史了；如果追溯至西单民主墙、四五运动、张志新烈士、林昭烈士，那就有50多年的历史了。
目前中国民主化运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前景如何？今后中国民主化运动应该怎么搞？这决定于我们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有明确的、准确的认识。为此，我写了八篇短文，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表出来与有志于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志士仁人交流，让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是八篇短文的第一篇。
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首要问题是确定中国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性质。
自邓小平以来，中共自称中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这是中共在“挂羊头，卖狗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邓小平论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言论都是不值得一驳的诡辩。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很多人已有共识，我就不在此多费笔墨了。
中国的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很多人会回答说，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权。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这个极权专制政权与封建时代的专制政权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尚须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有人说，在中国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政权；还有人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这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者的说法不够明确，既得利益集团由哪些人组成？获得多大的利益才算是既得利益？总不能把获得了一点小利的人也算作既得利益者吧。所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定义是不明确的。还有，按照既得利益集团的定义来分析，在中共领导层中存在不止一个利益集团，薄熙来和胡锦涛应该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可是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属于同一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后者的说法不很准确，也不太科学，我们将在以后加以说明。
我认为，现在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中共自称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名不副实的，其实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应该解读为：人民被民之主专政。
吉拉斯在20世纪50年代就写了《新阶级》一书。他是很早就认识到，在共产党以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权以后，会产生一个新阶级的学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对这个新阶级作更深入的阐述，把这个新阶级称为共产党阶级是不妥的。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党派，与阶级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事实上，并非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而且大部分普通的共产党员并非这个新阶级的成员；有些非共产党员却有可能成为这个新阶级的一员。
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给这个新阶级下一个科学的定义，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由以下几种人组成：（1）贪官污吏。现在中国的腐败已经社会化了，是体制性的腐败，很多腐败现象是合法的腐败。例如，土地财政、国有企业的垄断、大批“官二代”、“太子党”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这些事都是合法的。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这些都不是腐败现象，反腐败是不反这种最严重的腐败的。在这个腐败的体制中，只要你当了官，你要与贪腐严格划清界线，当一个真正的清官，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认为，在处级以上的干部中，绝大部分与贪腐脱不了干系，他们属于官僚资产阶级（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每个处级以上的干部都属于官僚资产阶级）。至于科级干部和公务员，凡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腐败、以权谋私的，也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所占的人数比例有多大，那就很难估计了，应该说，在公务员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2）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干部；在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中，一部分中层领导干部也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3）官商勾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官员、官员的家属及亲友、有官方背景的私营企业老板及其亲信（大部分私企老板是没有官方背景的，不过大型、较大型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往往或多或少会有官方背景，没有官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很难做大）。
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
3%，我们的估计数字有这么大的变动范围，主要是因为无法确定在科级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中有多大一部分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范畴。
我们认为，一部分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一部分公务员也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人当然不能算是权贵，所以权贵资本和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不很妥当、不很科学的。部级以上的干部及“太子党”才是权贵，他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核心，人数极少，权势极大，富可敌国。但权贵的人数终究太少，单靠他们还不能对全民实行专政。必须以权贵为核心形成一个阶级，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和财力的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大革命中毛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国人民对毛搞的这一套所谓的“阶级斗争”是深恶痛绝的。于是现在有些人以反对文革复辟为名，反对一切阶级斗争，谁要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给你扣上一顶“要重新搞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你装作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就消失了。
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正在从阶级斗争的历史逐步转变为阶级和谐的历史（关于阶级和谐的论述，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今天，在美、英、德、法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基本上已经实现了阶级和谐，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尚未实现阶级和谐，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极权专制国家中阶级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今天的中国社会，粗略地可以分为五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农民工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几。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霸占了巨额财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其他四个阶级实行严厉的专政，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公、检、法、司部门及整个国家机器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其他四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中产阶级占人口的大部分，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当那些西方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中国目前人均GDP的水平时，正是中产阶级的人数较快地增长的时期。于是中国的某些专家、学者就依此为依据，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也将会很快地增长，一切社会问题自然都会解决，现在我们只须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GDP就行了。
这些专家的头脑有点发昏，他们没有看到那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阶级关系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阶级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些西方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宪政，社会各阶级在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下和谐共存，和谐发展，实现了阶级和谐。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他四个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全国各地每年发生的成千上万次群体性事件、中共政权采取的高压维稳政策、把大批无辜百姓关进监狱、劳教所乃至精神病院……等，正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他四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下，中产阶级是一个被统治、被剥削、没有权势的阶级，中产阶级的队伍不可能不断地扩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中产阶级的队伍在逐渐萎缩。原本大学毕业生是中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军，可是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加入了失业者的队伍，最终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原有的中产阶级在“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有一部分人从中产阶级下降为工人阶级。这就是目前在中国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那些昏庸的专家抱有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在做白日梦。
为了完成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艰巨任务，首先必须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的性质、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有清醒的、准确的认识。
中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广大民众的剥削制度（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二）
朱 振 和
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非常不公平，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绝大部分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是众所周知的铁的事实。中共政府在八、九年以前就开始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一直难产。我认为，直到中共政权垮台的那一天，也不会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因为中共政府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动真格的收入分配改革与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矛盾的。
在民间，在新闻媒体上，在网上，很多专家学者、精英、各方面的人士乃至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也发表了大量的议论。有的人认为，中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太低，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有的人认为，应该大力扶持中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这是问题的关键；有的人认为，养老金双轨制（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比相应的企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高数倍）太不公平，应该立即废除；有的人认为，垄断企业员工的工资太高，必须加以限制；有的人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应该大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有的人认为，我国的腐败问题太严重，应该努力反腐；如此等等，各种各样的议论充斥在学术界，充斥在各种媒体中。这些议论都有一点道理，但是都没有抓住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所以这些议论都不能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至于中共的领导，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也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在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事实上，按劳分配是一个不可实行的、不合理的原则，因为在全社会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尺度来计量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劳动是无法定量计量的，一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少包括三个要素：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的质量，三个要素中只有劳动时间是可以计量的，另外两个要素是无法计量的。于是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时常见的一种倾向就是用按劳动时间分配来代替按劳分配。按劳动时间分配就是“吃大锅饭”，所以在改革之前出现“吃大锅饭”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推行不可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关于“按劳分配”的详细论述，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当然不再适用。中共领导人也多次说，除了按劳分配之外还要按非劳动因素分配，但是究竟按哪些非劳动因素分配？按劳分配和按非劳动因素分配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说清楚过。中共领导人根本不明白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的原则究竟应该是什么，于是目前在中国实际存在的是一种无原则的胡乱分配制度。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用各种各样合法的、不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道德的、不道德的方法和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从全国的GDP大蛋糕中争夺尽量大的一份。这是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根源所在（关于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下应该实行的分配原则，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今天在中国实际存在的这种无原则的胡乱分配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本质是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其他四个阶级的剥削制度。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占有巨额财富（资本），霸占了自然资源、信息资源、科技资源和公共资源，对其他四个阶级实行残酷的剥削，由此而攫取了90%以上的国民收入。这是由权力与资本、资源相结合而实施的一种残酷无情的剥削制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厉残酷的剥削制度。
了解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本质，也就找到了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就是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这个万恶的剥削制度。其他一切只涉及某个小问题的议论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对某个小问题进行小的改革或改良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任何可能损害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小改革、小改良也都是不可能实行的。
论邓小平的功过（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三）
朱 振 和
从1978年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执行的政治路线一直是邓小平的路线。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是在推行了三十多年邓小平路线的基础上来实现民主化，所以正确地评价邓小平对于认清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邓小平的评价是这样的：多亏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开创的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我们只须进一步深化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并推动政治改革，就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我对邓小平的评价与此截然不同。我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邓小平的功绩。对外开放是正确的，中国国门打开以后，大量外资（四分之三以上的外资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华裔的投资）进入中国，建立起许多合作、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提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至于邓小平的改革，那就另当别论了。30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基本上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开始的，这个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包产到户”符合我国农业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包产到户”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实行了“包产到户”以后，我国出现了一个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时期。但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耕种一小片田地的小农经济，所以“包产到户”不适合农业现代化，“包产到户”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农民承包土地只是得到了土地的经营权，土地的所有权在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在实质上已经悄悄地变成国有的了。通过实行“包产到户”而形成的这种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政府能够推行“土地财政”并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祸根。
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又怎么样呢？在“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指导下，经济改革的政策是短视的或盲目的，改革的措施朝令夕改，缺乏科学性。三十多年来出台的改革措施五花八门，千变万化，多得数也数不清，其结果当然是非常糟糕的。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以归结为抛弃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在学术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经过邓小平的鼓吹，当时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市场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在3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要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克服的办法就是实行私有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要变革“政控经济”（这是政治、政党、政府操控的经济的简称，其含义是：政治统帅经济，经济为政治服务，政党领导、操纵、控制经济计划与经济政策的制定，政府、行政部门、权力机构管理、控制、支配经济）。
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并非计划经济之过错。中共反对搞计划经济，难道要搞无计划的经济？其实经济计划在任何经济模式中都是需要的，问题在于中共制定了错误的经济计划。为什么会制定出错误的计划？因为我国的经济实质上是“政控经济”。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不是要抛弃计划经济，而是必须变革“政控经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触动“政控经济”，反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块遮羞布的掩盖下，强化了“政控经济”。其表现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把市场化当作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是极其错误、非常有害的一种观点。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把不该市场化的医院和学校都市场化了，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了，完全忽视了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应。由此造成了“新三座大山”（看病、上学和住房），把中国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
“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的另一句名言，这句话执行起来就成了唯GDP主义，发展就是增加GDP，这是硬道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都要为GDP的增长服务。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模式，30多年发展的结果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也促成了腐败现象盛行。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错误的，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失败了。有人会反对我的这个结论，他们说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不是说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吗？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不能归功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是另有原因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对外开放是正确的，此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物质基础。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解放了农村中富余的劳动力，大批农民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中国出现了几亿廉价劳动力。中共强化“政控经济”的政策又导致官僚资产阶级拥有巨额的资本，充足的外资和内资与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与三十多年来进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三十多年来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中国国民经济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健康（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详细论述，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邓小平另一个重大的错误是提倡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一时间“猫论”被奉为办一切事情的金科玉律，“猫论”毒害了一代半中国人的灵魂，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全社会诚信缺失，不讲真话、讲假话成了普遍现象，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邓小平犯下的最主要的错误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制度，拒绝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邓小平的这种政治路线，再加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唯GDP主义、强化“政控经济”的经济政策，促使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邓小平路线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残酷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对邓小平思想的批判，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00多万人；有人估计在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大约5000万，也就是说毛泽东害死了8000多万人。
邓小平是1977年复出执政的，至今已有35年了。由于邓、江、胡、习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残暴统治，并推行错误的经济改革，造成中国每年有大批人非正常死亡。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有以下几种：（1）各种生产事故、安全事故（矿难、火灾、毒气泄漏、爆炸、交通事故、建筑物、桥梁垮塌等等）；（2）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粉尘、有毒有害气氛、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有害环境中工作而得了各种职业病（如：尘肺病、化学物质中毒、重金属中毒等）；（3）吃了有毒、有害的食品、药品，用了有害的医疗器材，做了有害的医疗手术等等；（4）因环境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食品用品污染等）而得了癌症及其他疾病；（5）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因人祸、人为因素而死亡（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将近9万人死亡或失踪。在唐山大地震以后我国政府制定了建筑物的抗震标准，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建造的房屋，99%都不符合抗震标准，都在汶川大地震中垮塌了？这9万人中90%以上是本不该死的，他们应该属于非正常死亡。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暴雨，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77人，这是一个被精心加工处理过的数字，实际死亡人数应该大大高于此数。在一个现代化的首都，怎么一场暴雨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他们都本不该死，都应该算作非正常死亡）；（6）在监狱、拘留所、劳改场所、劳教所、精神病院，刑讯逼供、残酷迫害政治犯、异见人士、法轮功学员、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者及其他人；（7）“六三—六四惨案”（这样命名“六四”的原因，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暴力镇压群众运动及群体性事件、强拆民居、暴力维稳及其他暴力事件；（8）其他（例如，在计划生育中非法地强制堕胎及强制引产）。
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位教授估计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00万，另一个教授估计是至少300万；此外有一份报告称，光是空气污染就导致中国每年有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很难估计的，在最近几年这个数字应该相当大，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数字会比较小，平均而言可能是300万到400万，35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为1亿500万到1亿4000万。所以邓、江、胡、习极权统治的残暴程度并不亚于毛泽东。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邓、江、胡、习的极权统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分散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有些情况还比较隐蔽，容易被人们忽视。其实把各种情况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汇总起来，其总人数是非常惊人的。人民大众流血牺牲、遭受的苦难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走邓小平路线已经35年了，看样子还要继续沿着邓小平路线走一段时间。今天在中国能清醒地认识到邓小平错误的人并不多，向全国人民及知识分子说明、宣传这一点，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改革还是革命（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四）
朱 振 和
中共的政权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残暴的极权专制政权。改变这个残暴的极权专制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实施宪政的新政权，是中国国内外民运人士努力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把一个极权专制政权改变为一个民主法治、实施宪政的政权，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在中共的体制内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详细论述，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最终开放报禁、党禁，进行普选，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这是走改良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就是人民奋起反抗中共的极权专制统治，发生社会大动荡，导致中国政治体制发生变革，最终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
中国将走哪一条道路呢？人民大众善良的愿望是希望走改革、改良的道路，这样人民遭受的苦难、牺牲会少一点。邓小平执政之初也说过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很快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治体制，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在1989年造成了“六三—六四惨案”（这样命名“六四”的原因，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这暴露了他坚持极权专制的真面目。江泽民在1989年北京发生“六三—六四惨案”期间，镇压了上海的群众运动，被邓小平赏识，取代赵紫阳，指定为邓的接班人。江泽民接班以后，变本加厉地加强了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制度。
胡锦涛接班以后，在初期有不少人对“胡温新政”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一直在公开场合多次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媒体上人民的赞美之言不绝与耳。可是胡温十年执政结束了，政治体制改革连影子也没有见到，人们的希望全部化为失望。
今年，习近平、李克强接班了，新官上任总是会做一些新的姿态，于是又有人对“习李新政”抱有希望了，为习、李大唱赞歌了。这些人大概忘了，十年前他们也是这样对胡、温抱有希望的，十年后希望都成了泡影，他们怎么不吸取教训呢？我觉得习、李所谓的“新政”并没有什么新意，我对他们不抱什么希望，他们不会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现行的政治路线是邓小平定下的，习、李都认为邓小平路线是正确的，要坚持执行，决不动摇。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明确地强调，中共不走老路（意思是不回到毛的政治路线上去），也不走邪路（意思是不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坚持走正道（也就是坚持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所以在习、李的任期内不可能进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看一下邓小平执政以来35年的历史，就可以知晓中共是绝不会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35年来中共只进行了一些装装样子、无关痛痒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不但寸步未进，反而是向后倒退了。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江泽民建立并加强了一整套维稳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强力维稳；胡锦涛继续执行强力、高压维稳的政策，近年来每年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三十多年来，人民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有人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立即会受到监控，稍微严重一点的会被劳教，再严重的就被捕入狱。习近平继承了维稳的机构和政策，当然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中共政权的性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决定了在中共政权的体制内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个或某些个人、某个或某些高官，认识到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而与官僚资产阶级决裂，反戈一击，采取反叛的行动，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僚资产阶级有几千万人，掌握了党国大权，霸占了所有的资源，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攫取90%
以上的国民收入。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官僚资产阶级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它的统治，也就是竭尽所能地强力、高压维稳。在民主化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即使迈出一小步，也会损害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官僚资产阶级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所以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改革、改良之路已经堵死，只有革命是必由之路。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革命？怎样推动民主革命呢？发生革命的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现有的政权已经恶贯满盈，导致社会矛盾极为普遍、尖锐，达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在中国这个最起码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满足了，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他四个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民怨已经沸腾。全国各地频繁地发生群体性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光是满足了这个最起码的条件还不足以引发革命。发生革命还要求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确实感到再也不能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现状，并认识到只有推翻现政权、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要民众觉醒，民众产生革命的要求。民众怎样才能觉醒呢？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觉醒，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觉醒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才能由他们去宣传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发动革命。
目前在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尚未觉醒，离民众觉醒这一步更是差距甚大。虽然在全国各地频繁地发生群体性事件，但是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们某个或某方面的权益受到侵犯，是为了维权，没有远大的政治目的，没有人想要改变现有的政权。斗争的目标是某些官员、某些企业主、某种黑社会势力或某个地方政府，绝不是中央政府；相反，绝大部分群体性事件企望中央政府来干预和解决问题。所以这些群体性事件，包括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中央政权并不构成巨大的威胁。在中共的高压维稳措施之下，所有群体性事件最终都平息了。这些群体性事件不会导致革命。
除了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民众的觉醒以外，发生革命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觉醒的知识分子要组成有思想、有理论、有纲领、有方针政策、有行动路线的、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或政党。还要强调一下，组成的政治组织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不是一些很小的、分散的、零星的政治组织。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或许可能发生自发的群众抗争行动，但是难以发展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唤醒知识分子，唤醒民众和建立政党是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经过的步骤，而目前中国还处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尚未觉醒的阶段。觉醒的标志是认识到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权的性质；认识到中共目前执行的是错误的邓小平路线，邓小平最主要的错误是促使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导致了一个强有力的残酷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认识到在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治体制下，改革、改良之路已经堵死，惟有革命才是实现民主化的必由之路；认识到必须抛弃错误的邓小平路线。而今天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却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执行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道路。
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我们当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唤醒知识分子，向他们阐明邓小平的错误，批判邓小平思想，认清邓小平路线的本质，认识到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抛弃邓小平的路线。
注：《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作者：朱振和，发行人：武宜三，出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销售处：1908书社，香港尖沙咀北京道69号二楼，电邮：1908booksto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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