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人论
余东海
北春编者按语：儒家文化之优劣历来各有说词，无论批判还是推崇各有各的理由，特别是时代将发生大变局之时，争论就会变得激烈。北春最近刊登不少有关文章，本次将黎先生与余先生两篇放在一起，读者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一、人品原有优劣
二、反儒派特别劣
三、反儒崇马双重劣
四、如何对待劣人
一、人品原有优劣
法律人格，人人平等；道德人格（品格，品德，人品），因人而异。同时，本性人人相等，习性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习深，为善人正人，有的人恶习重，为邪人恶人。因此，论德性，人有高低优劣之别。儒家以道德为判断高低优劣的第一或最高标准，有德为优，缺德为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有优劣之别。
领导人中，敬天保民、顺天应人为优，伤天害理、逆天违人为劣。尧舜禹汤文武等，为天子之优者；桀纣嬴政隋炀和历代暴君昏君，为君主之劣者。
《仲虺之诰》说：“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尧问篇》引《中蘬之言》，又《吕氏春秋骄恣篇》引文略异）得师得友者，为诸侯之优者；“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为诸侯之劣者。
伊尹傅说周公们为帝傅之优者，李斯赵高为帝傅之劣者。尧舜时的皋陶弃契们为大臣之优者，共工、驩兜、三苗、鲧“四凶”为大臣之劣者。
学者中，“为己”者优，“为人”者劣；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为优，不学无术毁人不倦为劣；传道授业解惑为优，传邪道授恶业惑人者为劣。自立自达为优，自暴自弃为劣。民众中，正善为优，邪恶为劣；上智为优，下愚为劣。《尚书·泰誓中》说:“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即优者，凶人即劣者。
相对君子，小人为劣；相对善人，恶人为劣；相对华人，蛮夷为劣；相对正教，邪教徒为劣；相对老实人，骗子为劣；相对正常人，反常派为劣；相对清官良吏，贪官酷吏为劣。总而言之，只要有道有德，无论贫富贵贱，都是优者；如果不仁不义，纵然位高权重，也是劣人。
劣人都是祸害和灾星，在家祸家，为国祸国，为政祸民，最终也祸害他自己及其子孙。百多年来中国灾难特别深重，根本因就是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劣人太多，成了劣人社会，以致思想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等无不越来越恶劣。国人生活和生命质量越来越恶劣，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劣人来说，权力和财富有两大用：一是用于自身享受，满足人欲，二是用来作威作福，欺压他人。权力越大财富越多，它们欺世盗名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能力越强，手段越高，花招越多。当然，恶因必有恶果，害人终将害己，所以劣人最命苦，贫贱苦，富贵更苦。呜呼！
劣等人多了，社会就会劣化；社会劣化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恶势力兴风作浪。恶势力占了上风，就是社会灾难；坐了江山。更是政治和全民的灾难。恶势力的根据地、大本营、先锋队和后备军，都是由劣等人组成的。少数好人进了恶势力的营帐，也很容易堕落为劣等人。
很多事在正常社会完全可能，在劣人社会则完全不可能，先富带后富之所以是空想，根本原因在在此。先富带后富，除了良好的制度法律，对先富群体的素质要求也很高。在劣人社会，纵然出现先富带后富的事迹，也是个例，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先富欺压后富才是普遍现象。先富起来的穷人，必然钱权勾结，成为准特权阶级。同时，绝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人，本身就是特权阶级。近水楼台先得月也。
劣人缺德缺智，无权无势处于底层，恰是天恩高厚；如果置身高位当担重任，不仅是国家国民的灾难，也是它们自身的不幸。豺狼在野，饿虎无翼，纵有危害也浅小；豺狼入市，饿虎傅翼，其害不可限量，而它们亦后患无穷下场堪忧。《易经》早就指出：“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劣人的对面是贵族，这里的贵族指有德者。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是有德行，就是有天爵。
二、反儒派特别劣
反儒派都是劣质人。
儒是人之需，仁为人之本。“仁者，人也”，反儒即反仁，反掉的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反儒就是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类，必然导致非人化，要么成仙成佛，出离人间（熊十力先生曾指出，佛道有反人生倾向）；要么变兽变鬼，危害社会。
这个论断惊世骇俗，难免世俗唾骂。若说成“反普世价值派都是劣等人”，就容易赢得喝彩。殊不知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更是普世价值，普适程度更高；反儒意味着反此五常道，性质更恶劣，后果更严重。反儒的社会建不起任何好制度，反儒的势力也缺乏建设的能力和内力。
在传统社会，有五大反儒派：一是商韩派法家，二是邪教，如洪杨帮的拜上帝会；三是暴君，如秦始皇；四是宦官，如张让魏忠贤们；五是盗贼，如盗跖。五大反儒派是劣等人的典型，比一般小人蛮夷更加低劣。
反儒派的一大特征是愚昧，圣贼不别，正邪不明，好歹不识，敌友不分，恩仇不辨，是非混淆，善恶颠倒，盲心瞎眼。这种人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起来则没有底。这也是劣等人的特征。
或问：难道尊儒就不能说儒家的一句批评的话？自称为儒者的人就个个都是圣人？答：这是胡搅蛮缠。儒门广大，流派众多，儒者之间相互批评争鸣，古来不绝，当然不是反儒。外人有所批评，也未必反儒。所谓反儒，指的是反对儒家原则，如中道、王道、五常道，仁本、民本和人本思想。
或说：儒家原则，谁会反对？答：五四主流反对的就是儒家原则。清礼落后，应该与时俱进地予以改良，但“礼教吃人”说，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和推翻礼制，另搞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一套；从鲁迅文字中引申出来的“仁义道德吃人”说，更是将仁义道德一棍子打倒。这就是根本上的反儒悖道。
或说：你这样真话实或说：台湾著名学者柏杨把儒家思想文化形容为发臭的大酱缸祸害国人几千年，难道他也是劣等人？答：反儒必劣，没有例外。鲁迅和柏杨是大陆台湾两大劣等文人。不同在于鲁迅被捧上神坛，柏杨被打入牢房。国民党以言治柏杨之罪，当然不对，但比捧鲁好多了。
说，容易给儒家树敌，甚至把很多本来对儒家有好感的人都吓跑了。答：说真话说真理是君子本分。谁因此敌视儒家，那是与真话真理为敌。真君子赶都赶不跑，何况吓跑？被真话真理吓跑的只是枯枝败叶，无足轻重成事不足。释尊不会因为五百小乘学人不理解就不说大乘法。
劣人与小人有别。小人或不懂儒，但不敌视；劣人以儒为敌，反儒而动，一切反常，反常情、常识、常理、常道。因此，劣人社会一切反常，反人性之常、道德之常、政治之常和文明之常，一切与正常社会相反，父子无亲，君臣（领导和下属）无义，夫妇无别，长幼无序，朋友无信。
反儒社会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反掉仁爱，激发仇恨；反掉诚信，流行欺诈；反掉天理，泛滥邪欲；反掉良知，爆发恶习；反掉中道，横行邪说；反掉正义，树立歪理；反掉民本，利益君本；反掉王道，兴起暴政。注意，霸道非仁义和王道，却假借仁义和王道的名义，唯有极权暴政，才反仁义王道。
凡入世的学派宗派和势力，只要反儒或被儒所反对，无不短命。学派如杨墨，宗派如各种邪教，政治势力如秦始皇洪秀全，都是殷鉴。因为反儒就是反五常，是最大的反常缺德和非礼，君不君臣不臣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男不男女不女，岂非自绝于政治社会家庭自绝于人类？
劣人未必反儒，反儒一定是劣质，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恶心。这就是中道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社会，一旦反儒派占上风，必然流行逆淘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任何政权，一旦反儒，必然天翻地覆一切颠倒。百年中国为这一东海定律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无论什么原因和动机，只要反儒，就是劣人，唯佛道两家例外。他们耽于空寂虚静，喜与鸟兽同群，不以此岸为重，不以子孙为虑，争以出世为荣，自然不能以人道标准衡量之。他们若不反儒，值得感谢；如果反儒，可以理解，方外之言，无足轻重。
严格地讲，佛道两家并非反儒派，只是对道德的理解、对心性的认证与儒家有所不同，故一些某些佛徒道长对儒家有异议和批评，但不是完全不认同，也有很多高度赞可儒家者。道家批评仁义和礼制，但高倡道德，亦宗《易经》，康有为说“老子偷得易经半部”，相当于中道思想的歧出和儒家文化的支流。老庄对孔子也是既有批评又有肯定。佛道不仅不是反儒派，还可作为中华文化和儒家政治的辅统。
在反儒派都是劣等人这个定律中，反儒派就是反儒派，不能“扩大化”，不能将不尊重不认同儒家者、一般批评者纳入反儒范畴。别说外人，各派及本派之间相互异议批判原是儒门常态。反儒派指的是反对中道、王道、孝道、五常道等原则者，在文化道德政治立场上反儒而动、背仁而驰者。
反儒派都是劣质人，这个论断倒过来同样成立：劣质人都是反儒派。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的结果，一是改邪归正，回头是岸；二是伪装尊重，暗中排斥；三是诋毁抹黑，猖狂反对。如果不能归正，通过各种手段反对孔子、反对春秋、反对儒家，就是乱臣贼子的迫不得已。面对照妖镜，砸碎或者抹黑它，是妖魔鬼怪难以克制的冲动。
很多劣质人并无反儒言论，甚至于儒一无所知，但它们的行为实践，必然是反儒而动、悖道而驰的，悖正道则邪，悖仁道则恶，悖王道则极权，悖人道、中道、天道而驰必然非人化，都是实质性的反儒。
三、反儒崇马双重劣
反儒派喜欢骂说儒家是奴才文化，恰好颠倒。儒家最重视人格的建设和健美，是最高明的人格主义哲学，历代儒家群体则是最优秀的文化群体。不仅先秦和汉唐宋，即使元明清，儒门中正人君子英雄豪杰也层出不穷。最容易败坏人格、最擅于培养奴才的学说，古有法家，今有马家。两家理论和实践，皆可证吾言不诬。
马主义是奴性文化和奴化教育的典范。物化之人最易奴化，身为物役为物奴，权力至上为权奴，无非奴才。反儒崇马双重劣。反儒是违仁背义，崇马则拜物拜权，秉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党徒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为极权主义提供了最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土壤。换言之，劣人是极权主义最好的猎物，劣人社会最适合极权政治。
唯物论为人的物化提供了哲学导向，党主制为恶欲泛滥提供了制度渠道，公有制则为权力通吃和与民争利提供了制度方便。在党主制下，公有国有变成官有权有，是逻辑的必然和事实的已然；在公有制下，富官容易富民难，富民只能一小撮和暂时性的，共富只是口号而已，只能是欺人之谈。
马克思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可是根据马学建立的政权，对民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空前严重。在经济上，统治阶级不是一般剥削，而是疯狂掠夺，其疯狂程度超越了古今中外一切极权暴政。
有学者指出：“中国土地出让总额年年70%暴涨，5年40万亿。中国百姓30年积累的又60万亿RMB的财富，在短短几年内通过房地产转入政府手中。”这种疯狂的财富大转移，只能发生于公有制下。如果是私有制，这笔财富就不可能被政府拿走。民众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转让所得自然归“主人”所有。
反儒、崇马是劣人的思想，均富、共产是劣人的理想，平均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等，都是劣人的主义。反儒崇马者融凶恶和怯懦于一身，合奸诈和愚蠢于一体，什么惊天动地的恶事和惊神泣鬼的蠢事都干得出来，什么歪理伪理、邪知邪见都能深信不疑。诸如 “仁义道德吃人”、“孔孟就是国难”、“儒家帮凶”、“儒学亡国”之类胡说八道，都能在劣人社会流行不衰。
马家社会是劣人社会之最，比无政府和丛林社会更恶劣。无政府和丛林社会可能产生自发秩序，而在马家文化、政治和制度下，一切都被破坏，一切颠倒反常，一切真善美都求之不得，缺乏追求的真诚态度和真实力量，天下之假恶丑皆归焉。君不见五四至今，西方的好东西百学不会，坏东西一学就会。
本来，权位越大，责任越重，道德要求也越高。正常社会，官德高于民德。如果官德低下，甚至低于民德，社会必然反常。像马邦这样，有官皆贪，无吏不黑，官场几乎成了腐败犯罪分子的“集中营”，是政治和社会完全反常、极端反常的表现。民德固然空前低下，比起官德来还是要高一些。
或说：汉武帝以降哪朝哪代无贪腐。答：历代儒朝无不清官廉吏为主流，纵到晚期，清廉者众。马官腐败空前，比腐败更令人厌恶的是它们的官腔，满口妄言妄语男盗女娼。左派男盗多，邪言恶语杀气腾腾；右派女娼多，花言巧语自欺欺人。正人宁与儒朝贪官往来，不与马邦清官为伍--何况马家没清官。
在马邦，有权而不变坏者罕见罕闻，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的认为，一有权就变坏是人之常情。殊不知，在西方社会，有权而不变坏是官之常态；学而优则仕更是儒家政治的应然，权位越高、人品越好者，历代儒家王朝都司空见惯。一有条件就变坏，说明人格本不健全，本质不好。
《让“中国式的聪明”滚出中国》一文说的“中国式的聪明”实为马贼式的聪明，为传统社会市井小人所不屑，只有经过马主义熏陶培养的唯物贱民，才会不以为耻而津津乐道。这种聪明其实是愚昧透顶，受到正常人正常社会的厌恶鄙弃排斥，成为“六极”的最爱，是天理之所当然的。
这是一个定律：在文化上，儒优马劣，儒文化最优，马主义最劣。信奉马主义的人都是劣人，信奉马主义的党和国家，必是劣党劣国，没有例外。反儒崇马双重劣，最是不可救药。近现代政治、制度、教育、科学各个领域的落后，尤其是道德的恶劣，都可以从“反儒崇马”四个字中找到根源。
民主派一味强调制度的重要，殊不知并非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只有彻底革去马主义的宪位和意识形态之命，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制度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换言之，文化革命是制度革命的前提和保证。
拜中道文化所赐，中华民族特别优秀，元明清有所降低，毕竟有限。中国人全面夷狄化劣质化，从五四肇端，到四九完成。拥有意识形态地位之后，马家文化的劣根性无孔不入，全面爆发，把一个古来最优秀的民族，彻底转变为素质极低、品性极劣的民族，被上天深谴，被世界鄙视。
儒家不兴，马毒难去；马毒不去，儒家难兴，去马兴儒，相辅相成，祛除马毒，优化民族，儒者有责。这个工作意义重大，但有一定风险，至少无利可图，又必须有人去做。
米湾兄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很早就对马学进行了深入批评。这方面具有总结性的、最强的一本书当是<为马安魂>（Requiem for Marx). 这方面的著作，学界应该早点着手翻译。”然哉然哉，翻译西方批判马学的著作，大有必要，遗憾东海不懂外语，希望有仁人志士着手进行。
或问：东海若为官将如何？答：如果习王有志于驱马去毛，尊孔立儒，以仁为本，重建中华，别说做官，做侍卫我都乐意。如果要在马主义框架下，与唯物唯权的马贼们为伍，就算东海丢得起这个脸，历代圣贤饶不过我，列祖列宗饶不过我，天理良知饶不过我！
四、如何对待劣人
道德可以进退升降，因此人之优劣并非一成不变，优劣可以因道德的变化而转化。优者道德蜕化，就会堕落为劣；劣人道德提升，就可转变为优。当然，如果自强不息，优入圣域，那就道德不退、德成不变矣。
对待劣人的方法态度如何，是衡量文化品质和政治品质的重要标准。儒家对待劣质人的基本方针是：庶之富之教之。
劣等人劣在思想，更劣在品德，归根结底劣在习性，他们的本性则与圣贤君子无异。所以，既要认识到他们的恶劣，又要不离不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化之以文，这是教之，同时禁之以法，建立良好的制度和公正的法律，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包括反儒言论的自由），禁止他们的犯罪行为。
仁者爱人，当然包括反儒派和劣质人。唯仁者能爱人，知道怎样正确仁爱反儒派和劣等人。既严厉批判他们的反常言论和错误信仰，同时又尊重他们的言论信仰权，这才是儒家之爱。追求良制良法，呼吁儒家宪政，争取为所有国民提供制度性的人权保障，正是仁爱之心的最好体现。
或说：标榜自己是儒者，却将不同意见者定位为劣等人。这难道是儒者的修养？答：反儒等于反常和反动，反道德、政治、社会之常，反文明而动。反儒派并非一般异议者，而是反常派和反动派，非极愚即大恶。严厉批判他们，正是儒者的修养。孟子指斥杨墨“禽兽也”，比东海更严厉呢。
实事求是指出他们的低劣，以正知正见为他们启蒙驱昧，给他们打开文化道德的上升通道，争取多多地转化改良他们的恶习，这是拯救劣人的最好方式，也是儒者成德成圣的重要法门。为人利人成人和为己利己成己的矛盾，在此取得圆满统一。2015-3-12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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