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以《程序论》视角分析人类起源及人种等相关问题（17/20）周晓（粟小舟）

社会是指人类群体的活动和居住的地方。文明社会是指有冶炼，文字和城市的三项都存在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三项全部都存在才是文明社会的特征。在石器社会，这三项中任何一项都不存在。本文的前面已论及到，按《程序论》角度，文明社会和石器社会的不同来自被造人类批次的不同，前者是高智商人类的一批，后者是不同等级的低智商人类的若干批。

文明社会与石器社会对应。文明社会是从石器社会脱胎换骨，脱颖而出的社会。文明社会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包括对立的社会制度，如专制和民主制度。文明与文明社会的含义大相径庭。

文明是对应野蛮而言的词汇。常见现象是，把文明与野蛮对立的含义植入了文明社会的含义。于是，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成了一对不该成对反义用语。

文化是一定包括文字在内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特征之一是文字。因此，文化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已实现下才出现的生活方式。在5千5百年前人类最早的文字，苏美尔文字被发明之后，生活方式中因为有了文字及文字的流通，人类才有了文化的开端，它标志着当时的苏美尔人有了地球最初始的文化。而在同一时期，尚无文字出现的地域的人类，应归类于没有文化的人类。

中国是否曾经有过夏朝的存在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传说大禹因治水成功而成为了夏王朝的国王。在相传中的大禹领导应对黄河泛滥的抗洪过程的叙述里，从未提及城市市民和金属工具。不过，既使夏朝存在城市和冶炼，但是因为文字尚未被发明，夏朝的社会还是不能被视为是一个文明社会。

然而，从大禹能从抗洪的方法由正面堵截转变为水道分流，可见大禹这批人类是属同批现代人类：高智商人类。抗洪方法的转变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挖掘到高智商潜力的初期效果，这从侧面增加了大禹治水故事的可信度。

传说中的夏朝是4千年前，这个时间低于大洪水出现的时间4千4百年前。殷朝始于3千5百年前，这样，传说中的夏朝大约持续了有5百年。

在4千4百前年至6千6百年前的之间，如果中国的中原地区曾经有过人类，那也被诺亚方舟那次大洪水消灭殆尽。应该留意到，夏朝或称其为一些部落的存在是可能的。传说中的夏朝是距今在4千年，晚于大洪水发生4百年。如果花两年时间徒步从两河流域或古埃及到四川或河南一带生活，可有一个祖辈相传约为20代的历史时期。因此，在时间上是合理的。

殷朝的初期和中期有了城市，冶炼（青铜的）。到了该朝的后期，距今约3千2百年，有人发明了象形文字甲骨文。按文明社会的特征，自这殷朝后期，中国开始踏入了文明社会的行列。因此，中国客观的社会文明史是3千2百年，而不是主观的5千年。梁启超的中华文明5千年是没有考古发现支撑的，这让现在有着过激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尴尬不已，因为中东两河流域的文明社会早于中国的文明社会竟然高达两千多年，是一个整整从中国第一个皇朝秦朝至今的年数。

在这批现代人类的皱褶大脑皮层的信息数据库中，因增添了文字和音乐（包括制作乐器，声乐技巧，歌唱表演，歌曲旋律，歌谱作曲等）的内容，就相当于对每人添加了可被搜索的新目标。为此，程序的设计制作者（造物设计者）当然会相应地增多搜索的途径，并且相应地改进与新增内容有关的程序。

现在多数的音乐人的各种音乐知识来自后天的积累，这样积累的存储之处是海马体。若积极积累，大家积累的量及其内容相近。如果要有突破，标新立异，就需潜心思索才可能有所创新或说发明。这样的思索是到每人天生就有的脑部信息数据库去搜索（用内视系统去看）查找储存在那里的现成的相关信息，譬如，有歌词的歌曲的模型，表演方式的模版等。此刻提到的创新是指对世界级的瓶颈的突破，不是在前人已创新了的框架里的变化。

歌声加入歌词后，虽然对具体歌词的理解会有所不同，但是歌者们会在歌词牵引下大为丰富各自的想象意境。

因人类是神类自身的克隆，故而可倒推出，在神类社会里的歌唱爱好者所唱的歌曲是有歌词的歌曲，并且歌者的数量应会像在人类社会一般，为数众多。

（如用手机，打开视频后，还想方便回到此文，只需用手指从该视频的最下端向上推移使得视频缩小。这样可以做到文章和视频之间的便利切换。）

注释：它源于剧作（英国）莎士比亚，作曲（意大利）Nino Rota，钢琴（阿曼）Joslin，提琴（土耳其）Emily Burak。据说，这是莎士比亚根据发生在意大利维罗纳的两个仇家后代相爱故事为蓝本的创作。该主题曲是来自于一部一九六八年首映的英国与意大利合制的电影，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茱丽叶》众多电影版本之一。

人类的情感基因的作用有时会显现超强的力量，且不分人种。为了爱情，意大利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项羽与虞姬，一对白种人的年轻人和一对黄种人的年轻人，不期而同地双双选择了自杀。笔者曾为项羽和虞姬的悲剧写过短评和七律登在《北京之春》上。该文章是：中国古代汉人极端的情感故事-粟小舟。

北京周口店猿人是中国人和部分亚洲人的祖先，此为不少中国人的共识。在细胞内的程序被发现之前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这种认识大致说得通。

不过，只能说大致是因为在达尔文所说生物的初始点，就已并不符合《进化论》的逻辑。达尔文认为，所有生物起点是一个微小之物，可是这与优胜劣汰相左。

在细胞内的四个不同碱基构成两套2进制程序（人类是用一套二进制编程）被人类发现之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应被颠覆性地被推翻。但因《进化论》的进化意识已实际地被公众认为是科学常识，作为 “认识势力“ 而存，它难以在短时内被颠覆。然而，从程序的存在，设计的存在的客观事实，可以合理地推出设计者必然存在的结论。于是，人类是被设计而出理论《程序论》应时而生。《进化论》将会逐渐地最终被人们抛弃。

在1871年，达尔文提出了人类是由猿类演变而来。之后的考古工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延顺这一思路作为考古工作的指导，去思考考古的新旧发现。笔者认为，周口店猿人和地球上其他猿人一样，是在造物设计者的设计制作人类过程里，在若干批次中的，最低智商人类中的一批，被考古工作者取名为猿人。

下面视频中的一位考古学者与千千万万他的同行一样，是用被达尔文洗过脑的，根深蒂固的进化思路来描述人类起源的。

从《程序论》角度，民族主义是来自人体内的自私基因（程序），是自私意识范围的扩大。它范围可以表现在小集体之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星球之间。

民族主义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意识形态，虚荣意识常伴其侧，甚而如影随形。民族主义者面对确定的事实之时，有时感到不快或尴尬。人类虚荣心是来自于人体细胞核内的自私基因。

民族主义被统治者和政治家用来为各的统治和政治目的服务，在现代人类过去，现实，和未来，大抵如此或将会如此。它表现在人类侵略和反侵略的，无休止的一次次事件中，已成为规律。客观上，入侵行为和反入侵行为的驱动力都是源于人体的自私基因。自私基因会自动产生自私意识，民族主义是其中的一种。人类历史证实，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容易被调动起来的与生俱来的情绪。天生的自私基因等在每个人的体内，随时可被轻易地启用或说调动。

国家总是包含民族成分，因此国家间的攻防总是捎带着民族意志。在世界历史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是因为报复，多数是因为利益，少数是因为利益和正义，常见的口号和旗帜是为了正义，但是国家间纯粹是为了正义，而不考虑国家利益的战争，实际并不存在。

自私基因是来自于造物设计者的设计。这个基本设计考虑应是，只有每一个人，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都自私，才能达到整个人类的存活效果。这种考虑的核心是：要保护自己。这种设计对各物种内部和对各物种之间都有功效。《进化论》把这种争斗的动力归于抽象无形的大自然，而《程序论》将其动力归于细胞核内的众多基因之一的自私基因（由生物程序构成的）。把自私基因说成别人有，而自己没有是不客观的。假设人类没有自私基因，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从其出现到灭亡会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