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与败

彭小明

每逢毛泽东的诞辰（1226）或忌日（0909），或者建党建军的纪念日，网上总会出现若干怀念毛的文章。其中不乏歌颂毛军事才能和军事思想的说法。对于这类老一套的聒噪，我们不妨做一些比较详实客观的分析。

刻意回避军事头衔

毛泽东非常重视军事工作。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他说: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把军队看作是他的命根子。他视军权为个人的禁脔：没有他的命令，解放军连一个排的兵力都无法调动。但是对于自己是不是军事家，他似乎也不是十分自信。所以上述的这类吹捧，其实并不太符合毛本人的自我定位。党政报刊极少指称毛为“军事家”，更没有人奉承毛为“将军”。1955年推行军衔制，中央军委提议授予毛“大元帅”军衔。毛没有接受，不仅如此，而且毛连任何军衔都不愿沾边。从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概念开始，除了中共八大前后个人崇拜降温以外，对毛的阿谀吹捧持续多年；毛刻意避让军事头衔的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林彪鼓吹毛为“四个伟大”（领袖、舵手、统帅、导师），1970年的修改宪法的草案还真把统帅、副统帅都写进去了。不久林彪折戟沉沙，1975年的宪法正文早已将统帅的说法一并删去。林的四个伟大，毛说他只接受一个：导师，也就是Teacher即教师。其中的真谛，应该是毛对自我定位的坚持。政治领袖已经不言而喻，寻常船舶的舵手并不威严显赫，他也很不欣赏军中将帅的称号，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行伍的军人都难免赳赳武夫的形象。以他自己的意愿，更希望外界承认他是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乃至哲学家和诗人，而所谓的军事思想则可以归入毛泽东思想系列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已。

性格不适合上军校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毛“并没有上过军校，却成为军事专家，很了不起”。说这句话的人们，并不了解毛的生平和性格。其实毛在将满十八岁前夕，也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十二天的“湖南光复日”，参加过湖南新军，在程潜部当过三个月新兵，学过一点立正稍息，肩上枪，瞄准、射击之类的兵操，却偏偏没学过什么军事理论。（湖南光复日在1911 10 22 ，到了袁世凯出任总统时1912 02 12，新军该部就地解散，毛自传说他“当兵半年”，实际上仅三个多月而已）。毛性格散漫，率性而为，不喜欢纪律约束。根据《毛——鲜为人知的故事》（4-6节）介绍，他三十岁左右时……：“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於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後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建国以后他失眠更加变本加厉，昼伏夜出，整个党中央都跟着他颠倒乾坤。他自幼爱读诗书，吟诗填词，也爱运动，撰写《体育之研究》，自编体操，自练自娱，癖不从众。他领导红军以后，可以给战士作报告，作宣传，却从不参与士兵的出操和训练，更没有带兵冲锋陷阵，负伤挂彩的经历。数十年个人崇拜的颂扬追捧中，从来没有这类纪录。不愿奉令操练的人是进不了军校的。讲武堂或军校都是清末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模仿日本军队的西化训练方式。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中，他要报考的学校，多种选择中就没有提到过军校。他的习性也不适合艰苦的“学生兵”生活。他的学习兴趣严重偏科，文史诗词得心应手，数理绘画却不仅不及格，干脆就是零分或放弃。军校多少要学一些计算和地形测绘，因此凭能力他无力报考。即使托人代考（毛曾替人代考文科学校），考上了军校也难于毕业。毛不仅不上军校，连他自己参与联络的赴法勤工俭学（必须打工、苦读外文），他也不参加（参看斯诺《毛泽东自传》）。中国传统的兵学，培养的是谋士和军师。重点在于计策谋略，而非行军操演。中国历史上有春秋时期孙武的名著《孙子兵法》，还有宋代《武经七书》等其他兵书。传说中的张良曾经读过《太公兵法》，黄巢朱元璋李自成之类的草莽英雄都读过一点兵书。毛出生成长在满清皇朝风雨飘摇的乱世，反骨在背，好高骛远，问鼎天下，志在必得。他也同史上的绿林草莽相似，通读三国水浒，揣摩历代战事，而且还率领秋收起义的武装农民到井冈山与啸聚山林的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装合伙，再与朱德会师，组成红军，跟围剿的白军进退周旋，并从战事中总结经验，自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毛能在军史留名，不仅在于他曾率领军队征战，而且在于他还自己撰写军事文章。

《论持久战》和抗战真相

毛泽东最地道的军事著作就是这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不乏实际的军事战例。都是一些江西红军的战斗实例。这是这本小书的看点，也是该书的价值所在。因为是根据实战的经验写成的，所以比较详实，有坚实的论说基础。说得出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敌我情况。

毛泽东还有另一些涉及战事的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论持久战》等。总的来说，说是抗战，其实没有多少抗战的实战，不是纯粹的军事理论，缺乏具体的战例说明，议论偏重于政治。尤其是《论持久战》，从论题上说就已经饱受多方质疑。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至少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就提出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战论点。值得争议的焦点并不是说毛泽东抄袭了蒋百里，当时的主战派人士都持有类似的观点，蒋百里发表了他的《国防论》，主张持久战，并不妨碍毛泽东也持有类似的主张，并加以论证。蒋百里的论述更加言简意赅，一语破题：“以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败也罢，反正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这样的说法非常直入人心。毛泽东的论述，反对速胜论和亡国论，主张持久战，抗战必胜。再把敌我双方的国情作了详细对比。也不失为一种论述。但是《论持久战》并不是一篇具体入微的军事科学论文（无统计数据，无具体战例，当时抗战只进行了十个月），而是大而化之的政论型宣传文本。最有争议的问题倒是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抗战之中到底为持久战做了什么。1937年洛川会议，党史文献语焉不详。有目共睹的是，红军确实是根据国共合作的承诺改名为八路军。根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了“抗日原则”。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毛泽东并不想全力抗战，甚至继续使用“红军”的称呼；他希望借重日、蒋、共三足鼎立的局面，让日、蒋两方鹬蚌相争互相消耗，以便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帷幄运筹是不可以在官样文章《论持久战》里面透露出来的。1989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李锐记录了毛的生动描述：“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参看《庐山会议实录 731常委会一节》）。毛的爱国主义很明确，就是不在乎日本人多占领中国国土，否则就是爱蒋家的国。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秘密勾结日军特务机关，暗通款曲。2016年日本筑波大学女学者远藤誉教授在东京的战时外交史料馆档案中发掘出中共中央派遣的密使潘汉年等人暗中勾结日军高层，领取高额活动经费2500万美元，递送情报的铁证，（其中包括昭和15年机密795号《关于新四军作战和建军的报告》，借此换取日方对潘的信任），还有双方达成妥协的记录，例如日军和新四军对津浦铁路南段地区达成默契给对方“生存条件”。（参看《毛泽东跟日军勾结的真相》明镜中文版、《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人民出版社版）。默契双方给对方“生存条件”的意思，是不是让津浦铁路南段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少给日军找麻烦，苏北的新四军陈毅部在黄桥多给国军搞摩擦呢？而且八路军彭德怀部组织的百团大战一再被毛批判为“不该打的战役”，原因是该战役“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其中的潜台词是舍不得暴露八路军各部的实力，以免被日军扫荡而损失，也就是说，这些战斗力是要储备到内战时打击国民党军队之用的。

相比之下，国民党领导的国军跟日军展开了拼死的厮杀。台儿庄战役、湘北战役和缅甸战场国军浴血抵抗，视死如归。除了这些简明的历史证据，还可以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和第三卷（皆为抗战时期）的文章，都以毛的讲话和文章为主，（而非军令），讲的是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解放战争时期，则有大量的战时电报文稿。这个明显的区别告诉我们，抗战时期中共根本没打多少仗，倒是还有不少跟国民党摩擦的战事。相比之下，毛最热心的是国共内战， 在毛选第四卷里（1945-1949），作战方针、作战计划、电报往还，巨细无遗。所谓持久对日抗战，只是空言论战，实际上却在根据地座谈文艺，整肃干部。《论持久战》，纸上谈兵而已。宣传成分远大于科学论述。

半路出家读兵书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到井冈山“落草”，跟当地绿林头领王佐、袁文才拜结生死之交，其实并没有传闻中所说的“熟读兵书”的修养。1965年，毛泽东在他的杭州讲话中坦率地承认：“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摘自北京《学习时报》20190327）。当初，在江西苏维埃政府里，毛泽东并不清闲。敌人的围剿大军随时可能进犯，林彪等人还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合伙的绿林兄弟是不是还有二心？富田一带的所谓AB团反毛干部必须赶尽杀绝，事事皆须操心。最令他万分烦恼的则是王明之类的留苏派大员，这些上海党中央的干部来到苏区之后，坚持不相信“山沟里会有马列主义”，免去了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当时毛也体弱多病，暂离红军，赋闲养病。然后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饱受留苏派的批评。红军长征伊始，湘江战役惨败，损折过半（八万馀人减员至三万六），不得不临危换将 ，让毛泽东指挥残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获军权，辗转进入陕北。至此毛泽东的个人处境已然改观。红军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后，一边重获苏联的资助，另一边又获得了国民政府的粮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征粮征税，中央干部都吃上了小灶。陕北远离抗战前线，也无轰炸警报干扰，此时毛泽东开始整理自己的军事文章。1935年年底他在红军大学做了军课讲演，讲稿改写之后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馀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论持久战》等都是在1936-1938年间完成的。 1962年，毛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铃木茂三郎时谈到：“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 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摘自《百年潮》2005年第10期） 在青少年时代，毛对三国水浒之类的小说是相当熟悉的，讲话时也经常引用；至于《孙子兵法》，偶尔的零星涉猎或鳞爪耳闻，都算不得研读。实际上毛是到达延安以后才认真阅读《孙子兵法》和其它兵学著述的。 1936年10月22日毛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等人，要求到南京订购军事指挥书籍，点名要买一套《孙子兵法》。这一年毛43岁，从这个年龄上说，毛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读兵书。当然，有过战场指挥经历的人再读兵书，跟白面书生纸上谈兵不一样。毛在延安还用心搜寻过一些外国的军事名著。他说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克劳塞维茨是世界著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名论断。他的名著是《战争论》，当时没有正式的中文译本，只有日文版《大战学理》，国军则只有一种文言译本，语义不确。新译求购不得，毛不得不和几名延安的军中文化人一起组成一个读书会，请抗日军政大学教授何思敬（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按照德文原文逐句翻译讲解。 由此可知，毛泽东也是半路出家学习军事理论知识之人。所幸红军里还有朱德这样讲武堂出身，又到德国和苏联学习过军事的军事教官做头领，红军从井冈山会合的初始阶段才没有发生义和团式的乌合无序现象。后来是曾经在苏联军事院校留学的刘伯承、伍修权等人传授了一些苏联军队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和条令就是刘伯承等人翻译的。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那两句话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从老百姓到军人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从战争学习战争”！

一将功成万骨枯

历史证明，中共革命，血流成河。根据地的红军壮丁，连同前来进剿的国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毛将近七年多的反围剿和一年的长征实战经验。在窑洞里安定下来的毛已经欲罢不能，急切地要把他的经验理论化，落笔成文，于是就形成了毛的军事著作。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任何人在经过实践之后，再学习相应的理论论述，多半会有较深的体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运用理论可以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更加提高自己的技艺。毛泽东正是在延安窑洞里才比较全面地接触和思考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理论，才对自己的战争经验做出了反思。军事科学跟任何科学一样，都是总结出基本规律，然后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时期和地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毛的军事文献中，比较有特点、也有创造性的，就是游击战略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的确是简单扼要，朗朗上口。够得上游击战争专家级称号。至今这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在中共党内尚存争议，根据党史杂谈（《温相说党史》）的考证（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材料），认为发明权应当归属朱德；而毛泽东等人是实际应用者。

颂扬毛军事思想者往往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毛到底是善于运用军事科学的规律（知识），还是对军事科学规律有新的发现（新概念或新规律）。如果是纯属军事学的内容，比如毛喜欢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林彪提倡的“人的因素第一”等等。这类知识，其实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中早有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大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等说法，我们知道，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也有详细的论述，当然说法各有特点罢了。毛本人在延安窑洞里听取《战争论》直译介绍时就赞许地说过：克劳塞维茨对“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讲述得好！……欧洲人莱布尼茨发明了数学微积分理论，我们中国人学会了微分积分的方法，用以解题，用以计算，用以施工，那仅仅是应用这个理论方法而已，我们不能说我们发展了微积分的理论。那是有违基本的学术伦理的。毛学习了东西方的军事学理论，在三年内战期间也有所应用，（当然也依靠了情报战和其他心理战略战术），打了若干胜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一个没有上过军校的人，通过自学和神机妙算，战胜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多半都是军校讲武堂或者陆军大学毕业的国军将领。不能不说是军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军帽上的红星是用国共两军死伤者的鲜血染红的！毛泽东毕竟仍属能征善战的将领, 而不是具有理论建树的军事科学家。

但是，毛主持指挥的战例也不是百战百胜，败绩绝非个别。最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金门登陆一战，九千解放军官兵在古宁头全军覆没，一败涂地。当时毛刚刚宣布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已经狂妄轻敌，忘乎所以。打海战竟然没有海岛潮汐信息，更为可笑的是，竟然不知道守岛部队陈荣良部预备换防撤离，而台湾精锐部队胡琏部已经拢岸接防，实际上登陆部队迎战的竟是双倍的敌军！开战后海潮退去，所有船只全部搁浅被炸；援军不至，撤退无船。反坦克火器因分三截装船，临战竟无法拼装，登陆解放军横遭美式坦克凶残碾压。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也是重大的败绩。志愿军伤亡八万馀人，被俘高达一万七千馀人，从此板门店谈判的主题也改成了战俘遣返问题。所谓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神话，也是过甚其词。三大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主帅，金门、朝鲜的败绩归罪于部属，绝不是客观的历史评价价。

人民战争理论

面对中国古代兵学先贤和国内外的诸多著名将帅和军事科学理论巨擘，毛本人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如前所述，毛并不热衷于把自己宣传成军事专家。七年反围剿游击战，一年长征（败退转移），积累了胜、败丰富的经验；八年“抗战”虽无显赫战绩，好歹也有牵制和骚扰日军之功；三年内战大获全胜并建立政权，无不应用运动战、阵地战、歼灭战和速战速决、以及大踏步撤退，大踏步进攻等等的战略战术……这类应用，从名称到内容都是军事科学中的基本常识，而不是什么耳目一新的战争艺术创新。毛在内战阶段打了较多的胜仗（也有败绩），但是只能说是战争理论方面的学以致用，得尽天时地利与人和，毕竟在战争科学的理论上真有什么突破是谈不上的。毛也历来不把自己的胜利看作单纯军事的胜利，那是毛经常批评的“单纯军事观点”。（官方宣传宁用毛委员之称，绝不使用司令、将军之称，自有深意存焉）。恰恰相反，毛认为，中共的胜利是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军事胜利的结果。按照林彪的说法，就是人民战争。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公开确立林彪为毛的接班人的宣言书。（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确认林为唯一副主席，毛的接班人）。在发表之前，他们君臣之间一再统一口径，为毛的人民战争思想精心定制了一套官方定义。在这个人民战争的框架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包括土地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还有人民军队（包含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是一整套革命体系，其中核心的思想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一个偏正结构，前偏而后正，手段是武装革命，核心是建立政权。方式方法包括促成统一战线，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创建革命军队，不断扩大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然后按照“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西方是世界的城市”的说法，最后埋葬帝国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军事部分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但比之于总体仍只是一个局部。毛的自我定位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思想家，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毛的军事思想仅是毛整体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观察，都应该说，人民战争思想都比单纯的所谓毛军事思想更概括，更名实相符。

不顾血本的国际援助和彻底全方位的失败

林彪公开亮相做接班人，仅仅六年零十天，就坠机外蒙死于非命。但是人民战争的思想体系依然不可撼动。毛自己也比较自信，觉得人民战争思想比他的文革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成熟，党内也很少异议。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受苏共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一度中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对此极为窝火。随着毛主导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进展，六十年代对毛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并逐渐向国外蔓延。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武装斗争援助。毛动用中国人民非常宝贵的血汗财富换取外汇去支持一些国家的所谓阶级斗争。这种支援不仅仅是国际主义的革命友谊，而且含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特别支持那些展开武装斗争的人民，并以他们的胜利证明毛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普遍真理，是继马列两大里程碑之后的第三大里程碑。1960年代中苏公开破裂以后，毛和中共中央为支持所谓国外毛派共产小党派，几乎到了不顾血本的地步，少数外国骗子公然伪装革命骗走外汇，其中以荷兰的毛派小党（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特工彼得贝维小组）最有代表性。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功臣切格瓦拉的墨渍理论跟毛的人民战争根据地理论并不吻合，缺乏土地革命因素，但是毕竟也是武装斗争的实践派，有武装斗争就好，所以当格瓦拉访问北京的时候，毛仍然给予他大笔的美元资助。不久消息传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地区已经被俘处死。另一个毛派恐怖领袖就是秘鲁毛派光辉道路领导人贡萨罗（比斯曼）。他曾到北京接受过人民战争革命训练。他领导的光辉道路暴力团伙曾经据有三分之一的秘鲁国土，但是他们太恐怖太血腥，不仅杀害官员，也杀戮平民，竟至砍断参加国家选举的选民手指。游击队袭击公共场所和外国使馆；全面丧失同情，比斯曼被活捉判处终身监禁以后，光辉道路已逐渐销声匿迹。在非洲，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武装力量就得到过中共的物资援助。后来中共一度介入安哥拉的美苏冷战。那是一场拼外汇拼国力的战争，好比是穷人与富豪比宝的游戏，不知榨取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汗。精通英法两种语文的前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教授回忆她在六十年代也曾被指派去培训法语非洲的青年，这些年轻人在北京学习了几个月人民战争革命理论，背诵了不少毛语录，返回非洲去展开武装斗争，从此音讯杳然。在亚洲，中共的投入最多，也持续最久。东南亚各国朝野都非常痛恨中共支持的武装游击队。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泊尔、柬埔寨、缅甸都有这类游击队，鼓吹和实施毛的枪杆子理论。缅甸共产党在中缅边境组成人民军，开展武装斗争，多年仰赖中共的资助。毛死后，邓小平切断援助，缅共武装有的变成恐怖的武装贩毒团伙，危害世界，也毒害中国。印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武装叛乱，印度的毛派共产党一度得到发展。该党领袖查鲁马宗达被抓获后在狱中病故。从此该党衰落，成为印度落后地区的恐怖团伙，星星点点，时明时灭。在毛的晚年，四人帮特别急切地希望把柬埔寨打造成毛武装斗争胜利成功的国际样板。中共重金资助波尔布特红色高棉集团，包括武器、广播电台、药品、服装，应有尽有。该集团极端反人类的倾向极度膨胀，杀害平民包括华侨近两百万人。他们实行比文革还要过份的废除货币、取消城市、取消职业等反人类政策。毛在去世前还指派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在1975.12 -1976.2期间）直接前往柬埔寨视察，鼓励红色高棉。张春桥此行是希望让已经年过八旬的毛泽东好歹看见一个由他的理论指导“成功”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然而，曾几何时，波尔布特覆亡后，柬埔寨成为共产主义反人类罪行的受害国典型。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因屠杀百万人民的罪行而受审，判处终身监禁。中共为马来西亚游击队在湖南建立了一座广播电台，每年供应经费、枪支和药品，培训人员。直到1989年，切断资助。 马共领导人陈平客死泰国，不得归葬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游击队解散后部分归顺政府，其馀变成恐怖主义匪帮，自生自灭。尼泊尔毛派游击队较为特殊。先以武装暴行逐渐取得政治恐怖影响力，然后跟其他政党妥协，放下武器，参与议会选举（注意对比：毛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坚决不肯交出武装）。从放下武器这一点上说，普拉昌达就已经背离了人民战争的基本思想，误入歧途了。亚非拉所有的毛派武装斗争组织奋战，苦斗，无不留下数以万计的累累血债，却一个接着一个被消灭，幸存的武装或投降，或隐遁，或成为匪帮。总而言之，没有建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无一成功，完全失败。即使是红色高棉直接听取过毛的耳提面命，又有四人帮的军事顾问组飞赴当地就地指挥，也无法挽回最终彻底崩溃和国际审判的命运。毛本人生前看到的红色高棉政权也迅速土崩瓦解。在他身后的数十年依旧没有成功的案例。这才是毛和他的崇拜者们无望的悲剧！

历史规律还是特别例外？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宣言的预言没有一项得以实现。列宁的十月政变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不符合马克思国际革命的说法。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列宁的苏维埃革命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胜利也是历史的特例，并不符合马克思说的客观规律。俄中两国都没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都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怎么就忽然间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本身就很荒唐，根本违背马克思的论断。从时机上说，也是因为主要工业国家忙于互相的你争我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苏维埃出现在一战之后1918年，中共地下党出现在二十年代1921，人民共和国则在二战之后1949年建立。都是工业民主国家被战争拖累得精疲力尽无暇他顾的时候。马列依靠的是暴力血腥的手段和专政，违背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的人权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战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彻底垮台。亚非拉毛派武装还都带有共产党人的内斗基因，无一例外都患有残酷打压和杀害内部同志的癌症。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树立了人性化民主转型的榜样。亚非拉的底层人民也逐渐看到，杀人放火抢来的土地毕竟不如合法改革获得的土地来得放心。从1950年代至今，毛式思想在亚非拉已经传播和实践了半个多世纪；迄今竟然无一成功案例。在中共的游击战时期，朱毛那一套是可以奏效的，不过那是以自然经济和交通信息呆滞为基础的。现代的亚非拉穷困地区也要发展市场经济，也要拓展交通，畅通信息渠道，人民战争的思想和实践（尤其是暴力土改和军事割据），就会跟当地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日渐变成反动的社会思想。而且人类文明进入了半导体和电子信息发展的时代，游击活动的隐秘性也越来越难维持。亚非拉国家的政府军围剿恐怖活动的信息手段和打击手段更强了。仍按井冈山和长征时代的方式革命夺权，在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可能。1986年美国中情局组织了多名专家研究了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和格瓦拉等人的革命战争战略和策略，总结了一套“低烈度战争”的方式方法，专门对付亚非拉贫困地区的暴力游击活动。低烈度战争运用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等多种手段展开全面的打击手段，进行信息和心理的战争，戳破洗脑的圈套，有效地实行经济方面封锁，充分展开情报战，精准进行斩首行动，有效地消灭恐怖暴力团伙的头目，暴力武装群龙无首，就会自乱阵脚分崩离析；低烈度也意味着相对的低成本和就地清剿。实践证明，低烈度战法依靠现代电子信息和现代武器装备是消除毛式人民战争暴力团伙的有效手段。印度的查鲁马宗达瘐死狱中，秘鲁的比斯曼终身监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在围剿包围圈中病死。马来西亚的陈平缴械之后病死。近年来世界的新式武器又出现了高科技的突破。信息战反应更灵敏，斩首行动更精准，无人飞行器的成本也日益更低廉。伊朗军方头目苏莱曼尼被瞬间精准击杀，更让暴力恐怖武装心颤胆寒。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日渐式微，唯有毛氏人民战争革命还在南亚国家的穷困地区困兽犹斗。但是他们的手段是血腥而反人类的，在当今谈判和对话的时代，终究是不得人心，很难抵挡低烈度战法的围剿。就连中国官方的一带一路构想，也必须跟当地执政的党派和政府合作，共同开发经济，而不可能同时去兼顾丛林中的游击武装。

毛思想恶劣的副作用

毛氏人民战争的思想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副作用，就是毒害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民主理念。长期接受党化宣传的国内群众已经被中共炮制的革命历史深入洗脑。(国内教科书从来都隐瞒中共地下党和军队得到苏联的大量资助和军援)。在谎言洗脑的环境中, 人人都知道中国没有民主，贪官遍地。可就是不想到从我做起，自己就应该起来揭发和反抗。要么没有反思和反抗的意识，要么就是强调除了武装革命，中国民主没有指望。下意识里，反抗的人必须组成一个地下党，然后会合成一支反抗的武装，经过几番征战，才能改造中国；没有武装的人，要么消极等待，要么忍受奴役。 这些纯粹是政治教材中的中共成长套路的荒谬结论延续。毛的这种片面的暴力洗脑教育，让人民以为世界上除了枪杆子道路，无法实现社会变革。实际上，苏维埃政变和中国革命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空隙中的特例，马列毛的暴力革命实践除了他们侥幸的成功以外，再也没有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巨变反而证明，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阻挡不住民主自由的和平演变。海外民主运动的任务不是搞以卵击石的武装反抗，而是向国内人民介绍民主宪政的真相，揭露共产专制的谎言和虚伪。从长远看，暴政的机器能够蹂躏血肉之躯于一时，却终究抵挡不住真理和自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