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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的方法，决定了解决问题的结局
——错误的方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更使得问题永远不可能获得解决
——孔丘及其儒家的错误地提出问题的方法，产生了错误历史的结局
——君民、父子等“对称”而永远不“对等”的孔儒“方法”锢化了“人人不平等”
——永远“人人不平等”的观念阻碍了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进化的一切可能
——孔儒“礼教”的方法论彻底地败坏了中国人的“人性”、“人格”、“人品”
——孔儒“礼教”的方法论彻底地败坏了中国人的民族、社会、国家
——孔儒“礼教”的方法论彻底地败坏了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之文明历史
——孔儒“礼教”的方法论彻底地败坏了中国人智慧发展的一切可能
——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人类一切文明的东西，全都奠基于“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
——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一切文明都将毁灭
黎 鸣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即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反面观之，如果提出问题的方式错了，就将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更会严重地阻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甚至永远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关于这个命题的一个最好的注脚，其实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尊孔读经学儒”的漫长的历史。孔丘及其儒家对于中国问题的提问的方式是什么？是永远地“君民”、“官民”、“臣民”的相互“对称”，而却永远相互不“对等”。不“对等”的结果即是永远的“不平等”。如此造成的中国的问题：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等一切问题的严重的后果，即是全都永远地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全都必须要求“人人平等”的最关键的“真理”的认定。今天的一个全人类的共识是什么？是：除非具备“人人平等”的“真理”的公认，就将不可能会产生公正的“宪法”、公平的“法律”、公开的“道德”、“文化”等等的一切。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切全都仍然只是纸面上的说说而已，有时甚至连说都不允许说的情景都可能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我的亲们想过吗？
我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哲学思辨者的回答：因为尊孔读经学儒的长期以来的传统“教育”的结果，中国人的心中，永远都只有“君民”、“官民”、“臣民”对称的习惯，而根本就没有它们之间能够成为“对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心灵里，“人人平等”的观念，甚至连抽象的设想，更不要说理想的想象，都绝对是永远不可能的。不仅官方如此，民间也同样如此；不仅当官的坚持，而且作为“民”的老百姓，也依然同样坚持。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社会”，其实应该称作是中国的“天下”，永远都只能是“君民”、“官民”、“臣民”对称，而绝对不允许它们之间“对等”的“假社会”。
正是因此，不要说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是中国非常有“学问”的文人学士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还仍旧在为孔儒的“天视是我民视，天听是我民听”，“民为贵，君为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的说法自我陶醉，认为这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中国人设定的古代最可贵的“民主思想”。我请问，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之中，能够有“民主”的思想吗？我真是为如此的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们的“无知”感到惊讶，甚至感到羞耻。在一个只有“君民”、“官民”、“臣民”永远“对称”，而却永远不允许“对等”的中国“天下”和“假社会”中，能够具有“民主”思想产生的任何可能吗？
非常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了“官民”对称而不允许“对等”的“假社会”。我要严重地告诉我所有的亲们，在中国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中，能够称作实质上的“人”的人们只有“官”，而绝对地没有“民”。因为孔丘及其儒家，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探讨过什么是“人”的最基本的问题。而真正深刻地讨论了“人”的问题的人，在中国就只有一个人，他就是老子。我请大家注意，在所有的中国古代文献之中，全都是只有“君民”、“官民”、“臣民”可以“对称”而不允许“对等”的情形，而惟一只有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连“君民”、“官民”、“臣民”的提法都被拒绝了，而且根本就不让它们出现。在老子提到“民”的地方，或对称之以“上”，以表示其害，例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或者索性对称之以“百姓”与“圣人”，例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更关键的是，老子更重视最一般的“人”：“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更有“玄同”的实质上“人人平等”的伟大的命题。
我敦请中国的文人们，再也不要用孔丘及其儒家的任何夸大“民”的说法来忽悠中国人乃至他们自己了。孟子说的“民为贵，君为轻”除了能够骗人，真值得相信吗？一个把“君民”定格为只能“对称”而不可能“对等”的社会，其中的“民”真正可能“贵”得起来吗？蓄意“夸大”，实即骗人。何况我们今天决不认为任何人可能“贵”于其他人，我们要求的是“人人平等”的同一的“人性”，因为仅当有“人人平等”的真正公正的“人性”，才可能会有“人人自主、自律”的真正公平“民主”的“人格”，然后也才可能会有“人人自由”的真正公开的“人品”。而其中的“人人自主、自律”才是今天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真正的“民主”（而决不是仅仅政治选举中“一人一票”的定义问题）。
无知的“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文人们，直到今天还在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民贵君轻”叫好，甚至还在把这种骗人的提法称作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神。请问，这样的文人们，他们能够称作是今天中国有头脑的人们吗？他们究竟是因为无知所以才无耻，还是因为无耻所以才无知呢？我认为，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历史上所有的孔儒文人们在实质上全都只能是：“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我这决不是在诅咒他们，而是在客观地论证他们、评价他们，如果他们还是活人，那么我更是在拯救他们。我还可以更深刻地说，凡是以任何形式否定“人人平等”的“人性”真理精神的人们，事实上全都是有害于今天全体中国人的福祉的人们，无论他们是无知的蠢人，还是无耻的坏人。如果是因为愚蠢，那就请赶紧醒悟；如果是因为无耻，那就请赶紧改过自新。更多的应该是前者。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之所以会始终都在制造苦难、毁灭、停滞、腐朽……，其中的最根本的错误，现在看来，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最初的按照“礼乐”的永远等级制所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已经绝对地错了：从“亲亲尊尊”开始，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可以“对称”，但决不允许“对等”的结果：君民、官民、臣民、父子、夫妻、兄弟、长幼、内外、上下、左右，等等等等，大家可以看到，全都是可以“对称”，但却全都决不可能“对等”，这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绝对的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平等”的严重锢化的等级制啊。
长期以来，中国人运用这种永远都只可（相互不同的）“对称”，但却绝对不允许（相互同一的）“对等”的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是：以此思考宇宙、思考物质，永远都不可能发现“质能守恒”的真理；以此思考生命，永远都不可能发现生命的（相互同一的）“平等”的密码结构；以此思考人类自身，则是更加永远都不可能发现“人人平等”的真理信念，所以在中国，永远都不可能产生真正人类“社会”的概念，永远都不可能产生“人人平等”的社会“宪法”的需求，永远都不可能产生“人人自主、自律”的“民主”的需求，更加是永远都不可能产生“人人自由”的精神智慧的追求。
为什么在中国，产生不了拥有“上帝”的惟一神的《神学》（真正的宗教）？产生不了“真理”绝对、“真知”相对的《哲学》？产生不了“真理”永恒、“真知”普遍的《科学》？因为在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儒家提出问题的永远（相互不同的）“等级制”的方式，从而否定了一切关于“永恒”、“守恒”、“平衡”、“平等”、“均衡”等等关键观念的思考的可能性。幸运的是，在孔丘之前，或至少是同时，出现了伟大的老子的思考。老子提出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孔丘及其儒家，老子从“玄同”（实质上是永恒、守恒、均衡，更实质上是“人人平等”）的“道”（可、非、常）的思考出发，提出了普遍相对的“宝”（慈、俭、不伪）的方法论，更提出了“玄德”（不有、不恃、不宰）的最高精神自由的终极目标的理想观念。这构成了全人类伟大的《人学》的基础。很遗憾，中国人没有遵循伟大的老子的《道德经》的路线去发展、推进自己的历史，却几乎是无限地陷入了孔丘儒家的错误的路线，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几乎无限地发展停滞的悲惨的结局。
大家可以看到，一切都在于提出问题的“方法”，说白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正确的“方法”。而正确的方法对于人类文明的问题来说，最大的分辨准则，即是看它是主张“人人平等”，还是主张“人人不平等”，主张“人人平等”是正确的，反对“人人平等”则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有了正确的“方法”，就有了光明的“一切”；没有了正确的“方法”，就丧失了光明的“一切”。所谓的“方法”，其实就是人类的最重要的智慧，方法论其实就是本体论、认识论、目标观、真理论、规律论、逻辑论，总之，智慧论。在老子，就是他的伟大的“道论”、“宝论”、“德论”。而在孔丘，他有什么呢？他的“仁”、“义”、“智”、“信”，全都在“礼”，而“礼”，是完完全全地主张“人人不平等”的错误的“方法”，在老子看来，“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今天来看，则是明确地对抗“人人平等”、对抗人类的“智慧”。一个对抗“人人平等”、对抗人类“智慧”的人，他能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呢？除了带来灾难、毁灭、腐败、愚蠢、倒退、黑暗等等之外，还能会有什么呢？这只要看中国人的《历史》，就全都知道了。（20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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