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号-理论探索 余东海简介 余东海文章检索

 

 

反儒是最大的反常
 
 
余东海
 
 
儒家在上,可以导出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儒家在野,可以优化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儒家在人们的脚底在地下,得势的必然是最反常的势力,建立起来的一定是最反动的制度。
 
反儒必然导致观念反常、道德反常、社会反常和政治反常。反对仁义礼智信的反常社会,必然丛林化和逆淘汰,一切正确、正常、正义的人物和事物都会被淘汰,越是邪恶的势力,越容易成长、成功,如鱼得水。
 
古今所有极权主义的成功都是邪恶的成功,都有赖于相应的理论指导和社会基础,刁民暴民、邪恶之徒就是它们的社会基础。知识群体和普罗大众邪恶化,都是对极权主义最好的帮助和支持。邪恶化有两条捷径,一是反孔反儒,诬蔑圣贤;二是崇盗拜贼,信奉邪说。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只要反儒信邪,就是帮凶助恶。
 
对极权暴政贡献最大的群体有二:一是知识群体,为极权主义提供理论基础、思想指导和道德粉饰;二是三民群体,构成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三民者,愚民刁民暴民也。暴政暴民,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
 
当然,这两个群体受极权暴政之害也最为深重。其中知识群体上逢君之恶,下逢民之恶,恶报更重。各国极左时代,知识群体往往被群体灭绝,要因在此。
 
这不能抱怨上天不公。每个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女人选择嫁给暴徒,男人选择支持暴政,被暴就是理所当然的,天理所当然,因果所当然,不得不然。注意,极权暴政没有赢家,弱势群体固然被暴,特权阶级照样被暴,或被同伙所暴,或被异国所暴,或被下民所暴,或被上天所暴,或被鬼神所暴……
 
儒家社会,伪君子和乡愿最可耻。但在反儒社会,伪君子和乡愿都罕见,最多的是满口男盗女娼的小人、满口歪理邪说的邪人和暴力赤裸裸的暴徒。伪君子口头上能仁言义语,乡愿既夸盗贼也夸圣贤,这在反儒社会,也是珍稀动物。左鉴不远,极左社会就是典型的反儒社会。
 
儒家社会,邪恶之徒知道自己邪恶;反儒社会,邪恶之徒不知道自己邪恶,而且往往自以为善良正义。它们习惯于助恶帮凶,还自以为有德有功。这不是一般的愚昧,而是四心泯灭、善根断绝的征象,佛教所谓地狱种子是也。反儒社会必然地狱化,就是因为很多人成了地狱种子。
 
反儒社会,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现象,人们都习惯于以德报怨,以怨报德,乃至恩将仇报,仇将恩报。真正为民为国的正人君子,不仅难逃政治迫害和官府打压,还往往受到弱势群体的敌视围攻。反过来,越是巧言令色、巧取豪夺地欺压他们,越不把他们当人看,越容易受到他们的拥戴。
 
百年来儒家文化和圣贤,受到各种极端无理无耻的诬蔑,其中最流行的诬蔑之一,是把儒家说成专制极权的帮凶。殊不知,古来所有邪教和极权势力,各有相应的主体文化,都不可能以儒家为主体文化。而且,儒家是极权主义最大的文化克星,圣贤是暴君暴政最大的道德天敌,就像光明是黑暗的克星和天敌一样。
 
对于马家来说,不反儒就不错了,敢于虚假性或边缘性地虚尊一下儒家,更是难得。而今儒家不再是政治禁忌,口头尊重孔子、能讲仁义的精英逐渐多起来,不失为一种进步,是道德有所回升、共业有所改良的迹象。然而这种进步是从地狱升为监狱和丛林的进步,马家的主体文化地位和极权主义本质没有变。
 
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东海曰,反孔反儒,罪及四世。从五四开始,四世就是一百二十年。从五四算起,当代人多数属于第三、第四世。二三四三代人,一方面自身各有罪孽,崇马崇毛都是罪孽,另一方面还要承受五四的余殃。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不善之国、积不善之社会也一样。积恶越深,余殃越重。
 
二十多年来我一再指出,反儒是最大的反常,最方便通往极权主义地狱,马列主义的成长成功,就是拜反儒恶潮的泛滥所赐。反过来,欲走出监狱和丛林,恢复正常,欲为自己和社会消灾除孽,就有必要尊孔尊儒。
 
欲尊孔尊儒,就必须把马家批倒批臭。
 
对于马学之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对于马家之党主制公有制的危害,自由派或可以认识和批判到位,国内外批判者众。但对于唯物主义哲学之错误和危害,自由派只能雾里看花,其它学说更无能为力。此非儒家不可,非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能洞幽察微、彻底批判之。
 
国内外批判马家哲学者寡,生平所见唯熊十力先生。然熊先生只是在《新唯识论》中有所涉及,并非深入展开,且赞同社会主义,将马家哲学与其政治学区别看待,有割裂之嫌。全面深刻地捣马家之巢穴,擒哲学之渠魁,当今天下,舍我其谁!
 
可笑可耻的是,古人指鹿为马,现在则流行指马为儒,把马家制造的现实问题和人道灾难归罪于儒家。很多人在批判现实的时候,往往避开马学马制,把矛头指向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马家生病逼儒家喝药,马家欠债逼儒家还债,马家造孽逼儒家受罚,岂有此理!
 
依然有民主派将民主不能成功的罪责推给传统和儒家,认为民主事业之所以从失败走向失败,是因为反孔反儒不彻底。
 
东海曰,恰恰相反,是反孔反儒让任何良制良法都丧失了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新礼制、君主立宪制固然不可能,民主制同样不可能。蒙启派试图通过反孔反儒追求民主自由,结果民主自由越追越远,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2021-2-9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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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余东海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1年2月10日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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