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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传统历史比喻为一个“人”，这个“人”是个“残疾人”，是一具残废
——第一，这个“人”没有“脑袋”，或者有脑袋的外形，却是脑残，大脑已经明显萎缩
——第二，这个“人”没有“脚”，他的“脚”被废了，不能走路、不能前行，进化不了
——第三，这个“人”只有中间的躯体，有双手，有饮食，也有男、女性器官，有生殖
——说得具体一点，这个“人”没有“人”的思维功能，也没有“人”的说理功能，而仅仅有双手行事的功能和身体饮食、生育的功能，总之，有生命苟延残喘的功能
——造成中国传统历史“残疾”的是“传统”，什么“传统”，孔儒政经体制的“传统”
——孔儒“传统”没有资格称作人类“文化传统”，只能称作（官本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传统”
——政治是社会整体之“言”，经济是社会整体之“行”，文化是社会整体之“思”，而文化才是负责社会整体成长的关键部门，孔儒“传统”无“思”，只有政治—经济的体制，只能称作孔儒政经体制的“传统”，即使称作孔儒“文化传统”，那也是没有“文化功能”的伪“传统”
——中国传统政治的“言”，只有统治者的独断之言，而完全废除了老百姓的自然之言
——中国传统经济的“行”，只有统治者的专断之行，而完全剥夺了老百姓的社会自主之行
——中国未来惟一正确的选择，必须是废除孔儒“传统”，回归健康的社会历史的自然本体
——具体言之，即回归老子“道法自然”（道宝德）的“全息之道—逻辑”的社会本体，重新建立健康的中国社会整体历史的新传统
黎
鸣
研究一切问题的诀窍首先都是在于必须研究其历史，研究中国问题的诀窍也在于此，
即首先必须研究其历史记录。非常可悲的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录，是一个残废记录。之所以是残废，问题不只是在于记录的“残废”，更是在于中国社会整体历史本身的“残废”。严格地讲，中国人的历史，应该称作是中国“传统”的历史，什么传统？孔丘及其儒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传统，虽然也应该包括文化的传统，但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功能的本质，实质上早就已经被扭曲、被抽空，严格地讲，即中国人实际上早就已经丧失了社会整体“文化”所本应该具有的“内在反思或思考”的功能。造成这种丧失了反思和思考的文化功能的根源，即在中国人自从汉代以来的“独尊儒术”的历史传统。正是这个“尊孔读经学儒”的“传统”残废了中国人的历史，它废除了社会整体政治之言“真理”的功能，它剥夺了社会整体经济之行“自主”（求知规律知识）的功能，它更完全丧失了社会整体文化“自由”反思和逻辑思考的功能。关于这个问题，如何证实？一个最简单而重要的方法是与其他民族、国家、社会整体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比较，尤其是与最发达的民族、国家、社会整体的历史进行比较。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比较对象是整体西方人的历史。
全面地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如下几个非常明显的差别，乃至残缺：
第一，
西方人有思想史，有专门考察思维方法的历史，无论是关于神学的，还是关于哲学的，乃至更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最后，尤其集中于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史。这样的思想史，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文明”的内涵。但是中国人的历史，在这方面，绝对是空白，是明显的残缺。尽管中国人的历史记录非常庞大，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字的著作非常多，例如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乃至《二十七史》，这些《历史》的文字愈来愈庞大，事实上它们除了愈来愈令人望而生畏之外，已经不可能让人卒读了。中国人的《历史》尽管庞大，偏偏没有最重要的思维逻辑的脉络，没有思想史，更关键的是没有思想史的内核——逻辑的形成。可以绝对地肯定，中国历史迄今为止没有最重要的逻辑问题的思考。
第二，
西方人的历史记录，一定会有理论的整体综述，尤其必须有理论最初的“公设”。对于西方人来说，它要么是超验的“上帝”，要么是先验的“真理”，特别是关于人人平等的真理。至少对于西方人而言，要么人人在信仰上帝的面前平等，要么人人在追求真理的面前平等，更特别是人人在公认的法律面前的平等。中国人的历史记录没有理论整体的综述，而只有“礼论”的独断。即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命”规定了中国人永远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基础来自不同的“血统”以及其“宗法”，更被妄言来自“天命”，它们共同铸成了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的《周礼》。这其实也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中国人的历史是只讲礼而不讲理的历史。中国人的“礼”即人人永远不平等的儒家规矩。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这是中国人著作《历史》的最根本的目的。永远坚持和维护“礼”，而根本不讲“理”。用老子的话来说，是“无道”，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用西方人的话来说，是“无真理、无规律、无逻辑”，具体讲，即无“人人平等”的真理、无“社会进步”的规律、无“人类思维”的逻辑。中国的“历史之父”司马迁继承了孔丘《春秋》的著作历史的传统。他的《史记》基本上是按照“本纪”、“世家”、“列传”的明确的等级来记录历代王侯将相们的生平故事。从《史记》开始，中国的历史基本上与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们的存在无关。中国的历史只有少数王侯将相们的生平故事，而根本与中国人整体的社会、国家的“文明”状态完全无关。
第三，
西方人的历史记录是全方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综合事件的整体的叙述、阐述、综述和解释。中国人的历史记录是帝王将相们的个人奋斗传记，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杀戮史、计谋史、争夺史，基本上是政治人物们的个人传记的叠加。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是个人的政治经验，经济和文化永远都只是历史记录的陪衬，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就更是政治人物们的历史陪衬。从中国的历史记录之中，是永远都找不到历史兴衰的最基本的思想脉络的。所能看到的永远都只能是相同事件的重复，一轮一轮的胜败兴亡、活着和死去。至于社会整体胜败兴亡的历史根源，在现象之中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现的。因为真正的根源，只能隐藏在先验、抽象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道”之中。然而说到底，中国人的历史却无“道”，无关于社会整体之“道”的逻辑思维。
第四，
最后总结：中国人的历史永远都只有个人经验现象的记录，而且中国人记录的经验现象也是非常残缺的经验现象，例如上述的第三点。中国人的历史更永远都没有先验抽象思考的记录，没有抽象理论的真理的发现，没有真正的信仰，更没有超验的理想追求，只有永远的残缺经验的传统，却从来都没有对于自身残缺经验传统的怀疑和批判，例如上述的第二点。中国人的历史更没有超验理想思考的记录，中国人是一个产生不了“乌托邦”的民族，中国人永远都只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个其实也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却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对于历史整体真正全面逻辑规律的反思，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中国人自己真正的思想史，例如上述的第一点。
第五，
基于上述的四点，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是一个严重“残疾”的历史。历史是一个整体，如同一个人，它也应该有自身的言、自身的行、自身的思。然而中国人的历史，却没有自身整体的真言，没有自身整体的真思，而只有自身的非常不完善的残缺的行，而且还全都只集中在“官本位”的个人政治经验的行。造成这种中国“残疾史”的根源，即在全体中国人的“尊孔读经学儒”的非常“残疾”的意识形态。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只有经验现象的意识形态，既没有先验信仰的求真，也没有超验逻辑的求美，所以，也就不可能会有真正追求真知规律的求善。可见，中国人的历史就只能是一具非常残缺不全的“残废”。
对于始终顽固继承“尊孔读经学儒”传统的中国文人们，我真是遗憾极了。造成中国残废历史的主体，与其说是只占少数的中国的统治者们，不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庞大的中国文人们的整体。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中产阶级，自然也包括了上层统治阶级之中的文人们。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能够把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永远传统下去的人们，与其说是历代只占少数的统治者们，不如说更关键的还依然是庞大的中国文人们的整体。真正特别需要“尊孔读经学儒”的人们与其说是少数中国的皇帝、皇族，不如更应该说还仍然是庞大的中国文人们的整体。很显然的是，在中国全部的历史中，严格地讲就只有两位皇帝是反孔的，他们是秦始皇和毛泽东，但是他们的胳膊全然扭不过大腿。即使毛泽东想要彻底地改造中国传统的文人们，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因为他所运用的方法依旧是孔儒独断的方法，而且还更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标准中国传统的文人，虽然他具有可贵的反孔意识，可是他的这种意识也显然是非常地不彻底的，更是非常地残缺不全的。
秦始皇与毛泽东，他们坚持反孔反儒的历史大方向实际上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秦始皇的反孔反儒，就将不可能会有中国第一次的大一统，就将不会有整体中国的产生；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反孔反儒，也将不可能会有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可能。应该说，这两位皇帝，一在开头，一在结尾，他们全都确实坚持了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大方向，但是他们最后也全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秦始皇失败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所依赖的法家，具体言之李斯，依然是从孔丘儒家阵营之中过来的人物，法家人物李斯所坚持的价值观，依然是儒家礼乐主义的价值观，不同的只是，法家的李斯以“礼”为“法”，而儒家则直接以“礼”为“道”（理），实际上却是“伪道”、“伪理”。李斯的老师荀况是儒家殿堂中的第三号人物，他与儒家殿堂之中的第二号人物的孟柯，各执一端。孟柯主张人性本善，荀况主张人性本恶。其实，这完全都只是经验、现象之争，而根本就不涉及先验抽象的“道”（真理）之（本质之）争和超验理想的“德”（自由逻辑）之（本质之）争。
本善论者任伪“道”，本恶论者任伪“法”，然而无论孟柯或荀况，他们全都依然是孔丘的“礼乐主义者”，而无论是把“礼乐”当作“道”，还是当作“法”，实际上他们全都不可能是真“道”，也全都不可能是真“法”，从而实质上跟老子的“常道”和近现代西方的合乎哲学逻辑的“宪法”，完全没有关系，他们事实上也全都是远离“人人平等”（真理）的实际上的等级主义者。正是因此，外表上看来偏向“法家”的秦始皇和毛泽东，他们实质上依然是孔丘儒家“礼乐主义”的子孙，而只能是负面的“礼法”家，而绝对不可能是近现代正面的“宪法”家。不过应该指出，毛泽东接受了外来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因此而不能不看到，他确实已赋予了现代的中国以部分西方文明中的“人人平等”信仰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作为今天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人们不能不加以洞察，而不应该仅仅给予全面的否定。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大势，实际上其中已经铺垫了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不少物质和精神性的遗产，就像孔丘及其儒家所给予我们的更漫长、更深刻、更沉重、更黑暗的巨大而残废的历史遗产一样。对于这大量的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遗产，全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进行尽可能彻底批判性的扬弃与选择。这里最需要的是中国人的会讲理的“理性”，而绝对地不应该是继续中国传统的不“讲理”的“礼性”。
我的观点很清楚，为了回归健康的中国历史的自然本体，中国人必须继续学习西方哲学文明的精神，而从中国本土的资源来讲，则必须重点回归老子“道法自然”的理性精神，如果从更远的未来来说，回归老子的全息逻辑的“人学”的悟性精神将是中国人今后至少五个世纪之内的大政方针。从最根本的目标来说，即是我的六个字：“灭孔兴老立人”。我的亲们，你们能够做得到吗？(20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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