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书记”与王莽崇儒的启示
——兼致当代的国学家们

 李舸

    时下，国学热正方兴未艾，上有智囊们策划其中，中有名牌大学建立国学院、开办国学讲座相唱和，下有各地部门、首脑们的积极响应与屈尊研习，更有各类出版社国学书籍包括什么《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百家姓》或者什么新编《三字经》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版、各种媒体新闻报道的连篇累牍、讲坛作秀的面谱翻新等等的推波助澜，其蔚为壮观、其声势浩大、其色彩斑斓，即使是“独尊儒术”的汉武时代，也望尘莫及。

    应该说，当下国学热的泛起，自有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诱因。

    一是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以来，风云多变，历经灾难，以往的信仰图腾已经失去了它的威慑力和光辉。信仰的缺失、有如信徒的迷茫于金身，惶惶不可终日。二是国门的开放、改革大潮的汹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评判思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易，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而西方各种时髦的思想和模式也如浪潮一般浸入我们这块浸透过诗书礼仪的国土。现实和历史、礼仪和金钱、固守与鼎革、民主和法制、人本与教义……一切都在变动不居之中。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虽然是经济改革的巨人，却又是世风日下，形成了所谓“集体无意识”的群氓状态。于是“有识之士”出于可钦可敬的爱国热情，起而号召并领袖其间，意欲在传统的土壤上重振中华的辉煌，再造一个精神图腾，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并树立永不倒伏的膜拜大纛——其用意不可谓不“良善”，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但是，神坛真能再造么？

    时下叫得最响亮的是“国学”，而在某些国学家和握铨者心中，儒学就是国学的代名词——他们要振兴的，不是国学，而是儒学。

    报载某地一“国学书记”实施“儒家治镇”的情况时说：“‘儒家治镇’总构想是，通过镇小学开展儒学教育，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父母家人。实现‘父慈子孝、领导仁德、下属忠诚、夫妇恩爱、兄弟和睦、朋友有信’的和谐乡镇。”——毫无疑问，书记的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善”的，是符合“主旋律”的。

    又据《新京报》2005年11月29日报道，人大国学院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对专访的记者称：“国家必须得有一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实干的也要有，要培养他们的实际能力。有了这些实际能力，你将来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免夸大其词！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通才。专家学者，也只能在某一乃至邻近的领域有所专长，有所贡献，决不可能有什么“全能”冠军。什么叫“国学”？工具书说是“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发展的、累积的、代谢的范畴，时代变了，文化也在变化。过去的文化，必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施之于古，可能是有效的，但若搬来施之于今，恐怕就很不相宜。因循守旧，抱着僵尸招魂，你即使有孙大圣的“实际”本领，也都会无济于事，最后，只能留下一个“刻舟求剑”的新版笑话。现在，要振兴国学，要人们返回中华的母腹时代和梦寐时代。虽然，国学的内涵包罗万象，古代的自然科学和早期朴素的哲学就很有价值。但支撑它的，是历来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儒家伦理部分。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华的国学或者称之为“国粹”的东西，其实质或者说最被人们看好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君臣父子”的纲常和缰绳。其“仁义忠孝”都以“礼”为归趋，最终的归宿点，还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如，孔子说“孝”字，常与“忠”字联系在一起：“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慈，则忠”等（《论语》）。我们当然不是要全盘否定古代的文化遗产，但我们对于那种借尸还魂，欲假死鬼阴魂以构建当代宫阙辉煌的意图是嗤之以鼻的。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拿他来干什么？我们还要高擎“君臣父子”宫殿上美丽而眩目的口号和宣言的大纛来干什么？还要回到孔子或者朱熹时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图腾？

    国学，或曰儒学，真的有如国学家们所说的有无所不能的威力和魔力么？

    儒学已经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传承了两千余年，自秦以下，除汉初一段时期之外，无代不讲儒学，无朝不礼拜孔子。就连被列入“乱臣贼子”的王莽，也是研学《礼经》“被服如儒生”，执政期间，行井田、念稽古、“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并宣称要“与百姓同忧喜”，还在诏书中宣扬“孝弟忠恕，敬上爱下”（《汉书》），封号孔后，加谥孔子（《后汉书》）于是博得“忠直”之名——好一个儒学的传人！《汉书》本传说，“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要求“加赏”“安汉公”王莽，多高的“加赞率”呀！然而结局如何？从“假皇帝”到“即真”，历来“犯上”者莫此为大。

    如果说王莽的崇儒，是“诵六经以文姦言”（《汉书》），那么历代的帝王后嗣自幼有太傅傅之、太保保之，朝诵经史 ，夕习雅言，应该都是有仁有德的好皇帝了？然而，好皇帝有几个！六经儒学也掩盖不了辉煌口号下的血腥！

    历史上的不说了，还说我们现在的思想教育吧。现在还在岗的教授们，包括年长的国学家们，大多数都接受过三十至四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教育，朝读夕诵，耳濡目染，时间不可谓不长，用功不可谓不勤，但是，现在怎么样？国学家们自心知肚明。

    可见，所谓的思想教育，甚至想以虚词饰说来拯救于既倒，无异于捞稻草救命，其功用是多么微茫，而其想望又是何等荒诞。重构中华精神殿堂，不依赖社会衍进的自然形成而但靠面具的修饰、靠书面的脂粉能济事么？此其一。

    孔老夫子的东西，不是乱世的偏方，而是治世的药方，或者再说实在一点，是治民的良方。所以，在其所生活游走的时代，他只不过终身“栖栖”者，而只是到了天下弥定之后的汉代，才被从坟墓里和墙壁中发掘了出来，统治者才真正发现了他的理论对于一统天下、巩固皇权、牢笼人心、钳制人口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这，也就是孔子历两千年政治风雨而永远不败永远耸立于精神和道德高峰的真正缘由所在、真正秘密所在。说白了，统治者以及统治者的依附阶层历来供奉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栖栖惶惶、到处碰壁、高声叫卖的孔子，也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大圣人，而是整个封建帝王大厦的图腾和象征，是被神话和神化了的精神支柱，是被美丽的语言和神秘的光环包装过后的精神桎梏。再进一步说，被供奉的，不复是春秋时代的孔子，而实际上是历代统治者自己的化身！

    他的“仁者爱人”，他的“中庸”，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的“足食，足兵，民信”等等感人的辞藻，都是其政治理想的耀眼旗帜。一句高论“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就完全戳穿了那美丽的外衣；一句感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就无情揭开了“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说教；一次宣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就清楚地撩开了儒家“仁爱”迷人的面纱——这在当时，虽然是他保守的或者甚至具有平民性政治理念的体现，但现在我们看来，必须揭示出其中的内核，展示出光辉旗帜下的腥秽。不如此，就是对学者的犯罪，就是欺世盗名，就是贼害人之子。何况，儒家的理论，重形式而少实用，这在古代已经有不少人指出。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说“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即是其父在《论六经之要旨》中所说“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的解说。又云“以词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缪焉”，是其父“博而寡要”的脚注（苏轼说“儒者之病，多空言而少实用”；韩非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意类此）。

    袭其口号，假名遗实，当非学人所为，亦于实用无补。此其二。

    国学，并非不能讲，但要看怎么讲。像现在这样，尊崇儒家，而且众口一词，上下一调，从学术上来讲，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实际上，相当于集体失语！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推出他的一本新著中称孔子为“丧家狗”，立即遭到了“众人围攻”，而某儒学专家则称李零为“一个愤青”——我看，这是一个好的预兆，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色彩，才不是病态的社会。此其三。

    以上三点，应该是“国学书记”和王莽崇儒引出的不无裨益的启示。

    学人应该有学人的脊梁，文章乃天下公器，既不应悉听于商人，更不应听命于仕宦，须“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能如此，学人之大幸！学界之大幸！国人之大幸！

    （ 注：此文为近期自费出版的拙作《反弹论语》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