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党国体制
王炯华
晚年陈独秀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即使戈培尔也认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并说“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实际上,纳粹与布尔什维克是欧洲现代政治史一对变态的孪生儿。布尔什维克之苏联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纳粹德国则是希特勒的党国体制。
众所周知,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简称,纳粹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权的特点是政府企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追求种族(雅利安人,北欧白种人)、社会和文化的纯净。它奉行法西斯主义,组织了一个混杂各种职能的“精英组织”党卫队,它包含准宗教职能、情报机构职能、准警察职能和武装力量。法西斯的本义是“束棒”的音译,是把多根木棍绑在一起后再安上一把斧头,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则是一种结合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型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希特勒13岁丧父,19岁丧母。少年希特勒违抗其父要他日后当公务员的愿望,执意要当画家和艺术家。而学习上的失败,又使他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他后来说:“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希特勒并无一技之长,又轻视体力劳动,但他却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就决不回家乡。希特勒既不抽烟喝酒,在他的情人、外甥女吉莉•拉包尔自杀后还决定不吃肉食;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除了后来的一位情人,他也不同其他女人来往;他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读书。希特勒青少年的这些经历、志向和读书,毛泽东多与其类似。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也特地改写一首日本人的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向其父亲告别。
在希特勒的头脑中,“宣传”这个词似乎与真理没有丝毫关联。芸芸众生就是被利用的对象,宣传只是一个应时的工具,是为了让民众相信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他的意愿。他鄙视人民的智力水平,全然不顾谎言大餐所造成的恶果。他刻意利用群众心理的弱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煽动家。希特勒是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这源于他对“说话力量”的认识:“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是在1933年确立的。到这年春天,除了普鲁士邦,德国历史上始终坚持自主的其他各邦政府都变成了纳粹政权,新任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从而实现了纳粹对国家的一体化、一元化领导:各邦“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即希特勒本人)所制定的总政策。到这年夏天,纳粹党则成为德国唯一的政党。次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又被选为元首,并且接管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从而实现了他对纳粹德国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垄断。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德国成了严密组织的国家。首先是组织严密的纳粹党设有很多包罗万象的部门,其中宣传部又是一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纳粹党还为妇女和青少年设立了专门的组织。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有各自的组织,还有文化协会来组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纳粹统治下的工会则是“党的一个工具”,名为“劳工阵线”,吸收工薪生活者、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是德国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2500万成员。纳粹党还有后来臭名昭著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非纳粹党人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这种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脱离组织就一定寸步难行的“组织”现象,生活在毛泽东党国体制中的中国人自有其更真切的感受!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文化纳粹化。首先,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哪一本书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书更“畅销”全德: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青年男女结婚时,向新郎新娘送的礼物是这本书,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这本书。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的“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本。当然,这比起后来中国的“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以及《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无论就其销售量还是其影响程度,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我的奋斗》一书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1939年到1945年胜利年代希特勒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新秩序的蓝图。它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统治,即实行独裁统治。希特勒宣称:“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最但在总体上,希特勒的斗争哲学比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还差了不少档次。
二是焚烧和禁止所谓“起破坏作用”的书籍。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焚烧约两万册图书,其中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向学生们讲话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照亮德国文化纳粹新时代的,不仅有焚书的火焰和虽然没有像焚书那么有象征性却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当然,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不仅具有空前的大规模的文化管制,而且有接连不断的思想文化批判,直到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实行对古今中外一切“封资修”的“文化围剿”。
三是建立统一的文化组织,由国家领导和组织专业。1933年9月22日,在戈培尔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是为“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德国文化协会下设七个协会: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和德国电影协会。凡从事相关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而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协会有权开除或拒绝接受“政治上不可靠”的会员,不准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从事相关的文学艺术活动,从而剥夺他们的生计。
四是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或者他的助手发布指示: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在第三帝国当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清白”。结果许多报纸停刊,电台和电影也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教育纳粹化、政治化。德国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重编教科书,重新设置课程,《我的奋斗》被奉为“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所有教师都要宣誓效忠和服从希特勒。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公布一项法令说:“德国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
德国青年团团员,无论男女,都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包括到农村去服役一年。女青年团员下乡后,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她们通常住在乡村的小营房,有时也住在农民家里。结果,“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有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通常姑娘们的营房就座落在小伙子们的劳动服役队营房附近。这种情况似乎也是造成许多姑娘怀孕的原因。”这自然不能不使中国人联想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发生的种种事情。
纳粹德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最彻底的破坏是设立三种学校训练所谓“优秀分子”,这就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由党主办的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是从少年队选拔最有前途的十二岁少年,实施在党务和公共服务方面做领导工作的集中训练,六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是恢复以前老普鲁士军事学院的教育,培养军人精神和勇敢、责任感、简朴的特性以及纳粹理论的训练。骑士团城堡,是这种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训练纳粹党精华中的精华,其学生通常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中挑选。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农民、工人处于农奴、工奴状态。希特勒虽然允诺土地改革,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但却并未真正实施。1933年9月29日颁布的《农场继承法》只是“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农民“就像封建时代的农奴那样不可改变地被限定在这块田地上”。同样,在中国,农民也曾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工人则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1934年1月20日颁布的《德国劳工管理法》规定雇员和工人得对雇主“忠诚”。工人实行低工资,且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多劳多收。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1935年2月,还开始实行“工作簿”制度,记载工人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人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1938年的一项特别法令甚至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工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要被罚款和服徒刑。希特勒虽然把德国工人变成了“工业农奴”,但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取消了挨饿的自由”:工人获得了职业,并且只要不反抗,“饭碗不会敲破”。这同苏联国家与工人签订的“铁饭碗式”社会契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司法法西斯化。从1933年最初几个星期的大规模任意逮捕、殴打、杀害时起,纳粹德国就不是法治社会了。希特勒本人宣称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1936年,司法专员兼全国法律工作领袖汉斯•弗朗克对法律工作者讲话说:“没有不合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的独立。你们在作出每一次决定时要想一想:'如果元首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都要自问一下:'这个决定是否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良心?'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种极为坚实的基础,把这种基础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致性和你们对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会使你们在作出决定时具有第三帝国的权威,而且这是永远的。”1937年1月26日,德国颁布了新的《公务员法》,规定撤换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包括法官。所有法官必须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合会。人民法院的人民法庭由两个专职法官和五个由纳粹党官员、党卫队和武装部队选出的人组成。对人民法庭的判决不得上诉,审判通常是秘密进行。特别法庭则专门审理政治案件尤其是“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案件。
在纳粹德国的司法中,秘密警察也像希特勒一样就是法律,是一个专门逮捕和杀害反对现政权的恐怖工具,并且其命令和行动不必经司法复审。同秘密警察相联系的还有保安处所谓的“保护性看管”,也就是把任意逮捕和拘禁的集中营“合法化”。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建立了第一批集中营;到1933年底,集中营就多达50个。这些集中营,先由冲锋队设置,后由党卫队控制。
大凡专制制度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也一样,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就集中向外国人展示了纳粹德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和形象,让全世界对它的成就留下印象。为了办这次奥运盛会,“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意大利之夜”宴会,招待了一千多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希特勒党国体制操办的大事尤其还有发动反犹运动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要说,希特勒比起需要伪装的其他独裁者更加直言不讳:“我们与敌人之间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我的意志决定一切。”“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号称“千年帝国”、“千秋帝国”。然而,从1933年8月19日希特勒大选获胜至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它只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时间,希特勒本人也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前七天4月30日自杀。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
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反省、反思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给德意志民族、犹太人直至欧洲各国所带来的灾难,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家社会主义,立法禁止了法西斯主义。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还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双膝下跪。这泣鬼神、感天地的一跪,不仅慰问了受害犹太人的冤魂,也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宽恕,还使德国和德国人民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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