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万物皆备于我，天下终归为公/余东海

性善论不仅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一切正学正见的基础。不明性善的人物，不配为学者；不明性善的学问，不配为正学；有违性善的知见，不是正知见。《二程粹言》记载：“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学。知性之善而以忠信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儒家性善论有二层意。其一、意谓本性至善，无善无恶；超善，超越善恶。其二、意谓善习比恶习更为根本，更难拔除。孟子说的良知良能和人皆有之的四端之心，就是更加根深蒂固的习性。注意，阳明子的良知指本性，孟子的良知指善习。人类好到毫无恶习不容易，坏到毫无善习更难。一个人一辈子不做坏事或许可能，一辈子不做好事绝不可能。

钱穆先生言：“我们该有一个信仰，那就是人性善的信仰。”本性至善，既是儒家的信仰，也是本性的真实，是儒家一大真理。无论人类恶习怎样深重，都无碍于人道的美好、人类的伟大和前途的光明，无法阻挡太平大同理想的最后落实。因为习性易恶，良制良法是必须的；因为本性至善，良制良法是可能的。

《易经》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王阳明言 “无善无恶心之体”，都是指向本性的。本性具有形上性，即超越一切现象和善恶对立的超越性，故言无善无恶，亦可称为至善和超善。关此，李颙《二曲集》中有一段问答甚好，录此共赏：

“曰：阳明无善无恶之旨，诸儒终不谓然。何也？先生曰：此诸儒文字知见，学不洞其大也，所见者形而下。其形而上者原未之深浅也。性本冲漠无朕，不可以善言，凡言善者，皆就其继之者而名也。若论无声无臭之本善，犹不可以强名，况恶乎？故无善之善，乃为至善。有意为善，虽善亦私，此阳明立言之本意也。”

尝闻人言“善恶同体论”，后又闻“正邪不二论”。此论出自正元厅友，他说：“由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到正邪不二，这一步很难。”皆邪说也。说正邪善恶皆良知所发，可；说良知善恶同体、正邪不二，则万万不可，绝对不行。良知本身则是无善无恶的至善，绝无丝毫邪恶沾染掺杂其中也。

说人性本善，当然不能否定习性易恶。王健厅友言：“儒家多从性善处着力，故言则。它家多从性恶处着力，故言诫。”东海曰：非也。儒家对习性易恶的认识特别深刻，也有很多戒律，有批判、惩罚罪恶的严厉。仁者能爱能恶，从善如流嫉恶如仇，仁政扬善惩恶，义刑义战，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和大复仇，都是双管齐下的表现。故儒家既从性善处着力，亦从性恶处着力，双管齐下。

所有人性论中，只有儒家性善论是正确的，符合人性的真实。持性善论者未必是儒家，佛道主流也是性善论；是儒家正宗必定持性善论，圣学王学毫无区别。非性善论者，即使称为儒家，也是儒门外道。

不信性善论，必然未见性；信奉性恶论，最为颠倒见。性恶论是原则性的道德愚昧，昧于“性与天道”之至善也。以天命之性为恶，是对人类生命最根本的轻蔑和诬蔑。

学绝道丧、人性败坏的时代，最容易产生和流行性恶论，流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现象。这正是《竹书纪年》产生的背景。正如礼文厅友言：“魏国这群士人想象，现在春秋战国人性这么坏，各国的政治都是这么龌龊，古人能好到哪里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古人更坏，被人讲得好听而已。”

《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有学者认为是魏国的史书。这个判断应该相当靠谱。《竹书》一些内容，与儒经和正史有极大差异，如舜杀尧、禹杀舜、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等，应出自法家之手无疑。反对儒家思想和王道政治、爱好伪造历史是法家两大特色。或者当时魏国史官是法家，为魏国非儒家、去周礼之变法造势，或者如元士所说，其书为当时或后世法家所篡改。

民国仿佛战国，流行三不信：不信儒学至正，不信本性至善，不信人间有真君子。这是家国天下的悲哀，也是不信者的悲哀。不认识真理，不认识自性，不认识君子，岂非人生最大的愚昧和悲哀。

注意，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是两回事。恶习再怎么深重，不影响人类本性至善。认为西方法律建立在性本恶的基础上，是一个持久而普遍的误会。东海多篇旧作指出，人本主义是准性善论，一些西方大哲和自由主义大家，对本性之善或人性中的善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只是不如儒家深刻而已。

唯有深明仁性之善，才能充满仁爱之心。罗曼·罗兰《米开朗基罗传》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东海学舌曰，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政治美德，那就是在认清民性的丑恶之后依然热爱人民。

此唯君子能够。只有君子才能明知人性本善，明知丑恶并非民之本性，而是被不良的学说、制度和社会环境恶化的。民性丑恶，罪在上层建筑。最好的爱民，就是重新建筑上层，让人民越来越幸福富乐而可敬可爱。这就是王道的根本宗旨。

唯有充满仁爱之心，才能建设王道政治。敬天保民、亲亲尊贤八个字，是王道政治基本原则。自由民主虽能保民，不能敬天，也不能亲亲尊贤，不无可取，终究有限。因为不能敬天亲亲尊贤，保民方面也难以做好，只是以法治保障其人权自由，不足以导德齐礼、有耻且格也。

美西的好是两极主义的坏衬托出来的。与老母猪站在一起，再丑的人也是可爱的。未来真正美好的王道一出，美西将黯然失色。在野厅友言：“修身为本、亲亲为大、尊贤之等，是修、齐与治平的三大标的，都有经典依据，也为历代圣贤所高度认可与推崇、践行，也为儒式王朝所认可。亦是未来中道仁义中国的必备。”

过而改之和不贰过，是一种君子修养，也是王道政治题中应有之义。王道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王道君臣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知错必改，改之必严，不再重犯。

此唯儒家政治能够，自由主义不能，或者做不好。至于极权主义，所作所为必然相反，惯于文过饰非，掩盖问题，甚至将发现问题、指出错误的人解决掉。儒家是从善如流嫉恶如仇，极权主义则是从恶如流嫉善如仇。

仁爱之心属于内圣功夫。论内功，儒士初级，入门而已；君子中级，略具规模；贤人高级，刚劲雄厚；圣人圆满，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士君子和圣贤都可称为仁者。仁者具有受命而王、则天制礼的资格。

受命和则天，唯仁者能之。《汉书·刑法志》“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此之谓则天制礼。唯有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者，方能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内圣外王为体用关系明矣。

没有内圣功夫就没有外王追求和建设。云天厅友言：“没有胸怀天下之仁心，设计不了帝尧这样伟大的制度架构。”然也，不仅此也，没有胸怀天下之仁心，连抄作业都抄不来。别说礼制，民主制也抄不来。没有仁心者为政，建起或抄来的只能是恶劣的制度。胸怀天下之仁心就是内功。

中国未来的发展大方向，应该是、也必然是王道自由。一步到位或许很难，很可能是先自由化，再王道化。但这个大方向不会变。仁本主义体系就是为这个伟大的未来准备的理论工具。

所有封建制礼法、郡县制礼法和家天下君主制的礼法，整体上都不适合现代社会，但礼法的精神万古长青。新礼制应该吸收传统制度中某些适合现代社会的具体规则设置，更重要的是继承王道原则和礼法精神。法本于礼，礼本于义，义本于仁，仁即性天。礼制是贯通内圣于外王、人道与天道的关键。

同时，传统的礼法也存在很多局部性精华，值得融摄。云天厅友言：“王制九州、五服四海、天下一统观念，再加上井田制度、礼乐制度、设官分职制度、选贤任能制度、巡狩和朝会制度、九州十二牧区划制度、刑讼制度，一个制度体系完备的天下一统的王道中国就形成了，这都是黄帝、帝尧、帝舜的伟大智慧和功劳。”

然也。这种种制度设置可统称礼制。礼制形式历代各异，古今不同，新礼制自有新时代的特色，但礼制的原则和精神一以贯之。其次，尧舜时代的制度，对于新礼制仍然极具参考借鉴的价值，不少设置可以古为今用。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都是好东西，值得吸收。只不过，它们落入物本主义哲学、党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它们就有名无实了，就架空、虚置乃至颠倒了。社会主义就像邪恶之沼，任何好东西投进去，都会变成面目全非。

这些好东西必须统摄于好的文化体系，才能落到实处。统摄于自由主义，也可以有所落实；统摄于仁本主义，可以落实得最好。

传统的光明面由古典仁本主义缔造，西方的文明性由人本主义奠基。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完全可以全面吸收传统和西方的精华而开创新时代的仁本主义文明。王道新辟，中西合璧。

这是现中国最美好伟大的事业，需要一大批仁精义熟的理论家实践家，需要广泛团结凝聚佛门道门自由门中的有识有志之士，共同努力。这又有赖于一定的言论权结社权和教育权。现在儒门依然淡泊，还需要继续成长。辟马弘儒争取自由，是士君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古代名匠铸剑将成，往往需要滴血以祭甚至献身以炼。《吴越春秋》中记载了干将师傅夫妻俱入冶炉、以身殉剑的行为。仁本主义学说就是吾为新王道所炼之剑。我以我血荐仁学，已经为之耗尽大半辈子心力。如果有必要，祭之以这条老命，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传科学家卡尔萨根说过这样一段话：“那些恒星间的遥远距离，其实都是上天有意为之，他让不同物种和天体彼此隔离，只有那些有了足够自我认知和判断力的物种才能解除这种隔离，安全穿梭于恒星之间。”

说得好。百年浩劫也是上天有意为之，是上天为了让国人领教反儒崇马的可怖可耻。只有那些对马家的反常和儒家的正确有了足够认知的正人君子，才能解除极权主义的恶咒邪灵，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的辉煌。

以一句儒联自勉并与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勉：万物皆备于我，天下终归为公。集句联。上联出自《孟子》，下联取自《礼运》。

万物皆备于我，是内圣境界。天下为公，为王道追求，天下终归为公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儒家的一种历史信仰。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升平世，无论经历多少天灾人祸艰难险阻，终将重建新王道，最后升进太平世，实现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