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缺乏理性而拜圣

关敏

一，国人的思维只有感性缺乏理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就是残暴。譬如：“为富不仁”、“为官不仁”的“不仁”都是心狠手毒的意思。可是溪谷先生偏偏把不仁解释为没有核心，并且引申为没有中心就是平等的意思；所以，“天地不仁”，就是不要核心，没有了核心或者中心，天地之间以及万物就平等了！其实，在大自然中，谈论太阳、地球、月亮的平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况且，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平等！

《道德经》事实上是一种前逻辑的巫术思维，以自相矛盾为荣。前面说“天地不仁（即天地残暴），以万物为刍狗”；后面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鼓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是“被褐怀玉”的圣人之言；同时又吹“知者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否定了老子是“知者”，否定了其“可道”之言是圣人之言。这样自相矛盾的老子，反被黎鸣之流捧为全球最伟大的思想家。

之所以出现这种崇拜古代圣人的乱象，是因为国人的思维一直停留在原始初民的巫术思维阶段。国人的思维就像一个母亲的母爱思维：“我的孩子是最好的”。对他人的孩子百般挑剔甚至拐卖；对自己的孩子百般护短，宠爱有加。所谓的母爱，其实跟母鸡爱小鸡没什么区别，是一种条件反射，根本不值得称道。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孩子很难成熟为人。余世存说，以色列30岁的小伙子就出版了世界级的名著，可中国30多岁的壮年人蒋介石却在玩女人，曾国藩左宗棠40多岁还整天沉醉在色情里。华人的思维就是武志红所说的巨婴思维，即不会理性思维，只会感情用事。感性根本不是思维，充其量是动物的应急反射。

感性思维是最原始最落后的巫术思维方式，只会使人愚蠢。国人的一切都被感情绑架了，中国成语“合情合理”，情先于理，情高于理。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人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人情”高于“法律”，当然就出现了“人治”高于“法制”的现象。很多情况下法官的枉法是出于人情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接受了贿赂。《水浒传》里有一个典型“人情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宋江的人情义气，就把唐牛儿当替罪羊。可见，仁义道德，没有公理、没有正义。这样，华人就意淫出一个大侠客来除暴安良、主持正义，于是人们爱看武打戏，三国、水浒以及金庸的武打小说都很畅销，连重庆的女乘客都要与司机暴打，不会说理，结果同归于滚滚长江中。

二，华人理性发育的停滞而拜圣

所谓理性，就是超越具体的事物，以普遍性、抽象性、平等性的原理来观察分析世界万象。中国一直没有逻辑学，连语法学都没有，还是19世纪引进的。没有逻辑理性，就是非理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断言：“所有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

诸子百家都是一帮没有理性的蠢物！老子“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何来理性。孔子鼓吹“上智下愚不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没有理性的“野人”，这就否定了人们拥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人们长期在非理性的帝王统治下，理性不可能发育成熟。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礼”非奠基于人的天赋，而是对天赋人权的压抑。儒家将人看作“群”的存在，每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根本无个人的概念和人权的萌芽。人权最基本的涵义就是人人平等地享有的权利，中国诸子百家恰恰是以人人不平等为天经地义，庄子说君先臣后（从）的不平等是天理，孟子说与父亲（君主）平起平坐就是无君无父的禽兽。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彻底泯灭了天赋人权的概念。当然，儒家承认人的天赋还有另一半，感官之欲也属于本性，食色，性也。孟子把人的本性说成了两个，满足于群需要的仁义，满足自我需要的食色。孟子把满足自我的本性说成是“小性”、“小体”，把仁义说成是“大性”、“大体”，小服从于大。然而现实往往相反，感官欲望常常破坏仁义。怎么办？孟子又提出通过寡欲以存仁义之性。孟子还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顺灵魂之“大体”是大人，顺耳目感官之“小体”是小人。大、小人之间截然对立，断无统一之理。

古希腊思想家将人的自然性纳入社会性的构成环节。亚里士多德谈到儿童教育时说：“人们都区分有灵魂和躯体两者，都有两种境界（状态）——情欲境界和玄想境界。就创生的程序而言，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例如忿怒、爱恶和欲望，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便显见于孩提；而辩解和思想的机能则要按照常例，须等待其长成，岁月既增，然后日渐发展：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于是，我们的结论就应该是：首先要注意儿童的身体，其次留心他的情欲境界，然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可是，恰如对于身体的维护，必须以有造于灵魂为目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以有益于思想为目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以灵魂培养为目的，但并不是排斥感性欲望，而是将感性欲望列为灵魂培养的先前步骤，没有这个步骤就谈不上灵魂培养。

在儒家那里感性情欲和灵魂不能相容，以至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论调。《礼记.乐记》篇认为：仁义道德是“天理”，七情六欲是“人欲”，天理与人欲虽有交叉点，但主流是相互排斥对立的。人欲发展会导致“灭天理”，所以儒家提出了节人欲以存天理。这样，我们就无权尊重自己的感受，只有义务尊重帝王的感受（圣旨）。因此我们就没有“真信仰”。

就拿“孝道”来说吧。孝道的根本意思，并非供养父母，别让他们饿死，而是说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感觉，都要按照父母和祖先定好的模式来运作。于是孔融那么小的孩子要“让梨”，其实，以心理学的观点看，“自私自利”是孩子发育正常的表现；而中国的“文化”却以道德的名义“规范”着孩子，其实质就是让孩子不尊重自己的感觉，而是跟父母和社会的感觉认同。千万不要尊重自己的感觉，那是万恶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本质。一位网友说：“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儿在一岁半左右就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他的生命本能非常渴望自由探索，一旦监护人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玩，他就会发脾气，闹得无法无天。但是中国父母的做法却是：用人力将他看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有眼睛盯着；或者把所有有趣的东西束之高阁，叫他够不着。假如他无意中够着了破坏了，家长就狠狠地训他、惩罚他。到他上学时，想像力和好奇心大约还有一半吧，可是老师们用意识形态那一套来束缚他，用标准答案来限制他。久而久之，他便从骨子里认为：这个社会是铁板一块，每个人都是砖头或螺丝钉……”于是，中国人都成了“无我”之人。他们在人前冠冕堂皇，但在人后往往为非作歹。儒家则完全排除人性的自然性，使人性的社会性变得片面、单调、压抑。这样形成的仁义道德如何能让人自觉维护。以这种方法养育、教育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真信仰”呢？正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汉族的理性发育停滞了，因为童年正常需要未获满足的孩子，是很难发育出正常理性的。

无正常的理性，个体就无独立思维之能力，就会盲从家长、老师等权威而形成拜圣思维习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成与父母对孩子的尊重分不开。尊重、允许孩子自己的选择，即使是错误的，也需要自己去体验总结，自己纠正，父母可以提供意见而非对孩子的掌控。中国文化父母太过强势，喜欢走捷径，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孩子的同时，孩子丧失了行事的选择权也丧失了尊重。孩子自我独立意识丧失必然走向拜圣思维。

古希腊的原子论强调了个体的多元性（许多独立的原子是万物的本源）和自由性。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有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倾向。儒家道德恰恰在于压抑“自我”——“克己复礼为仁”。儒家文化确切说是“礼”文化。《礼记.乐记》说：“礼自外作”。“礼”是外部灌输的尺度，只许接受，不许有异议。子路问卫君若重用老师，老师先做什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的“自我”判断是老师太“迂”，孔子却斥责他“野”。孔子在落魄时尚压制学生的“自我”，儒家成官方思想之后就更是如此了。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排斥一切不同意见。儒学遂成为不容商量的“礼教”、第一真理，不容“我思”。儒家道德始终没有给每个人的“自我”留下位置；不是出自“自我”，只由外力强压的道德不易被自觉遵守。

中国文化缺乏理性的抽象能力，只有形象思维的“本”的范畴，没有逻辑思维的“本质”概念。“本”是巫术的万物有灵论的“根”，“根”有神奇的“生”之魔力。白居易唱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烧后又复生？因为有“根”，根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中国人做事喜欢“铲草除根”。中国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生命之流，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个生命之流溅起的一朵浪花。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西方思想着眼于“自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性”(nature)，“本性”是属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质”、“本性”，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这是理性的内在性原则，即从个体的自身中寻求其内在根据。

三，每个民族要学会反省

中国一直没有逻辑，也就是没有理性思维而处在巫术思维阶段。中医就是巫术思维的典型！巫术思维典型特征就是偶像崇拜，一个事情一旦被说成是祖宗定的，就神圣不可更改了，祖宗崇拜视创新为离经叛道，阻碍了社会进步！我们因为崇拜祖宗而不断地掩盖祖宗的错误中而衰败下去。孔丘为了维护“亲、尊、长”的权威，提倡“说谎”，即“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兵家鼓吹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被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源于兵家。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看看普世文明的圣经。圣经反对拜祖先，批评祖宗的罪恶，诚实。请看：旧约《尼希米记》9.2：“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耶利米书》14:20“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以色列人承认祖先有罪，不断地悔改，以色列人成了最爱读书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2%，犹太人占诺贝尔奖的35%。西方国家因为圣经的影响在不断揭开历史真相，在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中进步！

每个民族都有荒唐的时候，关键不在于你这个民族会不会犯错，而在于你懂不懂反省。你能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声地对人类（或上帝）说对不起。一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注定将被历史淘汰，注定将成为世界的笑话……所以，今天中国人应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而不是像孔子包庇父亲的过错并把祖先美化成神，大搞避讳（说谎），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