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专制主义文化批判（上）（下）
黄永森
大陆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发表抨击中共当局旨在耀武扬威的文章《风雨仓皇五十年》、引起海内、外震动与反响之后，又接连在报刊网路上发表了《中国：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和批判中国政治专制主义的檄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掀起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讨论热潮。
为了对李先生文章思想与主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并结合大陆学人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我们邀请了来自大陆和侨居欧洲的学者举行座谈，反复进行讨论。现将我们激发出来的一些新观点和主张，综述如
下，以供参考。
国与党的对立
──不政改、国将亡，若政改、党会亡
李先生抨击了大陆当局政治统治的专制主义本质与诸多特征。与会学者较一致地认为：所有这些正是造成当前大陆社会政治险状和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中共的专制统治造成大陆“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的新闻封锁与政治高压，使得“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大规模的以权谋私”的社会险象到处可见。另一方面，中共不愿平反“6．4”、压制民众和平组党结社自由、镇压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并对学者、异议人士展开新一轮的整肃。结果是“压而不服”（毛泽东的话）；镇压愈残暴，反抗愈顽强。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抗争，让中共统治“雪上加霜”。对此，大陆学者尖锐地指出：江、李体制与现统治当局已走入死胡同。他们不但错失了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而且走上了政治恶性循环的悖境：“不改革政治、国将亡，若政改，共产党会亡”。学者们一针见血指出：大陆面临的政治改革，既不可能象蒋经国期的台湾那样，执政党勇敢、智慧地主动
推动“和平宁静的民主变革”，甚至可能陷入比苏东更加动荡、更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目前，许多人对中共专制下的“政改”及其前景持相当悲观的看法。
正如李先生所言，中共长期政治专制的现实，影响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已经达到“切骨入髓”、并深入到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程度，其危害之深，以及所形塑酿造的政治文化专制的社会及人文精神的急剧失落，使政治专制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失去其传统文化精神的支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现在市场化狂潮与世界民主化强势冲击下，将面临“乱治”与崩解的危机，值得警觉与深思。
对于李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专制主义──，“唯有拔除这根毒根”，中国才有希望。南方的学者形象地指出：这就好比“骨头与肉”的关系。中共政治专制的网全面社会化，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说，已经被市场化所松动，但专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奴役，既已到了“切骨入髓”的地步，势将影响大陆民众反抗专制的自觉性和广泛参与、积极行动的程度。而中共统治者所有现实的疯狂政治行为、拙劣表演、以及虚伪掩饰等，都掩盖不了其骨子里残暴专制统治的本质。所以，政治专制文化的要害在于：它造就了专制统治官僚集团与甘愿受奴役而不能自觉的受压迫者。
中国传统“观念文化”的灿烂与专制政治“制度文化”的恶果
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作为整体而言，博大精深、风姿多彩，是每位知识文化人都能感受到、也是传统的文化、史学、思想著作中所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常言的中国观念文化的辉煌。正如李先生在批判文化传统的同时所肯定的那样，其中蕴育了许多古代、近现代、甚至超现代的文化精神与思想价值。但是，由于2,000多年的绝对专制政治统治，阉割了历史，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从而窒息了中国人文社会文化生命力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开创精神（正如陈
寅恪先生所言），而造成了中国近现代的落伍。中共恰恰是在骨子里继承了这一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衣钵，并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暴政专制统治与统制经济的狂妄无知支配下，造成了人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意识的窒息，社会心理和行为上的人性扭曲，社会陋习经久、腐化风气日盛等历史性恶果。这些都是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的。
对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制度文化历史形成与现实影响来考察、来剖析，并从观念文化如何经过制度文化形成的反复过程，而最终形塑了社会文化与民族文化性格等，来全面考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联问题。就现实而言，尤其是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大潮中，由于政治变革的滞后，和鉴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又缺乏现代法制及权力制衡的传统，民间社会发展落后等等，所以我们将继续严重失去建构中国真正公平正义社会的制度体系与基础，使社会政治文化和人们心理
行为更加畸变。这将更加暴露出一党专制的官僚体系的本质弱点。当前，大陆“腐败公行、化公产为私普遍”，锻造了新兴的腐化的专制官僚集团。民心早散、社风日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为此，如李先生所言，唯有制度变革才有生路。即要实施政治民主、宪政至上、司法独立、新闻与社会制衡等等。
大陆政治专制的特色──党政军一体的“铁三角”
在批判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及其形塑的国家社会人群的行为文化特性的同时，有学者指出，更要看清中共集权专制统治的“中国特色”：一方面暴政50年，建构了一个党政军、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国家体制。虽然，2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党天下，中共内部也势将随着社会分化而加深派别分化与冲突，但当前大陆党政军一体构成的“铁三角”，仍然是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法治和军队国家化等的主要障碍所在。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要破除中共的“铁三角”，建构三权鼎立的、政党平等竞争的现代国家制度，一种可能是先要求中共实行党内民主化，再就是党军脱钩、实行军队国家化。若从文化传统看，中国人“重权轻制”的思想和权力意志主导政治行为的传统秉性，就是受专制政治的毒化所造成的。而中国最重制的人，一是现代的孙中山，一是古代的孔子。两人政治文化思想的真精神值得再发掘。
对此，有的学者质疑：中共有否诚意？能不能实现自我改造？学者们大多认为其可能性很小。寻求所需的内、外在压力和形成有效的舆论和社会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有学者强调：为了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在社会与民众的政治观念意识中，培育出反对派（反对党、利益团体）意识及存在的合理合法性观念很重要。为此，提倡公开化的有组织抗争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作用。它是改造中国传统政治必不可少的一课。中共专制的一大特征，即是不允许任何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无论是自由结社、还是反对的言论，中共一概视为“反革命”敌对势力，并加以残酷迫害、乃至杀戮。所以，作为现代社会政治常态的“反对派”或反对党的存在，
是合理合法的，应该设立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给予规范与保障。对此，首先人们的观念意识要解放，才能勇于依法反对和反抗专制。所谓政改或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简单说，就是反对派政治文化和制度的产生，及其法律制度规范和保障体系的确立。它是中国实行制度变革、走出治乱相间的历史循环、超越一党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不二途径。
另一方面是专制暴政的色厉内荏。由于50年集权专制的惨烈危害和累累的历史罪恶给中共统治者所造成的政治心理恐惧，中共极度害怕一旦丧失政权后遭受算，现行不法犯罪行径将彻底暴露等。苏东的前车之鉴、历代专制统治者共同的政治心态，是中共拒绝政治变革、疯狂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并残酷镇压异议人士与反对派力量的根本原因。如何消解中国政治历史的“政治仇结”和统治者的心理变态？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宽容妥协精神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制度精
神，既是中国反对派运动开拓前行、终结专制、建构新制度的使命，同时也是专制统治者“忏悔”罪孽、面向未来、更加开放改革的重大课题。
专制的改变
──关键在制度和政治文化观念上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中共若真有诚意改革政治，可作与必作的事很多。首先，它起码要有整体构想、具体规划与实施步骤，即宪政民主共和化的时间表。例如在大陆当局高度关注的两岸关系与未来中国统一的大议题上，中共至今仍秉持人治的专制传统与手法：一方面，仍以最高当权者个人的意志与设想为准绳，从个人权力意志（或假以一党的名义）的急功近利出发；另一方面，则从不求制度上解决和作制度上的安排筹划，如以宪法建立和赋予一个专门最高机构“国家统一委员会”等，由各界、各方专家与民意代表组成的、享有权威的、独立的、依照制度程序化运作的权力机构，进行综合研议，寻求政治共存共容的解决方案与各方妥协的现代宪政国家制度体系的创构，以为未来国家统一提供可行的、多方案的选择，必要时公布方案并交由全体国民讨论和公决等等。反之，倘若中共当局继续秉持专制集权的政治思维和逻辑，行一党或个人权力意志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视民众为阿斗的现代皇权意识，视对立政治实体为可猎取的尤物等，而不是以平等协商的心态来处理两岸关系，继续拙劣的表演和行霸权主义之实，或继续集权专制的思维，以分化和寄希望于内部冲突的传统政治斗争方式，如所谓寄望台湾人民云云，到头来只会适得其反，并极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
若从批判中国政治专制的传统出发，首先，中共必须放弃马列毛主义的专制政治理论──反现代宪政议会民主法治，即人治专制的意识形态──，并对以此建立的专制权力体系与政治制度加以根本的改造。
其次，就是要在中国确立宪政法治的绝对至上的权威，将党的权力与政治运作放置其下，从而在中国长期政治专制主义统治历史，造成缺乏人权观念与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缺乏现代制度化规范与保障的制度文化传统中，真正建立起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惩恣意践踏人权行为的制度保障体系。而不是秉承“儒表法里”，或假帝王之仁、却行严刑酷律：对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份子进行无情打击的现代专制集权者的“恩”威并重的两手伎俩。
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现在是中国人思考与追求制度变革、强化现代宪政民主共和法治理念与制度精神的时候了。倘若大陆中共
当局继续秉持政治专制和强权主义的文化传统与政治逻辑，它将导中华民族至万劫不复的险境。由此，揭示和批判中国政治专制传统的毒根、及其现实的危险势向，终结一党专制，是迈向现代中国宪政国家制度、复归与创构、实现未来国家整合的必要准备。
一个理念思维范式
──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区隔和关联
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到现实专制政治文化的批判，与会学者深一层次地对政治文化历史形成过程及规律性，加以认知和探索。李先生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的区别，来褒扬文化精神、针砭专制传统的糟糠，虽然在理论上还不够精确，但实际上可以接受。
当我们对文化传统中的现代专制政治文化的历史形成加以剖析，可以发现一些根本性问题思索的线索，以及需要有理论突破与新的建树的客观要求。有学者提出，现实的社会文化（或文化社会）是一个“理念与制度实践”长期历史综合形成与演变的结果。这一命题将文化范畴作为一个由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分层组合而成的文化系来区隔与认知，为剖析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及其如何历史地形塑了现实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和文化社会情态，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思维
的范式。
所谓观念文化，系指学术、理论、观念、意识及思维方式等等，主要以文字、著述等所反映出的文化观念。所谓制度文化，则主要指人们历史地依据观念文化的思想理论，经过长期反复的建制与制度实践，所形成与确立的、表现为一定的实践结构与体系规范、并转化成为一种人们的意识与观念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依凭。如西方“法”的理念及其长期的历史实践，所建构的法制体系与法的意识观念等。又如中国历史上的政、教、礼制度文化等。所谓社会文化，
是一个民族、国家、社会、人群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形与无形文化形态、文化的体系结构状态等实在的统称。它是一个关联人的存在（心智习性）、社会存在（风尚习性）与制度观念存在的、整体系统的文化情态，反映着社会人文文化性格、心理行为秉性、观念意识与思维倾向的存在等。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解析传统文化体系，并历史地消除现实专制政治统治及其体系形成的广泛深刻的影响（毒化），无疑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这是中国政治专
制主义批判的又一项重要任务。（2000年10月10日于比利时）
原载《民主论坛》（200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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