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的核心及发展趋势
1、民主的核心
自从1688年英国铺筑世界上第一条民主之路以来，人类发展不但
突飞猛进，而且仅用三百多年，就从农牧经济跨过工业文明，跳入知
识经济时代，由此可见，民主不但是人类发展的坦途，也是最大的生
产力，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的
支柱，也是人民的护身符；不但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
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是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如今，民主制度已经诞生三百多年了，并且在世界上扩展三百多
年了，现已遍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形式不同，但本质上
并无什么差异，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半总
统制，都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促
进国家发展，又促进社会文明；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
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
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
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因此，不但成为
普世价值，也成为发展趋势，还成为时代潮流，以至既波及全球，又
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民主自诞生起之所以不断取代专制，而不仅在世界上扩展三百多
年，还已遍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原因就在于随着民主制度的
建立，政治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管理冲突的方式和过程与
专制不同，连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式和过程也与专制迥异，而这都
是由国家权力被公共权力取代造成的。
如果说专制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那么，民主政治的核心则是
公共权力。在专制统治下，政治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是借助国家权力
管理冲突并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式及其过程；而建立民主后，政治
则以公共权力为核心，是借助公共权力管理冲突并实现特定价值目标
的方式和过程。由于公共权力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合法强制力，因此
可通过规约人们的行为解决分歧和冲突，而规约人们的行为必须依赖
人们普遍认同的和必须服从的约束力。而民主政治就是借助人们普遍
认同和必须服从的公共权力使解决分歧和冲突秩序化，其核心是支配
和服从支配。
诚然，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
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
的权力，可从本源上讲，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
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它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
要，满足社会需求，处理公共事务而衍生的。而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
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用到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进而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
可见，公共权力是用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公共组织实施自
身职能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共权力是由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是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集中表现，所以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
约束力。其基本目的在于维持、调整或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
公共组织要么拥有法定的公共权力，要么拥有由公共权威部门授予的
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与非公共组织中存在的“私权”有着本质的
区别，从其基本内涵来说，在主体上，公共权力属于公众而非某个个
人；从客体上看，公共权力指向的是公共事务；而从功能上看，公共
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
由于公共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因此不仅具有权威性、强
制性，还具有普遍性、排他性，而公共权力的这些特性，使公共权力
有着比“私权”更广泛的约束力、强制力和管辖范围。
首先，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无论客体是否愿意接受，权力主体
都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在客体之上，对客体产生影响和控制；其次，
公共权力具有自我膨胀性，公共权力本身具有扩大自身力量的特性，
会在其运行过程中自我扩展，自我膨胀，而这种膨胀往往会带来一些
消极的结果；另外，公共权力具有主体利益性，权力是一种权力主体
的利益以强制方式实现的手段，权力本身带有强烈的利益性色彩；再
者，公共权力具有专属排他性，而其不仅对于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具有
专有性，还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简而言之，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巨大的强制性与排他性，既能自我
膨胀，又能自我扩展，并通过自身运行实现主体利益，因此导致掌握
权力的人往往会为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力。
此外，公共权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公共权力的目的不是单个
公民权利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共同体中每个公民权利效用的最大化。
如果说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那么，公共
权力存在的边界就是依经验和理性所确立的公民权利可能发生冲突的
领域。因为公共权力的性质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手段，所以，公共
权力只是公民权利的一种伴随物。而权力作为权利的产物，它的正当
性来源于权利。公共权力主体本身不是一个利益主体。权利和权力之
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委托关系，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运行只有
依照民主模式方能取得其正当性。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
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
者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的政体的变态。
展开来讲，公共权力是人民权力或者人民权利的产物，来自于人
民的让渡和人民的授权。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主权在民”的意思。
主权在民的权既可以解释为权力的权，也可以解释为权利的权。而一
般为了与国家权力区别开来，也常常不把人民拥有的权力称为权力而
称为权利。正因为如此，人民的权力或权利高于国家权力。任何国家
权力都必须最终归结到对人民负责上来，而权力的人民性就决定了权
力必须受到作为人民意志体现的法律的约束。
一就公共权力的相对性而言。公共权力必须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
公共权力总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存在的，一个绝对普遍的公共权力是
不存在的；公共权力总是在一定社会层面上成立的，一个能调整任何
社会方面的权力根本就不存在，它要受制于社会领域的范围；不同性
质的公共权力总是有所分别的，不同的权力应由不同的机构行使，权
力和权力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不同的权力拥有者拥有不同的权力；不
同机构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权力机构和权力机构之间不能混同
其权力。权力的相对性要求对权力予以必要的规制，使其不至于超出
应有的范围而绝对化，而泛滥，而导致权力的恶性膨胀。绝对的权力
必然导致专制。柏拉图曾告诫世人：“绝对的权力对行使这种和服从
这种权力的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及其后裔，都是不好的；这
种企图无论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满灾难的。”权力的相对性就意味着
必须反对权力的绝对化。
二就公共权力的支配性来讲。公共权力体现在几乎所有的权力定
义中。在西方，关于权力的学派主要为韦伯主义和帕森斯主义。韦伯
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
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其中，
“不顾反对而贯彻”显然是权力支配性的结果。作为韦伯权力定义派
生的布劳权力定义认为，权力是“个人或集团通过威慑力量不顾反对，
而把其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其中“强加于”也同样表明了权力
的支配性。帕森斯的权力定义为，“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
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
境制裁去强制实行（无论这种强制机构可能是什么）的地方，权力是
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
其中“强制实行”也同样表明了权力的支配性。而有些国家的学者认
为：权力首先就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其次是指职责范围以内的指
挥或支配力量。权力的支配性首先表现为权力是一种支配力量，它可
以要求人们做出某种行为。包括允许人们做什么、要求人们做什么和
禁止人们做什么。其次表现为权力具有强制性。任何权力都具有一定
的强制性。权力都是以相应的服从的存在作为条件的。如果不具有强
制性，权力就无法强迫社会成员服从。权利强制性的实现需要法律，
防止权力强制性的滥用同样需要法律。权力是具有支配性的。没有支
配性的权力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性质，甚至不成其为权力。权力的支
配性使得权力具有了相对人不得不服从的性质，也使得权力具有滥用
的可能性。权力的支配性是不可缺少的，这种不可或缺的属性又使对
权力的法律控制成为必须。
三就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来说。没有权威性就没有权力。不论是什
么学者，在对权力进行定义或者论述时，都无一例外地肯定权力具有
权威性。权力权威性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权力运作的规则性。无
规则的权力运作只会导致人们的反感、不安，而决不可能给人们和社
会带来自觉服从与安全稳定。二是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公开是权力的
必然属性与基本要求。没有公开性，权力就没有权威性，其特定性就
难以明确，强制性就难以体现，权威性就无从产生。权力的公开性是
权力运行的可预测性必要条件，但权力未必能使自己的公开性得以彻
底贯彻和体现。如果运用法律来规制权力，就可能保证权力的权威性。
法律的权威性、公开性和可预测性与权力的权威性相得益彰。
四就公共权力的组织性而言。公共权力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支配
力量。它需要有组织的国家机构来分配、行使。由于权力系统是复杂
的，因而必须运用法律予以专门的调整。
五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来讲。公众共同组建了政府，而直接行使
政府公共权力的却只能是部分人，也就是说，政府内公共职位的数量
在漫画公共权力任何条件下与公众的总量相比总是有缺口的，即存在
着公共职位公众所有与部分人代理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引发了公共
权力的资源稀缺。
六就公共权力的经营性来说。公共权力运行的经营性，是指公共
权力可以作为一种手段由其行使者对权力的接受者进行经营，使其发
生一定的变化运动，从而实现对所掌握的资源的最优配置。
七就公共权力的代理关系而言。公共权力来源于公众，公众是公
共权力的所有者。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中，实际上以公众和权力行使者
之间建立了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委托和
代理，就有可能使本来属于公众所有的公共权力转交到了一部分人甚
至是极少数人手中。
另外，公共权力实质上属于国家权力，不仅对统治阶层内部的争
端和纠纷具有协调功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争端和纠纷也具有协调功
能。社会中，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也在一定程度具有
管理权的性质。于是，国家权力在处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利益矛
盾的同时，还必须调节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冲突，由此形成的相关公
共政策和行政行为，同样可以也需要进行政治伦理学的判断和考察。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作为管理权的公共权力的伦理分
析和道德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看其对维持政治稳定的价
值；二是看其对增进公众利益的价值。二者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如
政治稳定可能有助于公众利益；但也具有原则区别，如政治稳定可能
无益于公众利益。
首先，公共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是以国家权力形式表
现出来的公共权力的基本功能之一。一方面通过对利益矛盾的调节来
达成政治力量的均衡，另一方面通过对破坏势力的限制和打击来维持
正常的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统治阶层的愿望和利益所在，但并不一
定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不一定对被统治阶层有利。因
此，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
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对统治阶层利益的维护，可能有益于其他社
会成员的利益，也可能有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就是说，公共
权力对于政治稳定的保障作用并不具有绝对的、永恒的道德价值。
其次，公共权力对于公众利益的促进作用，是任何形式的公共权
力的根本职能。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之所以仍然会被
人们视为公共权力，主要因为它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程度上仍对公众
利益具有促进作用。就此而论，以国家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
因其对公众利益具有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而具备相应的道德价值。可
以认为，它对公众利益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它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也就
越显著。
显然，在上述两种场合中的公共权力之所以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
价值，归根到底仍然在于它对公众利益的确认和维护。换句话说，即
便是在公共权力异化为国家权力的情形下，公众利益仍然是公共权力
道德价值的根源，对待公众利益的态度仍然是检验公共权力是否具备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道德价值的标准。
再则，由于权力容易变成野兽，因此掌握权力的人总是借助权力
的力量，把自己凌驾于权力的作用范围之上，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则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当掌权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操纵权力，而这
种权力又受不到任何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侵害公
民的权利。尽管公共权力是公民的共同权力，为全体公民共同所有，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可能由全体公民来共同行使，
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托人）来行使。因为代表（或委托人）有限，
所以公共权力只能为极少数人所掌握，以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共
权力就变成极少数人的支配力量，而通过这种强制力量，既可造福大
多数人，也能危害大多数人，而且掌权者可根据自己的意志，给一部
分人带来好处，而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侵害。
因为人格的诱因和制度上的因素，导致的“公共悖论”和“权力
腐败”，都损害了公众的共同利益，不仅引发公众对公共管理组织和
政府不满，还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必须建立与公共
权力相应的民主制度，让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一方面要促进公共
权力充分发挥其功能，为社会高效率、高效益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增
进全体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设法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保证公
共权力严格地在法定范围内运行，防止其越轨而损害公众利益。
总之，由于民主能规制公共权力，不但能把公共权力关进的笼子
里，而且既能给公共权力涂上反腐剂，又能给公共权力戴上紧箍咒，
因此不仅确保公共权力为公众着想，也为公众服务，还为公众造福；
不仅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还确保人民
生活蒸蒸日上；不仅确保国家科学发展，也确保社会和谐繁荣，还确
保民族文明昌盛！
2、民主发展的趋势
随着民主不断发展，虽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不但本质相
同，连作用也无什么差异，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内阁制、总
统制、半总统制，都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发展的坦途，还具有其
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会的支柱，也是强国富民安邦的根本，
还是最大的生产力；不但是科学的制度；也是人民的护身符，还具有
强大的凝聚力；不但对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败，还能造就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促进国家科学发展，也促进社会和谐繁荣，
还促进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而今，民主不仅遍布世界五大洲，也在各种文化传统中扎下根来，
以至现已植根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
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而这足以证明，民主既是普世的价值，也意味着
民主是可以移植的。尽管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难以照搬，但是民主的
普遍原理却是完全相通的，因此，不论是文化差异，还是国情等借口，
都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当然，现行民主体制还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不仅存在选举的可
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
化的问题，还存在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
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以致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
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
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
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
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于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
而进一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进一步提升民主的质量，进一步完善民
主制度。
尽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民主，但由于推行私有制，并推崇哈
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
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
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
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
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
还导致国家失衡。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虽然“凯恩斯革命”，
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还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以至既发展为凯恩斯
主义的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又在20世纪五六十
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正统，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受到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的挑战，而为应对挑战，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适时兴起，应运而生，其政策主张兴盛于90年代，
而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经济学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不过吸收了理性
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和“预期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观点。
他们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不但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工资和价格
的变动具有粘性，这样，在短期仍然会出现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现象，
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
新凯恩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
他们还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着
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还强调巩固性的
财政政策，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是有害的，它会引起投资的减少(基础
效应)和贸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了一些新的
现象和机制，如提出了在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利
息率，还应该考虑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机制。新凯恩斯主义同传统凯
恩斯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
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也考虑供给方面；既考虑
长期，又考虑短期；既注重微调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视结构性政
策在长期的效果。
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应该
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不仅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合理的理论和
政策主张，还在吸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中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既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又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
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而与之相反，哈耶克则倡导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
他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不仅提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
还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银行信贷的扩
大刺激投资，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
危机。与其说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
不如说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更恰当，因此，他把70年代资本
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此外，哈耶克一直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反对政治专制，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
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
目标，而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
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
他不但认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
，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
奴役的道路”，还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社会改良措施。
因为他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所以他在1974年
与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一生发表了130
篇文章和25本专著，而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
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以至于他的学术贡献
远远超出经济学范畴。遗憾的是，尽管他是著名的学者，但由于过于
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以致竭力反对国
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另外，为了化解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19世纪80年代后
社会民主主义应运而生，而其涵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还深入
涉及经济领域，不但希望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还希望建立公平合理
的分配机制。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
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
借助公有经济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
还在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象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样造成社
会不公，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
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因而，
导致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变形，导致国家失衡，以至既危害国家发展，
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马克思和列宁想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分配问题，但由于政治上
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
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
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
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一切生产要
素，讲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
生产要素，还扼杀经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
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结果既导致苏联解体，
又导致一个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专政国家接连夭折。
尽管中国如今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由于政
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
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
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
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
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但是由于没有
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
沉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既阻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垄断，一味推行专
制而扼杀民主，因此，不仅致使社会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资产
损失惨重，还致使腐败到处泛滥！
出于弥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缺陷，1990年代初美国前总
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修筑第三条道路，并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
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若斯潘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共同开拓，
从而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促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促使人民生活
蒸蒸日上！
为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亲自撰写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
的新政治》，而其导师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教授也相继
发表《超越左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文章，
试图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使之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思
潮，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建设的新理论，成为一种新的施政纲领。而其
基本主张一是淡化意识形态，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
心；二是创造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解决公平与效益的矛盾；三是重
塑国家政府，重新定位国家，不仅在新的混合经济中为国家找到合适
的位置，还实行政府管理的“民主化”，并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
的合作互动关系，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实现全球范围的治理；
四是构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社会关系，实现权利和义务一致，在尊重
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并协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提倡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五是在外交方面致力于大国和地区合
作，寻求解决全球问题。
不过，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一，因此对于第三条道路，
不但表述不尽一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因为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所修筑的第三条道路，尽管以民主为基础，但
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充其量修
筑的只是路基，而不是完整标准的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
义的延续，并没有弥补世界上各种现行社会制度的缺陷，以致前几年
造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而这不但冲垮美国华尔街三大
投资银行，还致使美国两大投资银行被迫转为一般商业银行；不但席
卷美国金融领域，还波及美国实体经济；不但在美国泛滥成灾，还向
整个世界蔓延，并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致使美国遭受重创，
也致使欧盟各国蒙受不少的损失，还致使其他国家遭到不同程度的冲
击，而这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缺失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现行社会制度深
层次的弊端衍生的。
对于严重遭到冲击的欧美国家来讲，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层面上
注资输血，只靠改变目前鼓励风险的金融机构薪酬制度，只靠改进金
融系统的监管，只靠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只靠建立“新布雷顿
森林体系”，而不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创新改进现行社会制度，并废止
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构建新的社会制
度，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非但不能从根本上革除深层次的弊端，
反而诱发各种社会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投入巨资和减税及降
息等措施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全面的
政治改革夯实民主的基础，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以至于彻底改变现行
发展道路，而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新的社会制度，那不但错过赶超发达
国家的机遇，还加大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不但引发各种政治灾难，
还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牵制中华
民族的腾飞！
为此，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举行的
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把2012年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主题高调确
定为：“大转型：塑造新模式”。这一主题表明，世界经济论坛充分
认识到目前全球各领域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改变以往治
标不治本的做法，更应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
在“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主题之下，论坛还设了四个子议题，
分别是：增长与就业模式，领导力和创新模式，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模
式，社会和技术模式。意在强调在解决复杂的全球、区域和行业问题
时，要考虑各种模式之间的相互关联。
而今，已进入不惑之年的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影响力不断扩大。
每年年初，许多的政治领袖和商界精英都汇聚到这里，共同设计规划
世界的未来，所讨论的问题已不再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
政治和社会领域。正是这一定位的变化，使世界经济论坛在确定年会
主题时，也是与时俱进，将关注点放在与全球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重
大核心问题上。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形势之下，论坛
确定的主题就是：“重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
2012年的主题“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也是基于对当前世界形
势的总体分析而做出的。近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经济低迷，
至今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2全球风险报告》，
列出了未来10年全球将面临的50项主要风险。而联合国发布的《2012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称，全球经济仍面临严峻挑战。应该
说，这几年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可都收效甚
微。而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应对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2012达沃斯
论坛所确定的主题，旨在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此，施瓦布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这一主题的专门予以说明：“确定今年的主题，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
深刻变化的时代，迫切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取代旧有的商业思维，
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的危机应急管理，取而代之以新的模式。”他还说，
“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世界”，“试图用过去的
方式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会让我们走进死胡同。”
应该说，施瓦布的观点不但高屋建瓴，还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比如他谈到，“对我们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
是因为缺乏人才”；老的模式是“资本主义”，新模式应该是“智本
主义”；老的模式是基于硬实力继而又是软实力，新模式则基于各种
社会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要共同规划并使决定得到落实。
由于达沃斯论坛被称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因此人们期待达沃斯
论坛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希望。论坛主席施瓦布也表达
了这样的愿望：“大转型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生
活在一个繁荣、和平的世界上。我们在年会上想做的就是，重新规划
建设性的、合作的未来蓝图。”
总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弊
端，因此，最近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
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
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
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
创建一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
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
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
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
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一，因此，对于新型社会
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一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还有待于进
一步完善，因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
控制方式，尽管以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
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或着宪政
社会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是
由于没摆脱一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
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
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
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
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
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
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
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
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
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
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
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
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额
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而据
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
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1.8
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
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
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而且，
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
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
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
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
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
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
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在此，根据人类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
律，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化身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通过制度创新建构
一种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而这种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
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
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
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既废
除私有制，又废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
建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
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
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新凯
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最终不仅符合社会客
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
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
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
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
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以至不仅超越
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
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
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更主要的是，借此不但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也确立适合中
国的转型目标，还确立适合中国的转型路径；不但创建一种新型民主
制度，也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还夯实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不但开
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也打造中国健康发展的路标，还浇筑中华民族
腾飞的跑道，以至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彻底改变每个炎黄子孙的命运，最终造福人类，造福中华民族，造福
每个中华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