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梦想岂能成真？
李明
习近平做中共极权主义盛世的「中国梦」，被讥笑为「梦帝」。中国民主运动里有没有「梦爷」呢？有的而且很多。有哪些「梦爷」呢？其一是奉行改良主义的改革派。其二是反革命的渐进改革的民运和公知，或者说是自由派笃信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他们的共通性就是「告别革命」，然后是「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在路径上的大混合。
思想源于英美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其解读英国民主化为渐进改良模式的，并且「师洋」力图使之运用到中国，因此主张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应该是「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其总目标是完全的民主化，但是其路径却是渐进改革。其与中共国的关系如何呢？自由派少数先进否定中共国，但是自由派多数人没有明确建立民主国取代中共国的主张，这就如英国民主化是不反君主制的，「崇洋」和西化思维限制住他们，让他们忽略了极权主义的中共国与威权主义的封建英国有「天壤之别」，西化思维又驱使他们，把特殊性的西方的「主义」和经验当成普遍性的、近乎「真理」的，不仅贬低甚至忽略本土的文化和现代传统（如中华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和民主化现代化），导致民主化的方向错误、路径错误，可以说，自由派的民主化路线与中共国实情完全不合。但是，这种西方色彩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却得到了需要中国市场的西方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中共的高压统治使自由派畏惧，综合因素下，弱小的自由派依西方背景和支持而崛起，并且得到中共江、胡时期的言论和政治市场的一席之地。所以自由派成为海内外公知和民运的主流。
改良派与自由派有所不同。改良派、改革派的改良主义的目标是不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也就是与中共调和的半调子的民主化或者是开明威权主义的，这些目标都是改革派、改良派可以接受的。改良派的上层主要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大商人，中下层则是主张中共体制改革的小知识分子、中小商人、中产阶级，他们主张要走的路径是渐进改良，通过谏言施压，期待中共产生「明君」达到他们的目标。自由派和改良派在目的上有本质不同，但是双方的路径上是大同小异的，都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在中国大陆，自由派由于在中共高压统治下没有空间阐明其完全民主化的目的，故而难以彰明自己的宗旨，只能表达渐进改革的民主化路径。但是这样子，在群众看来自由派和改良主义是混合在一起，不容易分辨的，都是讲「改革」的，这在客观效果上极大助长了改良主义的声势，遮蔽了自由主义的真意和终极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告别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海内外民运和公知及维权运动的主流话语，改良主义得以盛行，也就是说自由派与改良派在路线上是大同小异的渐进改革，而在中共政治高压和「洗脑化」的社会背景下，改革派更容易得到言论市场，并且更容易被民众接受。而自由派则被中共压缩言论市场，处于劣势。
「告别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一体的两面，它们是从自由派（「渐进民主化」）和改革派的混合体里产生出来的。「告别革命」和渐进改革是路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方法。这可谓有什么「本体」就有什么样的发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核心是「和平非暴力」论，「理性」其实是空话。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理性化，就会判断出中共是极权主义的，完全独霸国家和社会以及思想领域的，也就是「党天下」的。从世界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共产党式的极权主义是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所以「告别革命」和渐进改革是不可能使中共放弃「党天下」而达到自由化的目标，更遑论民主化呢？所以说这里的「理性」是空话。假设不是极权主义的，而是威权主义的，那么就有政经的自由空间，就有存在公民社会的空间，那么就可能有自由化的前景，然后就有从自由化和平渐进到民主化的可能。但是极权主义没有允许公民社会存在的空间，也缺乏政经的自由空间，因而就不可能自由化，更谈不上从自由化和平渐进到民主化的可能。中共政权是智慧化、数字化时代的空前高级的极权主义，误判其是威权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由此而演绎出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路径和战略（如改良主义）都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中共国的基本判断都是错误的，这哪来「理性」可言？所以这不是「理性」（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是「梦性」的，也就是说告别革命归于改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梦性」的。确切的讲，这是错误的大前提（错判中共国是威权主义的）产生出完全错误的路线，再由错误路线产生出「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手段。庸俗自由派和改革派认定中共「改革开放」后的统治是「威权主义」的，这是为「告别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和方法辩护，不惜粉饰中共，其真实用意何在呢？耐人寻味。事实上从中共邓、江、胡到现在的习近平，连政治自由化都不可能有，经济是党国和权贵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混杂的畸型形态，社会和文化教育是中共一元化主导及管控的，仅仅给老百姓留有一点卑微的公共自由和私生活自由而已，丝毫没有实质的公民社会可言。邓、江、胡是在「中共国」不强大并且公有经济有困境时，放松政经管制求「改革」发展（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小部分言论自由等），并且以此「进步」表相获得西方放松限制，以此获得输入西方的资本技术，以此获准进入西方市场，以此获得国际外交空间。所以为了渐进推进上述目标，中共做出持续的「改革」和「开放」四十多年，这一切是战略上的不是本质上的，是国策的实用功利的阶段性表现，不是中共终极目标和终极路线。习近平在中共强大起来的时候，所以就必然左转，加强极权主义，自由派失去最后阵地「天则研究所」，改革派失去了最后阵地《炎黄春秋》和共识网等。这可谓中共一做梦，自由派和改革派就立刻「梦断」。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现在活跃的自由派，有相当一部分（部分不是全部）属于「中共国的自由主义」的，也就是把自由主义和专制的中共国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共国「改革开放」服务，这是自由派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后果，坏了自由主义的真意，搅混了社会的进步思潮，起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确切的说，就是伪自由主义，是假冒自由主义之名，行「改良主义」之实，并且裹胁自由派。这在海内外的公知和民运、维权里触目皆是，很多人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部分中共改革派也自标「自由主义」并且力图占据「话语霸权」，渐成主流。
如此的「中共国的自由主义」，有适应中共极权主义统治的懦弱性，又因为中共的强大专制，所以「改革」无能，但是为了维系其路线和自身利益，就以「改革梦」、改良主义的梦想自欺欺人（民众），这使得他们的民主化目的和战略路线方法完全错位脱节，无意中反向成为中共统治的「帮手」。这样子，「自由派」和改良派共同编织了「改革梦」，向民主维权的群众和知识分子灌输了「幻想」，麻醉了自己更麻醉了更多的民众，使他们的意志力和战斗力大打折扣，客观上减缓了对于中共专制的冲击。这是做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所以说庸俗自由派的战略路径方法和民主化目的是相背离的，在中国民主大业里自障自碍，造成广泛深重的恶果。
从共产党式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实践经验上讲，「和平非暴力」论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首先在极权主义国家，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改良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共产党式的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空间，党国和权贵控制的畸形市场经济的压制下，没有经济自由化和私人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所以改良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毫无可能成功的，只有颜色革命才是民主化的唯一出路。
颜色革命有和平方式和武力抵抗这两种方式，以及还有这两者混成的第三种方式。这第三种方式是多数的状况。除了暴力革命的罗马尼亚，前苏联、东德、波兰等国的巨变就属于含有低武力抵抗的和平革命（前苏联还一度发生「八一九」反革命的政变和抵抗反革命政变的军民举义）。所谓和平方式的和平革命，也是必须有街头广场的示威群众抵抗住警力暴力驱散的低武力的基础，有了顽强的抵抗，才能使警力不能驱散、高压政治不能奏效，只剩下引发大规模流血的军队镇压成为统治者最后选项，对此统治者内部会分歧严重且夹杂派系斗争。
统治集团之所以恐惧大规模军队镇压的原因有五，1、军队镇压和事后清洗会引发卸责委罪不同派系的打击和争权夺利的洗牌，当权者的政敌和不同派系会觉得岌岌可危，因为当权者借机「荡平山头」的历史前鉴数不胜数。所以其他的权贵派系会阻挠这决策。2、军队镇压有可能产生意料不到的军队不服从甚至于激起社会的革命行动，然后有其他派系权贵借机夺权，也就是说可能引发民变、兵变、政变的交织。3、大规模流血和清洗会激发民愤，引发国内统治成本高涨，并且为以后的统治埋下「定时炸弹」。4、引发国际社会抗议和制裁，恶化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心的反意更深。5、当今美中冷战加剧，中共国如果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使用军队镇压会引发统治者更多更深的顾虑和恐惧。
最后，在习近平独裁结束后，继任的中共最高权力必会出现短期虚弱化和派系纷争的时期，这时如果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中共强力统治会出现一时的犹豫慌乱，然后使得维稳体系行动无力甚至于镇压不了，民众力量继而抵抗住了警力驱散，最后剩下了军队流血镇压的一途。如果这时民主力量以及资产阶级趁机让一步提出政经自由的主张，统治者会发生分化，最终统治者有可能作出让步，自由化一旦兴起，人民力量和资产阶级甚至于体制内改革派会联合起来，由此再扩大自由化，这样迈向民主化「大门」就会被打开，民主化进程就会如长江入海一日千里。这种模式是主流的颜色革命的模式，也是二十一世纪手机时代的革命的主流模式。
回顾颜色革命史，苏俄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都栽倒在这流血镇压之前的「门坎」上，民主化成功了，这是颜色革命的结果，是革命者、人民和统治者博弈对决的结果，决不是「告别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结果。
「和平非暴力」论刻意冲淡了颜色革命所必须的，在街头广场抵抗住警力驱散和应对政治高压的抵抗力和意志力。没有坚决的血肉之躯的低武力抵抗和革命的意志力，怎么可能迫使强大的统治者让步而有民主化成功的可能呢？甘地和曼德拉的对手是谁呢？是统治者内部有民主机制的有教养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能够成功，但是假设面对中共，绝无成功的可能。
「和平理性非暴力」说的立论依据是人民没有武器，而高科技时代的国家机器有强大的武力和资源，所以革命不可行。这是似是而非的反革命、反颜色革命经验的，人民力量不是主动推翻政权，不必须依靠强大武力，而是仅仅抵抗住警力驱散和政治高压，这是颜色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步。然后必然导致统治者内部危机，再然后才会有政治让步解决危机的出路，才会有政经的自由空间，人民力量就能借机集结和统战中共改革派、温和派的机会，如此才有能力打开民主化「大门」，颜色革命才算初步成功。所以说，「和平理性非暴力」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是错误的改良主义路线的方法论的产物。特别是「和平非暴力」论刻意冲淡了颜色革命所必须的，在街头广场抵抗住警力驱散和应对政治高压的低武力的抵抗力和顽强的意志力。在极权主义的中共国，「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改良主义的反颜色革命的，是与民主化正确路线「南辕北辙」的。在中共国，只有颜色革命才是实现民主化的正确路线和方法，
这种看似缺乏「理性」的食洋不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论，其实是配合改良主义和「和平渐进民主化」的，在极权主义的中共国，这是极为有害的「梦论」，实践起来会让人们寄望于统治者良心大发、不会严厉镇压，一旦遇到强大的军警打压和政治高压就会一溃千里；或者抗议有一点进展就「见好就收」（胡平语），结果依中共惯例必遭「秋后算账」。如果「见好就收」，颜色革命就不会成功只会前功尽弃。刘晓波、李泽厚、陈子明、王军涛、胡平、王丹、袁伟时、余杰、王怡等是这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的推销者，极大助长了改良主义思潮，实有碍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在习近平斩断「改良梦」之际，在中美贸易战、「新冷战」之际，应当对于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梦论」进行批判和反思了。因为这「梦论」还大有市场，还在似是而非麻醉自己更麻醉人民。甚至于我们可以在海外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身上也能看到这些昔日「梦论」留下的痕迹，例如冯崇义写的《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称：「当时朝野上下推进中国朝健康方向发展的愿望，也曲折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但是，习近平站稳脚跟之后，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迅速向后复辟极权主义，击碎了宪政转型的共识、打断了朝野互动的势头」。这是说责任在习近平，否则自由派和改良派同床共枕一起做的「梦」还会「梦想成真」。
应当对于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梦论」进行批判和反思了，坚决选择颜色革命路线实现民主化，民运和公知的恶果严重的路线错误，让中共已经窃笑了三十多年，难道现在还让中共一直窃笑下去吗？
114年4月3日修改定稿于桃园
全书（《中国之春文会特刊》）的编者按：
孔识仁同仁系统性地透析批判了改良派和伪自由主义。振聋发瞆地指出：中国民运30年来基本是「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 「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无」指无传统，无文化道统，无国统法统，无民族传统。由此助长了中共「结构性控制」的战略胜利，导致中国民运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的严重后果。
中共1949年窃取政权后，引进苏俄极权主义统治，封锁民国正史。使得49年之后成长的年轻一代与历史隔绝。不知祖辈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
而有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却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发掘出民国历史渊源。
21 世纪中国大陆「民国潮」（「民国热」）兴起，推动复兴民国开国立国的本源精神，接续道统、国统、法统而开来，海内外民国派皆再倡革命，这昭示了八九民运后的一大转向和进步，突破了前途无望的狭隘的旧路线旧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体明确的全面转型的纲领以及未来建国的全面目标，即继四六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开政治未来，继现代中华文化开文化未来，继民国社会传统和在台公民社会开社会未来，以自由经济和民生主义开经济转型，以仁义王道和国家利益开国际外交。
中春文会特刊（一）
中国之春文会特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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