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斯对峙铁托
——阅读《铁托－内幕故事》一书

刘自立

一

　　吉拉斯（德热拉斯，Milovan.ilas）的故事主要体现在维基百科下面这些话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和普鲁塔克所谓的有价值的“虚构”和CP书籍影视毫无价值的“文献”呈现，形成一个对比。我们这篇文字不单是要回顾吉拉斯新阶级的含义，更加主要的，是要分析吉拉斯所谓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种改革一度引起中国人浓厚的兴趣。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所谓的知识界层和干部阶层中，对于南斯拉夫问题多少有些肤浅的了解——加上六十年代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共中央回复的九封信件/文章中，也专门给予南斯拉夫问题一个批判。这个批判现在看来毫无意义。但是，人们所关注的南斯拉夫改革这件事情，却在中国广大阅读人群中依然存在语焉不详的状况。这个懵懂和无知，一方面来自所谓改革派片面解读中国改革，另一方面，来自世界舆论和西方解读此一事件和人物同样的语焉不详。换言之，在构成铁托－吉拉斯－斯大林三角关系的东西方，加上东西之间夹缝之中构存的铁托主义和南斯拉夫改革，人们对此见二不见三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现了朦胧解构中的一些误解和污点。这是西方和东方都要负责的一种怪现象。下面，关于吉拉斯主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吉拉斯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国之李慎之先生提出之中国是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之观点，有的比对和分析之——

“in March 1954. On December 25, 1954, he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d the situation in Yugoslavia as
"totalitarian”。（Đila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ito's possible successor
and in 1953 he was about to be chosen President of Yugoslavia.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but he only held office from December 25,
1953, to January 16, 1954. Between October 1953 and January 1954, he
wrote 19 articles (only 18 were published) for Borba,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where he stated
that a new ruling class was formed in Yugoslavia, after many high
military and state officials received benefits and expensive houses in
the best parts of Belgrade. Tito and the other leading Yugoslav
communists saw his arguments as a threat to their leadership, and in
January 1954 Đilas was expelled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of which he had been a member since 1937, and dismissed from
all political functions for his criticism. He resigned from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soon afterwards, in March 1954. On December 25, 1954, he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d the
situation in Yugoslavia as "totalitarian", adding that his country was
ruled by "undemocratic forces" and "reactionary elements". He also
appeale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and
thus for a two-party system. For this "hostile propaganda" he was
brought to trial and conditionally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维基》））


　　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作为铁托可能的接班人，属于斯大林阵营重要人物的吉拉斯，在1954年就提出了南斯拉夫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是一件石破惊天的事件。因为南斯拉夫价值论，无论对于西方之邱吉尔，还是东方之斯大林，都是本来要百般呵护的一颗棋子。铁托在斯大林大清洗的1937年后——就像毛在三十年代即被斯大林看重——上台治政于南共（后改名）。这是一个信号，一个证据。于是如何看待这个改革和定位南斯拉夫的位置，成为吉拉斯和所有贯注这个课题的人们的重点分析角度。对于西方而言，南斯拉夫是他们治衡苏联的一张牌；对于苏联而论，拉回铁托——在斯大林死后，成为苏联阵营重新执行有限主权论的划一东欧之必须。而且，当铁托在七十年代末叶访问中国的时候，铁托依然成为中国邓式改革的最为重要的贵宾（已然不是“九评”所谓的帝国主义走狗……）。这个逻辑的衍生和延伸，成为吉拉斯所说名言的一个补充实例——他说，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见其所著《

　　铁托－内幕故事》，1980年出版，我国作为内部读物于次年译版，新华出版社出版）。那么，在从二战以来所划分的东、西方政治光谱上，南斯拉夫是一种什么颜色，他对于东西方政治现实，战略规划和思想观念究竟意义如何——这个问题的二次表现，当然就是八十年代美国人乃至世界人们对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本身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当邓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白痴——他们，或者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像吉拉斯那样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个结论在六四以后的中国才被李慎之加以断论。要迟到几十年。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课题对于西方依旧没有解决；其解释也是鼠首两端，毫无真诚可言。那么，南斯拉夫改革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何以在改革阵营中出现了铁托的坚决的反对者吉拉斯？吉拉斯对于南斯拉夫改革又有如何看法？……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比照中国改革观看之，分解之？在中国，也有一个三角关系可以呈现。这个三角关系就是毛——邓——价值论（西方主流——不是西方资本！）。在在这个关系比较中，苏联斯大林＝毛；铁托＝邓；吉拉斯＝价值论（——某种十分勉强的函括中吉拉斯＝胡、赵——而胡、赵的水准比较吉拉斯，差得远！）。这样一来，人们在阅读吉拉斯《铁托》这本书时，就有了一种批判角度。这个批判角度就是，无论如何，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改革最后都会回到极权主义。这也就是吉拉斯所谓“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事实上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见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判断，逻辑和事实都是如此——而任何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也不会是纯粹马克思主义。这个证明,当然也来自苏共和中共历史上的表现。在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时代——也就是说，在西方签订凡尔赛和约和他们后来签订雅尔塔和约时期，西方为了他们的战略考虑和资本处境,很大程度上亵渎了或者败坏了普世价值论体系与自由制度框架。

　　于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提出疑问？什么是西方拥护的改革？什么是邱吉尔或者其他人支持的铁托？吉拉斯为什么要反对铁托和南共？他的取代物又是什么？有趣的是，南斯拉夫四驾马车之一的卡德尔，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民主极权主义”。这个论点看似可笑，但是却是时过半个世纪后，中国人中非常愿意再次迎合之之观点——“民主社会主义”；其间之共同点是，他们都怀疑了斯大林主义或者毛主义——异见之处是，卡德尔明确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国人明确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于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和南共之极权主义都可能成为一个或许是可塑性前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可塑性）；一切所谓的理想主义者，秩序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开始依此前提否定民主。这是一个特点，他们以宪政否定民主。但是无论是卡德尔还是中国人，他们显然而然的无知是明确存在的。（因为宪政的例子并非民主之单一或者唯一产物。人们远自罗马帝国宪政和神圣罗马帝国宪政，自可论述，一表其详。一种法治国家/法制国家之、也许法律高于民主和高效民主之现实，之历史，确实存在（人们可以关注在神圣罗马“帝国宪政”概念中的，人民应用法治而摒弃战争解决问题的说法）（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也好，神圣之也好，他们的宪政前提，也就是帝国前提，既不是极权主义取消教皇，王权，人民自由，也不是极权主义取消阶级，突兀特权阶级（杜撰无产阶级之伪证），而是施行着地方自治之城邦的，治衡和权衡的、那种首先有阶级权限，阶级人群，再有政/教势力和某种自由后（！），才有宪政的逻辑和实证——宪政，与其说是一纸产物，一个阶级的产物，一种新贵的恩赐，不如说是一种阶级共和前提下的后续产物，而不能倒果为因——所以，诉诸宪政以前的宪争前提是自由和人民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一段插曲。）具体而言，铁托的改革有别于苏联斯大林体制者，无外乎就是他们施行的（——中国现在依然没有施行的），1，土地私有制；2，工人自治；3，取消合作社；4，私有公司－房产被允许合法；5，文化解冻；……诸如此类改革法制和社会之方式。这个改革是十分大胆的。但是，权力，警察和专政和依然做大的极权主义，却是其政治主流和改革主体；那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借尸还魂——这就是吉拉斯的结论。

　　于是，出现了夹缝中的南斯拉夫。这个南斯拉夫国家似是而非的那些西方制度化,意识化和价值化的存在，给予一分为二的世界一手朦胧诗。铁托，并不苛政其罪，而是为其所用。但是吉拉斯指出，这种策略化的政治和政策，依然可以定属于极权主义。这样，伟大的吉拉斯就不单看穿了铁托，也看穿了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铁托的改革，还是邓的改革之核心，之本质——他们统统依然还是，或者，只能是，肯定是极权主义。这样，属义这类改革会带来耶稣二次降临的西方政客，资本家和帮闲文人们就都被同样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西方人迎接这类改革的愚蠢，一是，来自他们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资本主义——二是，他们继承和继续的，不是价值坚守者的传统，而是阿尔西比雅德或者马基雅维利等人的机会主义——他们和铁托和邓和什么人，达成了他们看来类似塔列朗于梅特涅达成的维也纳秩序，且可以转变成为凡尔赛和雅尔塔秩序的那种秩序——他们的马歇尔对于西方和东方（中国）施行首鼠两端的政治，遏制欧洲的专制主义，而支持未来比较专制更坏的极权主义——也就是，遏制蒋介石，支持毛。这当然适合斯大林的中国东北苏联化战略——与美国苏联建立二战秩序也密切关联。……而铁托被夹缝在东、西方战争和冷战的空间，难以完全彻底施展他的极权主义和苏联主义之制度。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看到，一般性结局对于铁托抑或邓，都是一样的。他们启动“民主”和启动“改革”，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到美国人，英国人和本国人大力支持的。这是一本惯例。罗斯福对于斯大林的态度，就是他所谓可以对待善良之，可塑之的对待“牧师”的态度（基兴格《大外交》）；他对于毛的态度，（台湾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说过）就是，美国‘短期支持蒋介石，长期支持毛泽东’之双重政策，”（梁敬錞《史迪威事件》）这个支持的原因，就是邓在七十年代改革时期同样受到美国人支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笑一探，就是，他们也认可“极权主义民主”。呵呵！迄今为止，这样的惯例并没有结束。西方人混淆黑白，以为辨正之颠三倒四，利令智昏的做法，比比皆是。
　

二

　　吉拉斯著名的《新阶级》一书阐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结局和影响。他的观点遍及所有经历过这类革命的国家。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一如他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和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如对富农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识形态的统一与不容忍是加强了，即使当肉体的迫害能够减少时，执政党还倾向于加强规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很重视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结果。苏联革命已经四十年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独立的实现尚遥遥无期。以前历次革命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产主义革命是谈不上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是，革命的最后果实则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组织上领导革命成功的另一个阶级手中，在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贫苦大众的斗争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内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

　　（《新阶级》）

　　然而，吉拉斯并未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本质和革命以后的改革关系做出他那时的分析和批判；这个进程，是在他撰写《铁托》一书时给予考虑的。马克思主义的荒谬就在于他们杜撰了一个作为革命前提的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除去在所谓资产阶级允许的类似宪章运动时期有所表现，其诉求，有所达致以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无产阶级从来都是无产阶级领导人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是1。2，当马克思把这个阶级作为革命特权阶级和历史特权阶级予以肯定以后，他们，随即开始了对于这个阶级本身的镇压（列宁的1918年镇压立宪主义工人团体等等）。3，从逻辑和现实中考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失误，不单是他错解了资本本身应有的运行逻辑，而且，他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认可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不存在；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界定一直以来担任了类似西方普选机制之权力表达，那么，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自然演变成为美国式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4，于是，马克思所谓在革命后立即进行普选，不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他的普选诺言本身，就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范畴。5，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逻辑失误，在于他们的革命在实现胜利以后，毫无例外地转变成为“新阶级”统治；转变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6，但是，这个历史证明并不是没有细节可析可量的。于是，我们开始考察和关注这个分岔的专政细节：原来的无产阶级（领袖）或者转变成为新资产阶级，抑或，无产阶级重新沦落成为无产阶级——此外，再无革命特征再现。那种革命后，或者，后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神话改变成为枉谈。7，这个细节就是，在一般性苏联式和毛式专政时期，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受到严酷剥削和压迫，而且他们的所谓生存状态和再生产状态，几乎濒于死亡——而铁托改革和邓式之，则基本上改变了杀鸡取卵的方式，转而施行养鸡下蛋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徘徊在无产阶级革命概念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间性地位。这个地位，让西方一些庸人眼花缭乱，闻鸡起舞。他们说，看吧，铁托来了，邓来了，东、西方和解共荣的时代来了，云云。但是，吉拉斯及时告诫人们，无论是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铁托式的工人自治和土地私有（有限之私有）。都是在极权主义范围内伸缩活动和生存苟且的极权主义（——或者说是后极权主义——李）。这是非常重要的告诫。这个告诫，在《新阶级》乃至《铁托》这类书籍中，被严重提及之。

　　我们看到，关于南斯拉夫改革重要范畴的一些主张。

　　——工人自治。“在他同苏联决裂以后，他很快就明白，独裁政权，特别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的独裁政权，如果不能在给予它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以鼓舞的话，就会停滞不前，腐烂败坏。……我（吉拉斯）于1950年提出了自治思想。后来，基德里奇和卡德尔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现在他们却说，早在革命时期，自治就存在了，虽然我不想争功！还有，最初，铁托是反对自治德，只是后来才接受了简化了的、切实可行的自治。（‘噢，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工厂归工人！’）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加以区别的做法，也不是他提出来的，这种加以区别的做法表现为我们把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样一来，南斯拉夫是不是首先更变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一事实呢？（中国八十年代改革所有的改革内涵列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一类中国式：自治“——却未成功——继而转变成为国家垄断社会主义或者说红色资本主义……）吉拉斯在此课题上所言并不充分。他只是补充说道，铁托同意了工人自治——而只有兰科维奇不同意。“但是，铁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非列宁化并不妨碍他重提‘民主集中制’来对付我的修正主义并称我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破坏者。”（同上）于是，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起来。吉拉斯所谓的铁托之民主集中制和他和卡德尔的工人自治，这一对矛盾，如何解释呢？换言之，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是到了工人自治就变得精神焕发和一夜突变了呢？回答这个问题，还要颇费周折。（记得我在报社时期，报社国际部首长、原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告知我们这些同事，南斯拉夫，确实是国穷民富……——这和当时东德的福利社会和工人待遇有的一比）。于是，这个问题回到我们上述关于政治外交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论述上面。这个论述的大意就是，如果铁托和吉拉斯的工人自治，可以区隔于苏联和美国（－欧洲、西欧），那么，他的创造，就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辨上，获得一席之地——并且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之自治概念：巴黎公社。于是，这个课题就变得十分深刻和具备挑战性质。姑且不说他的失败的最后结局，南斯拉夫解体，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

　　同样，是吉拉斯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主要所谓原则，是两点或者三点。第一，就是他和苏联绝交以后，国家度过微机危机的办法，只能是背叛和改变苏联模式——就像邓在文革以后，必须改变毛式模式，是一个道理；但是铁托和邓都不愿意和不试图真正责难斯大林和毛，因为他们的立国之本和制度之道，还是毛，还是斯大林。

　　于是，吉拉斯说，“如果在1948年同苏联发生传统以后，南斯拉夫还继续实施以苏联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行政管理制度，那它一定早就陷入混乱了。这种混乱又会使国家的权力和铁托的权力受到危害，无论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地不可分割。……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企业和企业经理得到了自主权，但是这种自主权以不触犯党的权力为界限。文化界也一样那有自主权，只是不涉及禁忌范围内的题材，即党，革命，当然还有铁托本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是夹缝资本主义和党治主义的辨正。这个辨正，虽然，十分蹊跷，但是，比较邓式党政无法分开，和后来党政大员腐败源于他们的经济－政治一体为比较，铁托和南斯拉夫与邓，还是判然互别的。于是，自治和独裁互容互存的事实，之所以不违铁托治则，就是因为以下原因，“由于官僚主义的准则与警察的无限权力，（警察在企业的权力？——笔者），反斯大林主义与自由市场成了互不相容的一对事务。但是，自治的概念是从反斯大林的暴虐统治和从对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憧憬中产生的。自治，让人们对官僚制度的批评合法化，也使官僚机构的任意性受到抑制，巩固了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它对政权的性质或对政治情况的性质影响不大。由于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党，有一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队伍，有一个专制的领袖，自治实际上不可能是民主的。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政治危机都同自治无关：秘密警察权力的盛衰；反对派暗流在党内是自行产生的；没有一次罢工（确确实实没有一次，尽管近年来发生过无数次的经济摩擦）是自治机关和工会发动的。

　　“间言之：就生产者的权力和自由市场经济方面而言，自治无疑是一个成就但是它对政权和政治制度即纯政治毫无影响。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期间——在这以前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进行了清洗，施行了思想灌输的全面计划，铁托荣升为绝对的终身统治者——党的活动集中在自治机构上，这使得这些机构的党员人数倍增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应该说自治工作是党的活动最重要的方面。‘民主极权主义化’的最著名理论是卡德尔，……这本书得到了西方某些社会党人的好评。”（同上）这样，吉拉斯就把徒有虚名而并无实际的南斯拉夫自治予以彻底否定了。而对于这个否定，具备西方起码的自治学识者都并不奇怪。其实，毫不客气的说，无论是卡德尔，还是吉拉斯，都对于自治的命名,犯下了政治性和常识性误解。因为自治概念属于西方历史的起点而非改革.只要继承这个政治的和精神的传统,自治就可以实现,否则,就会从根本上违背自治。这包含古代雅典和无数希腊城邦的自治历史；包括古代罗共和/帝国_东-西罗马历史上的多元民族,多元宗教自治(康士坦丁宽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中那些王权和教权纷争嬗变之中威尼斯和佛罗伦撒等自治市的自治；包括从自治国体转变成为正面集权专制(开明之)和正面帝国主义之，殖民地有自由，无民主的自治——这些自治，统统对峙于极权主义之“自治”与现状。这些自治,统领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这些自治,是一切王权和教权得以正面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前提——因此，整部西方历史就是古代民主，自由，自治，集权，现代民主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之历史——他们的基督和信众——他们的忒休斯和希腊众神与众人，在这个自治的世界上和机构中，赢得了他们的文明和正史。于是，一个区区南国歪曲和盗用这个概念的根据和命名，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有些知觉和有些辨别的人，还是可以看到，南斯拉夫铁托改革,相对于中国之，邓之改革，不知道业已走到多远。而那些鼠目寸光者,居然还在为这类劣于铁托和羞于自治的改革,做一厢情愿的二臣之状。悲夫。）（真正的）自治概念固然起到了无论如何估量，也不算为高的作用,但是他的终极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共产党国家中,居然可以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彻底误解政治自由，继之从政治自由的回避转而施行伪装的经济自由，最后,就连文化解冻也被封杀的这类所谓自治抑或改革，其实，都是历史上毫无价值的极权主义试验。这类吉拉斯和邓类自治，是一个煞有介事的,虚以委蛇的幻觉。一句话，当极权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真正的自治概念和自治现实，就被悉数埋葬而毫无余地可言——对于吉拉斯也这样（他提出和否定了他自己权属的自治主张）；对于中国之改革，之胡、赵,也是这样。
　

三

　　——土地私有。南斯拉夫有限的土地私有之实现，之实施，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一种幻境。因为，这个逻辑、这个现实，在铁托独裁统治下，也是徒有其表而并无实际权属。这个非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这样启动的；吉拉斯说，“1949－1950年危机以后，集体化即建立合作社——苏联集团农庄在南斯拉夫的翻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再也不容忽视了。事实上，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由于放逐富农以及后来的灾荒引起大规模死亡造成的。南斯拉夫没有西伯利亚，南斯拉夫推行的政策比较谨慎和灵活。

　　“此外，美国开始以供应食品的方式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但是监狱里塞满了犯人，农民进行本能的反抗越来越猛，把我们推到了自我毁灭和全国性灾难的边缘。1952年，卡德尔和我建议废除合作社。当时的形势是荒谬的。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也接受了英国和法国规模较小的援助，虽然南斯拉夫当时可以自给自足。甚至今天，如果就农业生产制定一项比较合理、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我们光以出口就能抵消外贸赤字。

　　“但是铁托不同意：‘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铁托的意见得到了党的农业专家的支持。中央委员佩塔尔.斯坦鲍里奇甚至说：‘一想到要解散众多的集体农场，我的心都要碎了。’

　　“因此这个问题搁置了一年，直到这个问题的混乱和反抗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着手解决。我同卡德尔会商的消息传了出去，我们两人研究了自愿退社的办法，解决如何取消合作社的问题，报纸也对存在的问题含沙射影。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何安置在合作社做政治工作，并以合作社做避难所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当年的将领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干部？这个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私人拥有的土地的最高限额由三十公顷下降到十公顷，把剩下的土地办成国营合作社。”（同上）

　　根据资料显示，农村自治的施行是在卡德尔提出这个思维以后二十年；“南自治制度的建设仍是以铁托的思想为准绳的。尽管卡德尔的农村社会自治论贯穿于整个自治阶段，但直到铁托70年代初步认同农村社会自治，1974年国家以新宪法形式确定这一思想后，才有了卡德尔的农村和农业全面推进自治化的思想。南农村自治化的农业政策和农政体制的建设也由此启动。也就是说，卡德尔农村自治化思想经过了20多年的等待之后，才于70年代中期在南组织实施。”（资料）于是，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左、右两翼说法进入人们的视野且进行过争论和实践。一个古怪的课题就此产生。这个问题，也就是人们使用私有制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常识为依据，还是以改革抑或不改革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及其论述为根据。左派可以用来施行说教的苏联集体农庄优越性，尚且被上笔所强调（苏联集体农庄提供了打败纳粹的农业基础，云云），并认为南斯拉夫解体，正好是因为他们施行失败的农业政策。至少一部分原因如此。而右派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据说是马克思主义一种说法？共/公有制）的不彻底改变，造成了南斯拉夫业同工人自治不彻底性一样的农业政策的失败。（左翼学人的某些判断并不错误，“随着自治化的不断推进，农业经营的决策权逐步落实到各个大型农业企业，这就使所谓的合作社联合会、业务共同体和农工联合企业共同体等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农业自治管理组织徒有虚名，难有实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基于各个企业自治而不是市场竞争原则的农业联合企业，由于其规模巨大，这就使它的运作根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农工联合体那样，以市场为纽带各负其责的有效经营，而可能使原有的国有农业企业低效、社会所有的合作社产权不明等弊端被放大而影响整个国家农业的局面”）（同上）

　　另外，“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理论，成为南社会自治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及其实践，也力图贯彻马克思关于将财产转变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把‘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左派解释是：“然而，南的理论设计者在农村自治化的实践中，却忽视了以下前提而使其成为难以实施的乌托邦。”（同上）他们所言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

　　而右派的解释更加确凿有据；自由人的土地占有，自有史以来就不是一种设计和革命的结果；就像他们深根在雅典民主和自由西方一样，所有政治的和宗教的土地所有权，都不是根据历史演进论发生变化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一直以来就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先决条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不需要马克思提出建立“自由联合体”，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于整个西方历史的全过程里面。即便是集权的王权和极权的教权，也只能是有限度的予以改变而后恢复之——革命原则的重要性，远不如复辟原则的重要之证据，就是因为，复辟是在延续前革命中断了价值，法治和道德的局面，让政治和社会回到革命以前——并同时施行价值现代化的变革——却始终不是要创造忒休斯和耶稣开创以外的什么价值。土地问题也归属于这个前提之下。

　　最近,人们关注的学者R.派普斯（RichardPipes）在对峙没有私有传统之俄国和具备典型私有制之英国之间做出分析：

　　——“除了从北欧来的英国统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俞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Mokyr的记载，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Mokyr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拿破仑法典后，侵犯私有财产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Mokyr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英国这段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薄赋轻

　　徭观念的批判。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杨小凯《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派普斯因争论对俄罗斯是单独起源于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而知名。在他的观点里,莫斯科公国与当时欧洲的很多地区不相同，国家没有私有制的概念，所有的财富都被认为是属于大公/沙皇的；这条特殊的路径是由俄罗斯进行的(或许收到了蒙古人的影响)是为了确保俄罗斯是个独裁国家，价值观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文化。派普斯也已认同这种俄罗斯帝国"世袭主义"被打破是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领导人试图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但不寻求改变俄罗斯社会的基本“世袭的”结构时。派普斯认为,正是俄罗斯走了这么多个世纪的特殊路径，使得在1917年俄罗斯十分不寻常的爆发了革命。”（《维基百科》）

　　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历史性灾难（——饥荒，歉收，灾难，死亡）业已证明马克思无端和盲目未来主义的荒诞；他的未来的“劳动”和“个性”之说，根本就是类似但丁设想的神圣罗马帝国统一所有欧洲土地之梦想的再版。等等。而农村自治依然是一个不能不说十分大胆的反斯大林主义做法。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就此改革土地制度，施行工人自治以后，是不是业已靠拢了西方的政治路线，闪耀于自由的政治光谱？回答依旧是否定的；起码，吉拉斯给予了十分强劲的否定。这个否定的核心之处，就是指出南共和苏共在强调意识形态上做法不同（——但是，列宁和斯大林也并非他们僵死的意识形态的俘虏——列宁接受德国的捐款以备推翻沙皇政府的事情，吉拉斯也有提及，“列宁几乎是在掌权后的第二天就接受了德军统帅部的财政援助，并在布列斯特－里夫斯特同德皇德将军签订了和约。”而列宁早在德国就已接受卖国卖身钱款的事情，现在已被大肆传扬……。）于是，吉拉斯总结的共产党实用主义，就变成以下一些“教条”（你想起“猫论”了？）——

　　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

　　“政权与党，即使在很大程度上不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仍然具有固有的权威。”

　　“在非政治领域——例如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铁托极少主动提出主张，这并不是偶然的。

　　欢迎开放性市场。

　　政治活动不能总是以经济规律来衡量。

　　“一切事务都具有非意识形态的市场价值。”

　　企业不能触犯党的权力。

　　于是吉拉斯总结性写道，“自治实际上不可能是民主的。”（见上）

　　这样，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不强调意识形态和左翼正统社会主义依旧强调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主义反对者和普世价值坚持者的强调“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也就是强调政治正确和政治常识，成为人们看待南斯拉夫改革和中国改革问题的一种视角。这个角度说明的问题是，所谓吉拉斯，铁托和邓一类改革者明确看出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单错误，而且无效。于是，他们转而接受，或者极为有限度地接受西方的自治，市场和自由原则。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分岔了历史光谱和政治之。他们无法，也不想说明他们原有的意识和观念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权力与国家来源就是毛，就是斯大林。这是铁托主义发明“政权与党，即使在很大程度上不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仍然具有固有的权威”这个原则的政治艺术抑或政治愚蠢十分明显。他们幻想在这样一种“不争论”的前提下施行双向之实用主义作业，左右转动，引发对峙和张力？于是，他们的优势还是可观可赏的。西方的实利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欢迎他们；符合毛主义，斯大林主义一类地缘政治投机主义者，欢迎他们；就不要说那些西方左翼和西方解构主义者了。可是，铁托和吉拉斯给人的启示不光光在这里，而在于他们启发了世人，具备完善和有价的政治正确性和政治普世性的西方政客和西方资本，同样，有着他们青睐类似铁托和邓的那种西方机会主义和实利主义。我们说过，这种机会主义自打雅典人施行民主政治以来，就像伯拉图在西方，在雅典发明了极权主义一样，机会主义中的雅典和波斯，无论在色诺分，在休昔底德，在希罗多德笔下，都被刻画的惟妙惟肖。那些尊奉马基雅维利主义为其前驱的人们，他们，成为沆瀣铁托，沆瀣斯大林和列宁的西方哈默主义者。于是，就像东方阵营的铁托被吉拉斯裂躯壑断，西方人觉得毛和斯大林主义的魅力就像他们的法国红酒一样，让他们昏醉如兹。这其实是人们研究铁托和吉拉斯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部分，人们就不会被美国人当时觉得邓就是他们第二次降临之耶稣，那样疯癫，痴情，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