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顶层专制是死胡同

关美文

大一统价值观从孔子的“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开始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就把所有“犯上者”称为“天下共讨之”的“乱臣贼子”，于是乎“非王即贼”，没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以遁身。于是士子们一旦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失去归属，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在儒家那里，“统一”是至高无上的。

《春秋公羊传》首页云：“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大一统，“统”何谓也？一言以蔽之曰：尊“王”而已。“大一统”的世界，就是“王”的世界。在“王”的世界里，时间以“王”来标记，空间以“王”为中心。

一，时间以“王”来标记

以“王”来标记时间叫帝王纪年，包括两种方法：

帝号纪年。西周共和十四年后，周朝史书中出现了“宣王一年”、“宣王二年”，鲁国史书《春秋》写的是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这“宣王” 和“隐公”均为帝王诸侯的谥号，即帝号纪年。帝号纪年也称为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即以王公在位年数来纪年。如《左传•骰之战》：“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指鲁僖公三十三年。《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

年号纪年。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使用年号 “建元”，始用年号纪年。其后历代帝王都仿此而建制自己的年号，并用以纪年。自汉武帝至清宣统，在2051年中，共建立、使用过600多个年号。如《岳阳楼记》里的“庆历四年春”、《琵琶行》里的“元和十年”、《石钟山记》里的“元丰七年”、《梅花岭记》里的“顺治二年”等。

日本在大化改新时学习中国，使用年号纪年，至今仍在使用。2013年就是平成25年，可以简写为H.25。

中国古代开始有确切的纪年是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辛亥革命后颁行中华民国纪年，以公元1912年为民国元年。

民国元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民国2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本来，袁世凯和革命党共同开辟一个新时代，他就应该建设好这个新时代的秩序，可是他却想回到皇帝领导一切的时代。

为此，袁世凯绞尽脑汁构想出了“洪宪”年号，这是更新时代的“中华帝国”年号，这是一个短命皇朝。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宣布第二年改元“洪宪”，到1916年3月22日不得不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一共坐了83天的未正式登基的皇帝。

二，空间以“王”为中心向四周展开

大家只要看看皇宫设计图就明白了，皇帝办公的朝堂即庙堂就是以“王”为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全国人民的中心，恰如众星朝拜北斗星。正如我们以前红歌所唱，“站在边疆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在《尚书》《周礼》等典籍中，详细地刻画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统御八荒，其亲辖的方圆千里之地，称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据与天子关系的亲疏以及所尽义务的不同，围绕天子排列成一个个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圆，分别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天朝的统治者们根据 缴赋、应役与朝贡情况，对复杂的同心圆进行了简化，将天下分为“化内”、“羁縻”、“土司”、“外国”等。但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沐浴在天子的光 辉普照之下。这就是中国的大一统思想。

“王”死后，其陵墓处于某一区域的大自然中心（列宁墓和毛纪念堂就占据了广场的中央位置）即所谓的风水宝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北洋政府依照他的遗愿，委派当时河南巡按使田文烈来安阳洹水河畔慎选堪舆，堪定吉壤，绘具详图，招商筑墓，经两年多时间，耗70多万银币，建成了占地9.3万平方米的“袁林”（袁克定要求“袁陵”二字未获得政府批准）。内部雕梁画栋， 极力模仿明清帝陵，处处显示袁世凯的帝王情结。

百度说：“孙中山生前，曾经吩咐葬礼仪式和棺木式样仿照列宁的格式，让民众瞻仰遗容。”这显示了孙中山帝王似的领袖情节。中山陵面积8万余平方米，小于“袁林”。

蒋介石也有帝王思想，但他总是有对手制衡他、打他、骂他，未敢在大陆称蒋介石时代。到台湾后，又被雷震、胡适等人反对他连任第3届总统。蒋介石依然不能公开称蒋介石时代，只能称民国年号。多灾多难抹去了蒋经国先生的帝王思想，只有他明确地表示： 第一不许称“领袖”，第二不许叫“蒋经国万岁”，第三，不许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公众场合和报纸杂志上。


三，顶层个人专制是没有出路的死胡同


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以儒为主的儒法互补的文却强调大一统的一元化，否定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个人权利 化。在父权、夫权、族权的家庭（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一元化；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演莫非王臣”的原 则上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上的大一统一元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大一统一元化；“严夷夏之大防”，只许“用夏变夷、不 许“用夷变夏”，是在民族和种族方面的大一统一元化；“天人合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大一统一元化。

中国的传统是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皇帝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为皇帝所有。在这里，只有江山、天下、臣民、效忠等一类的词语，没有社会、契约、权利、公民一类的概念，没有个人、社团自由发展的空间。

专制制度最突出是君主集权。《春秋公羊传》认为周天子应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只有秦始皇才做到了，以后就成为定制。自秦以后，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在“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这种政治，是由君主个人全权占有和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其统辖范围内的任何人物对君主都是绝对隶属和臣服的关系。韩非宣布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就是皇帝的个人独裁。

秦统一中国后，以中央集权取代分封诸侯，皇权专制达二千余年而未有改变。因此，在中国不可能有欧洲那种“封臣会议”与“王室会议”，不可能出现王室与各诸侯、封君与各封臣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中国，小农经济是历代皇朝的统治基础，“重农抑商”政策下中国不可能出现西欧那种工商业者，即市民阶级，因此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等级代表会议与等级君主制。

在中国，永远是国家的一元结构与绝对的君主制。皇权专制的不断完善与不断加强永远把社会踩在脚下。集权政治的权力就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灾难，秦朝二世而亡就是证明。

欧洲之所以领跑全人类，没有形成中央集权是主要因素。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或者中央集权的党头专制，无疑是历史道路上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国麦迪逊总统所说：“所有的权力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