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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希罗多德得出一个结论，“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接受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希罗多德《历史》）
一
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古代历史虽然反映了近、现代史中某些经验教训，但是，古代历史中绝对没有可以准确反映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及其记载和反思。这个反思可以这样概括：二战前后极权主义的历史变异有违历史本身；有违古代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自由之历史——这个自由,反映在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自由城邦之中，且产生了中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撒模式里面的民主雏形论；以至于从政治学上说，中世纪承前启后的自由主义，前衔罗马自治，后续自由城邦和城邦自由，乃至于使得所谓后期之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如英国法国德国之并与之产生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苏联和纳粹），仍是在继承这个自由，而不是毁灭之，否定之；从而产生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辨（见鄙作《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之辨》）……）。
但是，古代历史中确实包含了囊括希腊——波斯战争与和平其间——斯巴达－雅典战争与和平期间的诸多政治，外交乃至制度，价值之间的纷繁攘扰，让后来的读者与观众从民主水至清无鱼的简单教条里面摆脱出来。这是历史反射现实的一种阅读和参照；固然，这个参照并无让古代历史参杂对极权主义内涵反思的当代观念和价值体系。换言之，波－西战争和雅典－斯巴达战争，相似于二战以前的世界图景而非与二战同。这是因为，世界民主格局乃至宪政格局里面，犹如希腊民主和罗马自治一样，并非完美至纯之格局，而是一种有着各种缺陷和罪恶的格局——民主，就是对于民主之罪的某种更正——就看人们是不是随着民主本身的进步而改正和协调。
如果民主没有进步，那末，千百年来的思辨和哲学，就会停顿在雅典希腊或者斯巴达希腊的原型民主格局中不得突破。在雅典这个民主概念延续到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期间，这个概念出现的争论，开始以A对B的二元形态呈现于世。A者反对雅典模式，将其混同与雅格宾专政；B者肯定雅典模式，称奇为自由之原型。这些争论原来反射在当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那种认为各种政体可以轮流坐庄的交替政体论，正好反映了以后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民主，殖民——外加资本，价值——它们之间的博弈。
这个博弈尤其反射了包含二战以后的那些利益格局和东西方格局（——如，美国－苏联二元结构；六四以后，美国——中国二元结构——乃至于现在的美国，是不是那时的雅典；现在的中国，是不是那时的波斯？适成一问。）我们说，极权主义导致的美苏和美中格局，其中颇为相似雅典对于波斯的某种屈服和绥靖——而不同于美国对于苏，中的妥协与同构。因为波斯的某种自由和它允许希腊的自由和希腊本身的自由，产生了古典自由的复合类型，而不是单一类型。
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当波斯的奥涅塔斯和大流士开始价值讨论和制度讨论的时候，他们也触及到波斯未来之走向，民主还是王权？而在战争导致的雅典利益论上，希腊人和波斯人互动有载，而斯巴达之攸里比亚德斯和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加之斯巴达王德玛拉图）一干人投入波斯而享荣华，说明了二者价值尊容和人格上面的一同。这个一同，许就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可能性互动和同构。这个同构，让波斯－希腊之间出现了某种繁复而多样的民主格局。
甚至，在波斯人镇压艾奥尼亚人起义候，波斯将领玛多尔纽斯甚至在这些城邦推翻了原有的僭主而建立起来民主政府——于是，这样一种观察由此产生。专制僭政的某种智性选择，可以对应某种民主错误的举措；而民主错误论本身的被批判，成为民主进步的另外一种机制，而时时被僭主和皇帝利用——就像人们看到，跑到波斯人那里去找归宿的自由民主人士，他们的选择固然没有具体错误、正确之论（因为希腊人和民主制度本身驱逐和冤枉了他们），但是，他们被承接的，却是源于某种波斯之自由（容忍希腊民主领袖）。
这样，波斯的自由，自然包含了对于雅典人和拉西代梦人的荣誉式容忍和尊待。这个原因也是不难找到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基因里面，也同样和希腊人比如赫拉克里特和忒休斯一样包含民主的基因和基础（——类如他们所谓伯罗奔尼撒原为伯罗尼昂——这个波斯人原型）。这是由很多后代学人援引奥涅塔斯民主论的原因。记载奥涅塔斯，麦加巴佐斯和大流士们讨论过王政弊端和民主好处的分析文章并不少见——只是，他们最后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近似抓阄——看谁的马先叫……），否定了波斯民主。
由此，我们注意到这样三点：第一，他们满足了希腊殖民地的自治——含，雅典或者其他城邦对于殖民地地自治——含，波斯人对于希腊殖民地的自治。
以下是一则史料：“the
Peace of Antalcidas（/安塔尔基达斯和约）
Antalcidas (Greek: Ἀνταλκίδας) was a Spartan soldier and diplomat, the
son of Leon.
In 393 (or 392) BC he was sent to Tiribazus, Persian satrap of Sardis,
to undermin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then existing between Athens and
Persia, offering to recognize Persian claims to the whole of Asia
Minor and supremacy over Greek cities there.
The Athenians sent an embassy under Conon to counteract his efforts.
Tiribazus, who was favourable to Sparta, threw Conon into prison, but
Artaxerxes II (Mnemon) disapproved and recalled his satrap.
In 388 BC Antalcidas, then commander of the navy went to the active
assistance of Persia against Athens. The success of his naval
operation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Hellespont was such that Athens
was glad to accept terms of peace (the Peace of Antalcidas), by
which（条约规定）:
the whole of Asia Minor, with the islands of Clazomenae and Cyprus,
was recognized as subject to Persia。（所有小亚细亚的岛屿如Clazomenae
and
Cyprus/克拉佐曼纳和塞浦路斯都将臣属波斯。）
all other Greek cities—so far they were not under Persian rule—were to
be independent,（所有希腊城市——无论远近并不隶属波斯——独立一如既往）
except Lemnos, Imbros and
Scyros, which were to belong, as formerly, to the
Athenians.（除去Lemnos/利姆诺斯,
Imbros印布洛斯/
和
Scyros/斯库罗斯，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隶属于雅典人。——笔者意译。）
The terms were announced to the Greek envoys at Sardis in the winter
of 387/386 BC, and were finally accepted by Sparta in 386. Antalcidas
continued in favour with Artaxerxes, until the annihilation of Spartan
supremacy after the Battle of Leuctra diminished his influence.
A final mission to Persia, probably in 367, was a failure, and
Antalcidas, deeply chagrined and fearful of the consequences, is said
to have starved himself to
death./安塔尔基达斯（？－前361年），斯巴达外交家、将领。他曾试图把希腊城邦让与波斯人以终结公元前393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388年，他进而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谈判。他封锁赫勒斯滂海峡后，斯巴达的敌人们接受了“大王和约”(“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放弃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让与波斯。约公元前373年，他重返波斯，可他于公元前361年前后的使命失败，他本人自杀而亡。（维基百科）
第二，就是我们所惊愕于目之：在波斯人镇压艾奥尼亚人起义期间，波斯大将玛尔多纽斯利用他的军队在那个地区推翻了当地的僭主而建立起民主政府。当然，具体想法是玛尔氏企图以此之举，防止艾奥尼亚爆发第二次起义。
可是，波斯人对于所犯希腊地区施行自治，却并非首举。（可见希罗多德《历史》P315:<特尔普西克瑞.>）（Persian
Wars with
the Greeks Darius appointed Mardonius as one of his generals and,
after the Ionian Revolt, sent him in 492 BC to punish the Greek
city-state of Athens for assisting the Ionians. On his way to Athens,
he used his army in the Ionian cities to depose the Greek tyrants and
set up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 action which surprised the Greeks at
that time. Historians consider that he may have taken this action so
that the Ionians would not revolt a second time after the Persian army
had passed through.）
第三，就像柏拉图讨论了各种政体于其作，波斯人的讨论在所谓“七人帮“的”口述中也见记载：（我们前此撰写《从七人帮到四人帮》里一度援引之；后来见《雅典审判》作者J.T罗伯兹亦引用之），这里再刊一次——“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
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
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
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
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
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从七人帮到四人帮》）
而柏拉图著作里面各类政体优劣论与波斯之大流士们并无多少不同。(见《理想国》，略)
于是，希腊－波斯之间的价值确定论和制度各异论，并非只能划一为左右两翼和黑白各执；不，起码他们在很多玄而有界的课题上，是有着同一性和趋同性的。其中希腊“命运论”决策了战争和未来；比如他们必须要由皮西亚大祭祀来决策和归制他们的行为——如果就像斯巴达王克列奥蒙尼那样违逆祭祀的预言，那么他刺死偶像（一头木牛）的剑刃，就会置其同样部位受伤而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希罗多德《历史》）在另外一个方面，雅典－斯巴达之间，乃至雅典和诸多民族“国家”（城市）之间的博弈，含斯巴达与之，都是十分辨证诡异不能至清至纯的。我们知道，就像战争与和平并非划死僵硬一样，斯巴达和底比斯之战（伯罗本尼撒战争期间），伟大的底比斯战将伊巴米弄达战死后，上述二国便以十分有趣的方式叫和停战了（见希罗多德）。这样战战和和的例子，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笔下俯拾皆是。
其间，雅典人反抗波斯和斯巴达人的战斗并非只是一种倾向：希腊对波斯（——就像盟军对轴心国）；不——斯巴达人投向波斯抑或雅典之，还是雅典对于其他城市的战争，抑或斯巴达之，都是事由发生，层出不穷的……于是，就像后世东、西方的人们在西方自己打自己和西方打东方，和东方打自己，呈现同样的莫名其妙和岂有此理中。
民主的历史被不断写成不民主的历史，而自由之，也是同样。问题是，如果不是轴心文明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呵护希腊波斯，印度中国，那么，这些后来被写入圣经和可兰经的其中的打打杀杀，究竟又会如何？于是我们又会重复这样的观点；就像温克尔曼和夏多布里昂起而支持新一波雅典自由一样，人们对于所有由王权中人、僭政中人和民主人士们一起创造的价值和制度理念，也会同样认可和消纳之。这就是基佐所谓革命前价值创造论的论述和宰制；他的革命（法国革命等）当然追溯到希腊，罗马和威尼斯价值。
就像美国革命分成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和麦迪逊一样，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和法国革命传统，乃至拿破仑（——以后的俾斯麦，迪斯雷里），都是一个辨证大树上的不同侧面。说雅典＝雅格宾专政的后罗伯斯庇尔批判士们，不过是看到了其一，不知道其二。民粹主义（希腊语：德莫斯＝人民）的说法，也许不多见于希腊民主称谓，但是其肌理确有相似之处。然而仅仅一提民粹就称之其反对其民主，则是一种偏斜和狭隘；因为雅典“民粹”的精要恰恰是就连波斯人也可以看到的，对于王权和贵族特权的拨乱反正。没有这个反正，雅典的所有改革就没有了历史，没有了价值——人们就像看不到菲迪亚斯的伟大雅典公共建筑一样，看不到雅典的广场辩论和学院讲习乃至神山会议的人民决定论和直接普选论。
这里提到的民众直接选举，乃至他的领袖和将军一年短暂的任期，以及法官的同样被选举被任期——是直接反对美国间接选举，法官终身任期和军队政府官员不采选举制的另类古典民主——这个民主中的人民（——德莫斯）和极权主义利用民主为民粹之，有着天壤区别。另外，古典民主的民粹正面性，民主直接性，导致了其制度和价值（——他们的荣誉和道德），绝对不可以反向归咎于“领袖－政党－群众”那个颠倒的概念。
此间区隔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要素，就是斯巴达抑或雅典法政或法制——虽然这个立法权，也许来自梭伦，也许来自莱库古（——这个人的塑像迄今肃立于美国最高法院之中——就像马勒塑像屹立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全民直选和削弱精英，是雅典法制的重要制约。这个制约的正面精神和他们的被选人的备受监督的短暂任期，也有关系。加之立法和执法者，连同他们的将军一类军事领袖，都是直选产生，任期一年（甚至更短），这就几乎全面类同后来三权分立的那种监督与治衡制度。加之宪政萌芽的法力制约和日日展现的公共辩论，雅典成为民主“忘恩负义之人民”的第一个试验园。
人们可以比对纳粹和文革时期民粹主义之迥异与之。雅典民粹颇具民粹正面要素；是希腊人在法制与法权之下，置希腊功臣与领袖一个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地位的反反民粹。而列宁和毛主义，却让领袖齐神，终身肆虐而无法无天。其结果就是涂炭终生，杀戮千万。这是希腊领袖服从人民之反模式——领袖等于人民，高于人民而使得人民领袖成为人民主宰。这是任何所谓希腊暴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任何暴君所无法容忍的。故此，希腊权约的实践，固然带来了某种残忍和悖理——他们错待了地米斯托克利，梭伦或者伯里克利……但是，他们维护人民高于领袖的原则，则是极权主义民粹绝对无法企及和模仿的。把希腊所谓暴民等同于法国革命时期之暴政，也是源于这个因素。因为当人民，党派和领袖在巴黎几乎轮流坐庄而急遽转换的时候，法国革命中人民旗帜的异化和转型是在同样否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间进行转圜，变异，深化和复辟的。简单否定法国革命的人们只是看到了残暴和流血，却不知道这样的流血，根本不是由一个领袖操纵的杀死他的政敌和人民的简单屠杀。
另外，在期待某种极权主义稳定的局面下，专制的，威权的，僭政的某种动乱，确实无法做到、也无权做到这样的地步：万籁俱寂，万马齐喑。暴民治衡的道理是被孟德斯鸠所肯定的－而暴民存在本身，是一种极权主义存在不可能性的反面——而绝对安全就是绝对死亡的概念，也和希腊和波斯，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以后历史——止于极权主义发生之前——都是这类不可抑止也无权抑止的自由（——也是不自由）的历史。这个历史中的要素就是自由（——不自由）——而不自由也是在复辟自由，争取自由和再造自由的自由斗争中加以负荷，挣扎和还原的。这是自由－不自由－再自由的坚韧逻辑和弹性历史。
这段历史的绝缘体就是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加之马克思主义）。这些主义一旦侵染人类，人类的不自由的历史就和自由开始绝缘。出现只能“希腊”（美欧），抑或只能“波斯”（德意——加之苏联）之非希腊－波斯历史朝向（含美伊战争，韩战，越战，二战等等）。所以欧美回顾波斯和希腊的时候，今天给予历史的高度尊重，并非因为历史是当代史，而是因为当代史如果回到历史，文明总持的局面就不会因为今天文明分裂和崩溃于俄罗斯和中国而感觉沮丧和烦恼。雅典精神在此意义上说，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嫌过大，过高，过深的最伟大的文明，文化，政治和民主。
二
忒休斯，梭伦，克里斯提尼，艾菲阿尔特，地米斯托克利，米太亚德，伯力克利，克里昂和客蒙（西门）……他们的基本主张就是平等，民权和民主——虽然，这个观感极有必要予于细化之，予深划之。民主之民粹和民粹之民主，在雅典，几乎是无法区隔的；她本身就是一体建制或者雌雄一体的；按照“爱欲－城邦”写作者的主意（P.W.路德维希《爱欲－城邦》），雅典男人的同性癖和雅典男人的异性恋区分成为政治－爱欲和家庭－爱欲分野；而僭主往往是爱欲－政治的载体——含法律权力意志的体现者（这是关于权力文本最早的福科版？）
于此之时，神的人性化和人的神性化一并发生在僭政的兽性化和法律的人性化博弈之上——自然挣脱的过程，既是人化的过程（被称为“圆人”），也是人性化取代神性化的过程（因为据说：希腊的神旨崇拜往往被用于僭主本身的“社会造神运动”（——这是历史上第一轮造神运动？）于是，原自法律的源泉喷发而出的、既可以有僭主权力意志被背书的法制，也可以有约束于之、所谓后世人民法治的涵义。这里我们先看看勾连政治动因而产生的、几乎是赞成和反对与僭政之“一路伺寝”的正、反爱欲－政治；政治－爱欲路数……；然后再看自然－僭政－法制（礼数）—民主（共和）之干系。
希腊僭政和民主（共和）与自然－法律的关系言说，就此产生。我们看到路德维系的考证与说法。其一，他认为爱欲——自然——法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宗教视野中的阐述；“诸神就是以这样两种方式和人类产生联系；作为人类替身，使人类欲望得到满足；作为礼法，抑止人类的造反欲望。”（同上/下同）。
二，“僭主相对于子民而言仍处于‘自然状态’。”
三，“礼法如何从人自私天性的附庸发展为共同利益的保护者？”
四，“如果平民可以杀死僭主或驱逐僭主，那末，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就诞生了。”这个提示当然也是希腊政治——宗教神秘转变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后来应证在基督教－宪政逻辑关系方式中而得以遗世传承。其中，宗教产生道德而道德产生审美的传统，也是从这样发生的。但是，同样带有某种神话残酷性和道德含混性（——这是僭政公正与残酷的交集）。其中，希腊之雅典和斯巴达之法律和宪政雏形中每每出现的比如阿里斯托芬僭主形象、符号和所指：帕斯特泰洛斯；其本身就带有权威象征（“法制最初不是约束了而是助长了僭主的天性”！）
改变这个人性－僭主和他的“天性”——僭主，有没有什么办法？就像以往很多哲学家论述国家和法制起源一样，人们对于各自相反的说法互文互补。凡是认为国家反对无政府主义（丛林状态者），莫不碰上国家本身变成列维坦的忧虑。而法制雅典的民运和命运似乎也是这样进行的——那就是，当人民改正了僭主，人民本身也会逐渐萌芽一种僭主的神衹和梦魇，他们成为雅典帝国的意志承载者。这就是最早的法制－国家－殖民－战争－资本……一类逻辑的衍生和雏形。所以，说雅典这部旧历史反映了全部当代史，也是不无道理的；而他们的差别就是，雅典帝国主义（——正－负面运动）无法反映希特勒帝国和苏联帝国。因为他们和美欧之间的冷战不是互文互补而是你死我活。
关于这一点，僭主－法制说和人民－暴政说，似乎产生一个悖论。但是，其间的逻辑演变依旧还是，一切最早的，神志的，民族的，僭政的法制乃至政治，都是权威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僭主乃至贵族产生他的法制和神话（——神在帮助他们？）这个所谓的“子(被统治者)不弑父（统治者）”的权力象征和权力内涵似乎世界通用（——也就是我们所谓君君臣臣之底线）。这个东西被触动，被打击，被摧毁，被转逆，则是雅典人最为伟大之处；也就是，以上所说，“如果平民可以杀死僭主或驱逐僭主，那末，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就诞生了。”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想象，倒反与忤逆之，就是专制不可以动摇而继续千年稳定直到比较专制残暴，丑陋和乏味百千被的极权主义之莅临。
换言之，专制（一种僭政的说法）可以这样发挥法制宏旨，意味和意义。先是他们出来抑止民众（－抑止暴民——并将这种抑止，统治和垄断看作天经地义天赋王权）；继而，这种抑止被另外一种抑止所代替；就是人民开始抑止王权（僭权）；继尔，这种抑止约束甚至取缔僭权的运动，开始以反向的运动和体制抑制所有杰出者——这就是雅典和僭政（良性型）的推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之关系。因为，当人民和忒休斯化为一体的时候——这是我们中国国民从未想像，推理和取道之现实，虽然他们也是民贵、君轻，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文本和实践具体创造之，施行之——共和主义才会真正到来（而绝对不是彻里彻外的自上而下之过程）。
于是，多数，平民和弱者（——相附于那种正面的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成为一种制约和打击少数和权贵的政权和法制。这样的政权和法制慢慢发展成为雅典之民主，民粹和民众（德莫斯）至上论。这是抑止贵族导致全民体制和统治的伟大试验。这个试验，后来在中世纪得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威尼斯或者佛罗伦撒等处，继续贯彻执行；那就是自由主义与之互文互补之自由市形式的中世纪城邦。那里是一种人民武装，废黜死刑，自由贸易和全民普选之再试验场地。这个类似希腊诸多民族和城邦的广大地域，成为以后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和英格兰之统一国家之摇篮。这样看来，希腊的多数，平民和以后梅迪奇家族的平民化——后来的贵族化，成为无论是希腊、还是佛罗伦撒变得辨证贫富，辨证多寡和辨证王－民的那种历史形式和历史契机之实现，之延续。直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发生了多少不同与之之非全民，非德莫斯，非雅典化之三权分立之治衡方式。但是，这个治衡方式，依然产生于那次平民对于僭主的“刺杀”？
最后，当我们把极权主义资本和一般资本进行置疑哈耶克式的盘问时，民主的多数与少数问题，得以行同颠倒。因为，哈耶科袒护民主精英的时期，业已成为资本精英的民主后时期；这个时期，他对于民众的袒护转变成为对于民粹的堤防和警惕——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社会主义运动转而撷趣雅典精神，他们也以多数和民粹高扬大旗甚至易帜——最后，他们再把他们自己转变成为新的少数（暴发户）。于是，他们开始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治衡，反对反资本之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他们自己的元教旨主义，等等。这和雅典之克里昂作为第一个工商阶级代表和庇西克拉图作为专制－宪政（他继承梭伦）代表之正面僭政完全相反。我们看到，这是中国人貌似警惕多数而实则献媚权贵，少数和极权的心史、心因——他们的对于暴政的不用暴力主义等等胡言乱语，正在有效地不断背叛中国，也不断背叛希腊。我们看看关于庇西克拉图和克里昂的基本资料，以以映鉴之：
——克里昂。
“cleon (English pronunciation: /ˈkliːən/; Greek: Κλέων, Ancient Greek:
[kléɔːn], Kleon) (died 422 BCE) was an Athenian statesman and a
general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He was the first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ercial class in Athenian politics, although
he was an aristocrat himself. His contemporaries Thucydides and
Aristophanes represented him as a warmonger and a demagogue.
（笔者意译：克里昂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将军和国民。他是雅典政治体制中首位主要的工商阶级代表，虽然他本身是个贵族。他同时代的修昔的德和阿里斯托芬把他看作好战者和煽动家。）
“Cleon first came to notice as an opponent of Pericles in the
late 430s through his opposition to Pericles' strategy of refusing
battle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invaders in 431 BC. As a
result, he found himself acting in concert with the Athenian
aristocratic parties, who also had no liking for Pericles. During 430
BC, after the unsuccessful expedition by Pericles to the Peloponnesus,
and when the city was devastated by the plague, Cleon headed the
opposition to Pericles' rule. At this time, Pericles was accused by
Cleon of mal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money, with the result that
Pericles was found guilty and removed from office (see Grote's History
of Greece, abridged ed., 1907, p. 406, note 1). However, Pericles'
setback was temporary and he was soon
reinstated.”（大意：克里昂反对伯里克利关于反对伯罗奔尼萨联盟的战略而被伯氏放逐、形成他的反对立场。此间伯里克利被攻击受贿于公款而受贬。但是他受压一时很快就重整旗鼓。）（维基百科/下同）
——庇西克拉图。“在其统治期间，庇西特拉图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1.对农民实行低息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的1/10或1/12。2.设立农村巡回法庭，现场办公，及时处理农民诉讼，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专断和干扰。3.扩展雅典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4.进行大规模的雅典市政工程建设，将雅典变成希腊最繁荣的城市。5.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进行的。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庇西特拉图以独裁的形式推进了民主的进程。”
最后，我们可以简单讨论以下我们一再强调的专制－民主，也就是僭政－民主关系课题。无论是克里昂，还是庇西特拉图甚至伯里克利，他们都是带有专制色彩的政治人物。但是，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庇西克拉图的僭政，也可以是“黄金时代”。那么，充分肯定专制－僭政有着伟大的文明肯定论和文化肯定论的味道（——因为中国，波斯，印度文明没有民主），毕竟是像荷马和品达以一样永续存在的。再就是，20极权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民主文化还是专制（－僭政）文化，都是文明载体——自由城邦，自由国家和自由世界之一部分。这个部分，在希腊雅典，希腊斯巴达博弈其间，互相转换，纠结和错乱，一如前书。正好说明了这种转换的间性正面论的登堂入室。如果人们没有重复理解这个僭政文明和民主文明之间性，那么，他就往往根本不知道，如何定义极权主义绝缘于此的一切之法制，一切之宗教和一切之德莫斯！
三
之所以说希腊民主的产生源于大海和海军（见史说一般），据云，是因为水手之平民身份——而相对于陆军（辎重兵）的也许是贵族身份。这是一种说法。以至于人们说，萨拉米战役是平民战役——而普拉提亚战役则是非平民之。这一说法的政治内涵是十分清楚的。自希腊民主诞生以来，阶级斗争和阶级平衡，往往成为测试各个改革时期改革家和雅典人的试金石。但是,波－希战争期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乃至阶级斗争之间的民主（克利斯提尼）和僭政（庇希特拉图）之间的博弈和较逐，又和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民族斗争纠缠一起——如果说（按照希罗多德的《历史》）克利斯提尼改革面临的首先是民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阶级平衡，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
管中窥豹于兹。当斯巴达二国王之一克列奥蒙尼进攻雅典的时候，他是打着“解放”雅典的旗号——他的进攻直接源于庇希特拉图之子、希皮亚斯之弟希帕库斯被格莱菲伊杀死（——也许这个格氏是腓尼基人后裔——而腓尼基人是引字母（文字）入希腊之民族）——雅典望族阿尔克麦昂族被流亡后亦图卷土重来，谋推翻僭政。庇希特拉图家族开始逃跑，“皮希特拉图家族在君临雅典人36年之后离开了阿提卡，去了斯卡曼达河畔的西基昂，”（这是起义于伊奥尼亚的阿里斯塔格拉斯要求雅典人增援起义。）于是希罗多德写道——
现在雅典摆脱了僭主统治，“权力主要掌握在两个人手里，一位氏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另一位是提桑德的儿子伊萨格拉斯”。这两个人竞争最高权力。就像克里斯提尼的祖父一样，（西基昂）克氏“他还想把塔拉乌斯的儿子阿德拉斯图斯从国内清楚出去，因为他是阿尔哥斯的英雄”——这样，他（雅典克氏）的改革“十部落”制就被历史疑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图……所以,当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来到女祭祀皮西亚那里问予是非时，她说“阿德拉斯图斯是西基昂的国王，而你不过是一个强盗罢了。”（希罗多德《历史》）。于是克氏把阿德拉斯图斯的死敌麦兰尼浦斯接回国内。
雅典的克氏把平民争取过来，是因为他所谓新阶级获得了公民权吗？而伊萨哥拉就此输招，就像拉西代梦人克列奥蒙尼求援。“因为早在克列奥蒙尼围攻皮西克拉图（亦作庇西克拉图）家族的时候，伊萨哥拉就和他结下了友谊。”当克列奥蒙尼要求见到克利斯提尼的时候，“他本人悄然离开了雅典。”（同上）于是，克列奥蒙尼和伊萨哥拉把700个所谓被诅咒的家族放逐。克列奥蒙尼和伊萨哥拉占领了卫城。于是雅典人开始求助波斯人……后，雅典人打败了援助斯巴达的波奥尼亚人和卡而基斯人；而科林斯人看到斯巴达两个国王（加上德玛拉图斯）不合，自行退战，“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进行了一次会战，雅典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希罗多德得出一个结论，“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接受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同上）
这恐怕是雅典改革运动的主要精髓之点。其次，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他若干要点，那就是，比如——改革承受的来自斯巴达的“解放”——侵犯和来自波斯的影响——也就是，雅典人在绝望时刻求援波斯国王。这是第二点。再就是，不管是西基昂克里氏还是雅典克里氏，他们都是派系斗争的参与者；这种斗争也许是派系斗争本身的消除点，也许是派系斗争本身的获益和牺牲。三，不管是面对波斯还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政权的纵横捭阖，改革家或者获得幸运；或者面临瓦解；最后是遭遇失败。而雅典人克里斯提尼三者均占之。而斯巴达人克列奥蒙尼结局悲惨，在与克里斯提尼的交锋、交逢中，显然不如后者——甚至不如他的同王德玛拉图斯。（这当然是后话。）
最后，尽管据云，庇西特拉图继承了梭伦的遗产，把雅典建成一个“黄金僭主时代”，但是，就像后人看待铁托和赫鲁晓夫改革一样，专制的，修正的，琵耙遮面的改革，都会最终因为现代的、甚至当代的克里斯提尼的出现而退居于后。庇西特拉图无法取代克里斯提尼——这就是结论。这样，在粗糙梳理了希罗多德《历史》中这一小段改革历史和改革人物以后，我们可以同样简单比较和对照以下改革人物（——也含克氏本人）的主要改革法则，并参见的普鲁塔克名人传关照对比，以开视野。这里的改革织体和再生肌理极备当时的世界性，甚至，包含今天的改革的世界性——并榷改革和国际关系法则和谋略的辨正（含历史上苏美——现在中美关系——并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与希腊之异同……）？
首先介绍那位膂力过人的国王和僭主忒修斯。
——忒修斯：“忒修斯改革的时间约为公元前9世纪后期，改革的内容主要是：1、以雅典为核心，设立了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废除了先前各城镇和各部落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2、把阿提卡的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3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提修斯的改革使古老的氏族制度遭到破坏，是雅典国家萌芽的标志。他的改革也造成了贵族专权，1年1任的9名执政官全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宗教、军事、行政、司法等一切大权。贵族还在经济上对平民进行残酷剥削，通过发放以人身为低押的高利贷，使许多雅典平民沦为债务奴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激化。”（维基）这是中文维基的评点。
而普鲁塔克则说，“忒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只是继续担任战争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地位。……他还规定了一个叫做‘默特基雅节’即‘移民节’，……然后根据自己的诺言放弃了王权，着手建立政府。……他首先把市民分成三个等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他委托贵族掌管宗教仪式、提供行政官员、宣讲律法和解释神的意志。对其他市民，他赋予相应的特权（注意，是特权——自立）以保持均势。贵族地位最尊贵，农民贡献最大，手工业者人数最多。”（普鲁塔克《名人传》）可见，上面维基所撰明显带有不实性质。我们说，“雅典平民沦为奴隶”这个说法和传记所云之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之各司其职，各授其尊，完全牛头马尾。
——梭伦：一般认为梭伦的改革有利于工商业阶层的发展，但是对贵族阶层和下层平民都不利。因此他的改革是一种折衷式改革并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发展。但他的改革长时间无法彻底实施。直到他后来的继任者庇西特拉图继承了他的改革政策，梭伦改革的各项改革才得以最终确立。（维基）我们看普鲁塔克说法，库隆骚动过去后，雅典派系纷争，出现山区和平原派等；“梭伦为了挽救国家，曾经有心对双方耍了一次手腕：他对穷人暗地答应重新分配他们所要的土地，又答应富人承认他们的抵押品有效。……据说他有一句话在当选时期非常流行。大意是平等不会产生战争。梭伦得到德尔斐的神谕
‘去坐在船的中间，你的指责是舵手；
做起来吧，有很多雅典人是你的朋友。’
……他拒绝了僭主政治。”但是因为他拒绝富人的债权抵押和并未重新分配土地于穷人而激怒了二者——但是后来有缓，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改革的好处。他说他是公正公平维护两个阶级的手持“盾牌者”。于是我们看到在特修斯和梭伦共识平台上看到了平等阶级论和阶级存在有理论和合法论（——而不同于后来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论。）
——克里斯提尼：克里斯提尼创建了陶片放逐法（于前487年首次实施），让民众有权将一位公民放逐长达十年。最早这一制度被设计用来防止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例如运用于某个有野心成为僭主的人。然而，被认为具有太多权力的市民很快就成了放逐的目标人物，例如前485/84年的桑提波斯（Xanthippus）。在这套体系中，被放逐者的财产将会保留，但他本人不允许进入他被放逐时的城邦。克氏同时提出实施“每天有200至5000人被选出参与陪审”——在他重组新政区划时期。（维基）
而参考希罗多德（《历史》）说法（——此间关涉到政治－宗教关系论——是人们阅读雅典－希腊民主时候必须要关注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似乎和一神论或者多神论互文互宗），“克利斯提尼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属于著名的阿尔克迈伊昂家族，父亲是麦加克勒斯，母亲是阿加里斯特。他是长子，因外祖父、西居昂的著名僭主克利斯提尼而得名。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对他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梭伦改革之后和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实行僭主政治期间，雅典内部的政治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在这动乱的岁月中，公元前七世纪就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起过重大作用的阿尔克迈伊昂家族，仍然进行积极的活动。
克利斯提尼的父亲麦加克勒斯是当时所谓海岸派的领袖。麦加克勒斯成为海岸派的领袖，恐怕同他的家族过去的某些事情有一定关系。公元前632年，克利斯提尼的曾祖父麦加克勒斯任雅典执政官时，曾经杀害了政变失败在神庙里避难的基伦的同伙，这在当时被看作犯了神罪。阿尔克迈伊昂家族因此遭到诅咒，被驱逐出境。公元前594年，梭伦大赦被放逐者，阿尔克迈伊昂家族回到雅典，并且积极支持梭伦的改革措施。由是之故，他们和旧的氏族贵族比较疏远。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立僭主统治的企图两度遭挫，当权不久就被迫离开雅典，据史籍记载，都与麦加克勒斯领导的海岸派对他的态度有关。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牢固地确立了僭主政治。麦加克勒斯被迫和自己的家族一起离开雅典。
”（资料）
——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在他的早年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一开始抑制自己的抱负，因为他担心他的社会地位会让他被看作专制者或对希腊有危险的人。他通过增进中低收入公民的兴趣以避免他们的怀疑，进而消除他的担心。”（维基）而普鲁塔克说，“伯里克利年轻时，对人民怀有很大的戒心。因为大家大家都认为，他的相貌长得像那个僭主庇西克拉图。……后来，阿里斯提德去世，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客蒙又长年累月被军旅生活拌住，留在国外，伯里克利这采献身于公共生活。
“不过他没有选择少数富人那一边，而是去和大多数贫民站在一起。他倒不是一个民主派，他的选择完全是违反他的本性的。他显然是怕人家怀疑他当僭主，又看见客蒙站在贵族一边，得到器重，于是，他就不声不响地投到民众一边；一别自保，一则也好对付客蒙。”（而普鲁塔克《客蒙传》称，萨拉米战后，“……他（客蒙）拆除天地上的篱笆，使陌生人和生活窘迫的人剋根据需要毫无顾虑地取得土地上的收获。……把自己城里地家当作他同胞的公共住所，在乡间的土地上甚至让陌生人任意采摘最好的水果以及四季生产的各种佳品。这样，在某种形式上，他恢复了克洛诺斯时代（黄金时代）H.
J. Rose in 1928[4] observed that attempts to give Kronos a Greek
etymology had failed.
Recently, Janda (2010) offers a genuinely Indo-European etymology of
"the cutter", from the root *(s)ker- "to cut" (Greek κείρω (keirō),
c.f. English shear), motivated by Cronus' characteristic act of
"cutting the sky" (or the genitals of anthropomorphic Uranus). The
Indo-Iranian reflex of the root is kar, generally meaning "to make,
create" (whence karma), but Janda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to
cut" in a cosmogonic sense is still preserved in some verses of the
Rigveda pertaining to Indra's heroic "cutting", like that of Cronus
resulting in creation:
RV 10.104.10 ārdayad vṛtram akṛṇod ulokaṃ "he hit Vrtra fatally,
cutting [> creating] a free path"
RV 6.47.4 varṣmāṇaṃ divo akṛṇod "he cut [> created] the loftiness of
the sky."
笔者释译：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开天辟地”（CUT_
Cronus）的意思——对于这个克洛诺斯而言。）)
之所以看到雅典民主突兀与之，是因为雅典只不过是希腊百千种族和民族之一；而希腊非集权主义之分野，之民族，恰好是因为他们相对于波斯的某种一统局面，（——甚至有异于斯巴达之）。于是，民主－自治的逻辑原理，甚至让波斯人也看到了对于希腊施行自由的好处。这是一种古代自由主义的举证：这个证明是，波斯可以侵犯希腊；但是，波斯却尊重或言“尊重过”希腊自由甚至民主。这是20世纪极权主义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极权主义之前，对于专制（僭政）之否定和民主之肯定，都是相对而言之范式，而非绝对之。这就是希腊民主的弹性和“错误”之奥妙。
把民主和僭政看作水至清者，自然，既无民主之鱼，也无专制之水……那些含混于王权，僭政和民主者，就像人们携镜像而互为鉴之；而这些阳光就是自由；含希腊的自由和波斯，埃及，利比亚甚至印度之自由。正是这些自由，让雅典或者斯巴达达到了民主和法制（斯巴达莱库古法制）。然而，古典中人抽象预言和“理想”的国家，不是由历经千年专制－民主的人们所杜撰，而是由20世纪的人们，这些西方的墨索里尼，中方的列宁和东方的毛氏所完成。于是，未经历极权主义经验的古典人似乎没有现代人更加有权评论希腊－波斯之间的非极权主义区隔。
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的历史中看到近现代历史的预言，预警，重复和变异，但是，我们很少发现这些历史中包含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素。因为，20世纪极权主义历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罹病时期，或者说患癌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将会非常短暂，但是生活其中之人们会觉得它非常漫长，以至于夺走自己的一生。尽管如此，这个极权主义时期绝对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和典型；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含宗教）生活的常态化时期非常漫长；从公元前、后直至发生极权主义之前之时期。于是，我们说，历史中的众多民主的，专制的和王权的经验，都和极权主义无关（——或者说，关系有限——前提不同）。那些可以被用来比附极权主义时期的国家，观念，做法和人物，和极权主义内涵，实有天壤之隔。其中，人们如果回顾希腊古代历史，就会不难发现这样的非现代性例证。
四
20世纪极权主义的起源说法很多，莫衷一是；但是，将极权主义看作一种思想脉络，却可从所谓古希腊思想中找到痕迹。这个说法，被有些作者看作是对于“雅典的审判”（见《雅典审判》）。虽然，该书作者并未十分肯定，十分饱满地否定柏拉图主义，但是，业已十分肯定地将他和雅典民主概念做了区隔——施行此类区隔的，尚包含对于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分们的分析判别——他们对于雅典乃至斯巴达的看法，就如同对待希腊千百个民族，种族和城邦的人与史之看法一样，呈现极其复杂亦十分鲜活之论调。这是对人们研究古代政治，乃至研究现代政治的极大考试。
她们在提醒现在的人们，得出这样一种观念的幼稚可笑和错误百出。这个观点就是，把一般民主和把一般专制，一切两段的决然做法；这个做法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她们认为，希腊的归希腊——波斯的归波斯——是的，这个判断基本准确；但是，如果人们热衷于这个准确并且沉溺其中，看不见她们之间的间性研究和反面之证，她们就是没有被毕业于那个叫做学院的希腊见习所——也就是历史见习所（——含，对于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比较学研究）——而他们一旦趋赴广场参与民主辩论，就会倒退和落后于二千年以前的希腊公民。
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古代希腊研究的脉络是在包含对于柏拉图极权主义萌芽的研讨中发展的；虽然，他们这些研究者追逐着如何定位希腊民主或言多数暴政之间的关系——乃至于研讨后来的法国革命和美国建国对于希腊民主之关系（见上书）。这个关系的整理一时间似乎变成这样的分类：法国革命之罗伯斯庇尔的雅格宾暴政等于雅典多数暴政——如他们批判之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提德……；而美国革命则归结为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因为麦迪逊和亚当斯等人，都是雅典直接民主的批判者和反对“剥夺剥夺者”的英国派人士——而相对于法国派的潘恩和富兰克林。（这一争执尚且可以归结为后来约翰.穆勒对于其间：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之美国民主之商榷。）
人们在否定和肯定希腊民主的辩论中，慢慢引来20世纪，这个极权主义和后来民主新浪潮并存的突兀世纪。于是，民主－专制的转换机制，同样不断提示于人：在批判民主多数和直接暴政的时候，人们似乎醉心于那种区隔民主的专制；而在取代僭政的时期，人们又把眼光转向一种王权（——含希腊人跑到薛西斯那里去的史实——如，地米斯托克里，攸里比亚德斯，如前所述……）。而在回顾思想历史的时候，人们同样没有忘记对于政治历史和经济历史的回顾。加之战争与和平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某种战略的和战术的挑战。
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回到思想例证。其实，断语柏拉图（——及其理想国）是一个极权主义滥觞，并不仅仅是笔者所谓；含，现代很多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是如此看法。其中，哲学的含义和定位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概念取向和制度趋向就是他的理念和原型——这个概念，导致他似乎要反对各种特殊于一般之上——其实，因缘他看到政体轮流转而稳定不能得——而这个稳定的走向，就像很多作者所谓，并非德莫斯甚至王者们的选择——含忒休斯和赫拉克利特的选择。
他们的多样，多元和多种（族）本身产生的雅典小民主和大思想，正好挑战，吸引和考验了以后美国和欧洲的近代民主之实行……——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果注重一般至所谓后来之抽象范畴，如，“一般意志”（卢梭）和“人民”权力（马列），抽象未来（共产主义），那么，这个理想国的人民和意志，就绝对不是梭伦和伯里克利的意志和克里斯提尼的意志……而是希特勒和马克思的意志。这个意志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的个体划为个体乌有的普遍，而归顺于奴隶地位（——虽然希腊人认为奴隶劳动给出公民于闲暇之自由！）
再有，希腊人的民主中的平等和平等中的民主，让这个伟大民族首先成为后来所谓民主人民是忘恩负义的这样一种评定（——他们雅典人否定和驱逐了萨拉米战役功臣之一的地米氏，就是开始这个忘恩负义的先例——人们当然由此想到英国人对于邱吉尔的不选择——但是，美国人还是选择了艾克……）。这个东西和希腊人剪除高一点的麦子（剪除平民以上杰出者）做法刚好相复。于是，柏拉图包含种族血统论在内的普遍意志论，成为希腊人和后来罗马人，威尼斯人和佛罗伦撒人乃至最后的欧洲人摒弃之之选择。他们虽然继续争执个体和社群，民主和治衡，但是绝对排除了“理想国”（——只有希特勒含糊其词地援引了柏拉图种族主义言论。）
黑格尔所谓雅典衰落是因为起始于苏格拉底的自我反思值得注意——黑格尔认为，雅典的“客观主义”运作，一旦遭遇苏氏的“主观反思”挑战，她的运道和势途必然见衰——而这个观点，是可以反思的——也正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在与克里同对话中说，雅典的法制是不可以反思的，他对它百依百顺，奉死无悔；这样，苏格拉底也就没有了后人所谓宪法法院对于法制实行裁夺－反思之任何可能性——而这是古典民主的一个稚误。
我们就此列出关于这些雅典拥趸和雅典咒骂者们的最为简单的观点以飨读者。
美国人的评价；（《审判雅典》）
——约翰.亚当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全部是混合式的，并援引希腊、罗马和迦太基为例证。”（这是关于柏拉图和奥涅塔斯式的混合选择吗？——自立）
——潘恩：在肯定了美国是微型版雅典的大型版后，说，“美国的制度将从‘代表制与民主制的嫁接上’获得无穷益处。”（因为很多雅典批判者只是看到雅典全民普选，直选和非奴隶选举的那些表层。——自立）
——麦迪逊：“提出将美国共和国与‘动荡的古代希腊和近代意大利民主政治；区分开来的观点……他争辩说，民主政治是古代雅典的一个坏东西。’”他要拥有代表制救治民主。（他的看法和马基雅维利和基佐们肯定佛罗伦撒共和，自由，法制和民主迥然背离；而伟大的自治精神和自治物质在威尼斯的试验，承上启下地关照了古代雅典，美国乃至世界历史——自立。）
——汉密尔顿：“他认为意大利和（古代）希腊小国“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和革命－复辟－革命历史，在历史上之所以无法避免就是因为专制和民主力量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才会真正杜绝革命——而没有美国十三个洲本身同样是无政府和革命－自治状态，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见伯克/Edmund
Burke《美洲三书》。）
欧洲人的评价；
这些偏斜的看法大致是，“修昔底德、色诺芬、老寡头和伊索克拉底之类的希腊观察者，关注的是普通公民的粗鲁以及做出决定的无能；民主政治不稳定的观念，很大程度上首先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类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那是一些被希腊人，波斯人和雅典人摒弃的“理想国”——一部分理想国的建构——一种没有被欧洲人采纳，直到20世纪的准极权主义选择——自立）（某种程度上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据称的11部宪法。）”（同上）（关于老寡头的说明——“寡头政治（古希腊语：ὀλιγαρχία，英语：oligarchy）是一种政制形式，其中大部分甚至全部有效地掌握在一小撮特权阶级手上（无论是财富、家族、军事力量、残暴或政治）。
寡头政治一词，源自希腊，“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在大流士建国之初，要决定波斯帝国的体制，对独裁、寡头与民主三种政体进行比较，最终决定选择独裁（古希腊语：αὐτοκρατία）政体的故事。麦加比苏（Megabyzus）认为，国家应由最优秀的少数人进行统治，支持寡头体制。但大流士则认为，寡头体制中，容易因为争权夺利而走向独裁。
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提出六种政体。其中，寡头制是贵族制的一种变体，统治权由某个阶级中的少数人共有，但是贵族制是以公利为出发点，寡头制则是以统治阶级自身利益为出发”（维基百科）。）
老寡头文本，“据传为色诺芬所作的《雅典政制》（从文风和语言推断，不像色诺芬之作），俗称《老寡头》，——……有人会对这一点感到奇怪：他们总是分配更多的东西给那些坏家伙、穷人和民众甚于给那些优秀分子。显然正是这样做，他们维持了民主政体。因为这些穷人、民众、下等人取得了优势地位并且变得人多势众，将巩固民主政体。但如果富人和贵族处于优势地位，民众是在加强他们自己的反对派的力量。（5）在每个国家里，贵族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因为在贵族身上最少放肆无度和过错，却有最大程度的对善的追求，但在民众身上，有的是最大程度的愚昧、放肆和罪恶，因为贫穷促使他们做不光彩的事，由于缺钱一些人缺少教育、愚昧无知。”（资料/色诺芬《雅典政制》））
——孟德斯鸠，“……不希望搬用古代政府的任何机构。”因为“共和政府在一个大国中仍不可能。”
——孔多塞，“美国远较古典共和国优越。”
——威廉.扬，在抨击伯里克利所谓“民众暴政”后说，“他在无限赞扬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祖宗政体的同时，无情抨击了自阿里斯提德扩大公民权开始，到伯力克利和呃菲阿尔特的人民领袖止的‘平均主义’。”
——罗伯特.比塞，“他争辩到（——比较关于战争－自由的民主优越说之希罗多德观点——自立），实际上，让雅典取得成功的，是在第一次战争中选择了米太亚得为唯一指挥官；在第二次战争中，是选择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为‘真正的国王’，结果是雅典人著名的胜利，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政体，事实上是因为‘暂时偏离了她的（民主的）精神。”（这是一个悖论：斯大林？罗斯福？还是希特勒？）
——温克尔曼，“他关于古代（希腊）的作品让他一炮走红。
——赫尔德，“他写道，‘如果就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言，启蒙人民应当是一种政治目标，那雅典无疑是整个世界上最为开明的城市。’……‘甚至开启了最为桀骜的暴民的耳朵，赋予他们开明的思想，让其倾向于政治交流，而所有亚洲民族对此均不熟悉。”
——席勒，“虽然席勒并不赞成梭伦将权力置于民众之手的程度，但他把梭伦的立法视为一种本质上动态的、灵活的和有利于成长的体系。”
——赫尔德林，“希腊代表的是人类已经失去的‘一人具备一切‘的天堂。”
——黑格尔，“找到了完美世界（指雅典）观的最后表现”，此后就被撕裂了……。
——夏多布里昂，“但他赞扬了雅典人，因为他们实际拥有民主政体，而当时的法国只是假装拥有。”
——乔治.格罗特和米特福德，格罗特说，“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和开放的贵族政治之类，它实际上与民主政治非常相似），我们才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的闪光和多样，它构成了希腊历史的魅力和光芒。”他谴责了后者的对郡主制的偏爱，激情和偏见。……“米特福德重复了老寡头的说法。”
——贡斯当，他谴责少数派暴政，“多数从来不会压迫。人们会取消他的名义，利用他提供的武器来反对他。”贡斯当厌恶卢梭和罗伯斯庇尔利用“无所不知的立法家”以构政体（哲学王和“立法王”治国之疑：哲学王的宗教涵义成为以后人们批判政教不分离的一种原则——而卢梭外国人担任哲学－宗教审判之最高立法者，这两个神话，是导致后世极权主义的根本源头……最早解构这个原则的，当然是雅典人——以后就是三权分立者们。——自立）
——约翰.密尔，“斯巴达的目标，是能够提供稳定，但不能培育进步，对此，雅典提供了鲜明的对比。密尔写道，在希腊其他的民主政治中，‘谁也不曾享有忧诺米亚，即法律上的无上权威，免除帮派的暴力，由于雅典式的自由与天才，他们是非常雅典的特性。’”
当然，肯定雅典的还有刘易斯和佛里曼（E.Freeman）——后者说过一段非常类似邱吉尔说过的话（——）而相对于麦考莱关于雅典暴民的指责）；“民主不好，但是她是一种比较以后的好（——比较于专制，更加比较于极权），“对希腊历史公正的考察肯定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群穿着行政智能服装的暴民组成了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政府，它并未创造出不可能，也没有把地球变成天堂，把人类变成天使；更不用说它预示了所有我们相信人类仍有待实现的改进，但那个比它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好的政府，不能被成为坏政府，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政府必须被称为好政府，代表了此前所有对政府的显著改进。”
据说，这是关于雅典评价非常著名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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