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纪律作用之下的奇葩科研成果

雯 谖

　　中国社科院的政治纪律“学习月”活动刚结束，新华社就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净身房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李纾率领的研究小组，攻克了“贪官大脑与常人有什么不同”这个科研项目，发现贪官左侧额下回的激活程度强于常人，左侧额下回激活程度强的人贪欲强烈，可以利用药物来医治官员的腐败。

　　李纾是中国社科院在开展政治纪律“建设学习教育月”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2014年6月，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三项纪律”建设学习教育月活动，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做学习辅导报告时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因此，我们应时刻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切实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这一点上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

　　通过药物治疗腐败的科研成果比人类攻克癌症还要震惊世界，真是笑死人不偿命，不知道能否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医学奖。如果获得了，李纾就是中国第四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不是外国的华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是高行健，虽然他获奖时已经流亡法国，但颁奖委员会是依据他具有中国身份证时写的小说而授奖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是刘晓波，他获奖时已经被关进监狱，至今没有出来。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是莫言，他获奖时“敌对势力”说该奖不应该授予“红色作家”，但颁奖委员会的瓦斯特伯格致辞时说：“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李纾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让“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但笔者估计他不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会继刘晓波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是：“一个太监化的研究成果，使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解决了腐败问题，终结了腐败的制度性原罪，免去了人民追求民主的生命代价。”

　　社科院的奇葩科研成果花了纳税人的多少银子？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平均资助额度为：重点项目40万元，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20万元。研究贪官大脑与常人有什么不同，自然是重点项目，40万元里不包括课题小组人员的工资、奖金。这样的奇葩科研项目，不仅在社科院可以立项，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更是重点项目，这里比社科院更能“烧钱”。2014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课题项目共2776项，其中有关党史党建、中国梦、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选题占了项目的绝大多数。虽然研究贪官大脑浪费了纳税人的银子，但毕竟还有一点娱乐价值，但这些意识形态项目却是毫无社会价值的奇葩课题。如由上海师范大学申报的《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研究》，这有什么值得研究的，明摆在那里，中国梦就是裸官们的美国梦，中国道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中国精神就是义和团的“反美斗士”精神，中国力量就是“通奸党”身患艾滋病的力量、军队将领共享情妇的力量和中国足球队赌球的力量。再如《马克思主义动力论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研究》等课题，这都是苏联老大哥及东欧小老弟研究过的课题，并用失败证明马克思理论是怎样革命的理论而不是怎样建设的理论。

　　一个政党不但要在国家财政里拿工资、报销活动经费，还要用纳税人的钱研究自己的党史党建及邪教理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投入是6亿元，这里不包括全国各级社科院、各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800多名学科组评审专家和15000多名同行评议专家的经费开支。一个国家在社科研究上加大投入无可厚非，但中国的社科研究充满了学术腐败，研究员们大脑左侧额下回激活程度比贪官更强烈。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王化信在致中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中呐喊：“现在中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已经发展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见、动摇国本、摧毁民族道德底线的严重地步。造成如此严重的学术腐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被称为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和最大研究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学术腐败，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腐败，是中国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的总根源。”2014年7月9日，新华社发表记者调查《科研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揭露了高校科研腐败“三宗罪”：关系立项、财务造假、审查放水。广东某高校潘老师告诉记者：“拿了课题的领导往往根本没有时间干活，而是将课题‘转包’给他人。形成了一个包括立项、申报、研究、结题整个过程的利益链。”

　　学术腐败的根源来自通奸党把行政级别作为科研学术机构和大学院校的净身房。正如先生所说：“在行政级别这个净身房里，知识分子被去掉了公共化，被宫廷化和私有化了，他们的理想无法超越升官发财，努力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中‘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2006年，首批中国“社科院士”候选人名单出炉，共有47名。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表示，这些候选人都需要很高的学术专业，而且还必须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候选人名单中，马列主义专家达6人，其中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的靳辉明，及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此外还有之前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中，发表反驳文章的历史学家张海鹏。对此，反对设立社科院士的声音压过了拥护设立社科院士的声音，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真的设立了社会科学院士，其弊害将超过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制度百倍。因为自然科学尚且有它的客观性，存在某些判断的标准，而社会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特点是主观性、描述性、多元化、意识形态化，所以判断它的对错优劣往往失去了大家认同一致的客观标准。在目前中国盛行官本位、权本位的状况下，启动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必然是——谁有权，谁当院士；谁有势，谁当院士；谁招官员喜欢，谁当院士；谁紧跟，谁当院士。其后果，必然是院士的名声扫地，院士制度的威信扫地，中国的科学精神扫地。”

　　在政治纪律、行政级别和学术腐败的三重作用下，什么样的奇葩科研成果都可能产生，人们有理由相信，2015年中国社科院申报的科研项目一定是《通奸党党员裤裆里的脑袋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其研究成果必然是贪官阴囊里的荷尔蒙是常人的3.8倍，他们95%包二奶与权色置换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性欲可以通过服用一种负能量的伟哥来控制。

　　如果2016年社科院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题目能不违反“七不讲”的政治纪律，笔者提供一个仅供参考的题目《社科研究员的生殖器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建议在成果报告的结论部分一定要写上：既不需要移植手术，也不需要找回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精神，每天吃三根猪鞭就可以长出遵守政治纪律的“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