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歧途

子规

在难忘的2021年，发生了许多注定要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学术界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从而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一所知名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复旦大学的葛剑雄，他在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学历史地理学颇有专长，乃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他还经常就一些公共话题放言高论，总是站在公众的立场，对一些社会负面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得到了一个“葛大炮”的绰号。这“大炮”并非贬义，而是褒义，意为敢于直言，替公众说话，维护公众利益。人们给他这样一个绰号，乃是喜爱他，希望他能为百姓多放几炮。

然而，他这次却因为自己的观点与公众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而招来无数的骂声，使许多人慨叹他变得有些不认识了，觉得这还是曾经的“葛大炮”，曾经的“葛大炮”到哪里去了。他说历朝历代写的历史都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不存在纯粹的学术。1840年后的历史研究，要为论证执政党的合法性服务，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当社会上的批评声浪不断袭来时，他未进行过多的辩解，只是通过微博作了一次回应，说自己只是捅破多年来的一层窗户纸而已。

我们还是暂且抛开情绪，先冷静下来想想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吧。不论我们的愿望如何，现实中历史研究的确是要受到意识形态左右的，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研究，由于距离现实比较近，内容显得更为敏感，更是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这是指体制内的历史研究，即得到体制支持的历史研究，其实，即使体制外的历史研究，包括社会组织支持的甚至学者自发进行的，也都是如此。每个学者都会有自己的价值立场，而这些都会影响到对历史的研究。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对历史真相的理解和评价却是多元的，而这背后就是学者不同的价值立场。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也会认同其它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是为这种政治服务，就是为那种政治服务，像自然科学那样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梁启超不满“为帝王作碟谱”的传统史学，提出了“史学革命”的主张，要建立起一种“新史学”。这种新史学就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要为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然而，问题还存在另外一面，即在历史研究包括近现代史研究当中，还存在着学术性和科学性的一面。有些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是不那么大的，显得不那么敏感，就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弄清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拉远了，一些原先比较敏感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从而允许人们进行客观的研究，学术的空间就扩大了。还有，一些学术意识强烈的学者，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不断产生很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从而逐渐改变人们既有的认知，也使得学术的空间不断扩大。这些年来，近现代史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学者，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韩钢等人，他们都把研究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原始档案的疏理，还原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澄清了人们对历史的许多错误认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学术化，也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

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学者可以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不能把它直接带进学术研究中。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学者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的真相，做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把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呈现出来，而不要急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急于给历史做出结论。学者只要做到了这些，读者自己就会做出判断。要对历史予以“同情的理解”，而不能用狭隘的政治观点去裁剪复杂的历史，通过历史来论证现实的某种政治观点，搞“以论带史”。也不能牵强附会地把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服务于现实的某种政治需要，搞“影射史学”。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影射，这种治史态度都是十分不足为训的。

我曾经读过一些学者的历史著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持一种与官方对立的价值立场，用一种意识形态的反话语进行研究。他们进入课题之先，就已经存在一种定见，然后以此去剪裁历史，评说历史，又通过历史来论证自己的政治观点，动辄就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这同样也不是史学，而更像一种政论，不过采取史学的形式罢了。这种研究同样也无学术性和科学性可言，也是缺少生命力的。这种著作读多了，同样也会限制读者的视野，妨碍他们对历史的正确理解和认识。这种研究同样具有独断论的色彩，复杂的历史看似被说清楚了，其实被严重遮蔽了。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说过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史学是没有止境的远航。”对历史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随着新史料的发现，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同一段历史，人们都会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都需要重新进行研究。这是从纵的方向说。从横的方向说，不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都是不同的，看问题的视角也都是不同的，因而他们所书写的历史也都是不同的。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胡绳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以“三大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与蒋廷黻以近代化为主题的近代史是很不相同的，有着各自的政治立场和阶级观点，从各自的视角去认识历史，都成一家之言。因此，多元的史观，多元的史学会是一种常态。让它们百家争鸣，取长补短，恐怕是更为明智，也更为有益的。

中国史学界的最大问题并非左派史观的存在，甚至也不是官方史学的存在，而是官方史学的垄断，从而使史学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导致独断、褊狭甚至粉饰、杜選的劣史、伪史长期盛行。那些有别于官方史学，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十分恶劣的，研究成果很难在国内得到发表和出版，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名利上的好处，还会给自身招来危险。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一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作者对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种简单化甚至违背史实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我们要深入地反思近代史上官民因为在观念上还停留于中世纪，拒不接受现代的国际秩序，而屡次掀起盲目排外的浪潮，使得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得恶化起来，从而导致外敌入侵，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只有更新陈旧的史观，认清历史的真相，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才有利于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实现社会的现代转型。作者的观点并非不可商榷，但因此而酿成一个重大的事件，导致《冰点周刊》被停刊，周刊的主编去职，并对这种观点掀起一场大批判，使正统的观点变得更加不容挑战，却是很不正常的。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反常的事情都变成了常态。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而言，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官方垄断的历史叙事基础上的，这样的历史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谎言，当有人起来秉笔直书，戳破这种谎言时，这无异于在挖统治者的祖坟，他们就会视之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而言，执政者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手中的选票，这样官方史学就成了多余。在这样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地对历史进行研究和书写，从而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

面对学术与政治的歧途，面对政治对学术的横加干涉，我们需要的是言论自由，需要的是学术民主。而要得到学术民主，摆脱官方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垄断和戕害，又需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建立起政治上的民主。

                                                     2022年1月2日写就

                                                    2026年3月10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