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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春编者按语：儒家文化之优劣历来各有说词，无论批判还是推崇各有各的理由，特别是时代将发生大变局之时，争论就会变得激烈。北春最近刊登不少有关文章，本次将黎先生与余先生两篇放在一起，读者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我给亲们通报一个石破天惊的巨大发现：孔儒文化，原本就不是真正人类的“文化”
——孔儒文化不是“文化”，不具备真正人类社会“文化”的功能
——而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永远“有效”的“政治骗术”，或说得好听一点，“政治魔术”
——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人”—“自动机”的正常思考的功能，基本上等于“废”了
——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社会”—“自动机”的正常思考的“文化”功能，同样基本上等于“废”了
——两千多年“尊孔读经学儒”的历史，其实是中国人全面丧失其真正“文化”—人类社会（自身反思和思思的）“精神智慧”功能的悲惨的历史
——非常明显的是，孔儒文化完全不具备人类真正“文化”（社会自身反思和思思）的功能，而只是一个有“文化”之名却没有“文化”之实的“假文化”，换言之，两千多年“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人的群体，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自身真正文化的社会、民族和国家。
——没有“文化”即没有“文明”（社会中的人人平等，人人自主和人人自由），关于这一点，只是本文的推论，不是本文的主题，这个题目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继续进行讨论
黎 鸣
长期以来被中国人视为“文化”的孔儒意识形态，其实严格地讲，并不是真正人类的文化，而是一种经久不息永远“有效”的政治骗术，或政治魔术，它始终都只属于人类“政治”的范畴，而根本就不曾属于真正人类“文化”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如何分辨？我可以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论，这个理论实质上也是来自老子《道德经》的《人学》。
我们经常讨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念，实际上全都属于“社会”范畴，也即是说，政治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是社会的经济，文化是社会的文化。虽然“社会”的也可能变成“民族”的或“国家”的，但全都是指的关于“人群”的，是关于一个巨大“人群”的某种特定功能的指称。因为只有大量的人群，才可能组成“社会”，包括组成“民族”和“国家”，而绝对地不应该最后归属于任何的个人，因此不应该有任何个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仍旧回到我们对于“人”的认识。为什么需要回到“人”？因为无论社会、民族、国家，以及其他一切相关的问题，最基本的“单位”、“原子”、“元素”、“基因”等等，其实全都只能是一个一个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可能继续再分割下去的最基本的基元。正是因此，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的学说，全都必须最终回归到关于“人”的最基本理论的讨论。而老子的《道德经》正是给出了一个完整《人学》的理论著作。
关于什么是“人”？我对于人的定义是最全息的：人是会说话、会做事、会思考的动物，这里的“动物”，准确地讲，应该理解为具有更普遍性意义的“自动机”。人的会说话称其能言，人的会做事称其能行，人的会思考称其能思。说到底，能言、能行、能思三者，即是关于“人”的概念的“全息”内涵。那么，什么是“社会”呢？实际上也包括“民族”、“国家”，但今天在这里不作进一步的分辨。我定义“社会”，是一个大的“人群”，至于必须大到什么程度？我想，它至少必须“大”到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可能完全“相识”，说白了，凡是由大量彼此陌生的人们组成的巨大“人群”的整体，我们即可以称之为“社会”，或者也包括“民族”或“国家”等。当我们具有了“社会”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来定义什么是关于社会（民族、国家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概念了。顺便指出，中国人长期以来事实上在“个人”与“社会”（人群）之间也是始终都缺乏最起码逻辑的“思辨”，以至在一些相关的问题上总是个人的混同于社会的，反过来也一样，把社会的混同于个人的，以至常常陷于极大的语言和思维的混乱，甚至直至今天也依然是如此。这里暂不讨论。
什么是人类的“政治”？我的定义是：政治是一个人类社会整体的关于“言”的自动（机）可控功能。相应地也可以有：经济是一个人类社会整体的关于“行”的自动（机）可动功能；文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整体的关于“思”的自动（机）可观功能。必须指出，政治的言，决不是任何个人的言；经济的行决不是任何个人的行；文化的思也决不是任何个人的思。换言之，“政治”只能是社会人群的“言”、“经济”只能是社会人群的“行”、“文化”只能是社会人群的“思”。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已经不再仅仅把人定义为一种仅仅有生命的“动物”，而是把人更普遍地定义为一个具有“能言、能行、能思”的全息（可控、可动、可观）功能的“自动机”，而同时，我把作为“人群”的“社会”（“民族”、“国家”）也同样定义为一个具有“能言、能行、能思”的全息（可控、可动、可观）功能的“自动机”，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它应该是与单个人的“能言、能行、能思”的全息（可控、可动、可观）功能处于完全不同层次的“自动机”功能。虽然一切的自动机，也全都应该具有“能言、能行、能思”的最基本（可控、可动、可观）的全息功能。
回到“文化”的概念。刚才我们已经定义了关于“社会”这个“自动机”的“文化”，它其实是关于“社会”（人群）的“思”的整体（可观）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本质属性应该是关于社会整体的“思”的功能，换言之，如果没有关于社会整体的“思”的（可观）功能，那么我们便不可能会有关于社会的真正的“文化”。这个结论很重要，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将成为我们判定孔儒文化是或不是真正人类“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判据。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孔丘及其儒家意识形态”是否中国社会真正“文化”的问题。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能否称作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呢？如果能，那么它关于中国社会整体的“思”的（可观的）功能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什么是人类的“思”的问题。关于思，我的定义是：思有三思，第一思言、第二思行，第三思思，即思考思考本身，又称思考未来的理想。对于“自动机”来说，这里的“思”相当于自动机对于自身运动的回观，或反观，看看是否达到了自动机自身运动的最基本的要求。对于人来说叫做“思”，对于“自动机”来说，叫做“观”。其中的思言和思行，均称作反思，所谓的反思，即是相对于过去时间而言的思，即对于返回时间过去的言和行的思。自然，思思或思理想，则是关于思考此刻未来的思了。至于“思”的必要性，正如同“自动机”的“观”的必要性，必须观察自身运动的是否正常或反常，以便发出如何调准和控制的信号。人的反思“言”，必须使言有真理，简称言必有理，否则便是言的不正常；反思“行”必须使行有对规律的真知，又称行必有规律，否则便是行不正常；而思思，或思理想，则必须使思有可推理的逻辑工具，或称思必有逻辑，否则便是思不正常。我们可以看到，反思言，在发现真理，在言之必须有理；反思行，则在发明真知，在行之必须合理，又称行必须合乎规律；而思思，或思理想、思未来，则在创造可推理的逻辑，在思之必须有逻辑，或又称思之必须能够推理（至未来）。如果不是这样，则是“思”的不正常，也即丧失了反思言和行的能力，同时也是丧失了思考和展望未来的能力。
通过上面所述，大家可以看到，具备真理，或至少具备理，是人类思考“言”正常存在的第一前提；而具备规律之知，是人类思考“行”正常存在的第二前提；而具备思考的逻辑，或具备推理的法则，则是人类思考“思”本身正常存在的第三前提。下面，我们就来按照上述的关于思考正常存在的最基本的三个前提，来考察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看看他们能够具有关于社会的反思和思思的正常的（文化的）社会功能吗？总之，即看看他们能够具有关于社会文化的正常思考的“自动机”的全息（可“观”察的）功能吗？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孔儒的意识形态具有上面所述的关于社会思考正常存在的全部三个前提吗？换言之，孔丘及其儒家如果能有正常思考的话，那么他们思考的第一前提、第二前提、第三前提是什么呢？认真阅读有关孔丘及其儒家的古代文献，例如重要的“四书五经”，并特别是其中的《论语》，我们会明显发现，对于孔丘来说，他的几乎所有立论的依据，全都在《周礼》，并尤其是在于其中的《礼》和《乐》。对于孔丘来说，他的言的依据是《礼》和《乐》，他的行的依据是《礼》和《乐》，他的思的依据还是《礼》和《乐》。总之，对于孔丘来说，他根本就从来都不曾考虑过什么类似真理、规律、逻辑之类的问题。与孔丘相反，老子在其著作的《道德经》之中则恰恰全都考虑到了。老子的第一前提是“道”，第二前提是“宝”，第三前提是“德”。更重要的是，老子的道、宝、德，均按照“太极阴阳三行”的全息逻辑的方式进行思考。关于老子的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之中进行。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所有的亲们，孔丘是一个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甚至也不具备任何正常思维的人，对于孔丘来说，人们只需要知道有《周礼》、《礼乐》就足矣，人们只要会遵循《礼乐》而言，遵循《礼乐》而行、遵循《礼乐》而思，就全都圆满了。孔丘就是如此来教导他的弟子们的。
孔丘的一生，可以说实际上全都是为了解决周代末期的“礼崩乐坏”的问题而存在的。对于孔丘来说，世上的一切只要全都复归于《周礼》，就全都圆满了。这从孔丘的“六经”、“六艺”的教育设置，即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孔丘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在“六经”之中，《礼》、《乐》是核心，在“六艺”之中，“礼”、“乐”是重头科目。而在《论语》之中，孔丘所说到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概念，例如仁、义、智、信、孝悌、忠恕、礼仪、廉耻，等等，它们的依据均全都在于《礼乐》。换言之，这个“礼乐”既是孔丘思考的起点或反思言的依据，即第一前提，也是孔丘反思行的依据，即第二前提，更是孔丘思考未来的依据，即第三前提。由此可见，这个“礼乐”，既是孔丘的“真理”，也是孔丘的“规律”，同时还是孔丘的“逻辑”。
显然，这是非常荒唐的，“礼乐”既不可能是真理，也不可能是规律，更不可能是逻辑。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孔丘根本就不知道任何有关“真理、规律、逻辑”的最起码的知识，他与老子明显不同。老子不仅懂得“真理、规律、逻辑”的重要性，更提出了所有这些重要概念之间的至今仍旧是非常前卫和非常先进的逻辑关系，也即全息逻辑的关系。很显然，如果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能够采取老子的思想意识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将不仅能够具有社会正常思考的所有的前提，而且还更可能会成为全人类进行社会正常思考——具有人类最先进“文化”和“文明”的先驱。可惜事实上不是如此，中国人却跟随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选择了孔丘及其儒家，进入了一条人类历史的死胡同，一条丧失了人类精神，丧失了社会文化正常功能的中国历史的死胡同。而且如此的“进入”，一入就是两千多年。如此的两千多年，实际上是完全报废了生活在这一长段时期之中的所有中国人的发现真理、发明真知规律和创造真诚逻辑的一切“文化”的正常思考存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的历史啊！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很显然，即孔儒文化，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人类的“文化”呀，因为它完全丧失了对于社会进行正常思考的真正人类“文化”的最起码的功能呀！中国人到了今天还在非常无知地狂叫，要继承孔丘及其儒家的“传统文化”，孔丘及其儒家能有人类正当的“文化”吗？它们能够是一个具有最起码的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自我反思和思思的）功能的真正的“文化”吗？根本就没有啊！
我的结论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实质上处于完全没有任何真正“文化”的历史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所抱定的所谓孔丘及其儒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或者说在非常本质的意义上，完全就不是一个真正人类社会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作为人类社会真正的“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反思和思思”社会（言、行、思）的最基本的功能。
中国人啊，我的亲们，请拿起人类哲学和老子人学思辨的重要的逻辑武器来吧，认真地思辨你们自己社会中的一切，首先是你们自己漫长历史中的“文化”！（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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