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后冷战时期，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决的表现形式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和经济领域内，有着广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由于价值观廻异，竞争面必然大于合作面；两种制度体系的优劣主要通过经济表现表达出来。由美国引领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开启，将重塑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规则，并昭示“中国模式”的虚幻性。中国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很快会犹如泡沫破裂，并引发中共的政权危机。
中美价值观的较量，是以竞争与合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已经表露出这一特质，而双边贸易量和投资更说明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当下的和平发展年代，两国的较量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经济是一种硬实力，文化则是软实力，这两种实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变迁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质量，进而又诱导出新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和文化之间可以形成这种互动的关系。廻然不同的价值观必然由不同的制度体系支撑，制度绩效就从经济和文化的竞争与合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大国，美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大国，在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事务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是广泛的，诸如反恐，朝核，伊核，东海和南海的和平等。但中共出于政权稳定性的考虑，其合作的诚意和参与度，国际上存有广泛的疑虑，从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间的竞争。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中美有着广阔的前景，但考虑到对经济的影响，互相间的减排量要求难以满足对方，对很多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在所有这些合作中，人们又可以看到双方之间的竞争，即各自到底贡献了多少，担当了多少，从中看出国际贡献度。但是在中东和平和非洲发展方面，中共既无能力也无意介入。不能把中共在非洲开采资源当做帮助非洲发展。在中国的环境治理领域（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荒漠化等），双方合作的空间巨大。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环境危机阶段，美国的技术和经验大有用武之地。但中共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考量，合作极其有限，环境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
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确立了它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超强的军事实力赋予它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尚不具备挑战能力。中共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或多或少有点“攀高枝”的味道。美国是世界性大国，中国是区域性大国。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暗示要与美国搞“势力范围划分”。但是一个集权主义政权一旦成为区域霸权，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中共推出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南海九段线，事实上已经造成区域国家的不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无限止恶化实际上起到了缓解作用，通过国务院和军方发言，暗示日本不要走得太远，从而有效地劝阻了安倍与中共以民族主义回击民族主义的惯性；同时，美国表示只接受日本对东海一些岛屿的实际管辖权，对归属权没有立场，使中日东海争端基本上处在可控状态。事实上，中共意图通过挑起中日历史旧账来宣泄国内压力并未成功。对于南海九段线，中共指出是194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宣示的。美国对其合法性表示疑惑，相关4个国家也对合法性表示质疑，对台湾实际控制的岛屿也形成声索压力。中共不希望美国介入南海争端，而其他声索国则要求美国介入主持公道。中共外长王毅的强硬态度表明，这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对峙。美国实际上起到了平衡者的作用，防止极端情况出现。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除非中国经济出问题）。但是在可预见的15-20年内，中国不可能在综合国力和军事上超过美国，或者说至少在这一时间段美国仍有压倒性优势，这就保证了中美只能沿着竞争与合作的路径走下去，这种和平对决伴随新一轮经济周期导致中共走向衰忙是大概率事件。
俄罗斯吞并克罗地亚对中共未来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可能会有某种启示作用，这就要求美国对区域国家给予相应的安抚。按照美国国会的要求，国务院应该在3月底到4月初左右拿出可操作的亚太再平衡方案。虽然中共整军备战对邻国有威吓效应，但亚太再平衡的实质性推进对中共也是一种压力。中美双方目前在南海问题上互相试探尚未完成。奥巴马4月份访问亚洲3国，或可将其看做亚太再平衡的前奏曲，说明未来美国战略中心的转移就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假如在亚太地区出现类似于克罗地亚之类的事件，就证明亚太再平衡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确保东海和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及通过何种协商方式解决，应当成为亚太再平衡的一个内容。俄罗斯受到制裁对中国有一定警示作用，因为中国不同于俄罗斯，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
目前，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进展的并不顺利，但其代表了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从其中的主要条规来看，开放度低，自由化程度低，国营企业比例大的经济体是不符合要求的。这两个协议代表了经济全球化的更高层级，具有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的先导意义。由东盟10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邀请了亚太主要国家参与，中国为区域第一经济大国，扮演重要角色。RCEP内发展中经济体比较多，实施自由化规则的层级较低，由于一个经济体可以同时参加多个区域性经济组织，迈向更高层级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中国主导RCEP，也难以挑战美国主导的两个经济组织。
美国经济自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后，已经熬过了近6年。目前可以说已经走出了危机，复苏也基本走完了最后一步，接下来就是整固和走强了。奥巴马政府的工业再平衡和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乃至美元加息，除了可以吸引在外美资企业回撤外，还能吸收较多的海外投资。美国页岩气开发使用或能延伸至页岩油开发使用，这将极大地扩充未来可使用能源的储量，不压于一场能源革命；顺势而为的将能从工业再平衡中崛起一股创意经济浪潮，支撑美国经济走强。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2014年2季度的数据将证明经济复苏稳定，并开始走强。在世界经济低迷之际，美国经济率先走强代表新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开启，且将拉动发达经济体共同增长，再一次将世界经济带入以创新和技术主导的增长路径。目前，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尚不稳定，但由于规则和增长机制大体相同，因而一旦复苏稳定，必将享受此轮新周期的成果。
发达经济体被美国经济拉动走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前列的另一个原因是，数量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过去20年中，通过原材料和低端产品出口形成的制造业，虽然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但结构性问题和同质竞争问题早已暴露出来。在金融危机中，既没有培育创新机制，也没有把结构调整做好，而是大量吸收美国量化宽松释放出的资金，经济增长仍然低质化，资产泡沫泛起。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乃至加息，除了导致资本流出外，还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引爆资产泡沫，经济陷入低迷。随着美元指数的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受到打压，这些国家的出口赢利受到压缩。日本和欧元区很多依赖原材料进口的国家，将从低价原材料获益，为提升工资奠定基础，进而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将加速TPP和TTIP的谈判进展乃至生效。世界经济新周期在美国主导下，将逐步恢复美国的经济实力，通过可持续的增长，可以使综合国力达到一个新的维度。
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对奥巴马提高债务上限形成巨大压力，奥巴马通过削减军费予以一定缓解，并通过全民健保改善民生促进消费增长；美联储通过接近零的基准利率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创新，以及招募员工降低失业率，最终达到消费率逐步上升和股市高涨，从而把微观经济活力释放出来，为逐步改善财政状况打下基础。美联储对30家大银行的压力测试显示，其中29家银行经得起各种冲击，说明经济增长的金融基础相当稳固，即使未来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衰退，也没有多大影响。
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时，中共并没有利用这个契机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在既得利益以稳定为借口的操控下，从2009年开始大量超发货币刺激经济。地方政府大上基建工程，债务开始膨胀；与此同时，控制土地供应节奏，拉高地价和房价，鼓励购房和炒房，造成了恐慌性购房，楼市泡沫开始形成。在所谓的楼市调控中，地产商仍可以通过影子银行和海外发债，进一步吹大楼市泡沫。本来产业转型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房地产热中却被弃之不顾，过剩产能越积越多，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在资不抵债中继续负债生产。个人债，企业债，地方债的风险开始累积。
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刺激模式下，美欧日又尚未走出萧条，经济基本面呈现狂热的非理性繁荣。大量的贸易盈余又造成巨量外汇占款，进一步吹大货币泡沫，僵化的外汇管理体制将人民币汇率逼进升值通道，引致大量热钱流入炒作房地产和套利，盛行出口造假牟利。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导致一批又一批出口企业或倒闭或歇业，房地产热及超额利润吸引大量实体企业投入楼市，以至于财经界惊呼实体经济空心化了。至2013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疲态尽现，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低的无法再行投资，出口增长开始扭头向下，消费萎靡不振。此时，不管中共愿意不愿意，经济只能被房地产绑架，或者说，打压房地产，经济增长将停滞。从中可以发现，没有创新的经济增长，最终只能带来非理性繁荣。
建筑周期理论揭示出，中国的建筑和房地产业早已到达顶峰，换句话说，房地产业必然要开始长周期下行了。值此之际，中共推出新型城镇化，试图挽救经济，这又涉及到大量的基建和房屋建造，很可能将经济社会推入深渊（另撰文详细论之）。而三中全会推出的60个改革条目，也未见得就能改善经济状况。一方面很多条目2-3年后才能看是否有条件改，另一方面既得利益的抵抗，或可导致不少条目成为纸上谈兵。目前在探索金融改革，或者说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非改不行了，但是单兵突进，缺乏配套，失败或改的半生不熟的可能性很大。
中共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定在7.5%左右，突显其维稳第一的思维惯性，为了避免宽货币松财政带来更多债务和无效投资，中共的思路是通过发债来搞城镇化。有关城镇化需要多少钱，众说纷纭，从20万亿到40万亿不等。如果加上已有的近20万亿地方债，一旦出问题，谁也救不了，而偏偏出问题是大概率事件。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乃至加息，必然导致非美货币贬值，人民币在央行干预下只是慢了一拍而已，但是干预不可能是常态化的。人民币进入中长期贬值通道是必然的：1.经济基本面走衰；2.货币泡沫；3.净出口下降。中国经济实质上已经类似于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它的非理性繁荣被打回原形的过程可以叙述如下：首先，随着美元指数走升，人民币相应贬值；其次，人民币的中长期贬值，必然引爆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泡沫，典型的就是楼市和股市崩盘；再次，由于上两项，债务危机爆发，家庭资产缩水或破产，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暴增，大部分地方政府会出现财政困难而陷入瘫痪，相当部分银行破产；最后，经济进入长期萧条通道。由于本来官民冲突就很严重，在萧条期间，无预警集体性事件肯定会频繁发生，导致社会失序，公民运动和政党运动大面积铺开，“维稳产业”由于财政困难而功能大失，政权危机开始出现（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我刊载在（民主中国）上的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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