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

徐约罗

　　我们讨论的目的，其实不在修正这个剩余价值理论，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理论；因为它在基本之点上，就是不能够成立的。为此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考虑，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同样忽视了另一些因素，可能导致有失偏颇的结论；这次我们要讨论剩余价值本身，即本文所谓的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从资本家以货币购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到商品被制成，再到实现货币回笼这个过程，马克思完全忽略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资本家本人的劳动；这同样是一种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在管理工作和决策工作中所付出的劳动，这同样是创造价值的因素；我们来具体分析。

　　这个工作同样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但是它却不是资本家用货币买来的商品；所以我们无法将它归入公式的W（商品）项中。或者我们考虑到，这是资本家自己向自己购买了劳动力；但是既然如此，这个劳动力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资本家在这个资本增值过程中，也在创造剩余价值；它同样能够生产出，比劳动力价值本身来得更大的价值。并且因为资本家的劳动更多的是属于脑力劳动，这使得对于他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难以一般衡量；这种剩余价值的创造，具体体现在资本家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

　　在将这一项加入到资本增值公式中后，本文将这个资本增值公式改变为：

　　G（货币）——W（商品）（1.A劳动力，2.C资本家，3.Pm生产资料）

　　…P（生产过程）…W′（新生产的商品）——G′（增大了的价值）

　　我们必须回到资本主义以前，即手工作坊的情形，才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手工业者做为一般商品的制造者，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相比，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同之处，后者之资本的所有者购买劳动力专门从事生产，这是不同点之一；虽然这些手工业者也有招用帮工和学徒的，这已经为马克思所认识。然而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却被马克思完全地疏忽了；这就是劳动者（单纯体力劳动者）与经营决策者的社会分工。

　　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中，提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观念：第一次是游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产品交换范围，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工，它使商品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和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这次大分工开始积累了商业资本。本文在此对这个理论本身，不加更多的讨论；对其中说到的私有制的出现原因，我们也持反对意见。但要指出，假如这样的认识能被接受，这是说毕竟这样的分工的确存在；那么在工业社会出现的，直接从事机器劳动的工人，与专门从事经营决策的企业主之分工，以至后来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和资本所有人之间的分工，它所产生的影响，一点都不比前面几次分工为小。这个分工，使得近代以来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人类的生存条件大幅度地得到改善，成为可能；社会由此得到大的发展。

　　恩格斯的著作的结论是，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得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进入文明时代后的情形则未予分析说明，由此显然可以看出恩格斯之理论的局限。本文此处提到的新的分工，或许完全够资格被称为第四次社会大分工；这个分工对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以至于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较比前几次分工的影响来得更为深刻。

　　这样的分工能够占据与前三次大分工同样的地位，这首先可从这样的层面得到认识；即这种分工，在此前的手工业者商品生产中是不存在的，而在整个社会化商品生产阶段，这样的分工又是不可能根本消除的。更进一步可以说，每一次这样的分工都造成了物质生产，以至社会财富生产的，一种新的基本形态出现；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个第四次大分工将人类从农耕和手工业商品生产社会，带入了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

　　在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中，手工业者既是商品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他直接从事产品生产；但又是从事经营的脑力劳动者，他不光要把产品生产出来，还要考虑如何将产品销售出去。为此他要考虑产品的样式，新产品推出的周期，生产某种产品的季节，适合某种产品消费的地区和人群等等；要考虑作坊设备资源的合理利用，资金的调配，生产过程的改进，新技术的采用。他也要预先考虑经营可能遇到的风险，例如某个制作雨伞的手工业者，可能会遇到连续的干旱气候；并设想如何规避这些风险。产品所凝结的劳动不光是他的体力，也包括这样的经营思想和经营决策，所由出的脑力劳动。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所有这些问题，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即雇佣工人是不必考虑的；当然此说并不否认雇佣工人同样有脑力付出。但是既然称他们为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可以划入“体力劳动”的范畴，这应该没有疑问；这些经营决策的脑力劳动，现在通常由资本的所有者，就是资本家自己考虑、决定。这是一种天然的分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天然地决定了这一点；没有这样的分工，就不能够称其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由此显然可见，将经营的决策者归到商品的生产者中，或者说将他的劳动归入到资本的增值过程中，这就是必需的；而这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中被完全忽略了。

　　也就是说，在资本增值公式中，ΔG不仅包括体力劳动工人（就是那个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应该包括资本家自己付出的脑力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忽略了后一项的后果是明显的，因为资本的增值，不是仅由劳动者（雇佣工人）制造出了产品就能够实现的；同样产品的生产并不是资本家购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后，就自动实现的，还需要有资本家的这种管理和决策。这种资本家向自己购买劳动力的行为，正由于后来出现的，资本所有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分工，显得清晰起来；这使得今日的我们无可否认之，即便马克思自己可能出于疏忽漏失了这一点。因为否则说，职业经理人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管理能够产生效益，这就无从谈起；由此现代工业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也就成为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了。

　　此外我们还看到，一旦职业经理人与投资人的分工形成，作为单纯的资本投入者，即现代股份公司的股东，他们真正所得到的已经远远不是全部的经营所得，例如他们并没有从公司赚取工资；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既然资本家（股东）没有具体参与管理，他在管理中没有付出劳动，那么他就并没有享受全部的剩余价值。但即便如此，他在企业决策（比如批准企业经营方案）中仍旧付出了劳动，因此他仍旧应该享受部分的剩余价值。以此看投资人与经理人的分工，实在就是企业之决策与管理的分工。

　　应当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管理和决策方面的工作量和难度，都是此前的手工业者所不能比拟的，是不能够忽略的；资本家购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再过问就等着数钱，这一点必须要强调。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了资本家的管理、决策工作；比如文上提到的工厂采用新的技术装备，这就是资本家的决策。然而唯因其如此，就应该将“做出决策”这个脑力劳动的付出，记在这个资本家之个人付出的帐上。由此带来工厂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应该是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成果。当这种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增加工人之劳动强度的时候，或者说当这样的“提高”没有让工人付出更多劳动的时候，工人没有享用这个成果所带来的利益也就是合理的了；那就不能说，资本家赚取了工人的超额剩余价值。

　　对此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能够提出反对。因为在马克思，雇佣工人所付出的就是劳动；既然没有增加劳动的付出，工人没有享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就不能够说是不合理的。出于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提高，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处未做分析。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这并不必然利于对事情的认识；在这个例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正是因为资本家劳动付出的成果。于是说资本家更多地榨取了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就是不公正的。

　　我们再来看资本家的某个经营决策行为，在怎样的程度上会影响资本的增值结果；显然这是难以事先估算的，甚至事后也难以计算。这样说的原因，首先在于难以找到一个社会必要平均时间，来评价资本家的脑力劳动付出。这一点在体力劳动的区分上容易做到；因为劳动力的样本多，并且他们付出的劳动之重复性大，容易确定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工厂的样本少，特别难以找到同一个行业生产规模、生产方式、机器设备和产品相同，又在同一个地区经营的许多工厂作样本；并且资本家经营所遇到的环境变化之重复性少，这也就使得，评定资本家经营决策的一个“社会平均时间”变得十分难以找到。再则做为这样劳动的付出，资本家的脑力劳动，在怎样的程度上创造了商品的剩余价值，这也是难以评价的；举例说，一个资本家的经营独创与另一个资本家的模仿，在劳动的付出上就完全不同。特别地，如我们以上分析中所已经指出的，资本家在整个经营中，还承担着市场供求关系和生产资料价格出现上下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这同样是天生地由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独自承担的，而承担风险者享受利益，这也应该算为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这或者可以用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将军还是士兵来比较；做为类比我们不考虑战争以外例如政治的因素，也不谈论战争的正义性。士兵不怕牺牲的冲锋，必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方面；但是将军的指挥失误造成的灾难可能更大，那么反之将军的指挥得当就同样功不可没。一般地无法评说，将军与士兵两者的作用孰重孰轻；但是倘若把将军从战争的参加者以至有功者之名列中除去，则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战争之事上简单明了，也未见历史上曾有如此行者；但是对于资本家，马克思的疏忽，却导致了他的经济学对资本家的严重不公同样简单明了，而未见世人为资本家“鸣冤”。不管怎么说，将“不劳而获”的头衔戴在资本家的头上总是不公正的。

　　我们还要指出，倘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没有那个ΔG存在（已经指出这是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双方之共同劳动的成果），即资本不能够实现增值；那么社会的总财富就不会增加，人类社会就不会进步，至少从自由资本主义以来的一切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家出于利益的驱使，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或者都是为了自己的财富能够增加；但是他的行为在主观上凝结了他自己的劳动，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它所达到的限度，一百六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有一个评价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了这句话之后的最近一百六十年来的历史，同样继续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样的巨大成果，就是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以至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劳动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倘若世界上存在一种，不能够使工厂经营决策者个人财富增加的商品生产过程，显然就没有人会从事这样的事业；我们毕竟不是在讨论理想社会的事情。倘若承认是这个资本家的管理决策所付出的劳动，却把功劳记在了别人身上，就是说，否定资本家向自己购买的这个“劳动力商品”，它事实上同样具有创造出比它原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这反而是造成了不公平。这样，无论从立法上对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个剩余价值做出限制，或者从道德上对此予以谴责，都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与资本家之“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用和缓的方式实现社会财富更合理的分配。同样，除了对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及雇用童工等等，这些在今日已经成为明显违法的经营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之外，一般地将“唯利是图”的头衔加在资本家的头上，这也是不合适的。

　　此处提到的资本家榨取工人的血汗和不劳而获、唯利是图这三点，是从马克思以来之一切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家的通常指责；本文于此无意为历代资本家开脱，可以说这三条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甚至在今日的世界上，在不止个别的地方还存在着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雇用童工，和在缺乏生命基本保障的条件下，驱使工人从事危险工作的现象；就此而言，资本家之任何剥削雇佣劳动力的行为，我们正需要更多地从道义上加以谴责。但是我们的证明同样显示了，此三条，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存在的现象，不可消除的现象；那么这就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现象，因为我们明明看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存在这相同的现象。这是在问题的认识上，我们与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差异。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还存在一个疏忽；那就是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它没有直接参与商品生产过程，资本家也并没有在他的经营中购买这样的“商品”。但是不能够说政府的作为对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或者更直接地说，对商品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本增值，就是没有帮助的；例如一个和平的，管理有序的社会环境，必定有利于工厂主的经营。以此说在那个ΔG中也还有政府的付出，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些社会管理者并不天生地成为“寄生虫”。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不止一次地用过这一名称，去称呼那些当官者；例如在本文下一章，我们就会给出一个列宁使用的例。当然如果政府制定和颁布的政策，不利于这个商品生产过程，显然它自己也会成为一个阻碍。在此我们先不谈论政府的具体政策，会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会阻碍这个发展；这显然已经不光是一个经济学的课题。此处我们讨论的，是政府能够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促进者，就凭这一点，那些社会管理者就不是天生的“寄生虫”；对于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革新，而不是根本否定政府的存在。政府也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这就是“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问题；文后会更多地谈到这一点。这在任何社会中，情形都是一样的；文后讨论社会契约主题时我们将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之能够称为“国家”，这样的专门管理者是不可缺少的。

　　同样的道理，那些不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的其它社会成员，例如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教师、医生，以及清洁工人等等，也不能够被认为，在资本增值的那个剩余价值中丝毫没有作用。他们对于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品格；使人获得健康的身体，以便更加精力充沛地从事劳动，并享受劳动所得；更多地提出新的科学发现、科学发明，从而大大促进人类的技术进步；让人得到更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以便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积累新的工作和生活技能；让人们有一个更加舒适、干净的生活环境等等——同样做出了劳动付出。

　　所有这些付出，都促进了资本的增值过程，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虽然这些工作都没有直接生产出剩余价值；这些因素都应该加入到那个W（商品）中。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厘清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各人从事的劳动不同，不同的人可以处于不同的劳动付出地位；然而他们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存在贵贱高低之分。在这里，这种不同的劳动者身份，他们同样都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付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等；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哲学上的假设，而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结论。

　　上面的讨论分析，无疑给出了这样的认识结果：资本主义的一切财富，是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共同创造的，甚至其中同样凝结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并且这样的“共同创造”导致了全社会之总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的不断进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之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使人类的生活更舒适和更健康，劳动者的儿女从小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劳动者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假和旅游，社会成员能够享受更多的精神产品等；这一切的努力及其成果，都是这些社会成员共同的功劳。因为人类作为一种群居的生命体，任何一个人都不足以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所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那么人类的社会分工就是完全不可缺少的。于是每个人的劳动付出，对于社会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实现了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这样分工的社会制度，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几百年来，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极富效率的资本增值方式，和社会财富创造方式，其总体上是合理的；那些要彻底地改变这个制度之主张，都是在一种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在这个商品生产社会，还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关于这一点，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做出的改进已经不少。在那些国家里，劳动工人的工作条件不断地得到改善，社会福利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资本家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雇用童工，以增加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做法，几乎绝迹。再次罗嗦一句，本文在此处的讨论，并没有否认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不是讨论的目的；我们只是指出了资本家以至其他社会成员，同样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

　　现在，显然的，由于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的地位，以上的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实际上将在根本之点，否定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建立在他的哲学和这个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和国家学说，都将因此而改变自身的地位。因为本文的主题所限，关于他的经济学之所有其它方面的进一步讨论成为不可能，但也不必要。此处想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并不是不存在矛盾；例如在上面的讨论中曾经指出了，资本家有时会将某些经营风险转嫁给雇佣工人，或者会采用非法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方法，增加劳动付出。就这些现象依然存在而言，工会仍然是必要的；工人需要有他们信得过的人，为他们维护正当的权益，谋求更多的福利。但如此的矛盾，并不如马克思的分析来得那么地大，那么地带有根本性，那么地不可调和；这一点已经无疑。

　　我们的讨论分析至少证明一点，就是资本的增值是劳资双方，以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劳资二者也并不处在“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倒是结成相互依存、分工合作的关系。谁离了谁都不行；任何一方让对方“死”，都不能保证还能够让自己单独“活”。这是由上面谈到的第四次社会大分工所决定了的；否定这一点，就会回到从前的商品手工生产社会去，那么商品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一切成果，也就化为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