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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思想史》，即使有人写了有关所谓“思想史”的著作，那也是假的，根本就不涉及中国人真实的思想状况。说实话，中国人只有“儒史”，即儒家的历史。而儒家的《历史》，绝对地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史》，如果真要这样说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中国人的《思想死》，或者说白了，是指的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是这么在儒家不断折腾的历史之中渐渐地死去的。从根本的意义上，正如本文的题目所示：中国儒史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死亡的历程。我今天就这个题目来作一个纲要性的发言。如果可能，我还将会按照我今天的纲要，专门地写作出一部这样的著作来。它的内涵就是：中国儒家的《历史》是怎样一个表现出让中国人的思想、精神逐渐地走向死亡的历程。下面，我即来为此书列出一个总的《儒史》纲要，从这个总体的《儒史》纲要，读者也自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想、精神逐渐死去的一个总的大概的历史过程和步骤。当然，也可能会包括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在近现代走向新生的机会。死去的是中国人过去的历史与经历，活着的是中国人未来的机会和希望。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死去了吗？是的，我的答案是这样。而且我更认为，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是在长期以来的“尊孔读经学儒”的过程之中被逐渐消灭掉的，而且所谓的“儒家历史”实质上就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死去的具体的“历史”过程。
我分解“儒史”为三个大阶段：一，先秦儒史；二，秦汉至清末儒史；三，近现代儒史。第一阶段的先秦儒史，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史。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儒家，就已经僵化到思想和精神全都死去了。这个阶段的儒家打败了道家，打败了墨家，分裂出了法家；第二个阶段的儒史是儒法对立统一的大时代，所谓的内法外儒的中国特有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实际上占据了后来全部中国历史的两千多年，这其实就是中国人历史上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这种黑暗的“中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能完全结束；第三个阶段是儒家走向没落的时代，尤其在２０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之后，儒家几乎进入了奄奄一息的即将彻底退出中国历史的时代。但是，在２０世纪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孔丘及其儒家又逐渐地活过来了，而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似乎它还要重新占据中国人的全部意识形态的领域了。孔丘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复活”，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的“复活”，相反，恰恰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在刚刚有了一点复兴和再生的苗头的时候，它们却又在拼命挣扎着回光反照。虽然事实上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精神，早在先秦末期就已经死了，因此进行拼命挣扎的不过是它们隐藏在中国人心灵之中的鬼魂，或幽灵。但却不能不警惕，这些幽灵是有可能再次把中国人精神复兴和再生的苗头杀死或灭绝的。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人就真是彻底地完蛋了。
从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完全动物化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中国人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真正人类的文明思想和精神的动物史。正是因此，只有动物史的中国，碰上了近代侵入中国的西方文明之后，立即现出了崩溃的态势。完全可以说，从秦汉至清末，这其实就是中国人历史之中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它之所以“黑暗”，正是因为它的思想、精神已经死了。正是因此，我认为中国人真正的“文明史”是从２０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后开始的。因为正是从这个口号产生之后，中国人之中开始逐渐地具有了“人人平等”的观念的形成。紧接着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中国，并从而要求打倒历史上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的劳动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在某种意义上，“人人平等”的观念，也自然而然地在中国人的心中逐渐地获得普及和展开了。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便没有人类文明历史兴起的最重要的前提。
第一部，
先秦儒史纲要
儒的发生是与中国远古人类的祭祀活动相关的。这从“儒”字的结构也可以看到：左边
的“人”，右边的“雨”和“天”。显然表示了古人“祭天求雨”的行为状态，而担负了这种“祭天求雨”的行为责任的人，即称作“儒”。说白了，“儒”即祭司，也包括占卜者，或问天者。然而，真正后来的儒家是从孔丘开始的。孔丘虽以平民身份，却忧心周末时代的“礼崩乐坏”，因此从小即立志恢复周代“礼乐”（实际上是梦想当大官），于是从最初的给人办丧事，到后来的为普及“礼乐”常识，而开办起私人学校授徒，然后因此而真是让他当上了官，于是便俨然成为了“礼乐”的代表人物，且以“礼乐”来规范鲁国官场的人和事，然而却因为遭到了鲁国君臣的抵制而失官，于是不得已而浪迹各国之间去继续求官，终于颠沛流离，茫茫如丧家之犬，而大失所望，只得再次回归故里、回归教育，也包括倚赖当上了官的弟子们，在终于有了空闲之后，便开始编辑六经。于是，在既具备了传教的典籍，又有了一群弟子的跟随和继续的传播之后，终于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丘与他的儒家徒众形成了后来的儒家、儒学，甚至儒教。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其后来诸子百家形成的时代，儒家、儒学，纵横捭阖，打遍天下无敌手，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它首先即战胜了老子的道家，然后是战胜了同样也曾成为显学的墨家，最后是在与法家的分裂之中暂时处于劣势。直到后来的汉武帝兴起“独尊儒术”的时代之后，才重又独步天下。我在这里只分析其战胜诸家的后果。
战胜老子道家的后果是最严重的。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是真理、规律、逻辑的化身，孔丘及其徒众利用他们的崇奉“礼乐”的“正道”彻底地排斥了老子的蕴涵真理、规律、逻辑的“常道”，使得后来的中国人基本上完全、彻底地远离了老子的“常道”的思维。事实上，从老子到老庄，到黄老，到汉代末期的道教，整个形成了道家、道学的衰败甚至灭亡的过程。如此衰败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彻底地进入了“无道”的时代，直到近代西方文明侵入为止，才又重新回归了人类的“有道”的文明历史。
战胜墨家的后果同样是严重的。在战国时代，墨家是代表了平民思想的重要流派，墨家的非礼、非乐、非命、天志、亲士、节用、节葬、反战、兼爱、尚贤、尚同等等思想，基本上都是与孔丘及其儒家尖锐对立，更重要的是，墨家讲逻辑，讲理而非礼。讲理、讲逻辑（名学）的关键在反对“礼乐”的严格的等级性，从而实际上是讲人人平等的必要性。战国后期的儒学与墨学曾经同为显学，可惜，最后墨家被儒家消灭了。
法家的祖师实际上应该是荀况，虽然管子更早，但是后来重要的法家韩非、李斯皆属于荀况门下，荀况是儒家的第三位重要人物，问题在荀况同样崇奉“礼乐”。所以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法家是“礼法家”，而且是渊源于“儒家”的“礼法家”，而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宪法家”。所谓的“法家”其实是“儒家”的一个流派，其祖师荀况与另一派儒家的祖师孟柯有一个观点是尖锐对立的：荀况认为“人性本恶”，孟柯认为“人性本善”。其实，从今天来看，他们两派都错。真正人类的本性应指“真假”，而非“善恶”。提问错了，则必导致全错。这也是儒家永远不可能称作哲学家的关键原因之一。重视真理、规律、逻辑智慧的人们不会从相对“善恶”的问题出发去探讨问题的绝对本质。正是因此，儒家、儒学、儒教，最后只能与真理、规律、逻辑渐行渐远，以至后来愈来愈反其道而行之。今天不谈这些。
先秦儒史虽然展示的是儒家战胜诸子百家，然而这却不是宇宙真理的方向，而是相反，是统治者们硬是完全地把中国人的历史拉向了反人类文明的反动的方向和道路。
第二部，
秦汉至清末的儒史纲要
秦始皇按照李斯的法家路线战胜了六国。法家的“人性本恶”显示出了“恶”的历史观，
最终秦始皇不得善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是法家的“焚书坑儒”，是儒家的“性恶”派焚坑“性善”派。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对“焚书坑儒”历史的反动，但没有改变整个历史总的反动的方向。我说的正确的方向是“真理、规律、逻辑”的宇宙、自然、物质、生命、智慧展开的方向。这个反动的错误的历史方向一直坚持到了清末，整整消耗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时间，这应该是中国人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在这个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中统治者们所坚持的全都是所谓“外儒内法”的两面手法。文人们骗自己，还更加上了“儒道互补”，实际上根本就无“道”可言，何来“儒道互补”？说白了，整个中国的“中世纪”，中国“无道”。
在这个“中世纪”，儒家继续高唱胜利之歌：改造佛家、佛学、佛教，改造道家、道学、道教，所谓的“儒释道”，其实是只有“儒一家”，所谓释家、道家，全都被边缘化，在形式上进入山林，在内容上进入空虚。真正“实有”的就只有儒家、儒学、儒教。说的好听：儒家入世，释家、道家出世。在这个时期，老子的“道学”彻底地被挖空，被改造，被实际上消灭。从先秦的老庄之学开始，老子的“道学”就已经不存在了，庄子不仅没有继承老子的真道学，反而把老子的“道”学改造成为了庸俗无聊的“假自由”、“假清高”、“假道学”。到了汉代的所谓“黄老之学”，则索性道学被儒学化。如此“儒学化”的最重要的结果，即《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个“阴阳五行”说彻底锢化了中国人的大脑，进不得，退不得，中国人是“成于阴阳五行”，实则也更是“败于阴阳五行”。中国人除了“阴阳五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逻辑理论思维发展的可能性了。中国人的思维停滞了，所以，中国人的历史不能不停滞了。如果没有西方文化、文明进入中国，中国人将会永远停滞在自己的“中世纪”，不断地改朝换代，不断地跪跪拜拜，严格地说，中国人的历史已经进入了自身永远恶性循环的黑暗“中世纪”的“黑洞”了。
尽管如此，也不能不看到中国人自己也确实已经尽力了，这种尽力而为的情形在这个时期的“儒史”之中其实也已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只是由于永远都摆不脱“儒”的反方向，所以，一切努力都只能是白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所谓的“汉儒”，以董仲舒为代表，他有把“儒学”变成“神学”的企图，可是孔丘的“礼乐”之中根本就幻化不出超越的真“神”来，而孔丘的“天命”，因为基于《周易》的“占卜”，也同样变化不出一个具有惟一性的真“神”来。董仲舒惟一的“成功”之处，不过是把“皇权神授”的意思表达出来了，然而却并没有表达出真正“神学”的超越性来。说到底，在汉儒的心目中，所谓的“神”，不过是稳定“皇权”的一种工具而已，而真正的“神学”却并没有产生。所以，董仲舒等“汉儒”的所谓“谶纬之学”的“神学”化只能是“伪神学”化。
同样，宋明理学的尽量把“宋儒”、“明儒”“哲学化”的努力，也只能是失败的。只能称作是“伪哲学化”。为什么？因为孔丘的“礼乐”之中并不具备自然、宇宙的“理”——逻辑，而只有反自然、反宇宙的“礼”。所以程颐的“理即礼也”的论断，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样朱熹的“月印万川”的立论，也不可能成立。孔丘及其儒家、儒学、儒教，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像“月印万川”那样的永恒、普遍、必然的东西存在呢？孔丘的“礼乐”能有这种品质吗？可能吗？不可能。包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了即行了”以及他的“致良知”的说法，也是不可能成立的。知道真理，却未必能够行，因为真理不必与真知合一。所谓的“合一”只能就真理本身而言，而且就所“知”和“行”的现象而言，矛盾相对性的纠缠是永远都摆脱不了的。再说“致良知”，王阳明把“孝悌忠恕”称作“良知”，实际上是误称。真正的“良知”应该是对于宇宙真理、规律、逻辑的“自然之知”，尤其是对于第一宇宙规律的“同一性”的天然的知。王阳明不能成为哲学家是因为，他所尊崇的孔丘的“礼乐”，根本就不可能称作是哲学的范畴。包括后来所有的新儒家、新新儒家们的哲学化儒学的努力，实际上也全都是白用功。真想要推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来，最根本的即必须是彻底地抛弃孔丘及其儒学。因为所谓的“儒学”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哲学的品质——真理的品质、规律的品质和逻辑的品质。但是，所有这些哲学的品质，老子全都有，而孔丘则全都没有。
清末的康有为想做中国的马丁·路德，他以为利用今文经的儒学就可以挽救中国，实际上是在做梦。今文经的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并没有改变孔丘及其儒学的“礼乐”核心不变的本质。儒学的没有前途的“根”，实即在于此。它既不可能成为神学，也不可能成为哲学，当然就更加不可能成为现代人类的人学了。梁启超想用三句话来概括儒学的本质：第一句话是“修己安人”；第二句话是“天人合一”；第三句话是“内圣外王”。如此用心良苦，可是却完全不符合实际。“修己安人”没有“我”，即不认识“我”，因此而不可能称作哲学命题；“天人合一”其实是一句空话，问题在应该怎么“合一”？“内圣外王”原本就不是儒家的语言，而是庄子对于儒家的小骂大帮忙，实则也有讽刺之意。再说，“圣”是内在精神，“王”是外在表象，而且是政治表象。儒家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作是人类的“精神”呢？是信仰？是求知？还是追求自由？莫衷一是。既然“莫衷一是”，却光有称王的大志，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事实是，到了清末，也到了中国“中世纪”之末。
第三部，
“五四”运动之后至今的近现代儒史纲要
中国近代一切的变化，均来自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没有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将是一潭永远的死水——“酱缸”。“五四”运动敲响了孔丘及其儒家、儒学、儒教的丧钟，更产生了以“打倒孔家店”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事实是，“尊孔”的中国国民党被“反孔”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儒家的主力也随着国民党的败军逃到了台湾。从１９４９年建国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去，这是孔丘及其儒家、儒学、儒教在中国大陆偃旗息鼓的时期。尽管共产党反孔，但是却并没有真正做到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笼罩了中国。既压倒了传统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也压制了马列主义之外的所有其他思想派别意识形态表白的自由。过去是一潭死水，现在仍旧是一潭死水，除了官方的意志，没有其他人自由表达的意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思想也开始活跃。这时从台湾传来了新儒家的消息，并立即在中国文人之中获得了响应。逆反心理的刺激，可能带来丧失理性的反动，儒家的死灰因此而复燃了。大量的中国文人，原本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故乡人”。毛泽东虽然发起了许多次的批孔运动，然而也全都附加上了阶级斗争的残酷的面目。从而实际上，中国文人们并没有真正从哲学理性的角度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和自由，只有思想的压抑，而根本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更谈不上思想的自由。所以，儒家的“死灰”在毛泽东死去之后的中国“复燃”是必然的。
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的政权统治，并没有给予中国人在哲学理性意义上太大意义上的提高，而是灌输了太多不可能深入人心的实质上并非哲学的教条。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记忆的意志永远高于理解的理性的力量。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深入思考（哲学思辨）的习惯，而只有对于现象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说白了，中国人近代的真正在哲学理性意义上的进步是很有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彻底的现象主义，只有现象而没有抽象和理想思维的中国人，对于历史永远都是健忘的，不仅健忘近代的历史，更加健忘过去古代的历史。没有谁会真正认真地汲取中国漫长“中世纪”的历史教训。中国人的头脑里只记忆住了近代的痛苦，而根本就不可能理会长远历史的更深刻的痛苦和教训。眼看中国人又在继续回归中国过去“中世纪”的历史轨迹。根本就没有乌托邦的民族，尤其是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乌托邦的中国人，严重匮乏对于未来的筹谋，却具有深刻的对于过去历史的盲目复旧的记忆的惯性。正是因此，中国人的“尊孔读经学儒”的传统习惯又继续在中国蠢蠢欲动了，并且还非常有可能甚嚣尘上。
真正在今天的中国高举孔儒旗帜的人物，例如蒋庆、陈明、秋风、余东海等，实际上是一群学术资历非常肤浅的人们，缺乏最起码的哲学思辨能力，即使来自台湾的新儒家们也瞧不上他们，而并不认为他们能够真正代表中国大陆的“新儒家”。然而在我看来，即使台湾的老一辈的新儒家们，例如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以及美国的杜维明等，他们的思辨能力也同样有限得很，根本就不足以谈论新时代的哲学，就更谈不上还可以创造新时代的《人学》的可能了。至于更大量的跟风“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一般的文人们，就更加只能是等而下之了。中国人的情绪性的“人云亦云”，害苦了中国人自己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总之，近现代的新儒家们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把儒学“伪哲学化”的努力，其结局，自然是只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他们的想把儒学思辨化起来的“梦”终于彻底地破灭了。
我很遗憾，当代中国大陆“尊孔”的第一步，即强行让孩子们阅读甚至背诵“文化垃圾”《三字经》、《弟子规》等直接毒害孩子们的读物，说白了，即直接教会孩子们下跪。我的亲们又在恢复中国传统下跪的习惯了。教育界的人们竟然公开要求孩子们在家给父母下跪，在学校给老师下跪，到文庙给孔丘下跪。“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人把下跪当作了建立中国社会新秩序的一种最重要的传统“文化”训练。今天不少人已经在严重地毒害中国的孩子们了。这哪里还有半点现代文明的气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中国未来必然的历史。“尊孔读经学儒”的浪潮即使再汹涌，在我看来，也全都只不过是早就已经死去历史的“回光反照”而已。中国未来的历史已经不容许再倒退了！想要倒退也终归是徒劳，然而，恶劣地阻碍中国的进步却是非常可能的。
愚蠢的中国人终归会很快认识到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这所有的一切，全都只能说明一点：中国的“儒史”，到了今天，事实上是中国人的“精神死”，说白了，即中国人的最起码的人类的精神——真理的信仰、真知的规律求知、真诚的逻辑自由的追求，已经死亡得差不多了。好在我们同时还依然生活在一个已经“西化”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中国的社会之中，至少有半个世纪的杜绝“孔儒”的时代仍然可能给予我们以鲜明的经验对照，虽然也有痛苦，但理性的分辨是显然的，更何况互联网的时代让全人类的社会联成一片，信息自由的流通是不可能被完全阻绝的。中国人的奴性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的时代了。没有半点“真理、规律、逻辑”、也同样没有半点“平等、民主、自由”的任何光芒的孔儒“传统”，除了可以给中国人继续带来“中世纪”的黑暗之外，还能够带来什么？科学吗？民主吗？自由吗？文明吗？富裕吗？幸福吗？中国人快别再做这种黑暗“中世纪”的旧梦了！
最后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儒史即中国人的精神死去的历程！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见证，而决不是由哪一个人甚或哪一群人能够说了算的。两千多年苦难的历史教训还不能叫一个民族清醒吗？这样的民族就活该完蛋！首先是这个民族的文人们应该急剧地自醒，彻底抛弃孔儒，真正做到“灭孔兴老立人”吧，这才是中国人未来惟一正确的历史之路。（2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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