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号-理论探索 杨支柱简介 杨支柱文章检索

 

 

人口高速增长不是“公地悲剧”



杨支柱

 


  按照马寅初1957年至少3次对记者的说法,不计划生育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26亿。(4月3日光明日报,4月27日文汇报,4月29日北京日报)但事实上2007年中国人口刚13亿,加上国家计生委很大程度上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的“40余年来中国少生4亿人口”,也不过17亿。马寅初的“两个有奖,三个征税”远不及强制独生严厉,再加上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自愿计划生育的,这两个因素足以抵消推迟实施马寅初建议多生的孩子。假定两者相等,17亿相对于当时的6亿人口增量才11亿,26亿相对于6亿人口增量是20亿,这也算误差?中国大陆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根据这种不靠谱的恫吓制定的。这也叫科学预测、科学决策?

  我说了上面的话,立即就有人说,“你把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的影响加上去再算算。”

  假定那些人不饿死,生育率跟其他人相同,他们占当时总人口的7%,他们的子孙也占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7%,结果也就是中国总人口再添7%,马寅初的预测还是几乎同样不靠谱。?这样计算意味着,1958年立即实施马寅初的建议就不会发生“大跃进-大饥荒”了。莫非“大跃进-大饥荒”跟计划生育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减少中国人口的手段?

  又有自认为经济学家的人跟帖说,“1950年代老百姓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呢?因为土地公有了,多生孩子就意味着多占。如果不实行土地公有化,老百姓一家有10亩地,能产多少粮食,能养几个孩子,他们会算的。但是,土地公有化之后,他们就不管那些了。”

  以1950年代的农业生产率,一家只有10亩地的话,交完皇粮(公粮)大概可以养两个孩子而保证一家温饱,但是不是这家就只养两个孩子呢?另一家有1000亩地的人会不会因此成比例地养200个孩子呢?当然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古代社会的高死亡率,中国人早就灭绝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劳动而非从上一代继承的生产资料。民国时期一对没有土地的雇农夫妻养活四、五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为什么一个有10亩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只敢养两个孩子?人不能在农闲时打短工?不能租种一些别人的地?不能帮别人管理果园?不能兼职或专职做瓦匠、铁匠、木匠、篾匠、裁缝、理发匠、屠夫?孩子多的人家大哥、大姐不会帮妈妈干活让爸爸腾出时间去给别人帮工挣钱?爷爷、奶奶照顾孙子女时不会向孩子多的儿子倾斜?只有一、两个女儿的哥哥不会从有六、七个孩子的弟弟家抱养一个儿子?孩子多不能刺激父母减少玩乐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劳动?养育能力完全由收入决定没有弹性?我看我养两个孩子花的钱够北京的农民工养四个孩子,而另外一些家庭收入接近我家两倍(我太太在家看孩子)的人养一个孩子还觉得紧张。孩子多造成的家庭经济紧张是暂时的,遭遇疾病、其他横祸或劳动能力弱造成的贫穷才是持久的。

  “公地悲剧论”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1950年代台湾的生育率比中国大陆更高。当然大陆的生育率未必真低于台湾,也可能是譬如出生一个月内死去的很少登记。在城市化改变生活方式和避孕工具大面积使用以前,一个民族的的生育率不会有太大变化,变化的往往是死亡率。1950-1958属于战后和平时期,未发生大规模瘟疫、饥荒,人口自然高速增长。我国汉初、唐初、清初都曾发生过这种人口高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发生了这种因为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导致的人口高速增长。

  死亡率迅速下降是悲剧吗?孩子死得少了不好吗?即使把孩子当作牛马看待,减少牛马夭折率也不能说是悲剧吧?难道生产废品反而是经济上合算的事?当然同桌吃饭的孩子多了短期会对父母构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就如存栏牛马多了也有饲料供应压力;但这是暂时的,降低废品率只会使一个国家更富裕而不是更贫穷。

  无论人口高速增长是来源于移民还是来源于出生,本身都是繁荣的标志。即使根据我极其蔑视的马尔萨斯的观点,一地区的人口增长也是该地区生活资料增长的标志,是该地区养育能力提高的标志,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活着。一个悲惨的社会一定不是人口高速增长的社会,而是人口大幅度下降的社会。过去几乎总是战乱、瘟疫、大规模水旱蝗灾导致人口大幅下降,而今后则不排除人口高度老化或环境破坏导致人口快速大幅下降。

  人口高速增长不是悲剧,更不是所谓“公地悲剧”。实行公有制的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生育率往往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私有制国家,目前也跟东亚一起属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两大地区之一。原苏联和东欧的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也远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穆斯林国家低。越南,蒙古、朝鲜的生育率相对于其国家发展水平也出人意料地低。古巴的生育率只有1.66,大大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周边国家墨西哥和多米尼加。易富贤先生在《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第二十章第二节对此做了专门论述。生育率低通常跟堕胎率高如影随形,易富贤认为这首先是由于跟公有制如影随形的无神论对传统生育文化的破坏,其次是由于公有制在经济发展上的不成功及其解体都降低了人们的养育能力。我想还可以对此做两点补充:第一,同样的发展水平公有制的资源浪费严重,从而降低养育能力;第二,公有制也意味着养老大锅饭,从而削弱养儿女的动力,在生育文化已遭破坏的前提下这足以对生育动力构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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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杨支柱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7月11日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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