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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进入2000年之后，囿WTO根阻十数年以来，国际贸易秩序进入了一个重构重建、彻底根变翻覆的整个过程中。到2020年前后，中国已走到了如何避免全球化“被边缘化”的岔路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多年的井喷式发展后，中国开始进入这个组织一起，感受到了国际贸易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被边缘化”压力。WTO的未来依然难有定夺，就是“WTO巴厘岛宣言”得以全部实质性实施或延续、复活，WTO也面临着与TPP、TTIP经贸秩序、规则的全球性“共治”。
美日TPP“谈不成”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中国加入WTO也谈了十数年）：TPP绝非政治问题（国际与国家政治问题，通常百年、数百年都难以改变）那么概念化简单，若是从美日“合围”中国这一思维出发，那么美日早就应该走到了一起、铸成当然、无与伦比的“经贸规则”，但当前、时下的是：产业技术标准——美日这两个国家在收取、调整这些产业政策所放出的利润、红利上关系到这些产业长期的兴还是衰的国际大环境。然而，亚洲太平洋地区，在美式“高标准”的引领下，覆盖了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TPP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近似乎已经进入攻坚、最后冲刺阶段；而中国参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的国家环境比TPP更大差异——全球最富最穷、最大最小的国家几乎都在这个10+6协定中），还远远未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如果：欧美不能就TPP、TTIP等达成协议，那么就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新规则；
要不：TPP、TTIP、TiSA就必须取得突破、很快上路运行……
WTO对全球40个左右高收入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动力和引领的作用；
21世纪上叶，全球正处在国际“游戏规则”断档、颠覆、重建的过渡期。
引言：
若美日TPP真正要“合围”中国的话，那么TPP完全可以一撮儿就，然而再来谈他们自己内部的产业分工的经济政策。恰恰相反，一个好的国际规则，不仅仅是30年、50年……一直的延续，更是“百炼成钢化绕指柔”——一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跨越世纪风云。
WTO呆滞12年，是全球各国皆知、谁都无奈的事实。全球各国、包括中国也能越发明显感受到近年不断兴起的“高标准”引领的多边贸易协定（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的冲击。包括中国已经参与的ITA（信息技术协定）、有意向参与的TiSA（服务贸易协定）在内的一系列谈判，都在挑战着中国现有60多年形成的经济制度、产业政策的底线（超过80%以上产业政策和经济制度）。
追求人类生活、生产、经贸活动的成本更低，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是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孜孜不倦追求一致的目标。而国际学界倾向性认为，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在这个过程中的摩擦矛盾将不可避免。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形势来看，“高标准”的区域倡议兴起背后，也有着WTO自身改革缓慢、18年来难以达成有效协议，全球各国从而顺势而为的因素。中国的问题在于：是改革开放36年来，是中国自己比以往的自己有大副度的改变，而与国际发达国家融合、接轨却更加绝缘、更加兀立，特别是因政治制度而顺下派生的经济制度、产业政策，而是冲突更加尖锐、持续更加难以兼容，一如中国的石油、金融、通信、能源等产业的国有垄断，致国家担有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大的风险，致以人为本除“国有”资本进入则更加艰难、困苦。
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6年至今，从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初期、到中国加入WTO十数年来，中国总体是加速了国内的改革推进、开放措施倒逼国内改革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近。而现在，除了在多边领域的努力之外，中国如何让国内对于开放的不同认识，进一步改革攻坚，更广泛的与国际融合、接轨，还是让国际社会按中国自己形成经济制度与产业秩序进行改变？中国与全球40多个发达国家面临市场化最难、最大、最广泛的融合与进入。从而在未来新时期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有主动地位、或一席之地，并获得发展机遇，这已经成为必须做出的战略性全球化抉择。2014年，在全球最大WTO经贸组织的159个成员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只有一票。
2014年，在全球最大WTO经贸组织的159个成员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只有一票。
而在WTO过去呆滞的12年中，TPP、TTIP、TiSA都分别另起炉灶。中国不是TPP、TTIP、TiSA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参与者。TPP、TTIP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TiSA囊括了全球所有的高收入发达国家（2013年人均公民总收入超过12616美元以上者）。在2020年前后，TPP、TTIP、TiSA都将分别上路，且与WTO共治、共享全球经贸新秩序、新规则。这些21世纪上叶、于2020年开始实施的新规则、新秩序，都没有中国参与的份额，没有参与规则制定、也不是成员。
A）、中国产业政策与大多国家不兼容
中国经济发展步骤上相对落后、初级，经济、治理、财富的开放水平相对较低至凹。虽然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加入WTO时还存在一些领域保留了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相当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十分严格。如当前美欧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兼容的主要产业政策有：
（1）、银行业：躺着就把钱给赚了成国际笑话；银行业利润奇高，比发达国家还要盈利更多，占了全球银行业盈利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左右。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2）、证券业：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外资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3）、货币、资本开放处于市场经济的最初级阶段，根源不敌、不兼容全部高收入国家（又称发达国家）；货币自由对换、自由汇率难于上青天；（4）、保险业：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5）、电信业：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增值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
；（6）、邮政快递业：仅开放包裹递送业务，维持信件的邮政专营权，并限制外资企业的网点设立数量及经营地域范围
；（7）、建筑业：外国建筑公司仅可承担外方出资或是中方因技术原因无法承担的项目；（8）、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设立代表处，但不得雇佣中国注册律师；（9）、传媒业铁板一块，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创意产业、出版、印刷等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等必须国有；（10）、整个公共领域（水、电、煤、气、油等）被国有资本一统垄断，根源促成、造就了中国企业延续、公民整体生活、生存、继续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准入形势全球性异常严峻，一如钢铁等等产业，不仅不兼容外资、甚至连内资、私有资本也不兼容。反垄断，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计划经济”则具有天然一统垄断的本性。而这些产业问题，在绝大多数（超过99%以上）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中都不是任何问题而存在。
中国（上海）自由贸区，依然是一个不清晰、混沌的局面，这个情况反映了“中共党治下对经济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的一次艰难跋涉”——政治体制不变的困局，使得外界质疑“三中全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功以及改革方案画出一幅什么样的蓝图？上海自贸区上路已经半年多了，有评论认为，与一个真正意义的FTA（单边自由贸易协定）TTP、TTIP“区域自由贸易区”或与一个常规的香港自由贸易港都差之天量，除了上海自贸区缺乏外观形式上香港的法治建树和低税率（中国目前通常税率为25%，全球自贸区之最高税率），上海自贸区只是一个名义的“自由”而已，没有任何国际框架下的任何“自贸区”意义。
中国经济的所谓《反垄断法》，原本就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产物，是“计划经济”原本没有的。而中国国内产业石油、钢铁、电信、金融等等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垄断”，竟没有反垄断机构睁眼看到；而中国目前进行的所谓“价格反垄断”只是“市场垄断”的九牛一毛。其所谓的“价格垄断”，根源就是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经济规则不到位所致，而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地位国”所指的根源产业垄断、市场占有率垄断却在中国市场长期我行我素，却得不到任何《反垄断法》的根源治理，更缺乏反垄断法律的高屋建瓴——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当局，却履行着国家法律意义的反垄断裁判职责，致中国反垄断，成行政当局、而非国家法律在执行《反垄断法》；更何况，中国“反垄断”是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三龙治水”的乱政，以官治官——“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就是“中国式”在政府一统垄断之下调查、裁判、执行《反垄断法》，没有任何“国家法律”的根源意义。
B）、TPP在2020年前不会接纳中国
从美国引领TPP开始，中国国内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自从2011年11月奥巴马在APEC峰会上强势推出TPP至今近三年多以来，依然需要战略蹈略、产业布局、全球建树的高瞻远瞩。TPP若能上路，其12国的适应、保护期最少也在3-5年，这就到了2020年前后。2021年后TPP开始接受新成员，第一批成员加入至少又是5年，这就是21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已经过2/3，那么21世纪中叶前后的TPP、TTIP的大势就基本形成……
中国一直以来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应该立即加入谈判，并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规则直指中国经济的深层制度问题，难以快速加入。担心包括零关税、国企改革、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在内，每一项都直指中国的敏感点。但中国是否要建立这种国际通行的经贸秩序？还是要另立一套全球之外的“中国特色”经贸秩序？
但TPP12国贸易部长们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埃德·法斯特（Ed
Fast）对本报记者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期待TPP未来成长，很多人可以加入。但目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达成一致，完成谈判。然后形成非常清晰的模板，以便其他成员可以加入。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罗泽（Tim
Groser）的表述则是，没有任何成员希望，不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像汤加这样的小国，在近期加入TPP谈判。因为现有12个成员正在努力，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希望先达成一致，再谈其他国家加入的可能。
区域贸易倡议之于大国、整体市场，除了经济利益，更深层次的国家经济、产业政策战略互信之间最基本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要在谈判桌前进行缔结自贸区这种亲密级别的互动，这根本不太现实：避除政治制度、价值观水火不容不谈之外，就是只谈美日TPP谈不拢的经济、产业政策，也是让中国翻不过的火焰山、而寸步维艰难行。这已经不是TPP接纳中国的与否的问题了，而是中国产业大局有哪些可以与TPP接驳、通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TPP自身能否达成一致也是个早与晚的前途未卜。从最开始雄心勃勃地宣称去年末达成一致，到去年末宣称今年年中达成一致，再到如今正未有穷期。
国家产业策略——是TPP美日谈判之阻：协议涉及的最大经济体量的美日两国能否实现谈判突破，才是推进TPP的关键点。然而农产品与汽车分别涉及双方多年难破的核心利益，达成协议、取得共赢是智慧、技术、国与国都向前的难事。
美日“谈不拢”之后，从最近两轮的密集谈判来看，不论在新加坡还是在华盛顿谈判，核心分歧仍然难以解决。当地时间5月31日，TPP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本次会谈的焦点主要围绕牛肉和猪肉的关税问题，美方希望在肉类进口量骤增时，能够将关税提升至原来的水平，但针对“日美安保条约”中的条件调整双方均不让步，所以决定将在东京再次展开谈判。
可以想象，另一个核心问题，即美国汽车领域的市场开放，也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生产猪牛肉的农民是安倍竞选的重要票仓；另一方面，美国的中期选举又将临近，贸易谈判代表可以被授权的谈判空间也已经有限。因此，选举结束前，几乎一定是达不成协定的。美国两院建议将“货币操纵”纳入TPP规则谈判。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虽然全面达成协定的时间表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达成阶段性成果还是完全可能的。目前，TPP的谈判磋商正在以每个月更新的速度快速进行着。从确定美日加（拿大）核心分歧，缩减到美日分歧，现在分歧又在寻求突破产业政策中，从日本不同意农产品关税减让，聚焦到“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措施。
不论何种高标准最终达成，中国被阻隔在这样高标准的大市场之外，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不可全球性低估。甚至可以说，过了这个政治敏感阶段，一旦TPP得以达成，中国再想加入已经达成的高标准谈判中，堪比加入WTO则更难。WTO有140多个成员，几乎囊括全球所有国家经济体，而TPP、TTIP则只有全球的40个高收入国家，加上另外不到10个非发达国家，这是全球经贸游戏规则、经济秩序与发达国家融合的先机。
C）、中国仍应有所作为
2014到2020年前后，包括WTO、TPP、TTIP、TiSA等一揽子国际新协定、新秩序正在逐步达成，除了在日内瓦密集地组织重启多哈回合谈判继续之外，巴西籍WTO总干事阿泽维多重新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全球领袖“多哈政治意愿拉票”之旅，但由于WTO对美欧等全球的40多个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利好的促进作用，那么另劈更高端的国际规则就在所难以避免，TPP、TTIP、TiSA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并几乎就覆盖了所有发达国家，全球40个左右的发达国家，在为大市场、大经贸、大自贸区、大经济体融合而极大降低了国家、商品、经贸运行成本。
到2014年前后，对一直坚持力挺多边，双边区域协定进展缓慢的中国，翻开世界地图，也会发现，涉及其他国家的区域自贸协定，已经从点状蔓延成网状。中国目前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但中国所签的自贸协定几乎都是最低端的，只有一两个稍高质量的），在谈的有6个。但是，中国的自贸区发展水平依然是较低端的（无法与美、欧、日、韩等相比肩），在相互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承诺不多。如果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国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2%，远远低于美国的40%、欧盟的28%、韩国的35%、墨西哥的81%。
据WTO统计，目前全球向WTO通报并实施的自贸区已经达到247个，其中相当数量的自贸区都是近一年前后完成的。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已经在各个区域贸易安排、自贸区当中来进行，并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进一步发展。大多数自贸协定，首先开始于对外贸易依赖程度较高、人口较少的小国，建成高标准、统一大市场有助于稳定国内经济、商品的廉价。以同在东亚的韩国为例，自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各个领域都做到了较大程度的开放，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国家几乎都签署了自贸协定。其中和美国建立的美韩自贸协定，标准已经不低于TPP，这样的高屋建瓴让韩国经济，每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例。
随着美国的逐步参与并推动，这些自贸区开始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这其中，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TPP最为重视，奥巴马政府已经实施推进力超过四年多时间。而在全球所有正在形成的双边及区域自贸协定中，也正因为有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的参与，并承诺与极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小国同样程度的开放水平，TPP、RCEP，以及TTIP等显示出无与伦比、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具有世界经贸前沿战略的影响力。
当前，全球各国的自贸区推进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服务贸易、投资等传统的议题，而是拓展到知识产权、金融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21世纪议程。关注的重点，传统的贸易谈判是谈边境措施、关税、非关税、开放、市场准入，现在的谈判重点是协调各国边境内的法规和标准、措施。具体到亚洲、太平洋地区，过去20年，东亚国家共签署了63个自贸协定，占全球的1/3。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五年来完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欧“高标准”的介入也是顺应这种潮流的作为、更是美欧等40多个发达国家经贸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需求。进一步说，中国这些标准，有相当部分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方向的认定颇为契合，但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节奏却未必与之全然合拍。
新任中国驻WTO代表俞建华在分析WTO得失时认为：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新变化，也落后于相关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同各个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的现实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近10年来，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市场环境链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然而，多边贸易规则还停留在1994年达成的乌拉圭贸易协议，它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的更加成熟都无法满足当前各国产业发展和彼此间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的需要。要求各国迫切希望通过贯通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区”进一步加强市场扩张的整合，WTO已经呆滞十数年，新经济秩序、新产业政策、新贸易规则等都在风起云涌的出现。
对未来中国来说，2014到2020年是全球化贸易规则、贸易秩序新建的过渡期，虽然不可能与美国缔结成完全亲密的自贸协定，却可以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对接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的“高标准”，做到渐进式突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放决定，让海内外都看到了积极的信号。对外，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而这“双边投资协定”却在欧、美、日等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中都不存在，只面对中国）已经开启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基础的实质性谈判。在APEC提出的进行FTAAP（亚太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也得到全面支持，并形成青岛宣言，确立时间表；对内，上海自贸区也在进行各种制度性的探索与尝试，但管理机制、产业政策上需要根源的改变与突破才能取得根本与国际企业、贸易的兼容接轨。
没有结束：
中国始于2014年前后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向外的经贸之路，是中国向各国推进的一种经贸方略，但须有国际贸易新规则、新秩序的保障才能充分加以实施与实践。
到2014年4月，中国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自贸协定，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这些自贸协定与发达国家自贸区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甚至有相当一些可有可无、有无一样。除了与欧洲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涉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部分非传统议题外，其余协定均以关税减让为主。这与当前世界各国所签的高水平的自贸协定相差巨大、不能同日而语。此外，美欧日主导的TPP和TTIP，则以大市场、超级规模、区域化高质量、高品位多边经贸体制而占全球经贸总额超过80%以上，形成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治理趋势性新框架，中国自贸区建设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大国博弈和经贸利益空间的挤压和被屏蔽之外。不出所料：因WTO呆滞12年多，继续或前行都将困难重重而一改过往独大、无法成器被削弱的未来局面。到2020年，主导全球性新经贸秩序的TPP、TTIP、TiSA（美国曾于2013年10月同意中国进入TiSA缔约成员谈判，但至今未进入任何实质谈判领域，该协议囊括全部高收入国家）等将谁都无法阻挡的上路，届时中国将没有这些新规则的支持、可以使用，那么中国在这个“空挡期”参与国际贸易前行、至少有7-12年或更长时期也不受、没有国际新法则的保障与维护。
囿2014年之后这几年中国来说，今天不布道修路，那么未来就可能没有路可通达世界各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高屋建瓴是中国哲人远见成功的历史文字记载。打通未来国际规则通道对一个全球大国至为重要，统一认识与落实这种认知的全球化融合、接轨的步骤显得必不可少。在很大程度上，上海自贸区的进展便是统一认识的一种方式，以及实施实质性改革的信号。在中国国内如何协调涉及到的多部委、省市区政策，尽快形成明确可复制的改革措施，将“负面清单”等改革实际落地，中国国内的产业、贸易方式已经非常局限、也给全球各国传递出中国不停改革、进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信心和新标志。
另据《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预计：今年美经贸“两洋战略”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尤其TPP协议或将最终签署，将对中国区域合作、经济安全环境等构成65年空前的巨大挑战。此报告指出，2015年美国构建数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进展快速，奥巴马政府的经贸“两洋战略”开始并驾齐驱。2015年，如不出意外，美经贸“两洋战略”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尤其TPP协议或将率先最终签署，由此将改变现行囿WTO呆滞十数年多国际经贸发展的重大格局，致全球治理主导权将重归美国。此报告认为，奥巴马希望通过与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起，制订一套新国际竞争规则秩序，以此来规范中国行为，以自由化贸易来限制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迫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就是TPP、TTIP达成规则上路，也还需要3-5年的适应过渡期。
WTO对全球40个左右的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规定，指年人均国民总收入12746美元以上的国家），早已没有任何经贸动力和国家富强的引擎作用。
欧洲委员会贸易专员卡尔·德古特也尖端的认为：如果欧美不能就众多贸易达成协议，那么就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游戏规则；日本政府在2013年申请参加TPP谈判时虽遭国内强烈反对但依然坚持，想借助TPP遏制中国的意图显而易见；但现在美日TPP谈判遭遇产业短暂阻隔，但最终将获得技术、标准、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综合重大解决。囿此，美经贸“两洋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性外部主导的不安全因素，对中国区域合作、参与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安全环境构成巨大空前的挑战，中国面临全球主要贸易规则和秩序的“空挡”前行，这个空档期与当年中国加入WTO时期一样，可能需要7-12年、或更长时期加以公关、谈判和实践，这需要中国时不我待的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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