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古希腊民主

未名湖蛙

　　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挂冠而去，想必陶先生对官场腐败龌龊非常反感，不愿同流合污，真可谓：宁为庶民锄禾日当午汗流夹背，不为官吏朱门酒肉臭养尊处优。陶公这一特立独行，颇为后世人赞颂，古往今来，中国官场尚未有过第二人。陶渊明返乡后，撰写《桃花源记》，寄托自己的理想，描绘一个农耕时代的理想社会。桃花源与世隔绝，社会秩序井然，民众生活和平宁静，人们不禁要问，桃花源里那些安居乐业的人们，实施怎样的管理制度？

　　民众自己管理自己呢，还是仍然听从身居高位的“领袖”发号施令？借用现代政治术语，是实施民主制呢还是君主制？

　　《桃花源记》没有细说，估计不可能实施民主制，为什麽？因为陶渊明头脑中没有“民主”思想，其实中国社会，从“三皇五帝”始，至鸦片战争爆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庶民百姓，从来没有“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想法，就连施耐庵杜撰的《水浒传》里，强盗们也不平起平坐，举手表决，要论资排位，凡事都要听从位居第一把交椅的宋主席。在炎黄子孙的头脑中，总盼望天下出现“明君”，盼望在“明君”的统治下，平平安安做“绵羊”，决不会有“民主”思想，也不敢有“民主”思想，在数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民众不能也不敢有这档子犯上作乱灭九族的错误念头。中国人从没有民主思想，但是古希腊人曾经拥有。

　　希腊地处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突出地中海，濒临爱琴海，海岸线异常曲折，天然良港不胜枚举，周边布满数不清的大小岛屿，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舶，古代水路运输，远比陆路运输快速，而且成本低廉，这种地理环境，非常适宜贸易来往，故商业十分发达，希腊是一个商业国，贸易往来讲究等价交换，信守承诺，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一种平等、自由、协商的需求，当然有了纠纷，需要拥有强制力量的仲裁机构，有这种机构的社会群体谓之“城邦”。公元前古希腊全境，大约有一千多个大小不一的城邦，小的城邦人口不到两千，大的有数万，甚至更多，由于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很快，史料记载，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400年，人口从80万增加到1300万。希腊历史上历经过多种政治制度，贵族制、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等。公元前600--400年，大约在中国周朝时期，古希腊人称这一时期为“黄金时期”，或称“民主时期”，古希腊人在这一时期，曾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实施民众自己管理自己，创造一种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即“雅典城邦制度”，这种制度的出现，与雅典杰出的思想家、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公元前638--559年）不无关系，这一制度虽然没有继承下来，在马其顿亚历山大骑兵的铁蹄下灰飞烟灭，但是表明古希腊人与炎黄子孙不同，有过“民主”的思想，“民主”这一词语来自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α，而这一詞语，來源於希臘語的δ?μο?（人民）和κρατο?（強權），合在一起有人民掌握權力的意思，即“人民统治”，或“人民管理”。上述梭伦曾是雅典第一任执政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兼法学家，为雅典城邦，起草过许多法律条文，他的《梭伦改革》，为雅典城邦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希腊人是怎样管理这个“民主国家”的呢？他们把全希腊分成十个区域，每个区域推举五十人为代表，代表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即“五百公民大会”（《梭伦改革》中规定四百人），商讨公共事务，会议每隔十天召开一次。代表怎样产生？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在拥有参政权，对公共事务有兴趣，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产生。“五百公民大会”有权制定，公民必须遵守的法令。怎样施政？希腊人把一年分成十个时间段，由五十人组成的班子，轮流值班处理政务，所以这个“五百公民大会”，既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是行政机构，这五百人既是立法委员，又是行政官员，手中握有权力，代表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以免结党营私，若有官员营私舞弊怎么办？用放逐国外予以处罚，且十年内不能回国，怎样判断官员好坏呢？投票决定，按照“陶片放逐法”，凡是表示不满意的陶片，超过6000片者，放逐国外。

　　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已经知道掌握公权力的人，很可能成为野心家，必须设置能制约官员的方法，以防止营私舞弊，懂得“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可见这一原则并非近代美国人创造，几千年前古希腊人“早知道”。“五百公民大会”地点在雅典，雅典是全希腊贸易中心，人口来往密集，雅典广场上有一块铜牌，铜牌上刻录公民必须遵守的法令，这样做的目的让民众熟悉法令，随时可以阅读查询。若有外敌入侵怎么办？每个地区训练一支部队，组成联军共同保卫城邦，率领军队的将军，属于专业人士，将军不由抽签决定。

　　这种制度一度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两次打败波斯大军，第一次公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率军西征，在马拉松湾与雅典城邦联军决战，雅典联军约一万人，波斯军一万五千左右，雅典人为保卫家乡而战，波斯人为掠夺财富而来，雅典人将主力置于两翼，引诱波斯军进攻中路，雅典联军左右合击，波斯军阵型大乱，国王大流士慌忙撤退，死伤被俘6400多人，联军死亡192人，“马拉松典故”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一士兵奔跑42公里，中途没有休息，把胜利消息告诉雅典市民，雅典市民举城欢庆，该士兵因为太过劳累，说完话倒地毙命）。过了十年，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率军20万卷土重来，这次雅典城邦虽有斯巴达城邦陆军支持，仍然不敌波斯军，波斯军攻占雅典城后，烧杀掠夺惨不忍睹，但是雅典的海军没有被打败，他们切断波斯军的后继供应线，波斯军不得不撤军，在撤退过程中，雅典联军追击，波斯军死伤惨重，嗣后雅典城邦空前强大，影响扩大到整个地中海，西到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到小亚细亚土耳其，衍生到黑海克里米亚半岛，南到埃及，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城邦联盟内部发生内斗，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内讧，最后导致交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虽然后来签订停战约定，双方元气大伤，此时北部马其顿族崛起，崇尚武力的亚列山大继位后，立刻征服希腊，雅典城邦制也就烟消云散。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表明“民主”制度内部，各集团之间依然有利益冲突，看来利益永远位于任何“普世价值”之上。

　　雅典城邦制度体现的“民主”思想，与近代的“直接民主”观念接近，它对整个欧洲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这影响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赞颂，恩格斯对它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它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其实古希腊的“民主”，是僧侣贵族奴隶主的民主，并非人人都能享受，恰如美国早年的民主，只是白人农场主的民主，雅典城邦制度治理下的古希腊，也是如此，大量处于被奴役的奴隶，命运非常悲惨，赞成民主的雅典城邦公民们，并不反对蓄奴，为什麽？雅典的市民几乎人人经商，开店需要伙计，经营作坊需要劳工，海运船舶需要划桨手，伙计、劳工、划桨手......都是奴隶，一句话，雅典的市民几乎都是奴隶主，都需要奴隶，他们怎能反对蓄奴？“人性的自私”并不因为社会制度“民主”还是“君主”而改变，过去、现在、未来的“人性”都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原罪学说，声称“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有一定的合理性。

　　古代中国人没有民主思想是事实，但是“门户开放”后，民主思想也随舶来品进入一部分国人头脑，也是事实，这件事是好是坏，历史自有评说。但中国近代史表明：“火烧赵家楼”容易，“砸烂孔家店”不容易，同理，坦克车驱赶学生娃娃容易，清洗他们头脑中的民主思想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