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孔孟都支持革命，儒学亦革命之学/余东海

【革命】很多人知道孟子支持革命，很多人不知道孔子同样支持汤武革命，同样具有革命性，主要证据有四：一、《尚书》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泰誓》《牧誓》《武成》诸篇均明确支持汤武革命，强调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二、《易经·革卦·彖辞》云: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三、伍子胥为父复仇，引吴攻楚，几乎灭楚，让楚昭王出逃，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原则上大之，这种思想与孟子“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和“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離”具有一致性；四、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尧舜之道为祖而述之，以文武之礼为宪而章之。在《礼运》中将革命的汤武与禹、文、成王、周公并列为六君子。如果不支持革命，就不会将汤武推崇为圣王。注意，五经中诗书礼为孔子所编，可以代表孔子思想；易春秋为孔子所作，表达的就是孔子思想。另复须知，革命是推翻暴君暴政，重建良制良序。孔子支持革命，坚决反对造反。造反是作乱，对于秩序只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关于革命和造反的原则区别，东海另有《儒家革命论》、《革命和造反》诸文详论。2023-1-20

【革命】孔孟时代都不是革命之时，孔孟都不是革命者，但这与孔孟赞肯汤武革命不矛盾。革命是穷尽一切改良手段和希望之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必须条件和时机都成熟。周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但时机尚不成熟，故周文王仍守臣道，以服事殷。周武王时，殷纣王天命已绝，殷周君臣之义已绝。武王革命，顺天应人，故得到孔孟高度赞肯。《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注意，孔子此言不是否定武王革命，而是略表美中不足的遗憾。武也称大武，《诗经•周颂》中有《武》篇，为武王克殷后作，是赞颂武王武功的乐舞歌词。舜继承尧的事业，达到天下大治，武王伐纣救民，应天顺人，其功一也，所以其音乐都尽美。不过，舜之德，性之也，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以征诛而得天下，两者同中有异。即使是仁义之师和正义战争，终究不够完美和理想。钱穆说：“舜以文德受尧之禅，武王以兵力革商之命。故孔子谓舜乐尽美又尽善，武乐虽尽美未尽善。盖以兵力得天下，终非理想之最善者。”（《论语新解》）

【革命】革命的要义是革暴君暴政之命，救民于水火之中。革命必须具备三要素：正确的指导思想，正义的领导集团，丰硕的革命成果，包括良好秩序的建设和太平盛世的开辟。如果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三点，就不配称为革命。如果“革命成功之后，人民生活反而更艰苦”，那是对革命最好的证伪。

【革命】儒学既是立国治国之学，也是改良革命之学。只不过，儒家的革命，与国共两党所谓的革命，性质截然不同。国党的革命品质低下，共党的革命纯属造反。儒家的革命则不是阴谋诡计搞起来、创造条件闹起来的，而是条件成熟、人心所向的水到渠成，上顺乎天下应乎人，以最小的代价拨乱反正。即使拥有了革命力量，具备了革命条件，也要看看是否还有改良的机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就是对殷朝还没有彻底绝望。周易应有助于文武集团的革命事业，其中或许也有革命经验的结晶如鼎革二卦？

【革命】革命的对象只能是暴君暴政，不能是某个阶级。资产阶级也有正善之士，无产阶级也有邪恶之徒。比较而言，无产阶级中放辟邪侈、无所不为者更多。鼓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革命”，把革命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是完全错误、极端错误的，犯了颠覆性错误。

【民本】以民为本是王道最高原则。古代家天下君主制，在实践中对此原则有所侵蚀，但从来没有那个儒家王朝敢公开否定这一原则。注意，一些学者将民本思想归于孟子，是错误的。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贯穿于五经，《尚书》作为王道大经，最为丰厚。《汤诰》说：“上天孚佑下民。”《高宗肜日》说：“呜呼！王司敬民。”《泰誓上》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说：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吕刑》说：“天齐于民。”等等。民本原则是汤武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代正人君子批评昏君、批判暴君和反抗恶政的思想资源。

【儒律】平世重典，轻罪重罚，固是恶法；乱世轻刑，重罪轻罚，也是恶法。对罪恶的仁慈，就是对善良的冷酷；对恶狼的救助，就是对人类的犯罪！真正的仁政，必有义刑义战，替天行道；真正的王者，必然惩恶罚罪，杀伐果决！

【儒律】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永远是善恶之间的矛盾。善恶矛盾，包括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自由与极权之矛盾。善恶矛盾是人类一切恶性矛盾的根源，善恶矛盾高于一切矛盾。善善恶恶是文化和政治的基本性永恒性主题。文化恶恶是明辨与批判，政治恶恶是义刑和义战！

【儒律】大仁必有大义，仁政必有义刑。对于良知泯灭、善根断绝、犯十恶不赦之大罪者，必须死刑；对于恐怖主义势力，必须义战消灭！该杀不杀，该战不战，妇人之仁，圣母之态，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人民和文明的犯罪！这是西方白左无法明白的政治大义。呜呼哀哉。

【儒律】杀错了人，杀人就是大恶大罪，背天逆理；杀对了人，杀人也是大仁大义，替天行道。有权位、有能力又有机会诛灭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人，却不诛之，就是不负责任和纵容罪恶，也是有罪业的。非常欣赏好莱坞动作片《怒火救援》里主角克雷塞说的一句话：“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而我的任务是送他们去见上帝！”通过义刑义杀义战等各种方式，把那些该死的人形动物送去见上帝，是道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王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眼】替天行道的方式很多，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概乎言之有二：一是为善，以弘扬中道、建设王道为最；二是去恶，思想上批判邪说，政治上义刑义战。对于十恶不赦之徒，应该除恶务尽。有能力有机会除恶而不除，或者除之不尽，就是对罪恶的纵容鼓励，就是对家国天下的失责乃至犯罪。纵虎归山，反受其伤；为虎作伥，反受其殃。此之谓也。

【儒眼】诛杀大恶大罪，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大功大德。但是，如果把人变成罪恶分子，让人非人化，罪就大了，比杀人之罪更大。歪理邪说的理论家、宣传者和实践者，罪恶特别大，原因在此。因为它们通过邪说洗脑、恶制熏陶、暴力恐吓、名利诱惑等等方法，让无数人丧心病狂，成为人间败类。

【儒眼】革命和造反本质有别。如果实在不能辨别，可以从结果倒推。革命成功之后，必有盛世到来，社会自由和谐，人民安居乐业，普遍五福临门；造反成功之后，必然国家更乱，忧患灾祸不断，官民皆不聊生，普遍六极缠身。

【儒眼】义刑义战的时候，对于一般犯罪集团，礼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尚书·胤征》）《周易•离卦》上九爻辞说：“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意谓战事有嘉事，斩其作乱之魁首，但不斩其胁从。盖上九爻处卦之终，刚明之至，用于出征，容易伤残太过，故戒之。小程子说：“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伊川易传》卷二）可见，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是古来惩罪罚恶的一条原则。但是，吾认为，对于恐怖主义势力，不适用这条原则。对于洪杨帮和伊斯兰国之类邪教恐怖势力，应该除恶务尽，不妨斩草除根。美帝对于恐怖主义，就有妇仁之嫌，常常养痈遗患。

【儒眼】没有恻隐之心是肯定不行的，仅有恻隐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恻隐之心还必须大起来，必须有羞有恶，能辞能让，能够明辨是非，是是非非。恻隐之心不大，就是妇人之仁和小人之仁，似仁非仁，最易误事。蒋君毛病不少，妇仁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仁必须大。仁者必须敢言敢怒，仁政必有义刑义战。王道尊重人民，宽容大度，可以容忍庶民的各种过失错误。同时，绝不容忍罪恶，必予相应惩罚。世道愈乱，刑罚愈重；敌寇愈恶，杀伐愈严！

【儒眼】贵族贵在既有人爵又有天爵，仁君贵在既有大位又有仁德。天爵即仁德，而仁德有赖于仁义之道以明之。极权主义与仁义之道背道而驰，堪称天爵仁德之天敌。因此，在极权之下，有权贵而无贵族，亦无仁君。其君再怎么好，都非常有限。要成为真正的仁君，必须进行文化性、制度性、社会性的多层次革命，革去极权主义之命，以正学取代邪说，以仁政取代暴政，以良制取代恶制，以良法取代恶法，以君子集团取代特权阶级和恶性利益集团。那才是仁君，那才有望成为圣王。

【儒眼】政治革命立足于道德革新，道德革新又建基于文化革新。文化革新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如汤武、光武革命；一种是中华文化的起死回生，如汉朝的建立，就是驱逐商韩派法家成功，才有儒家的新生和后来的独尊。而今儒家起死回生，也意味着中华重建、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开始启动。

【儒眼】马帮若能自我革命成功，可以用最小的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功效。那不仅是吾民吾族吾国之大福，也是马帮自身及其领导者之大幸，其领导者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伟人，便誉为圣王和宗师亦无妨也。吾所谓的马帮自我革命，是文化和制度双重革命，其成功的标志是文化彻底去马、全面归儒，制度变党主制为新礼制。这种革命的难度，比汤武有过之而无不及，若能成功，其于民于国的功勋，亦比汤武有过之而无不及。固所愿也，不敢望耳。

【战争】不能用是否好战，来判断国家好坏。脱口秀当然无妨，文化人和政治家就不能。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别。对于两极主义，对于暴君暴政，对于邪恶势力和侵略者，战争就是重要选项，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选项。例如汤武，有能力有机会革命，若不发动革命战争，就是不负责任，不配为王。周武王在大会诸侯讨伐商纣时誓师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上》）商纣恶贯满盈，上天命令诛杀。我若不顺应天命，其罪与商纣相同。又如泽连斯基，面对俄军入侵，抵抗就是义战。

【义战】战争可分为正义非正义之别。正义的战争都是救民救国救天下、以保卫人民为宗旨的，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革命战争，针对暴君暴政；一是御寇战争，针对来犯敌寇；一是剿匪战争，针对国内外盗贼邪教恶势力。对内除暴安良，对外吊民伐罪。任何义战都有一个共同点：绝不针对、更不胁迫平民，并力所能及地、最大程度地避免误伤平民。

【投降】将士弃械归降，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变节投降，一种是投诚、反正，从逆的官兵弃暗投明。例如，汤武革命之时，殷纣的军队向革命军归降，就是弃暗投明，可以立功或将功折罪。《唐会要》卷三十三“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

【答客】有厅友说：“儒家的可怜可悲之处在此：无论是想改良还是革命，都必须先找到一个圣君，如尧舜禹汤文武，而自身最高梦想无非是当上帝王师”云。东海答：门外谈儒，离题万里。儒家为臣则尽臣道，为君则尽君道；可以为帝王师，也可以为帝王。尧舜禹汤文武等允执厥中的圣王，无儒之名而有儒之实。注意，儒家革命也好为君也好，任何事都要遵仁义之道，循时中之宜，顺乎天而应乎人。有条件则当仁不让，非其时则独善其身。任何时候都不能霸王硬上弓。

【答客】或问：“儒家既强调忠君爱国，又主张民贵君轻，岂非自相矛盾？君之轻重，到底怎样？”东海答：两个观点相辅相成。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政治上，人民是主体，居于第一位，最为贵重。国家次之，君主又次之。君轻是相对民贵而言。儒家忠君爱国的前提是仁民保民。不能仁爱保护人民的国家和君主，都没有存在的意义，都必须改革，轻则改良，重则革命。

【开蒙】或说：“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原因很多，其一便是‘只有上帝才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另一个是‘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放过有罪之人’”云。东海曰：废除死刑的两个理由皆不成立。首先，对于罪大恶极者，人类可以通过义刑义杀义战替天行道。饶恕犯了死罪的人，有违人道之公正和天理之公道。其次，无罪之人固然不许惩罚，有罪之人却也不能放过，应该罚当其罪。

【王道】儒家讲仁义，佛教讲慈悲。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悲是怜悯并拔除众生之苦。二者合称为慈悲。《大智度论》卷二七：“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仁义是最大的慈悲。仁义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体现于制度，就是礼制。礼制包括礼乐刑政，王道自有义杀义战，可以广泛深入地兴天下利，与苍生乐；除天下害，拔苍生苦。2023-3-25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