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论

张坚

     无论什么时期，人类都应该承认自身的局限性。还要清楚，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需求皆在不断地更新。也就可以看到，今天似乎十分合理，明天就可能落后或不适于人类正常活动与生存。
任何时候，智者的思维都能告诫自己，站在新认知的角度看，旧的认识虽然是对的有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却是更错的了。知晓这一点的人，才不会顽固不化地自误误人。
迄今为止，人类上，独裁统治机制已经被时代的进化逐渐淘汰或萎缩，他们依靠欺骗和剥削群体的统治手段无非就是被落后的意思形态所羁绊；并顽固地走独裁道路是因为个别人的贪欲在作祟。换言之，这样体制下的“共和国”已经成为人类的公敌。
让人更清晰地看到，独裁国家与民主国家所展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这种不同基本上区别于人权是否都被维护上。
在西方发达国家，仅有人胆敢非法逾越他人私人领地这一例，就有可能被领主击毙而领主受到法律保护已能证明个人人权的被重视程度。而在独裁国家里，弱势群体就是在自己的床上受到侵害，也不能把对手杀毙。而侵害者往往都是权势者。
人类上，独裁国家的首领，是自己强占权位的，与占山为王的强盗行径不分彼此，所奉行的均是丛林法则，完全可以自以为是，为所欲为，不受国法约束。现实规则更影响不了他的行止，可以随欲掠夺民脂民膏。
民主国家的管理者，由于都是民选出来的，就得接受人民的约束，无法为所欲为，更不具备践踏法制与随欲掠夺民脂民膏的自然条件。
民主国家由于人民说了算才不至于被少数人强暴意志，才更利于人民居住，颐养生息——也是独裁国家里、需要人格尊严的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体制。民主国家，既然就连总统都是人民公仆，一旦他背离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弹劾他，让他卷行李走人，较严重的如韩国总统，一旦违法，还要接受审判。
独裁国家，独裁者可以任意杀人，为了争夺王位，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放过，如那朝鲜独裁者金正恩。这种自相残杀的现象至今还在所有的独裁国家存在着。
当下世界，战火虽然并不太多，可人类所蒙受的战火洗劫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特别是叙利亚地域，依然是俄国与美国、伊朗与以色列、土耳其等沿用武力争夺利益的焦点，所使用的手段就是赤裸裸地杀戮。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索马里等国度，也都是用战火或枪炮恐吓他人，以暴力维持运转，包括中国、朝鲜、委内瑞拉，以及一些并不著名的独裁地区都不能和平相处，必须用战争或国家暴力绑架着国民才能维持运转，其独裁统治方式才能“依暴”存在——其实这种存在不外就是流氓丛林法则的续延。
而人类现阶段的演变，就是中国作为独裁超级大国在起到阻拦或倒退作用，三个大国只有中共党人好不要脸地做着大独裁者。一旦中共放弃了独裁统治权，或被剥夺了独裁权，那么世界在和平的进化上将会产生质的变化。
特别是中共统治者，对内不得不用武力震慑，公然与民对立，不得不践踏多数人的基本人权，促使有实力的人们由于中共杀富劫民的无处不在、不确定性，在自己的境内仍无宁日之时，不得不逃离这个流氓当道的地域。这与共产党的意思形态不适合国际社会和不适合本土发展有着割舍不掉的关系。
一旦受到外来的攻击，国内很多精英不会为独裁者而战，甚至会帮助外来势力绞杀独裁者。这也是独裁者造孽太多所致。所以，甭看中共独裁者在国际社会大亮肌肉，其实脆弱得很。因为他们不仅是人类上的公敌，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
人类每次尝试着走和平之路，也就是尝试在新世界文化中每次产生出现代规模能不能先在某个地域实现，然后普及，虽然说每次常常夹带着武力对仗，但是，这种武力对仗往往给人类制造的灾难比较严重，才让更多的人懂得了和平角逐的重要性。
那种温和进步与量变的演绎，其中最美好的成分就是和平与稳定着的变革。也就不只是依靠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更不是仅仅依靠某一个党派单独把国家资源集中起来，非法占有，而是靠全人类或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总体力量和智慧形成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均分共赢。
此时此刻，还要清楚，如何才能突破血缘和地缘的局限，晓得所该面对的困难与障碍不只在于现代规则的引进与固化，减少与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不断冲突与逐渐更新。任何时候，某个基点上的突破并不太难，关键最难突破的是总体落伍和自身的短视。那些不断地尝试还夹带着一些悲剧色彩以及令世人不无产生出太多的遗憾，亦已导使群体萎靡不振，国将不国，天下不天下。
当下，国家的形式，基本限制了人类的自然演绎，这个问题早该摆在联合国的桌面上。认为，国家形式虽然是固有地盘争夺模式的建立，尚符合以往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但今后的人类，国家的形式，如果不能淘汰，就很易继续约束人类自由地迁徙，或走出地域局限，到新的地方去生存繁衍，也就不利于一些地域紧跟时代潮流，还让尚存的独裁者以国家利益作为遮羞布，挡箭牌，掩盖了独裁统治者无辜杀戮本国人民、羁押人民的罪恶，并使这种邪恶的统治者不能及时地被绳之以法。
也是说，国家只不过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小单元，它应从服于人类总体利益而不是保守地固化自己的领地。
而且，人类总体规模行为一体化后，国际社会对所有的独裁者无辜杀害本国民众的行为应能及时地被打击，如美国带领众多国家军队铲除伊拉克、利比亚独裁者政权，使邪恶的独裁者被及时铲除。邪恶至极的国家独裁者，不消灭他们，会更不利于该地域民众的正常生存，也影响着人类的总体安全。
目前各民族的不同思维，使各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参差不齐，民族之间，总是要有一条鸿沟隔离，不能自然地融合。现实人类，民族之间的互溶，更利于人种的进化，使原始地域人的思维由于被发达国度的人们介入易于演变出现代的思想文化，使原始的族体进化出不同于原始的现代体。这种融合有利于人类总体共进退，还更利于向高质量社会演变。
人类总体事业的高速发展，以往都基本是利用暴力或战争来做最后的决断，这种只有把对手制造成敌人然后再杀死的手段是卑劣的、残暴的，不符合人类总体道德的流氓行径，应该早日被清理，或者是只能对付流氓暴力势力而不应在人类文明区域中使用。
如今，政治事业的目的已不是政治领域本身，必须存在于事业之外，与人类经济社会相溶，不断地造就一定的新组合群体，并使这个群体更能优化组合，产生出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链。而这种群体还能决定事业的存在是否符合社会存在中的新价值。
事业的兴衰，已经不都是通过一些国家与社会必备的社会组件所产生出来的新价值观来提供给群体、服务于群体所形成的时代新时尚，它不同于过去，应该以天下总体利益为目标，展望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人类总体利益，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中，必须突破国家封锁，突破独裁统治集团利益，抛弃爱国与人类总体利益不相符的怪诞、实际是帮助利益集团掠夺民脂民膏的罪恶，因为普天下的发展规模已能取代某个国家领域的实际利益，更能消除利益集团掠夺民脂民膏的邪恶。
更何况，在独裁国家内，弱势群体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才是国家的拥有者，人民永远都是受害者，被压迫着——这样的国家，保留它的统治形式，已经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
事实上，任何形式的独裁势力不仅是本土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公敌。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独裁者才害怕人类文明与发达国家的干预，而自己还在无耻地践踏本国民众的基本人权。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仅仅是突破国家经济模式的基本诉求，他忽视了政治体制的革新或演变，更不能带动弱小国家朝着文明社会发展。习党虽然绑架着一个超级大国搞独裁，但达从中共夺取了国家统治权、逐渐背离人民意愿以后，使中共直到今天基本失去了安宁，乱象丛生，国内各色各样的山寨精英，不得不源源不断地夹带着财富逃离，而未离开国土的对立的不对立的精英们几乎都在与习共流氓集团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斗争。
例如每年纪念林昭、李旺阳、刘晓波，或去给林昭、李旺阳扫墓或海祭，都是当局最恐慌的日子。他们已经很清楚，每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敌人，哪怕民主人士什么也不做，也会受到共产党人的骚扰与控制。
草根精英虽然不占大多数，由于他们尚具有一定的势力，加上被暗助，他们的存在与影响和带动弱势群体导致了独裁党防不胜防，所以维稳费用一再上升。他们也清楚，这种震慑与打击不过就是治标不治本，可他们的能力就是这样，根本解决不了什么社会问题。
是的，国际间对中国民主人士的暗助十分有效，并能迅速地扩大战果，这种暗助越多越大，越利于独裁者迅速灭亡，使其越加防不胜防。遗憾的，就是民主人士尚缺少一些更时效的斗争策略罢了。
任何民主人士，若想能够在人类上站稳脚跟，更利于打击独裁集团，就应该在对手存在的前提下，懂得什么是击败对手的成功范例，并研究它，悟出其中的价值规律，娴熟其中的成功道理。且在人类历史中，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
然那战场上的硝烟不仅随着时间的变幻即将消失，还有许多和平进化的事件给与世人借鉴与学习。让世人知道，所给人类的启迪不再是战争，应该是和平角逐，这是人类新世纪的常态，需求，也是人类新世纪的主流。
任何人类活动，都难免具有激烈的竞争，而在竞争中能否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间，取决于人们适时的超越和抉择度。现实是残酷的，如果不想败在对手的脚下，就要不仅想着千方百计地打败对手，还要在具体的角逐中，超越对手，使自己走向普通又朴素的道路，并能带动群体朝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事实上，不能超越对手，就永远不会成为成功的领军者。只有能超越，才能成就辉煌，
独裁者本体，总是蔑视所有的对立者，他们不采用温和的、文明的、互惠互利的共赢手段，往往离不开震慑与欺压。并教条地接受“乱世用重典”的招术。在独裁者眼里，只要敢不服从，都是敌人，哪怕无心与其为敌的群体，只因对独裁者的流氓行径不认同或被无辜掠夺便也被逼成了独裁者的死敌。这样的反独裁群体，比那些欲与其争利益争高低见分晓的人多得多。
达从所谓的“经济改革”一来，中共在中国境内基本是敲诈与掠夺民众，也就出现了更多的抗争者，上访者，异议者，维权人士，更甚者，搞得党内党外人心惶惶，国将不国的事件越来越多，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最可怕的是：整个中国民族包括权势者，都已道德败坏，相互蔑视，偏重于欺骗。
特别可恶的是，独裁者害怕民富，害怕民智，害怕民醒，害怕民众独立思考，与宗教传道者的口舌基本相同。更甚的，他们总是把流氓准则当成唯一的社会准则，其它一律封杀。所以，独裁国家里，几乎听不到异声，看不到奇异，都是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地掩耳盗铃，或独裁者最伟大、正确，最智慧，人民最需要他，更需要他的指导与强奸。
而采用玷污国民基本人权的独裁政府至今不能改变，已经有悖人类总体发展洪流。所采用的党国政策，对内不得不欺压和杀戮，对外不得不采用欺骗与收买的手段。比如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原则上，摆在桌面上，很好，但长远地看，大有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因为中共总是高高在上的强暴所有世人才能快乐。所以习共即使采取收买与欺骗的办法也是见效甚微。
原本，“打败”对手的战略思考，应能转圜一些方式方法，不再是赤裸裸地武力征服，让世人明白，最上乘的手段是共赢。大家采用文明手段，用握手言和的姿态来表述各自的需要，找到平衡点，并能产生出共生的关系，不必干死对方。若能如此，就能化解更多的恩怨，产生必要的共生共荣气氛。
一位哲人也说过：要想超越对手，自己就得具备最基本的做人素质，也即达到良好的个性化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 懂得双赢的奥妙，不拘泥或满足于自己的小圈子，懂得使用比自己更强的人，并鼓励他们发挥出最大的能力产生出共赢的关系。
如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能证明自己确实更有本事，更能高瞻远瞩，同时很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自己的事业大风起兮云飞扬。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占上风的还是领军人物。那种害怕被别人超越、抢了风头、或害怕功高盖主而进行排斥或打压的首领，很难变得更强大。
因为他总是缺少比自己还有谋略的人协调和支助，形成不了在客观现实里，仅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就能将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强大。只有与更优秀的人为伍，或笼络到旗下，其创业之路才能通往更成功。
而对付具有强大武装势力的独裁者，弱势群体除了具备智慧和人气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了。而独裁者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外，也没有其它什么可以依托的了。独裁者的软肋就是缺少智慧，失去人心，才最终自己给自己筑好了坟墓。
眼下，独裁者的敌对势力已经不只是民主人士，弱势群体，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群体，甚至独裁者团伙里的也因为独裁者的抓捕和边缘化影响，不少的异议分子也成了倒独裁变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甚至独裁团伙里的，看到了独裁者的末日不远，时刻准备着抛弃独裁者。
再者，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被中共的暴力欺压已经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台湾政府的存在，达赖流亡政府的存在，都是给中共独裁者送终行列里、不可小觑的势力。
     在21世纪里，不论什么大业，仅仅依靠一个人的智慧而不运用团队的能力，都是不明智的，在这越来越依赖团队智慧开拓与经营的时代，大家共同的目标会越来越明显，越能有成就，越来越辉煌。由而导使自己更能明智地少犯错误，多能正确地把开创事业的重担担负起来。
并能着眼于天下，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地域。
有君对习近平这个最大独裁者的自我选择有一个不同预测：习近平会逐步走一些民主之路，进行一些民主小试验，使自己的流氓群体逐渐被民主势力取代。而习的这种选择又是被迫的，徐徐渐进的，不得不如此的，并不是他的良心发现在做功——他也没有良心，只有黑心。自然地，迫使他的每一个伎俩，将会给与世人一点利益和希望。但是，任何独裁者都不会背离“穷民才好管理”的狡诈心理。
很多人都能看出，大独裁者之一的习近平也给自己制定了终身把政的宪法依据、这种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的罪恶更能使大独裁者死得更快。因为国际社会大加排斥不说，国内民众的觉醒和努力以及社会所存在的任何爆点会越来越多。现在的习共独裁者，在自己的群体中已经没有什么威望，只有血淋淋的杀戮，恐怖的抓捕。
也就是说，独裁者虽有终身独裁的欲望，却把持不住群体涌向民主的洪流，更驾驭不住团伙内不得地的人也随同潮流奔向民主大潮的选择。让世人看到，独裁者再能独裁，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但他无法控制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目前，具有人权意思的人们，都有远离独裁者的诉求，都有逃离独裁者魔爪的欲望。这种现象与选项，已经成为了智者人生的主题。大家基本懂得，远离独裁者，就是远离邪恶，远离凭空降下来的灾祸，远离被强奸的耻辱。这种现象告诉了世人，独裁者的存在就是制造人类恶源的自然条件。只有首先淘汰独裁统治，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和平。最该明白的是，只要独裁者统治的地域不消除，罪恶的战争或杀戮模式就不会彻底终止。
对人类而言，任何创业并不能完全依靠满腔热血的冲动，而是能够更理性，在定位某个事业上以后，就应该冷静地思考现实存在的客观实际问题，从中得取具体可行的方式，同时在开拓事业和具体选项中，做出必须的界定，消灭一切壁垒，方能避免停滞不前。
况且，消灭独裁统治，已经不是哪一类人的需求，它已是各色各样的人类人，各色各样主张的现实人的共同需求。让明眼人看到，真正能推倒独裁统治的不是弱势群体，很有可能就是独裁统治中的暗藏心机的实力派。这种人的需要一旦被统治者抛弃，那么推翻统治者使它变得更积极，更勇敢，更有智慧。
任何时候，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在自由选项的同时，首先懂得全面地思考将要进行的事业是否符合口味外，还要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介入到自然演变行程中去。同时，还要弄清楚，这个事业是否适合做，虽然没有绝对般配，尚有相近的差异，然而有些手段就是已适合某种而不适合另种人解决的存在着。在任何自由选择时，应该能够理性针对，并看清楚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够驾驭其想驾驭的事件加以运行。
最顺畅的进展就是个人能占有一点而能驾轻就熟。
往往是，很多人知道按部就班地随人而为，不懂开拓，这种人不会折腾，平安是福，不轻易攻击，更不会把自己当成一枚“响雷”。而有一些人却相反，喜欢折腾，总想做得更好，更让人仰慕，甚至是不惜于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
前者不具有超前意思，后者往往不顾自己的能力，极力去做自己几乎做不到的事。
不少人看过《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加以研究，还有一些文论大家知道其中的奥妙。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两部兵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从拜读华杉先生《华杉讲透孙子兵法》中，知道了《孙子兵法》的“计”是“计算”，《三十六计》的“计”是“计谋”。孙子的意见就是自己的实力够了才能攻击或夺取，《三十六计》的作者却是在自己实力虽然不够，也要夺取或攻击。这种攻击夺取当然要用“计谋”来实现。
然而，两种夺取与攻击的形式让世人不难看到，无非就是武力占有别人利益，而不是与别人和平共赢。同时期，互惠互利的意思形态，几乎到现在不能清晰地被所有人乐用，甚至是即使用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而新世纪的人类，应该放弃抢夺的手段，争取共生与双赢，能够蔑视或摈除暴力手段，成为时代发展的和平角逐者。
《天下论》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政治目标虽然相同，但具体采用的手段却截然不同。《君主论》的中心思想所告诉世人的是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允许道德败坏，牺牲对手，与《三十六计》作者的观点有着相近之处。而《天下论》就不是，它渴望打破常规，摈弃传统的暴力手段，尽量地取直道权谋外，更须遵守起码的和平与共赢规则，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更不会轻易采用暴力做最后的决断，而是能够集聚力量，形成一个强大的阵营也是选择或达成共生共栖的局面，展示的是文明和共赢的蓝本，接近于领受《孙子兵法》的思想理论外，还具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变我变你不变我不变的超越思想。换言之，能够抢占主动，时刻保持主动，能致于人而不致于人。
同时，还提醒大家，只要对实现民主事业有利的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在团结与支持之列。不同的，所要团结与支持的需要一定要能把握到度上。
并主张人类逐渐淘汰固化的国界、宗教、民族、婚姻、党团包括语言的模式，进行非常自由祥和的大一统。这种形式的督催，能大大地提高众人的基本自由，能解开捆绑人们的绳索。原本，自由是最美好的生存模式，它应该脱离各种牢笼，成为没有任何借口做掩护的人类权益。
直到目前，最不堪的是，独裁国家领域内，弱方在与强方斗争中，往往被强方暴力扼杀。强方手里具有着现代化的杀戮武器，蛮横无理，不讲人伦，而由于弱方力量太弱小，几乎被强方完全控制在砧板上不能自主，这都是因为弱方不具备武器在手的条件。哪怕有不少的反抗者进行必要的抗争，不具备武力的弱方就不能改变强方的意志，杜绝不了更多的悲剧继续发生。
人类上，独裁流氓统治者中的那些人，无非就是玩弄手中刀枪，毫无道理地进行武力挟持。他们的罪恶行径又到了不作死不会死的程度，使更多的弱者只能选择离开本土，到新的国家或地域去生存与遥向抗争。尽管暂时大家都不能使独裁团伙放下武器，但是人们也已看到了，独裁者只因背逆历史潮流，已经加快了其自然灭亡的步伐。
而在众多人不具备逃离故土的条件之前，就应该在故土上与周围人一道在维护个人最基本的权益上选择更有利的斗争模式。现实告诉民众，独裁区域内走草根道路，外在走建立自己的民主社区道路——这两种齐头并进的政治策略，就是彻底清除独裁统治的灵丹妙药。
最可恶的就是强人的能见度往往具有局限性，又自以为是地被自己的愚昧蒙蔽了眼睛，总不能跳开过去的落伍模式，不能放弃过去的丛林规则，形成新的民主秩序，才导致了更多的弱势民众进行必要的抗争。
人类总体，都应该用和平的习惯思考相处，大家在一个地球上，不能得到和平与安宁，或者不能改变独裁者继续耍流氓，继续掠夺的本性时，一大批人就应该和平离开强人统治着的地域，达到不服从强人意志的目的，让强人自己去统治那个国家好了。这样的结果，那个国家不迅速灭亡，天都不会同意。
公元前494年的古罗马，就有过和平撤离的开例，公元前200余年时，罗马人民再一次撤离，结局都很完美。这种选择，平民就是为了得到应该得到的国家权利。这种撤离，导致了独裁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不得不给与平民更多的国家政治权力。
在独裁者地域，大多数人都被利欲熏心。这种实际现象很实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智者就应该结合这种实际演绎出更理想、更有效的政治策略和切合实际的手段来，使独裁者更被孤立，更被抛弃。
独裁者在独裁国境内，依然沿袭着独裁家国的模式，所有的土地和资源包括其它财富，都被他们垄断，国民穷困潦倒，艰于呼吸，眼看着独裁者利用经济改革的伎俩，使多数民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提倡大部分国民和平远离独裁地域，到周边国家寻找自己的家园，具有自己的财富，不再被独裁势力绑架和掠夺，是一种有效对抗的选项。而且，到周边国家去，如果具有相等的经济实力，就能得到更多些的财富占有权、话语权。特别是到贫穷国家里去建立家园，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能够体现出自己也具有的优势方略。
其中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只要能发展，加入俄罗斯国籍又有什么？无非多了一个国籍而已，只要是对民主事业有利，走出国门，到俄罗斯远东去，不见得不是个良好的选择。
这种到新的国度去，并不是掠夺，更不是动摇他国的政权合法性，而且，不论到哪个国度，遵守那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的是每一个人的做民准则。并能够帮助这样的国家从贫穷的现实走出来。用更理性的文化引导他们变得更英明，更富强。也就是，选择贫穷落后国家进行耕耘，比到发达国家要实际有益得多。因为民主人士所具有的财力和知识能够站住脚跟，并能够进入上流社会，影响那里的人民。
更何况，使更多的人和平远离，盲目地选择发达国家，和遥远的国度，仍不切合实际，基本上，绝大多人无法成行。只有不发达的周边国家，才乐意接受贫困的迁徙者。这种迁徙者，能够凭借最原始的劳动站稳脚跟，从零出发。还能够容留更多的异议人士运作民主事业。
当然，也不反对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到发达国家里去建立自己的家园，但这种建立，带动不起来更多的国民走出国门，到新的地域去得到更多的民主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也是眼下独裁国家更多的受害者走不出国门的根本原因。一旦醒悟到这一点，在有点实力的觉者的带领下，就会有更多的国民涌出独裁国地域。
是的，这种带领必须的能有一些先行者给与更多人创造出一些更多的就业空间。
况且，更多的国民离开家园，已经是彻底打垮独裁统治势力的最有效谋略之一。这种和平远离，相当于唐荆陵在中国境内提倡的不合作运动，更有利于组建新的社区，同时也能带动贫穷国家走向强盛，同时，独裁势力就自然大大地被削弱。
在独裁体制下的国家里，不要过多地讲什么民主进程，习近平的“最大的政治是民生”让民主人士应该也应该能在独裁恐怖大局里确实可行。并认同最大的抗争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哪怕是对付民主势力的独裁者的锦衣卫，也应该成为民主阵营中的一分子。特别是，在利益面前，能够让所有人站在民主阵营里已是最普通的智慧。
这样演变，就不谈什么“民主革命”，而是广谈平民的实际利益，有位民主活动家说得好，“老百姓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也不知道什么是选票？更不关心谁做总统。他们最关心的是孩子上学缴学费，老人生病了要住院花多少钱？人老了要有养老金，学龄到了要能上学，家庭建立了要有住房。”
也就是说，只有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当下，你才能鼓动更多的人与你一起走。并能同时间有两条道路平头共进——在国内草根争取最基本的物业权，经营权，管理权；到独裁区域以外，建立更多的民主社区。
论到此，告诫具有民主诉求的同仁如何更能团结起来，一致对付独裁者，不要搞内斗，搞内耗。不同于人类暴力历史的是：绝不采用暴力。在不具备暴力力量之前，就一门子幻想着采用暴力，就是自取灭亡。更何况，取缔独裁统治，不用暴力足以做到！只不过时间可能拖长一些。
也要清楚，不论何地何时，只要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独裁者的特务都会假扮民主人士前来搅局，甚至直接或雇佣他人攻击领军人物，甚至会像疯狗一样咬住民主人士不松口。
作为民主信仰者，已知独裁中心是中国境内的习共，只要能把习共独裁势力推倒，世界上其它独裁国家，也会产生接连倒掉的骨牌效应。而且，能够促使习共倒下的办法再多，但弱势群体所能选择的就是远离、超越和不合作。
同时，找到切合实际的爆点很重要，比如符合纳税人的任何领域只要是牵扯到纳税人利益的行业里，都能作为爆点去推动。这种符合纳税人利益的做法，能直接扩大群体的动力。
任何时候，事业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使用的结果，每一个因素都必须得到重视。一个优秀的联合体，不仅能为更多的合作方的能力发挥创造良好的条件，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使各自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是说，最成功的合作事业是与才能和背景不相同的人合作创造出来的。
在政治事业中，更要明白，有德无才是庸人，有才无德是小人。重德轻才往往导致与庸人合作，重才轻德，往往导致与小人合作。尽管如此，也不能因为对方平庸或心地丑陋而不能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事业有益的任何合作形式都可取，并能够展示出以不同合作的模式各就各位地走出困境。
任何时候，没有真正十全十美的事情，或十全十美的人。现实普遍存在着，各式各样想法的自然人。民主事业的领军者所能选择的人才基本就在其中，更改不了，很多的也成不了最知心的朋友。不过，为了事业的发展，又不得不妥协，特别是互惠互利的前提下，走一程算一程地方能显示出客观实际的发展景象。
心胸开阔的开拓者从来就不怕人多，更不怕各种思想的碰撞，各种势力的融合。假若没有人气，没有碰撞与融合，就看不出哪个更完善。特别是能保留差异，共同对外方面，能够使更多的人站在一个阵营里，才是政治家的胸怀。
杰克•韦尔奇就说过：“优秀的领导者应当像教练一样，培养自己的人员，带领自己的团队，给他们提供机会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事业，都少不了教练似的人物引导人们朝着更正确的方向走。而这样的人，不是什么思想基础都能够充任的，特别是那些满眼都是自己利益的人，他做不好一个“教练”又能带动群体，最多也只能在一个较小的氛围中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指责他人的人，总是自己正确，甚至是把搞好自己生活当着最大的人生目标。这种人，树敌太多，甚至本该团结的同仁，也不惜于推到敌对阵营中去。这种无知的“政治家”不外就是个心胸狭隘的投机分子。
独裁国家里的任何人，能选择走出国界，是政治谋略的一部分，《天下论》告诉更多人，走出国门决不能用侵占他人利益作为行为基础，应能做到互惠互利，进行共溶式的演化。这就需要一些奉献精神，能够给与他人一些实际利益，而后成为他们的一员。同时，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基本条件，引导他们均权，共同发展。
要知道，很多比较原始的地域很需要被影响，在即将拥有文明的群体介入下，不发达又很原始的地域一旦接受了先进文明的影响，其生活质量就会迅速提高，同时还能使我们更多的人具有新的安全地域居住与发展。这也是创作《天下论》的重要宗旨，并能使一些独裁国家里得不到重用体现的人们悟到新的用武之地。
在这里，再一次建议世人把“民族”“宗教”理念彻底改观，特别是不用民族划分种群，更不用不同的宗教门派排斥其它宗教形式的存在。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东正教、法轮功等等，这些宗教的形成，无非有了“上帝”“佛主”“安拉”等意念，而这种神佛意见完全可以化为同一种宗教认识，不同的就是形式不同罢了。而民族的形成，如果不能融入其它民族，那种固化壁垒的思想意思，只能是使自己进入被自己局限的状态里走不出来。
特别是，宗教的形成更应当符合人类的总体生存和发展利益。比如印度教的形成就比较切合实际，它能允许各种法门的存在，更令其它宗教可以参照与改进的。
世人所看到伊斯兰信仰者最大的优点就是特别卫生，正直无欺，最不理想的是女性低于男人一等的传统主张。人类的出现，原本就是男女平衡关系，才利于繁衍生息。而任何强化的存在形式，只能是把自己高化了，而把别人矮化了。这种高矮化的传统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独裁流毒。
而且，最值得人类深恶痛绝的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在非洲一些国家里依然存在着，这种残害女性的流氓行径，怎么能继续容忍呢？

同时，在与一些基督徒交流时，他们都是一个口径地告诉听者，只有基督是真神，其它的都是假神。因为这，很多人大不认同，到是对印度教的了解，认为印度教的存在，大大地综合了多人的崇拜，符合人类总体利益。
法轮功这个新兴起的宗教法门、在被中共极力诽谤与打压的前提下，仍有不少人信仰，令世人万分地感叹。只是，不认同绝对服从不能质疑的说教。同样，任何宗教，绝对服从的教义都应是人类所不该接受的。
宗教的形成，在人类历史中，起到了约束群体，不会为所欲为，做更多不利于人类繁衍生息的事。但是，刻意地诱导人们偏听偏信的形式未免愚昧人类的心智。事实上，宗教的实际意义在人类世界里，虽更能体现出越加完美的行为，然而，一旦被邪恶心态的人利用，一样能使其变得更加邪恶愚昧。
人类的高速发展，几乎成为了不大的球村住民，地球的狭小让人们不难看到外在环境的局限性。而能在一起安度人生已形成了新的课题。在这里，要谈到的是，不要痴迷于占有，要具有突破传统占有的意思。首先清楚，发展经济比起政治运动更实际。多人最不认同的是“光着身子”去从事“政治”事业。而能使政治事业建立起来，就必须的具有经济基础。
被习共自己拿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家、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先生谈到过，一个政治事业的建立，首先要搞好经济发展，所以，他提出来的“七要素”值得多人学习：“产业支撑力；经济辐射力；文化影响力；政治领导力；社会管理力；人心凝聚力；要素集聚力（详见包永辉：《政道：仇和十年》81页）”。这“七力”之首就是“产业支撑，经济辐射”，而不是“政治领导，社会管理”。仇和作为一个高智商的中共党人，却成为了习共罪犯，他不仅是门派之争的牺牲品，或站错了队，最主要的是他所提倡的政治革命分明能要了独裁统治者的命。
同时应该想到的是：任何一个以人组成的体系，在当今人类社会，“七力”基本模式的存在是决不可少的，它已告诫人们，特别是民主信仰者，都该清楚，没有经济基础，一切政治诉求，在自己改变不了处在弱势地位之前，面对强人法则的统治者，都是天方夜谭。而能推动民主进程，彻底清理独裁统治的妙方不只是在独裁统治的地域，还很需要去地域之外寻找，才有保障形成民主阵营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自己想建立的公平社会。
而能在境外形成民主的经济体系，那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因为在独裁统治的境域内，一旦独裁者的鹰犬看到民主人士在发展经济时，就会暗地破坏，甚至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异议人士抓捕起来，并能“证据充分、确凿”地令无辜者身陷囹圄。当然，异议人士在境外建立起来民主的经济体系，独裁统治的鹰犬一样也会去破坏，只是他们的魔爪毕竟没有那么长，也无法栽赃抓捕太多的民主人士。
更应该形成的是：能让更多不同思想主张的人，都具有演变成民主人士的外在环境。这就需要任人保留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能完全成为一个思想和主张模式，敢于让更多人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利益。只要是能够壮大民主团队，能够令独裁统治者的势力逐渐萎缩，都是最上乘的谋略。
当前，人们自然乐意接受不同信息，接受不同刺激，也就会形成不同思想和态度，产生出不同行为。因此，智者应通过传递不同信息。来改变或磨合过激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因而，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我控制，而不是被强制。理由是多数人都有更强的自我活动意思，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少教授级的文人，总是抱怨人类中的广大民众觉悟太低，愿意做犬奴，或抱怨民众缺乏人权意思，思想落后，然而，他更该清楚，即使是民主国家，很多人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几乎不具备什么意思形态的概念，在这个方面，最应该反省的就是这种抱怨者。现实里，教授似的人们既然具有高高在上的想法，那么，他为民众做了多少？付出了多少？能做什么利于民众生存繁衍的工作？往往是，正因为对众民利益的漠视，才使民众不会因为他们的摇唇鼓舌而被鼓惑，因为即使民众具有较高的觉悟，形成一致的主张，他们也不会盲头瞎马地追随。其根本原因是：跟随这样的“理论家”，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展现不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大家在屡次交流时，基本都认同发展政治事业必须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素，发展经济不是目的，实现民主目标才是最大目标。试想，资产一旦到了天文数字，选择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不就有了发言权了吗？对于每一个政治家而言，资产再多，它不过就是个数字，自己享用不了多少。关键的关键，是如何拥有这样的经济势力？才有可能聚拢各式各样的人才，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
而且，真正希望实现民主制度的人们中，并不缺乏资金的投入，关键是这种投入不是赤裸裸地与独裁者作对。大凡乐于与独裁者正面交锋的人首先必须躲在阴暗角落里，不能见光。因为独裁者的杀戮与抓捕完全可以封住任何大嘴巴。到是在经济领域里给更多人提供发展民主事业机会的人们，只要能顺应自然法则，已是独裁者最不能阻拦住了的。
由于在经济领域成功的人们，虽然也有一些人具有民主思想，看到了独裁制度的残暴与危害性，但是他不具备政治远见而只能形成家族似的传承，并不热于改变社会。哪怕是改变一下周边的环境，他也是懒得用功。这样的人们，并不值得去重视，只不过政治家有着是“砖都能砌墙”的想法而不会回避这种人的介入而已。
许多人类政治思想家，不在统治势力范围内时，只能言论不能实践，而在势力范围内的政治家往往又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政客。在这里，可以断言，即使中共党魁大独裁者习近平，也不是什么抱住独裁体系不撒手的蠢蛋，但是在看不到民主社会的必然进程之前，一样不会撒手地放任自流，何况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们？
如果把世间所有人，所有势力视为生物种群，那么不同种类与种类之间，就像生物种群之间必然存在着寄生或共生关系一样。所谓的寄生，就是根据生物的寄生定义推理出来的，借喻一个能自然独立的体系而不独立存活，专门从另一个独立经营的体系获得利益的一种经营模式。所谓的共生或共栖，也是以自然中两种或多种都能独立生存的生物又以一定的关系生活在一起的现象，借喻体系与体系之间优势互补，共同存亡的模式。让世人看到的，有很多的不同见解的人，在利益面前，因为需要，难免都会进入民主阵营中来。
日本的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不论何时，你只要有一颗谦虚和开放的心，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坦然的处世态度往往会使人更加聪明。”
人类上，最聪明的人应该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现实是，很多的所谓的政治家真的不如一个企业家聪明。因为企业家懂得即使空手套白狼，也需要借助一些必备的条件才能下套。而很多政客偏偏是假惺惺的空口说白话，就想套住更多的“白狼”，试想，何时何地为什么能行得通？
不论何时，在事业的入口处，把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事业中，就应经得起考验，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创新的快感，这种快感，虽然十分艰辛，却是唯一的生存之路、成功开拓之路。
《天下论》偏重于到新的地域建立民主区域，虽然也不否定在独裁地域里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但在独裁地域外建立起来更多的民主社区，形成孤立独裁地域的政治模式，已是智者的行为。但有一些同仁很不赞成所提倡的在周边国家选址，理由是，离独裁统治势力范围太近，其鹰犬很容易抓捕异议人士。但是，这种同仁，仅仅看到了王炳章、彭明被抓捕，却看不到王彭为什么不能避免被抓捕？中共鹰犬是很邪恶、残暴，但他们也有致命的弱点，只有利用这个弱点，才能战胜它。倘若连这种弱点都看不到和不能加以运用，还谈建立什么民主社会，不是哗天下之大稽吗？
《世界上下五千年》里，有段“孙武论兵”篇里，有这么四句话很值得我们领会：
1、策之而知得失之计；2、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3、形之而知死生之地；4、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过去看《孙子兵法》，不过就是人云亦云，或者是因为兵法上的问题多于思考如何用兵的道理，而在《世界上下五千年》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上如何用兵的问题，还有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如何面对客观现实，进行必要的“知己知彼”，特别是懂得如何 “成计”而不是 “用计”。孙子虽然没有详细地告诉我们如何 “成计”，却告诉了我们，不 “成计”就不易计算，就很难形成胜算的对抗势力，更不能具备清理独裁统治势力的民主阵营。
而《三十六计》虽然告诉我们如何 “用计”，但我们不具备“计”的基础时，也一样的不能 “用计”，更看不到“计”的形成需要哪些自然条件。这就让人们捧着经文依然是盲人摸象地找不到所需要的捭阖策略，使人们不能够呈现出比较完整的铲除独裁统治势力的“民法要则”。更何况，任何兵法都没有告诉现实人，新时代所具备的自然条件，采取什么手段才能令独裁统治势力逐渐消亡，不会再生。
同时，还是在《世界上下五千年》里，孙子篇中，还看到了一下12条经文：
因利制权，因敌制胜；奇正相生，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击其惰归；
我专敌分，以众击寡；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示形用诈，诡道取胜。
往往，处在弱势地位的人们所缺少的就是智慧上的领悟，并不只是缺少战胜对手的条件。特别是，任何谋略的运用，都不能缺少人气。换言之，一个诸葛亮，到头来，只能败坏自己创建出来的基业，却不能长久地保护好自己的基业。曹操集团虽然不被称道，但历史已经告诉世人，他们之所以建立起霸业，形成了自己的成功集团，最后吞下了蜀吴，就是因为智者成群，斗者成堆，并能汇聚在一起。
而民主阵营的成功建立，就是能聚集起来更多的人。
独裁者虽然暴虐，又能野蛮地驾驭群体，那是因为这个群体不具备反抗的条件，一旦这个群体具有了反抗的自然条件，独裁者不被推翻，那才是不符合天择大道。
现实里，越是有才的人，越易具备更多的缺点，这种人，往往不拘泥小节，乐意从大处着眼，形成有限的、却又实际的氛围。在这里，给愿意承受能量的人设想出一个简单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一个人能承担的格局有多大，看他是否具备这三点就不难看到了：
1、能承受多大的委屈？2、能承担多大的责任？3、能承载多大的使命？
一些人总是善于用承继下来的传统思维来思考问题，常常是用已经成功的事例来对比，忘记了，时代的进步需要不断更新旧有的进取模式，特别是赤裸裸的武力手段尚处在绝对弱势的前提下，根本就行不通。王炳章、彭明等等先生们虽然很勇敢，但他们的一次次地尝试告诉了世人，采用武装推翻独裁统治的模式不符合现实。而西方的“和平演变”模式虽然值得借鉴，却不能照搬照划。只有开拓新的道路，综合使用战略，才能找到通途。
也有人会说，刘晓波先生的《08宪章》并不推崇暴力，不是一样行不通吗？但是，大家该清楚，《08宪章》是诞生在中国境内，而中国境内，尚有武装到牙齿、决不放下独裁统治的流氓无赖，《08宪章》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境外，就不可能不能普及，只要其纲领根据地域的实际能够得到一定的修正或补充后，普及它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
而幻想采用暴力来改变独裁制度的人们，如果处在十分弱小的境地里，确实不切合实际。特别是，在独裁统治区域，十分恐慌民众造反的统治者，几乎不准异声的存在，何况要他们命的暴力？他们会任由其做成吗？
老子有一段“为了避免物极必反、导致衰落，就要去甚去泰去奢”的论述十分哲理。任何时候，成功的创业都能把握住度，若不能把握，要么就是停滞不前，要么就是自我失败，没有成功之理。而且，任何时候，智者都知道，不能背离自然演变的法则，若是背离，就会被自然淘汰。
也是说，作为民主人士，虽然很需要铲除独裁统治，使独裁国家早日脱离魔爪。然而，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行不通的，首先，要弄清楚，独裁者的承受力足以平衡掉对他们所采用的暴力手段。只有和平的手段，是独裁者没有能力破坏的。他们的短板不是弱者拿起刀枪来进行武装暴动，而是采用和平的手段，足以四面围剿已不得民心的独裁势力。
这种选择，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切合实际地走出来以后，在具体的操作中，面对困难能够化解一些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先天条件，使不利变有利。老子还告诉国人：“要想弱之，必固强之，要想夺之，必固与之。”
虽然人们所理解的是不怕给对手一些恩惠，但在实际运作中，很难不产生一些悖逆心理，认为与邪恶势力势不两立才是正确的大道。而给与其优待未免纵容了其越加邪恶。而在客观现实中，真正想抓住对手，为民而动，就应该采用各种实际的可行手段，才能在搏击中胜出。而当前，最重要的能让对手无法下口，民主事业能够蓬勃发展，已是民主人士急需思考的创业主题。
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老子伟大的高论，而人类到现在，能够借鉴那么多的经验教训，为什么就不能在推动民主进程中迈好人类当前的前进步伐呢？难道广大民众真得就这么愚鲁吗？特别是那些总是因为被独裁势力迫害过重的人们，只要有人提出若能推动民主进程，与流氓握手言和也可以时，就会加以斥责，仿佛与独裁者握手，就被收买了一样。而在这种主观意思里，尚有政治能见度不低，思想基础不凡的人，也是如此。
凡是处在弱方地位的人，做梦都想推倒时刻强奸他们的独裁统治集团，并且，做梦都想人类上所有的独裁统治者，都能尽快地寿终就寝。但是这种梦想，如果仅仅的停留在梦境里的话，未免太抹杀了民众的心智，使民众中的佼佼者不能及时地服务于人类。
推动民主进程的对手就是给自己把推动者这种人制造成敌人的流氓独裁者。然而，在这里，欲告诉大家的是，能推动民主进程的人们有必要跨过暴力时代，应该不再树立敌对阵营，而能够把不同行为的人视为不同见解，不同利益的拥有者。
只有能这样，才能避免与独裁者的思维相同。并想到，刘晓波先生为什么宣称“我没有敌人”的政治意义。
又想到，人类为什么非要杀来斗去？难道只有拼得你死我活才能解决问题？世界之大，派别不同的对立者，为了息事宁人，怎么不可以走出去，或者是离开是非之地呢？因为，真正的人生意义不是消灭敌对势力而非要形成唯一的选项，让智者更该思考的是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实在不行，可以远离。
前面就提到过，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就有过和平撤离，那个时候的当权者让人民为他们拼命，给他们制造财富，但不顾人民利益，鱼肉人民，摧残人民，结果导致了弱势群体不得不和平撤离，使那个国家在外敌侵略时，显现出了能剥夺权利人权力和生命的外敌侵略者对他们也毫不手软。事实上，若没有弱势群体的保护，统治者也一样很难存活下来，于是就不得不妥协，把国家权利与民共享了。
所以，能剥离民众与统治者互相依存的状态，才是民主政治活动家的重要任务。
今天人类所有的独裁制度下的统治者，也是如此这般地掠夺民脂民膏，强奸人民，不顾弱势群体的实际利益，骄奢淫欲，贪图强占，残害民众，导致绝大多数人没有最基本的人权，独裁者并利用手中的屠刀，时常架在弱者的脖子上进行掠夺与震慑。而在这样的局面里，那些不愿意受压迫和奴役的人们，该若何选择呢——撤离！和平撤离！仿效古罗马人，对付权力阶层，不合作，走出国门。
这种选择，是最理性的选择之一，它能配合着国内合理的抗争，使事态的发展更有利于民主事业的成功。
同时，也确实减少了制造事端的人们，不得不偷越国界，被迫流亡海外，到了不得不跳机避难的程度。还如同高智晟，为了躲避魔爪，欲逃离国境，反而被锦衣卫似的国保严加控制，至今杳无音信。
而且，中国领域里，有个台湾和达赖集团存在。台湾的蔡式政府，由于过于弱小，尽管敢与习共对抗，也不能让独裁者投鼠忌器，甚至像马英九这样的蠢蛋，基本是配合独裁者的行止，到了今天的蔡英文，还是不顾大陆民意地对付大陆逃过来的难民。这样的事例告诉世人，完全依靠台北政府和依靠财经都已捉襟见肘的达赖流亡政府真的没有希望，只有从新建立起来民主地域，才是破局的首要选项。
当然，台北政府如果能帮助中国大陆民主人士在新的地域建立民主社区，就更利于独裁者的消亡。而达赖流亡政府，完全可以依托印度势力的保护，形成自己逐渐强大的领地。
世人已经清楚地看到，台北也好，达赖集团也罢，只要同大陆民主团队一道，在实现国家全面民主的道路上同进，都会自然坐大，都能早日脱离弱小被欺的窘境。关键是，他们的政治眼光不能局限在自己的政治、宗教领域里走不出来，应能利用当下共产党不得民心的大好机遇，进入新的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还要清楚，真正没有信仰的人，往往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这种人很容易存在一些实际的问题，起码是自私自利的不能退让，不能宽容，更不能为群体义务服务而毫不羞惭。最好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做了一些不得不服务于群体利益的事情罢了。
人类里，独裁统治者总是需要一个紧箍咒来驱使群体，甚至是自己的思维也离不开被短视捆绑，许多国家虽然并不想让自己的民族受到蹂躏，但是，由于独裁的刺激使独裁者选择的就是蹂躏群体，使被蹂躏的民族不能够更自由安全地生存。那么，这样的国家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较理性的人们从来就不赞同无益的约束，尽管都应该被道德标准约束，然而这个约束首先是能约束权力人的行为，规范到法制的框架内，才能符合人类存在的最基本原则。任何凌驾于法制之上的统治者都自然会脱离道德的约束，甚至更加邪恶。
在人类上，不论谁做统治者，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恪守法度，不再刺激感官或不能践踏群体人权，那么这样的统治者完全可以存在。否则，存在了就是抹杀良智，那么挤掉它就已符合天道。关键是弱势群体，在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首先要清楚什么是天道？应如何顺应天道？怎样才能督促悖逆天道的流氓无赖们服从天道？
任何时候，新的时代，国界的存在应该是利于国际上的民族团结和生存，不利于团结的事，甚至是影响了正常的群体生存，那么这个国界的存在就是有害的了。而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们，一旦选择跨越国家领域乃是为了更好地存在、就应该受到保护。
是说，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任何形式都应该存在，一旦发现向有害转化了，就应该有能力取缔它。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也好，叙利亚也好，以及中国也好，朝鲜也罢，强人或独裁者都在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形式存在。因为，存不存在，不都是由得民众群体做决定。
但是，世人看到的，这样的存在依然会消亡陈旧的对立形式。因为依靠枪炮来维系生存的模式不会长久。直到会有一天，只要不作死，都会坐下来，认真地进行和平对话或妥协。
既然现在的国家模式，随着时代的演化，已经大大羁锁了人类活动的自由，特别是严厉的控制使一些生活环境条件较差的人们跨越国界时，很容易成为偷渡者，而真正的国界形式其实就是利益统治集团所分割的利益区域，几乎与弱势群体没有什么利益，特别是在没有人权的无赖党国里，国界的划分，就是在掠夺民脂民膏上更便宜不被别的掠夺者抢夺，并能使自己所驱使的民众为他们牺牲。
而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独裁统治集团的存在，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自由和公平拥有，弄出来的问题多多，又没有决定权。那些独裁者，自己得赃不说，还决不允许大家分一杯羹地自然产生出来对立的诉求。
也能看到，真正有良知的势力人，会帮助弱势群体走出穷困，而独裁统治者，往往却是杀戮正义，昧灭良心，做着男盗女娼的邪恶勾当，使很多遵循大道的无辜者不能正常的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也就被动造成了恶极善来地产生出根本变化的最终结局。
也就是说，在私天下里，量变是群体推动的，但真正的质变往往是独裁统治者自身造成的。因为多数独裁者绕不过“物极必反”这道坎。只不过，弱势群体在加速独裁势力倒下的过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量变作用。
最重要的，还是民主事业的领军人物的合理带领，才是导致独裁统治产生质的变化的主要因素。
更可见，居生在党国里的人们，时刻提心吊胆地承受着统治者的侵犯与残暴又无可奈何。特别是所谓的法制不是对整体人群的约束，仅仅的是对付弱势群体的国度里，弱势群体中的人们不提心吊胆地活着，反而不正常了。他们在形成推力之前，基本也是被迫的，或者说形成了自然的反弹而已。
《天下论》还告诉世人，邪可以一时压正，但不能永远压正；告诉世人，人类虽然被197个利益集团以国家的形式来划分占有，但国界的界定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土地方面的施用上，国界的界定只能是一种形式，在利益交换中，国界的影响并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固化。只不过，弱势群体在某个国家或地域一时尚无条件地被盘剥，被奴役，实在是有走出去的必要。
前面说过，宗教的区别与差异，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基本涵义没有太多分别。是说，佛道神所告诉人类的，就是在来世当中，人本体和灵魂存在的更美好一些，安逸些。但教派不同而相互攻讦的人，乃是一种短视行为，凡是宗教信仰者，都应该能互溶并存，才能真正地符合教义。
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应该以先存在为前提，其自理都不能被外族歧视或废弃，应该相互融合和互动逐渐进化。人之间，互惠互利才是大道，凡是利用民族的不同伤害他族的，都是卑鄙的，无耻的行为，也都将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更显而易见，邪恶势力可以一时强大，由于它以危害群体利益为生存条件，利用群体不能抱团、抹杀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为手段的，所以它不会长久。任何邪魔再强大可在人类总体利益面前，都会黯然失色，而光明的、和平的未来是人类总体目标。
倘为实现这个目标，就有不再被邪恶势力长久践踏和控制的需要。然追求未来利益的弱势群体将以公正、民主、共赢为最基本的行为标准，才能达到预期。
《天下论》反对固化民族分别、国界界定，所提倡的是民族大同、天下大同并能互溶，其意就是打破被独裁体完全垄断的危害。只有群体利益被至上，才能使人类安定，人民幸福。
《天下论》的论述是没有敌人，只有角逐对手，普天下能逐渐形成新的发展秩序，又能抛弃杀戮与无辜限制的延续。这也是以刘晓波为领军领袖们一贯推崇的。
在《从零开始学创业》第77页中，写道：“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大自然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也自然会使每一个具有独有的风格与优长，也会顺便打包给每一个人大小不一的缺点。事实上，那种真正能干事的鬼才通常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而那些毫无特点，毫无个性的乖乖派虽然容易得到许多人的好感，但他们的惟命是从也往往说明了他们的能力的欠缺。”

独裁集团不缺少平庸的吹捧者，护法者，但缺少的必然是“鬼才”似的人物，而开创基业的初期，只有“鬼才”才是打天下、迎得天下的高手。在对付独裁势力的时候，也只能采用巧妙的手段赢得时间上的差异完成欲完成的使命。
该书开篇还写道：“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激情、艰辛、挫折、忧虑、痛苦和徘徊，而且还需要付出坚强不懈的努力。创业者除了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外，更应当懂得创业的知识，掌握创业的方法和技巧，并能借鉴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科学创业，高效创业，使事业更快更顺利地发展壮大。” 
仇和作为中共国里的一位政治体制改革先锋，他却因为“受贿”而被判处了14年零6个月徒刑，作为云南省副书记的仇和，说他受贿“3000余万人民币（包括物件折价）”，这种计算法虽然在中共法律上移花接木也讲得通，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高官，如果都用这个方式来衡量，定罪的话，包括习近平在内也会成为罪犯了。
因为，现实独裁的中共管理体系，已经到了无人不受贿的程度，抓住谁，谁就是罪犯，一点也不夸张。只不过，中共的内斗，是因为他们的意思形态至今还是以“斗争”为手段，不是因“竞争”而上位，才出现了许多的“贪腐分子”。世人已清楚，人类上的独裁国家里，今天的“反腐”干将，很有可能是明天的“阶下囚”。因为，他们都具备了“腐败”的事实。
然而，弱势群体中的精英，最大煞风景的是不能成熟自身，往往纠结在同类之间的琐事上。这种现象普遍体现在民主阵营中。仿佛民主事业也没有他的攻讦就显示不出他的存在一样，他必须的进行撕咬。达到的就是内耗不止，耽误了推动民主进程的正事——他也找不到推动民主进程的路数。更多的人，基本不知道如何为民主事业尽力。只凭借自己的冲动进行一些折腾的手法演练了似乎正确的剧码，也就很易导致被独裁势力的爪牙立刻拿下的恶果。
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么一段话：真正成熟是经历了世态炎凉之后的通透，是饱经沧桑之后的洗练；而不是经受挫折之后的苟且。很多貌似成熟的人，就像没有成熟就落到地上的果子，看似成熟了，实际上是被虫子咬了，烂了。
从中便恍然大悟，并总结了几个真正成熟的标准：
一、不因异声而烦恼；
二、不为功利所迷惑；
三、不纠结某件事上；
四、更能接纳歧见。


                                               2019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